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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红学”的研究上，形成了很多“理论体系”。它能起到引导读者接受其见解和结论的作用。但我们却忽视了作者向我们阐明的真假辩证著书的理论体系。实际上，作者已给我们建立了破解书中之迷的理论体系。作者在开卷的自云中，就指明了这书采用的是以假隐真的艺术形式，更指明这书隐写的是自己的亲历亲闻。 作者有借石头之口，进一步说明他的亲历亲闻，是“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的。是“实录其事，又非假拟妄称”的。指明表面的假语村言，是“满纸荒唐言”，但却 “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另外，作者还用批语的形式，给我们提示很多他们采用的“以假隐真”的艺术手法。如：“分述单传”、“一击两鸣”、“金针偷渡”、“隐曲错综”、“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双岐岔路”、“双管齐下”、“指东击西”、“横云断岭”、“曲笔”等百种之多的艺术手法。 作者已将作品的体裁（自传体）和艺术形式（以假隐真）的创作原则，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还阐明了假故事是“满纸荒唐言”，并让我们用“取其事体情理”的方法去鉴赏这个“新奇别致”的书。加之脂批对作品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的点评，已经建立起一套非常完备、非常独特的理论体系。 我们根本用不着在作者著书的理论体系之外，再建什么理论体系了。我们要做的，是认识和进入作者著书的理论体系。并在理解中指导我们的解谜。 实际上，解谜过程，就是个破案过程。《红楼梦》的谜案太大、太多，案中有案，前后又是一个个的连环案，环环都有内在连系。而分析案情，是离不开“取其事体情理”的推理过程的。这个过程就是个“索隐”过程，没有根据种种迹象进行分析推理的过程，就不识掩盖真情的假象，就不会发现线索找准真相目标。 那些只知要直接“外证”的先生们，根本就不识作者著书的理论体系，更别说进入作者的理论体系之中去了。所以他们才只要直接的外证，他们决不肯费丝毫的力气，自己进入书中去找证据。“朝山不进山，拜佛不进庙”，这样搞学术，是永远不会正视书中有“隐”的。可以说，现今红学界的学术体系，根本就没与作者的著书体系接轨。 我们何不想想，当时的历史条件允许作者说实话、允许作者给世人留下直接史料证据的话、史料又能如实纪录作者亲历亲闻的话，他又何必隐写自己的亲历亲闻呢？他又何必藏而不露呢？批者又何以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呢？这个特殊现象本身，就说明作者和他圈内的人，是决不敢留下任何直接证据给世人的。所有证据都是由象征隐寓间接暗示出来的。 然而，那些要直接证据的人，决不正视这一切，你拿不出直接证据，你就是胡说！当年有人通过不懈探索，提出地球绕着太阳转，并且自转。可那些只凭直观感觉认识事物的人，因为自己没感觉到地球转，看到的只是太阳绕着地球转，所以就不相信地球绕着太阳转。岂不知我们直观看到的，恰恰是自然界的假象。 探索者是根据天空的星象位置，行星运行的规律，测定这些行星围着太阳转的，而地球也是这些行星中的一员。这是根据地球与这些天体的相互连系，“间接”地得出地球绕着太阳转并自转这一正确推论的。因此“间接证据”同样可以得出正确结论来的。探索者根据天体的位置关系，根据天体力学，测出地球与月亮的距离是三十八万四千公里。可那些要直接证据的人，就让你拿个尺子量出来给他看。你不量出来给我看，我就说你是胡说谬论。这就是他们的学术逻辑。 这样的“学术”，一概不承认间接证据的可靠性。贾雨村在第一回的咏月诗，与赵匡胤未当皇帝前的咏月诗有相同的性质。这就“间接”地证明咏月的雨村，代表着一个未来的皇帝。这种相同性质的对应性，就是“间接证据”，它决不比直接证据的分量轻。可只看直接证据的学术罗辑，则无视“间接证据”的可靠性。 书中所有的“象征”艺术，都是“间接证据”。那种不正视这个现实的“学术”体系，对作者著书的理论体系，连皮毛都没摸着呢，又怎么会承认和鉴赏这么美好的“间接证据”呢？这样的“学术”，只以他们的认知水准来确立真理标准。测距的方法有多种，可他们只认拿“尺”量，别的方法一概不顾，一概是胡说八道。我们对证据的概念和取向，有严重误区。证据不仅仅在作品之外，更在作品之中。 《红楼梦》本身就是一部艺术作品，弄清其“真假辩证”的象征性艺术手法，才是最重要的根本问题。