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步行来错，回头已百年。古今风月鉴，多少泣黄泉！ 一、“布衣太史”万斯同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清初著名学者、史学家。其先祖万斌从朱元璋起兵，大明建国时因功授武略将军，赐封世袭将军。自万斌始，万氏家族凡九代男儿皆有一人为世袭武官，其中前四代祖先为国捐躯，称“四忠”；凡九代妇女皆有一人敕封为“夫人”或“恭人”。因从万斌之子万钟开始，“赐第于鄞”，万氏便世代居住在宁波城内，成为宁波显赫的望族，一直延续到明末。万氏家族是大明王朝享祚最长和最为标准的“世家”之一，经历了明朝从洪武建国到崇祯登基的全部历史，且世袭封爵，代有功勋，是明朝历史大事的当事人或见证人。正如黄宗羲所说：“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逊国，如征交趾，如东南倭乱，如救朝鲜，皆牵连万氏。后之君子而有考故实者，万氏其不为杞、宋乎？” 顺治二年（1645），清军铁蹄南下，破扬州，陷南京。顺治三年（1646），清军占领宁波。康熙元年（1662），清军强行征用万氏故第，万家只能抱着祖先牌位移居城外。万斯同自幼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巨变、亲人死伤的悲怆、四处逃难的痛苦、庐墓尽墟的苍凉，目睹了征服者对故乡的践踏，经历了“异朝”和“异族”入主中原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苦难，从而奠定了他以明朝遗民自许和终身不仕清廷的思想基础。 万斯同师从黄宗羲，受其影响，决定放弃“古文词诗歌”之学，转向“经国有用之学”。 万斯同道：“吾窃怪今之学者，其下者既溺志于诗文，而不知经济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则以古文为极轨，而未尝以天下为念；其为圣贤之子者又往往疏于经世，意以为粗迹而不欲为。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夫吾之所为经世者，非因时补救，如今所谓经济云尔也。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愿辍古文之学而专意从事于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灿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始为儒者之实学，而吾亦俯仰于天地之间而无愧矣。”（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与从子贞一书》）后万斯同研读《明实录》，决心专攻有明一代历史。清初著名学者钱大昕评论万斯同道：“专意古学，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下令诏举博学鸿儒特科。万斯同和恩师黄宗羲一起谢绝了浙江巡道的推荐。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万斯同受《明史》监修官昆山徐元文之邀，抵京修《明史》。他向徐元文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不署衙”（不到清廷衙门上班），二是“不受俸”（不领清廷俸禄）。他私下表示：“吾此行无他志，显亲扬名非吾愿也，但愿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报先朝矣！”万斯同的主要工作是在其他史官草拟史稿的基础上，协助监修徐元文等对其进行审订、刊改、补充和通纂，充当实际上的“主编”。康熙廿九年（1690），主持修史的昆山“二徐”（徐乾学、徐元文）因党争离京回籍，万斯同应《明史》监修官张玉书和诸总裁之请继续留京修史。康熙三十三年（1694），史馆旧人王鸿绪奉诏回京，以原职重领史局之事。史馆还特地为万斯同配备了一个助手钱名世。 万斯同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虽然《明史》最终定稿于乾隆初年，但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 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月，时任《明史》监修官熊赐履径自向康熙帝进呈《明史》全稿416卷，共34函。