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以此文祭奠勇于认错并忏悔的红学战将之伟人：俞平伯老先生 -------题记 数月前，王莹老师就电话我说王人恩教授在《红楼梦学刊》发文批判“吴梅村说”，和广大红学爱好者一样，没有订阅也很少看这个刊物。近日偶尔在网友博客发现此文（《评台湾和大陆学人对“《红楼梦》作者是吴梅村”的论证》）并授辽宁红学家钟长山之委托，予以还礼。因属网络语言，满纸荒唐言，皆效庄子说红楼，闻者若嗔怒，则非庄子之徒，“以红楼之大观，不可与其语”，当然，硬伤软伤之处，还求不吝赐教。 上 我们可以大谈特谈吴敬梓与《儒林外史》的因缘，但不可以对所谓的红楼作者与《红楼梦》的关系细加描绘，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红楼梦作者，这样会越描越黑，例如周汝昌老先生写《曹雪芹传》，例如周岭在《百家讲坛》说曹雪芹手稿丢失，皆与90后火星文同类。 所以，把“曹寅家雪芹”、吴梅村、冒襄、洪昇等附会成宝玉，演绎自传说、家族盛衰说，都是瞎子摸象，因为大观园是空中花园。 窃以为，王人恩先生是家教类的资料性书籍编辑得太多了，动辄以“绝对不可能”来否定“吴梅村”说，这一用语就犯了学术大忌，因为在“红楼作者皆有可能为某某”的无结论情况下，自以为是假打虎将李忠、伪镇三山黄信，真理在手，“倜傥指挥”，满座皆惊，其实在大家看来，断言者不过井底之蛙，夜郎自大。 好在他只是红学会理事而已，如是会长，陈斯园当东施效颦章太炎先生北上抗袁，而代表千、万个在野派红学家，行吟请愿：“放下你的鞭子”！ 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用“绝对”回复：绝对质疑所有“红楼作者说”，因无铁证。 我以项上人头担保，您（包括世人及后代）若能找出一条“曹寅家雪芹”创作红楼的铁证的话，何必自寻烦恼呢？ 我为何如此有底气呢？因为以史为鉴，看惯了“曹寅家雪芹”的墓碑、遗诗、遗书、肖像、书箱等伪造丑闻，这类层出不穷的丑闻魔头是谁呢？始作俑者居然是一个三十而立的毛头小伙子。 毋庸置疑，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为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非凡的贡献，但是，作为学界领袖，他还没有资格，因为没有高质量的作品。 看看胡适的文史哲著作，《尝试集》有可读性吗？《中国古代哲学史》也是轻描淡写，蜻蜓点水，如今已成泥沙。胡适不懂“小学”，何以被冠“国学大师”？庄子所云舔痔者所作也！也许是西学东渐的心理作祟，被外国大学赠送的十几顶高帽子忽悠了！胡适也有自知之明，被学生问及经史疑点，则说您找钱穆先生去。 那么胡适自谦的“胡说”即新红学难道不是浅尝辄止吗？的确，这篇考证很少涉及文本考证与创作技法研究，只是缠绵于资料的堆砌（绝大多数为顾颉刚先生提供），仿佛庸俗词赋，排列组合辞藻而已，属于华而不实之文，谈何骨气？即是后半生，也不承认《红楼梦》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一个不懂《红楼梦》的人，能写出好的评论吗？我百思不解的是：曹学家依然对胡适曹学顶礼膜拜。 湖南红学家颜采翔在《新红学第一前提曹寅有孙雪芹论质疑》说忙于品尝第一次婚外恋（被胡适忽悠了一生的曹诚英，当时刚离婚）的胡适匆忙草就两万多字的《红楼梦考证》，无暇顾及，还得继续请顾颉刚帮忙找资料考证，三个月后，顾颉刚答俞平伯书云：“不到三个月，已觉得各项推断援据打得七穿八洞”。 然而，胡适为了实用主义的开花结果，居然把这个先天不足的小姑娘打扮出门了！ 后来怎么样呢？看中国现代红学，真可谓五岳门派（在野派）与嵩山派（曹学）之争，嵩山派掌门左冷禅以外刚功夫真的堪称武林盟主吗？但他居然盛行几十年到21世纪的今天才“露出下世的皮囊来”。 曹学后继无人，而在野派弟子却风起云涌，生龙活虎，“张岱说”、“李渔说”、“冒襄说”等人才辈出，层出不穷，其中“吴梅村说”源远流长，在中国现代红学史上比曹学还早三年，即是1919年老马识途的邓狂言先生出版的《红楼梦释真》，所以能一枝独秀，长盛不衰。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王人恩先生此文是曹学经典批判文章，可得到福建社科基金，但却是红学败笔大作，青史留名：“庸才”。 因为王人恩教授解剖台湾杜世杰之吴梅村说，好似“炮轰金门”，却不知道陈斯园实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吴梅村新说即新新红学。 