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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先生和周汝昌先生，都是红学考证派的大家，他们之间围绕红学话题的互动，也一直为后辈学人所津津乐道。苗怀明先生、刘广定先生、宋广波先生、杨启樵先生等，先后有过精彩的论述，近见梅节先生《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长文，则是又一高峰，雄文读来酣畅淋漓，信息量之大、剖析力之深，令人击节。 记得于大成先生曾经把考证学人分为四类（大致）：有材料有功力的，如王念孙；有材料无功力的，如刘文典；无材料有功力的，如杨树达；无材料无功力的，如刘家立（见氏著《淮南子校订》）。我且借用这样的分类法，来评判新红学考证派领域的重要人物：胡适之大概最有资格被划入有材料有功力的一类；周汝昌可算是有材料无功力的代表。Ronald Gray （葛锐）和Mark Ferrar（马克）在《曹雪芹传》英译本《译者前言》里说：“周（汝昌）对红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及其家族的大量历史性资料”（周月苓译，载《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周月苓是周汝昌之女，几乎可以认为这段2009年周汝昌获得的评价，多多少少也得到了周氏本人的首肯。 但是正如王利器先生曾经批评周汝昌先生的那样，周氏对于“历史性资料”的引述，有时候会显得很粗疏或随意。比如周汝昌先生最著名的红学作品《红楼梦新证》中有一篇《刘铨福考》，其中“罗列载记诗文”第一条是孙橒的《餘墨偶谈》，称“此条是关于刘铨福最重要的一段正面纪载，并且保存了一首难得见的诗”，附注里介绍孙橒“有《蜨花吟馆诗钞》，单行四卷，亦见收于李长荣《柳堂师友诗录》”。庖红碎梦楼藏《蜨花吟馆诗钞》为六卷本（查国家图书馆藏《蜨花吟館詩鈔》为四卷本和二卷本两种），内有《念刘铨福秋曹》诗一首，想来周先生并未见过此书实物，否则这样“重要的”“难得见的诗”，不会不“罗列”于己著中。周氏所录《餘墨偶谈》涉刘铨福史料，录文“予”，原书作“余”；录文“何如”，原书作“如何”；录文“和云”，原书作“相云”；录文“未解”，原书作“未断”（原书“卷四叶十二”）再如杨启樵指出的周氏所引《指严说萃》，杨先生说“恕我浅学，竟不知有此一书，但想起近人许指严，其代表作《十叶野闻》……”（见氏著《周汝昌红楼梦考证失误》，杨先生用所谓“曹雪芹墓碑”来作为反对周癸未说的证据，颇煞风景），实则周氏所谓《指严说萃》当系《许指严说集》之误。 不但对史料的引述常出问题，就是周本人的回忆性文字，也时常会给人前言不搭后语和假假真真的印象。例如向胡适先生求借甲戌原本的经过，周先生一直说是胡适托孙楷第转交的，直到《胡适秘藏书信》问世，才改口说是直接从胡先生手里借到的，可见周氏记忆力之差。梅节先生雄文考索，容有小商，如谓“燕大购藏庚辰本是1949年5月”，系据魏广洲文，然据郑振铎致陆志韦信，此事实在1950年初；又如梅先生说“周氏同班沒有周培章，此人41年與周汝昌一同考入燕大，49年聽說已去了美國。筆者查過三次修訂的2008年校友通訊錄，包括近年過世的校友名錄，均無其人”与下文“周後來找到41年入讀燕大西語系時同窗周培章（如45年復學，時已畢業）”似有抵牾，查《清华大学人物志》，“1940－1941男生 本专科231人 研究生21人 共252人”条下，确有“周培章”此人，且就在周汝昌之后列名（同姓关系），此人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出现过，则49年之后可能不是去了美国而是去了台湾，估计是在蒋政权外交部或者教育部供职。 梅先生此文，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就是认为周汝昌借给陶心如的并非周氏兄弟的甲戌本录副本，而是从胡适那里借来的甲戌原本，导致“陶洙在原甲戌本上留下‘雪鴻之跡’”。