不但无一字提到万斯同等朝野史家对《明史》修纂的贡献，甚至连当时《明史》修纂的其他总裁如王鸿绪等人的名字也未提及。 这年四月初八日，万斯同病逝在王鸿绪为他安排的宾馆中，享年65岁。丧事由王鸿绪经办，钱名世以“弟子”主丧，他取走了万斯同的藏书，论者薄之。王鸿绪未等万斯同的儿子等人来到北京，就派人把万斯同的灵柩运回了宁波故里，先暂时安放在白云庄万氏祖墓旁边。 从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抵京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客死京师，万斯同只短暂返乡三次，为修《明史》抛妻弃子，隐忍史局二十余载，耗尽心血。 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月，万斯同从故里返京，黄宗羲赋诗为弟子壮行曰：“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万斯同魂归故里后，名士裘琏题写墓联道：“班马（班固、司马迁）三椽笔，乾坤一布衣。”（朱端强《布衣史官—— 万斯同》） 二、万斯同撰写《石头记》端倪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命资深监修官徐元文回《明史》馆，专心负责修史之事。徐元文之兄徐乾学也新任《明史》总裁。这一时期，《明史》修纂实际上主要由昆山“二徐”主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昆山“二徐”的主持下，终于形成了一个指导修史的重要文献《修史条议》。万斯同参与制定的《修史条议》《条议》共61条，其中有如下几条： 1、强调明太祖曾为（韩）宋臣子，曾奉“龙凤”正朔，而《明实录》讳之，主张据实改正。建议其《本纪》纪年干支之后当大书“龙凤”年号。由于《元史》没为元末韩林儿、徐寿辉等群雄立《传》，建议《明史》仿《后汉书》、《三国志》之例，将元末群雄《传》“置于亲王之后，开国将相之前”，显然大书之。 2、明太祖兴“胡蓝之狱”，杀戮公侯大臣甚众。对此，《明实录》则隐讳过多，而野史又往往诬谤失真。建议详加考核，据实直书。 3、关于建文皇帝逊国出亡，“野史有之，恐未足信”。主张辨证史实，以存其说。同时指出，明成祖也曾残酷迫害建文忠臣及其亲属。意有谴责朱棣之“篡”。 4、建议仿《宋史》例，将南明福、唐、鲁、桂四王附入崇祯《本纪》之后，“以不泯一时事迹，且见本朝创业之隆”。 《修史条议》公布后，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争议的焦点又主要集中在几个历史与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上。 其一，关于明太祖曾奉（韩）宋正朔问题。这个问题表面看来只是涉及新修《明史》中《太祖本纪》的纪年是否应当使用“龙凤”年号，但深层的问题就不免涉及当年建州三卫和明朝政权的历史关系、涉及后来清政府以“小藩入主大统”等封建君臣伦理问题。对于清政府说来，当然不愿意重提明太祖这段“不光荣”的历史，甚至有的史家也从“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立场反对这种写法。例如当时参修《明史》的王源就曾致书指责万斯同说：“奉一未成事之贼子牧竖为正统，与太祖正君臣之分……收取莫须有之说，显然大书，比太祖于刘裕、肖道成，而自以为《实录》所不载者吾能知之而直书之，是无论非天下后世人心之公……即足下异日见先人于地下，孝廉公（按：指万斯同之父万泰）以足下此举为安乎？” 其二，关于明太祖杀戮功臣问题。明太祖朱元璋因猜忌和专权而惨杀功臣本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诚如《修史条议》所称，《明实录》对此多有隐讳。如果完全按照《明实录》修史，则无疑不能反映这段真实的历史。尽管《条议》的作者们提出，在必须如实表暴明太祖杀戮功臣的前提下，适当注意排除野史对此的过度夸张。但是，清政府仍然对此心存“忌讳”，因为类似杀戮功臣的事不唯出现在明初，也同样出现在清初。 其三，关于建文逊国和明成祖残害建文忠臣问题。这个问题自修史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确实出于对史实本身的辨析，由于资料缺乏，关于建文皇帝的下落究竟如何的确难于断定。