对这样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至今连它的艺术性都不懂，难道不可悲吗？我们抛开了“艺术”去谈“学术”，是“红学”上最大的结症和误区。抛开了“内证”去谈“外证”，恰是反《红楼梦》的，也是根本不了解作品艺术形式的表现。 我们应当学术与艺术相结合，外证与内证相结合，考证与索隐相结合，专家与大众相结合，才能使“红学”得到健康发展。《红楼梦》是全中华民族的，不是少数专家学者的。只要是健康的探索，谁对它都有话语权。 时至今日，已出现几十种作者之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民间的“红学”，真正实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这种大好局面说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解决《红楼梦》作者是谁？才是红学研究的根本问题。虽然各自的“作者说”，其论证的方法各不相同，但都不是故意去歪曲事实、误导读者。其中都有一些可取之处，不可攻其一点，全盘否定。看到别人的长处，才能从中受益。 红学界给大家定了个“学术规范”，叫做“实事求是”。可他们一点点的“求”都没做，更不承认书中有“隐”。他们对作者开卷声明的真事隐，完全持否定态度，这就是反作品、反作者的霸道行径。 什么叫“实事求是”？怎么“求”？必须对复杂事物和重重迷团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深入分析，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并找出内在联系和规律性。这些过程他们丝毫没有做，他们“求”什么“是”了？这个“是”，可是指《红楼梦》本质性的“隐”说的。 对《红楼梦》而言，“实事”，就是作者隐于书中的“亲历亲闻”。红学会根本就没去“求”这个“实事”的“是”，这叫什么“实事求是”？这种丝毫没有“求”的“学术规范”，就是喊着学术反学术，喊着规范反规范。可人家地位在那呢，人家是“名正言顺”的权威。因此，这种“自欺欺人”的“学术规范”，还是有很强的影响力来误导世人的。 在索隐和考证上，如果不能对作品进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深入探索，就会走上一条“以假证假”之路。这种方法，只能发现点蛛丝马迹，并不能找准真正作者的目标。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以假证假”认知层面的理解想象下，牵强附会出各自不同的作者说。 有的只满足于自己的一孔之见，以点带面、以假当真，这里摘一句脂批，那里摘个情节，七拼八凑、断章取义地去附会其“一孔之见”，再披上“学术”外衣，就能“出师有名”了。从此“故步自封”，不再深入探索研究。整天忙于给“漏洞百出”的立说打补丁，可越补洞越大，最终还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有的是自我炒作的高手，弄出一大堆自己的理论体系去懵人。最具欺骗性的是，鼓吹自己的体系能“自圆其说”，并沾沾自喜地引以为荣。进而把“突破”、“里程碑”的光环，厚颜无耻地套在自己头上。可是他们连“突破口”都没找到，何谈“突破”？他们连红学的“出路”都没找到，没有路，在哪立“里程碑”？ 这种“自圆其说”的本质，说穿了，就是“自欺欺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圆的只是自己的“牵强附会”，并没有“圆”出作者的亲历亲闻，既：真事隐。他们没有“破假识真”的分析探索过程，也不识作者象征性的真假辩证艺术手法。这样的“自圆其说”，是考不准“本事”目标的。“自圆其说”的欺骗性，与“实事求是”的欺骗性，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个怪圈，不知套牢了多少才华横溢者，使其才华酿出一堆堆学术垃圾，实在可惜。 作者为了隐真，将真实变成了谎言，我们则要将谎言还回真实。作者（批者）说：“作人要老诚，作文要狡猾（第八回脂批）”。而我们的破解，则必须“老诚”，不应有丝毫“狡猾”的自圆其说。作者为了隐真，需要“游戏笔墨（第八回脂批）”，但我们的解迷，则不应有丝毫“游戏笔墨”的自欺欺人。不能从假故事上一一有序地、对应地、全程地、破假识真地还原“真事隐”，任何新旧作者说都毫无立足之地。我们只有认清和尊重作者的“理论体系”，认清和尊重作品的“艺术规范”，才能有效地破解《红楼梦》之迷，才能找到《红楼梦》的真正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