兹引梅先生原文如下： 周氏開始想拿錄副本搪塞，但他的過錄本是一個大帳本，每半頁17行，每行字數20至24字不等，錯、別字返正，已全失原甲戌本版式。陶洙不要，周氏只好拿出原本，而且讓陶洙帶回城內家中。……現在有的研究者指幾個脂本為陶洙所造，這是高估了他；但是己卯、庚辰、甲戌三本都受到他的塗毒，卻完全被低估。庚辰、己卯本他接觸很早，可推至抗戰前。……使人懷疑現存己、庚本脂批,是否有陶某借汁下麵的私貨。周汝昌在圍城期間與陶共筆硯同校書，後來在一篇小文曾談到陶洙治學“態度不夠謹嚴”，在周氏錄副的甲戌本上“加字，甚至描改”：“凡書一經了他的手的，要加一份小心，看看是否有他的‘雪鴻’之跡。他在己卯和別的抄本上作了何等的‘加工’（！），成為一個極需弄清的問題。周先生提出這個問題很重要，可惜他沒觸及甲戌本所受到的糟蹋。讀者試看第一回十五頁十七行“留下”下“話”的補字；第二回三頁十七、八行“生情狡滑擅纂禮儀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纂”點改“改”，“且”點改“外”，“屬”點改“勢”；第十六回十二頁十八行：“你父親”點改“珍大哥”。只要對對己卯本陶氏的藍筆校補，就可知道是誰的筆跡。第二回十頁三行“人仁”二字細筆勾改“仁人”，亦是陶某標準倒勾法。近年有人提出，甲戌本三個“玄”字，末筆是後加的。是不是陶洙所為？關係重大。 于此，我倒是有些不同意见。周汝昌几次谈到借书给陶心如的问题，个别细节确有抵牾，但是出借的是甲戌本的过录本而非原本，确实始终如一的。周汝昌关于陶心如“雪鸿”说，见《<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序》（载王毓林《論石頭記己卯本和庚辰本》），王毓林先生书中有一节专谈“关于周汝昌先生抄藏的甲戌本和陶洙对该本的涂改情况”，王氏曾借阅周的录副本（梅先生所说的“大账本”），发现“陶洙对周抄本的涂改，大约有十余处。周汝昌先生在每处陶校字书页的眉端皆作有注语，以明其出处。”有书为证，可见陶洙借阅并“涂改”过的，确系周氏录副本，周氏自谓“我在自己的《甲戌》过录本上发现了陶先生借用时留下的笔迹－加字，甚至描改”应当可信。梅先生说此本“陶洙不要”恐非实情。梅先生说“只要對對己卯本陶氏的藍筆校補，就可知道是誰的筆跡”，然则陶洙自己也曾“夫子自道”“甲戌残本（此据梅先生引文，王毓林录作：甲戌本残）祗十六回，……胡适之君藏，周汝昌君抄有副本，曾假互校，所有异同处及眉评旁批夹注皆用蓝笔校录”。以当时周汝昌对胡适之的恭敬和对甲戌原本的珍重，我觉得他应当不会作出未经原物主同意就出借原书的举止，我觉得事件的经过是：周汝昌就像他写给胡适的信里说的那样，带了甲戌原本和自家录副本上门去，但是胡适没有接见他，周留下原本而带着录副本回了，陶心如经张伯驹介绍和周结识，周一度把甲戌本录副本借给陶，陶投桃报李把庚辰本照相本借给周，同时再次向周借用甲戌本录副本（陶氏便笺，梅先生认为便笺所示是陶再次向周借录副本以补原本匆忙校录之不足）。陶洙在己卯本和北师大本上据甲戌本抄录的部分，有个别字句和甲戌本不相符，原因可能出在周汝昌的录副本上，所以我很同意梅先生呼吁的“周先生……公開所藏甲戌本的錄副本”。 顺便要提一下的是，近几年网上有妄人某某宣称众脂钞本皆出自陶洙伪造，甚至程乙本等印本也是伪造的，此类言论骇人听闻，其实任何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各钞本笔迹不一，甚至一书中也会出现多种抄手笔迹，岂是一人能够伪造的出来的？陶洙可以说是继程伟元和高鹗之后较早的从事红楼梦小说版本校勘汇编的学者，不能因为有过所谓“附逆”的“历史问题”，就抹杀他在红学史上的必要意义。 原载：中国古代小说网 原载：中国古代小说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