但另一方面则明显出于“书法”问题，这就难免与明清易代的历史有着某些明显的类比关系。如果强调“建文逊国”，在清政府看来就含有咏叹明祚不绝、正统永在的味道，而谴责朱棣以“靖难”为名兴师篡夺大位，这和谴责明朝建州军卫之后公然篡夺主权，假“为明廷报君父之仇”而入主天下，自有同工异曲之妙。须知“篡国”二字正是当时清政权最害怕的字眼。 其四，关于南明历史地位和清初反清志士的评价问题。这也是自《明史》开修以来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按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明朝历史的句号就应当打在顺治元年，此后的南明诸君和抗清死节之士不过是“跳梁小丑”。他们当然不愿意将这段悲壮的历史书之汗青。这与其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敏感的现实问题。如果承认南明三王还再继续保持大明王朝的“正朔”，那么，清初顺治入关以来政权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如果大张旗鼓地表彰清初反清志士，那么那些投降和归顺清廷而在朝为官者的道德行为就值得批判。 康熙二十六年（1687），昆山“二徐”代表史馆第一次进呈《明史》稿《本纪》7卷，《列传》15卷。这也是《明史》自修纂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进稿。进呈史稿的同时，徐元文还向康熙帝提出了五点要求，其中后两条为： 1、请按《宋史》例，将晚明福、唐、桂三王附于《愍帝（崇祯）本纪》之后。 2、请按《宋史》、《元史》例，准将清初抗节人臣载入《明史》。强调了“各为其主，尽忠所事”的“忠义”原则。 这两条已经见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修史条议》，为何三年之后又重新提出？足证当时清政府并不同意这一原则。在昆山“二徐”进呈史稿后，康熙帝传谕大学士，强调纂修《明史》要以《明实录》为准，不可空言文饰，以防议论不公。康熙帝告诫说：“从来论人甚易，自处则难。若不审己之所行而徒轻议古人，虽文词可观，亦何足道？朕尝博览群书，于古之圣君哲后未敢漫加评骘也。”同时，还指斥当年《元史》修纂“议论偏，殊乖公正”。同年五月，康熙帝在召见《明史》监修、总裁陈廷敬、汤斌、徐乾学等大臣后，又再次提到修史问题说：“朕从来不轻评论古人，即如《明史》一书，朕亦不遽加论断。然评论古人犹易，若评论时人更难……总之，人之学问原有一定分量，真伪易明。若徒肆议论，则不自量矣！” 康熙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昆山“二徐”所进《明史》稿究竟如何，也没有对徐元文疏请有关南明和清初抗节人臣书法的话题表态。但是，只要熟悉康熙帝对《明史》修纂的话语，就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他对这时进呈的《明史》稿，对昆山“二徐”等关于清初抗节人臣和南明历史的建议，是非常不满的！康熙帝所谓不敢对“圣君哲后”“漫加评骘”，显然有指责《明史•太祖本纪》稿关于朱元璋诛杀功臣之意；康熙帝反复强调《明史》修纂要以《明实录》为准，“不可空言文饰”，显然与南明历史的书写有关。众所周知，南明诸朝本无《实录》可据，尔等又如何道来？康熙帝所谓“论人甚易，自处则难”说的不是别人，正是指当时主持修史的昆山“二徐”兄弟，特别是锋芒毕露的徐乾学。 《修史条议》公布后引起的争议，康熙帝对昆山“二徐”的批评，万斯同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深知当时清朝政府对于明朝历史的断限原则意在崇祯一朝，而南明福王、唐王、鲁王和桂王的历史，最多不过会如史馆之请勉强附在崇祯《本纪》之后。这样一来，不但整个明朝历史有失完整，而且南明时期无数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也将付诸东流。对于以世代忠节著称的万氏家族的子孙，对于亲身经历过南明历史的明史专家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但以他编外“史官”的身份，或即便他就是监修、总裁，也不可能“成一代之史以报先朝”。万斯同逐渐明白，要靠官修《明史》来全面、公正地记载大明王朝的历史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想让温睿临来完成记述南明历史的任务，以补正官修《明史》的不足。温睿临虽然接受了万斯同的建议，但直到万斯同去世后，他才发凡起例，将这部著作完成，题为《南疆逸史》。 据温睿临后来回忆，当时万斯同和他有如下一段关于编写南明历史的对话： 昔吾友四明万子季野方辑《明史》，语余曰：“鼎革之际，事变繁多，金陵、闽、粤，播迁三所，历年二十，遗事零落，子盍辑而志之，成一书乎？”余曰：“是《明史》之所赅也，予何事焉？”万子曰：“不然。《明史》以福、唐、桂、鲁附入怀宗，记载寥寥，遗缺者多。倘专取三朝，成一外史，及今时故老犹存，遗文尚在，可网罗也。逡巡数十年，遗老尽矣，野史无刊本，日就零落，后之人有举隆（隆武）、永（永历）之号而茫然者矣。我侪可听之乎？”余曰：“是则然矣，其间固有抗颜逆行，伏尸都市，非令甲之罪人乎？取之似涉忌讳也，删之则曷以成是书？”万子曰：“不然。国家兴废，何代无之，人各为其主，凡在兴朝，必不怒也。不得已而遂其志尔，褒与诛可并行也。且方开史局时，已奉有各种野史悉行送部，不必以忌讳为嫌之令矣。采而辑之，何伤？”余因曰：“诺。”（温睿临《南疆逸史•凡例》） 从温睿临以上记载，我们不难看出万斯同当时的思想变化和矛盾的心情。时间是医治心灵创痛极好的良药。随着岁月的推移，无情的事实告诉万斯同，哪怕是长达20多年的南明历史也已经逝去，再也不可挽回了。三藩之乱平定之后，清政权进一步巩固，百业正兴，社会安定。历史分明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与此同时，清政府的立国思想其实也并没有大异于往代，而是日益回到千年不变的儒家正统原则上来了。从顺治到康熙朝的所谓“褒忠表节”就是一个良好的信号和导向。作为一个聪明的读书人，他不难理解，如果这时还继续抱定“反清复明”的观念，非但是不可能，而且多少有些不识时务了。但是，作为一个深爱自己民族的史学家，作为一个洞悉官修《明史》内幕的参与者，他又不能不对所谓新朝保持高度的警惕。他深知，历史不可以挽回，但史学却可以留住历史！历史必须由后人来书写，但绝不可全由胜利者来任意书写！ 万斯同私撰《明史》的念头可能最早萌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前后。这段时期，万斯同周围有几位身世和思想大体相同的朋友，如刘献廷、杨宾、王源、刘坊、戴名世等。他们眼看《明史》，特别是南明历史不可能按他们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修纂成书，于是便有了私修《明史》的计划。据刘坊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昆山“二徐”被劾归里，刘献廷通过万斯同从史馆中抄出不少史料，准备带回太湖东山，邀约王源、戴名世等友人，“为一代不朽之业”。可惜刘献廷南归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万斯同和刘坊不禁扼腕叹息！据杨宾记载，昆山“二徐”走后，“（万斯同）卒留三年。启、祯两朝《列传》竟。又私撰宏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未成而病作，遂殁。”杨无咎后来根据万斯同之子提供的材料为他作《墓志铭》，也明确肯定这一事实说：“惟国史《列传》有以直笔，恐触时讳，乃别构一书，凡崇祯后监国功臣咸削而不书。”万斯同之所以在晚年才开始私撰《明史》，首先缘于他日益对官修《明史》稿的不满。尽管他一直参与了这些史稿的修订，但是全书的体例、内容并不能完全按他的思想裁决。特别是王鸿绪等人接管修史工作以来，官方对《明史》修纂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所谓“一代信史”只能按最高统治者的意思成书，这使斯同倍感压抑和郁闷！但他越是看出官修《明史》可能出现的弊端，他就越是不能轻易离开史馆。因为当时再也没有谁比他更深入具体地掌握《明史》修纂的资讯。充分利用史馆资料和旧稿“别构一书”，全面公正地书写有明一代历史，既是他自从研治明史以来的心愿，也是他离乡背井、隐忍史局的最大和最后一个愿望。（朱端强《布衣史官—— 万斯同》） 万斯同曾“别构一书”，私撰《明史》。本人则据此推断万斯同在修纂《明史》的同时，还将清廷所忌讳之“明史”改写成了《石头记》，以作为官修《明史》之补正。有两处可以略窥端倪： 1、“未了之事” 康熙三十七年（1698）春，万斯同南还故里。本想说服黄百家（黄宗羲之子）北上修史，但黄百家以整理父亲遗著为由婉拒。非但如此，黄百家还反劝万斯同留下和他共同私修一部《明史》。临行，万斯同在黄百家那里看到黄宗羲晚年所著《明三史钞》，大喜过望。他对黄百家说：“这是关系到一代是非的书啊！等我此番回去‘了事归来’，再与你一起依照老师的史书，另外修一部《明朝大事记》吧！”（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我们注意到，万斯同这里所说的“了事”，也许指的是官修《明史》；但更有可能指的是他晚年开始私撰的另一部《明史》之事。因为仅就资料而言，即便是私修《明史》，在北京史馆也无疑比故乡要丰富得多。（朱端强《布衣史官—— 万斯同》） 2、“未白之衷” 康熙三十七年（1698），万斯同再次向好友刘坊倾诉了自己心中的秘密。他首先详细向刘坊谈起了万氏家族与明朝相终始的光荣历史，谈到了万氏先人忠孝传家的故事。既而谈到了他自己读书和治学宗旨的三次变化。最后，他毅然向刘坊表示，万氏祖先先后四代人为国捐躯，他身为明朝忠烈世家的子孙，既然以研究明史为己任，就应当“以文史代驱驰”，尽心网罗史事，备残辑略，修好《明史》。否则，死后无颜见先人之面！他希望刘坊今后能把他的这一愿望写进自己的碑状：“昔吾先世四代死王事，今此非王事乎？祖不难以身殉，为其曾玄乃不能尽心网罗以备残略，死尚可以见吾先人地下乎？故自己未（康熙十八年1679）以来，迄今二十年间，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诚欲有所冀也。凡此皆仆未白之衷。君深知我，故为君详之。他日身后之《状》，君岂得委哉？”（刘坊《天潮阁集》卷一《万季野先生行状》）不难看出，万斯同的“希冀”和“未白之衷”，多半指的就是他私撰《明史》之事。（朱端强《布衣史官—— 万斯同》） 尽管《明史》修纂是政府行为，但是自顺、康以来，其修史制度其实非常松散。清廷只严禁《明史》内容犯忌，并未禁止私撰《明史》。不管是官修《明史》还是私撰《明史》，在朋友之间尽可直言，也可以记载其事。例如，顺治朝史官傅维麟曾即馆私撰《明书》。康熙朝不少史官也都纷纷将自己所拟史稿刻入私人文集。后来的王鸿绪将《明史》全稿刻为《横云山人明史稿》等等。又如，万斯同曾建议温睿临私撰《南疆逸史》。黄百家在《万季野斯同墓志铭》中记载其劝万斯同一起私修《明史》，万斯同也答应“了事归来”后另修《明朝大事记》。杨宾记载万斯同“又私撰宏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未成而病作，遂殁”。杨无咎在《墓志铭》中也道：“惟国史《列传》有以直笔，恐触时讳，乃别构一书，凡崇祯后监国功臣咸削而不书。”等等。那么黄百家和刘坊为什么要将万斯同所“所冀”之事记载为“未了之事”、“未白之衷”呢？再根据《石头记》内容及脂批进行分析（详见《石头真言》），本人认为万斯同之所谓“未了之事”、“未白之衷”，实际上即指撰写《石头记》，《石头记》即万斯同所私撰之《明史》。 《中国通史》（白寿彝）：清初所修《明史》，隐没了不少历史事实，其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未建国前曾臣于明之事实，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之事实。除此之外谢国桢还列出了四大点：一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因清廷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又因史官为明末降清人士，对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略而不愿详记。二是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三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且极尽歪曲之能事。四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 关于谢国桢所列第四点，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方苞就曾当面提出过，万斯同解释道：“我岂敢如此！这是因为江浙人素有重视文辞和名声的习惯。士大夫死后，很少没有各种碑铭行状的。自《明史》开局以来，就不断有人把它们送进史馆，加上当朝不少要人也不断为他们说情。所以，江浙人立《传》的确太多。而他省远方却极少送来碑铭行状，他们先人的事迹只能见载于历朝《实录》。但《实录》中也是人不过一二事，事不过一二语。检索地方志，也都记载简括，有头无尾。我们虽然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对于他们的生平事迹却不可以凭空写出。所以，想为他们特立一《传》就实在难于成文！现在采取的方法是把他们的事迹附在与之相关的大《传》后边。实在无法附入的，只好据《实录》勾出，散记于诸《志》之中。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啊！” 而《中国通史》指出的《明史》所隐没的两大事实，即清未建国前曾臣于明和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之存在，以及谢国桢所列第一点、第二点，则正是《石头记》所记载的主要内容。（详见《石头真言》） 至于谢国桢所列第三点，《石头记》则与《明史》不同，《石头记》区别对待明末农民军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石头记》也极端蔑视推翻北京朱明的李自成农民军，并极力丑化贬低之。但对张献忠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等在南明抗清斗争中的表现，则给予充分肯定和颂扬。（详见《石头真言》相关章回） 所以《石头记》是对清初官修《明史》所讳言部分的修正、所隐没部分的补写，将《石头记》与《明史》合在一起，才是一部完整的“明史”，即《红楼梦》（“朱明之梦”）。 万斯同逝世后留在史馆的“原本”，凡“涉忌讳者”先后经钱名世、熊赐履、王鸿绪等人继续改削后，整合为官修《明史》稿系列。据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云：“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本大半出先生手也。”而《明史》中不能正确记载或没有记载的部分，万斯同则将其主要内容写入了《石头记》，作为对官修《明史》的补正。也就是说万斯同最后用《明史》和《石头记》这两部史书，全面、公正地记载了大明王朝的历史，实现了“藉手以报先朝”的夙愿。 三、《石头记》作者即万斯同 第五十回李纨三姐妹之“春灯谜”。 原文 李纨因笑向众人道：“让他自己想去，咱们且说话儿。昨儿老太太只叫作灯谜，回家和绮儿纹儿睡不着，我就编了两个‘四书’的。他两个每人也编了两个。”众人听了，都笑道：“这倒该作的。先说了，我们猜猜。”李纨笑道：“‘观音未有世家传’，打《四书》一句。”湘云接着就说：“在止于至善。”宝钗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李纨笑道：“再想。”黛玉笑道：“哦，是了。是‘虽善无征’。”众人都笑道：“这句是了。”李纨又道：“一池青草草何名。”湘云忙道：“这一定是‘蒲芦也’。再不是不成？”李纨笑道：“这难为你猜。纹儿的是‘水向石边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问道：“可是山涛？”李纹笑道：“是。”李纨又道：“绮儿的是个‘萤’字，打一个字。”众人猜了半日，宝琴笑道：“这个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绮笑道：“恰是了。”众人道：“萤与花何干？”黛玉笑道：“妙得很！萤可不是草化的？”众人会意，都笑了，说：“好！” 这段原文中共有四个谜语，这四个谜语单独各自成谜，串起来后又构成另外一个谜语。就是这个连环谜语，道出了有关《石头记》作者的莫大秘密。 1、谜面：观音未有世家传，打《四书》一句 谜底：虽善无征 原文先指出谜底不是“在止于至善”，宝钗又提醒“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于是黛玉猜出谜底为“虽善无征”。谜底出自《礼记•中庸》：“上焉者虽善无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上焉者，谓时王以前，如夏、商之礼虽善，而皆不可考。”此谜则意为：观音虽然至善，但没有“世家”、“传”，无从征考。“世家”，《史记》中用以记载侯王家世的一种传记。“世家”之体古已有之，司马迁撰《史记》时以之记王侯诸国之事，著《世家》三十篇；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亦著《列国世家》十篇。因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故称世家。“传（zhuàn）”，传记，这里指史书“纪传表志”之“传”。“征”，证明，验证。 2、谜面：一池青草草何名？ 谜底：蒲芦 “蒲芦”出自《四书》《礼记•中庸》：“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 东汉郑玄注曰：“蒲芦，蜾蠃（guǒ luǒ），谓土蜂也，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桑虫也。蒲芦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政之于百姓若蒲芦之于桑虫也”。蜾蠃（蒲芦、土蜂）常捕捉螟蛉存放在窝里，产卵在它们身体里，卵孵化后就拿螟蛉作食物。古人误以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因此用“螟蛉”比喻义子。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蒲芦，说者以为蜾赢，疑不然。蒲芦，即蒲、苇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艺’。夫政犹蒲芦也，人之为政，犹地之艺蒲苇，遂之而已，亦行其所无事也。” 所以“蒲芦”既指蜂，又指蒲苇。 3、谜面：水向石边流出冷 打一古人名 谜底：山涛 谜面出自宋代苏洵“冷香联句”：“水向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 此谜隐着一个“涔（cén）”字。“涔”之“山”即“石”；“岑（cén）”亦指小而高的山。所谓“水向石边流出冷”，意指“涔”字之“水”从“石”（山）边流出一个“汵（gàn）”字，“涔”字则因此被分拆为“山”和“汵”两字。 而“汵”同“淦（gàn）”，是河工术语，指起伏很大的激浪，所以“山汵”即“山涛”；“涛”即大波浪。“向”，从；在。谜面之“冷”字则是因水之流动从“汵”字转化而来。 此谜所隐之“涔（cén）”字，点出此谜是个字谜，“冷”即“汵”。所以我们按照字谜再来解读此谜。 “山涛”即“山汵”，“山汵”亦“石汵”。谜面“水向石边流出冷”即“水向石边流出汵（淦）”，意思为：水向着“石”字之边从“汵”字流出；“向”，向着，朝着。“石”字之边即“石”字上面的一横一撇，可称之为“石”字之“头”，但“汵”字之“水”要从“石”字之“头”流出，只有将“石”字之“头”冲开才有可能。这样在“汵”字之“水”流出后，“石”字便被分拆为“石”之“头”和“石”之“口”。而“石汵”二字则变为三个部分，即“石”之“头”、“石”之“口”、“汵”之“今”。而“石”之“口”和“汵”之“今”又可以组成一个“吟”字（或“唫”，吟之本字）。所以在“汵”字之“水”流出后，“石汵”二字实际上变为了两个部分，即“石”之“头”和“吟”，即“石头吟”，亦即《石头记》，这就是此谜之谜底。“吟”，古典诗词的一种名称，如《秦妇吟》；“记”，记载事物的书册或文章。 4、谜面：萤 谜底：花 萤在夏季多就水草产卵，化蛹成长，古人误以为萤是由腐草本身变化而来。《礼记•月令•季夏》：“腐草为萤。”故黛玉道：“‘萤’可不是草化的？”“草化”为“花”字之分拆。 此谜中所谓“草化”之“草”，又指第2个谜语中的“蒲芦”；所谓“萤”，又指第3个谜语中的“吟”，即“石头吟”之“吟”。“蒲芦”既指蒲苇，又指蜂，而蜂即“万”。《说文》：“万，虫也。”《埤雅》：“蜂一名万。盖蜂类众多，动以万计。”《字汇》：“万，蜂也，今借作数。”《正字通》：“万，蜂王也。”“万”即指万斯同。所以黛玉之所谓“‘萤’可不是草化的”，既指“腐草为萤”，又指万斯同像蒲芦“化桑虫之子为己子”一样，将“明史”化为了“石头吟”，即《石头记》。所以《石头记》作者乃万斯同也。万斯同之“斯”，此也；“同”，一样，没有差异。 这个由四个谜语构成的连环谜语之谜底为：观音虽然至善，但没有“世家”、“传”可以征考；石头虽蠢，却有万斯同像蒲芦“化桑虫之子为己子”一样为其作《石头记》。“石头”即“青埂顽石”，茫茫大士屡称其“蠢”。而《石头记》即青埂顽石“坠落之乡，投胎之处，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