曹学的日薄西山，源于胡适“三点论”的弱不禁风，例如“断部论”几十年前就被台湾的林语堂以《平心论高鹗》终结，2008年红学会领导在铁岭会议宣布：辽宁铁岭人高鹗只是编辑；例如“自传说”已经鲜有问津，而王人恩先生行文，还是胡适自传说老调，目的是：“把根留住”，让人感觉到似乎曹学只有“作者说”这一块遮羞布了！ 红学史家刘梦溪先生所叹息的“三大死结”，其实是曹学死结，并且仅仅限于红楼作者说。 然而，我们回溯红学史之初，大家对红楼作者并不感冒，只是品尝红楼蛋羹。 程伟元序言云：“《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作者相传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书内记雪芹曹先生删改数过。” 这句话明确交代，曹雪芹只是编辑，并非原创作者，“书内记”三字大有文章，一种意思是曹雪芹不敢居功，承认自己是编辑，另一种可能则是原创作者设下一个迷局，制造了一个笔名陷阱，嫁祸于人，让康乾文字狱的狗腿子去找“曹姓人”。 我们过去看曹雪芹是从曹家看，但从曹雪芹是笔名而言，文学属性是曹植，是演说荣国府的冷子兴即说书人柳敬亭（也姓曹），政治属性是曹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大明遗老自况，因为雪暗语东北，芹暗喻“江南采芹人”。 其实，曹操本不姓曹，因其父曹嵩本姓夏侯，因贪图富贵而认贼作父，入继为宦官曹腾养子而改姓。可见，“曹雪芹”是“二姓家奴”，好似明清之“贰臣”，暗含作者“违父母之恩”的忏悔，可不似吴梅村忏悔自己的变节，被迫违背了大明“君父”？ 这是从“红内学”的解读法，不是关于红楼作者家族考证的“红外学”解读法。 既然是笔名，从红外学也无法考证，因为金氏家族找不到金庸，周氏家族找不到鲁迅，洪氏家族找不到洪广思…..于是，我们在曹氏家族也找不到曹雪芹。 当然，“叫宝玉的粪挑子都有”，李逵也曾碰到冒其名的李鬼，那么是否北京有人见了《石头记》看里面有曹雪芹的名字，于是自己就称曹雪芹呢？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红学才女王梦蝶在《技术合成手段炮制出的“曹雪芹”和千疮百孔的“自传说”》中理性分析了“三个曹雪芹”的可能性，谢志坚先生也持此论：小说曹雪芹，诗人曹雪芹，曹寅家雪芹。 蝶子曰：如果不能证明敦诚敦敏结识的"曹雪芹"创作了《石头记》，那个曹雪芹的生平身世只能是与《红楼梦》作者同名但与《红楼梦》无关的诗人曹雪芹（芹圃）的身世生平，研究其身世生平学问的"曹学"也只能是诗人曹雪芹（芹圃）的"曹学"，根本就不属于红学范畴。 敦诚敦敏张宜泉的诗歌确实能说明清朝乾隆年间北京有一位很有才气的"曹雪芹"，可怎么证明（1）这个"曹学芹"写过《红楼梦》？（2）这个"曹雪芹"就是曹寅的孙子 ？ 曹寅确实有个叫曹天佑的孙子，可怎么证明：（1）曹天佑具备创作《红楼梦》的条件和确实写过《红楼梦》？（2）曹寅的孙子曹天佑就是敦诚敦敏张宜泉笔下的"曹雪芹"？ 这两位曹雪芹的老师是谁？无师自通？诗人曹雪芹只留下两句诗："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庸俗不堪，则是“红楼笔法”？；曹天佑庸才一个，居然能写出百科全书一样厚重的《红楼梦》，横空出世为畅销书作家，实在是“怪哉，怪哉”！ 疑问太多，且简单略述。“不如著书黄叶村”能证明什么？荒唐的曹雪芹故居且不论， "劝"和"不如"说明1757年前曹雪芹根本就没有著述《红楼梦》， "著书"一定就是"著述"《红楼梦》？ 卒于1791年的敦诚为何对友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只字不提？ 同时期，还有袁枚（1716-1791）在《随园诗话》中云："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 顾颉刚先生曾举出七条理由，认为"大观园非即随园"，可见，直至嘉庆年间，《红楼梦》作者依然是个难解之谜，根本没有定论。 有关《红楼梦》作者的传闻可谓五花八门，其中"曹雪芹"为江宁织造曹家后人的记载多见诸于文人骚客的诗词札记，但这些所谓的史料多是道听途说不足为信的传闻，根本不能作为考据学进行考证前提和基础的"可靠的材料"。 倒是裕瑞（1771-1838）在《枣窗闲笔》写得有点道理： "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藉以抒其寄托。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此书自抄本起至刻续成部，前后三十余年，恒纸贵京都，雅俗共赏，遂浸淫增为诸续部六种，及传奇、盲词等等杂作，莫不依傍此书创始之善也。" 最最荒诞不经的是敦诚《四松堂集》之《寄怀曹雪芹 霑》里小注"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未出娘胎的曹雪芹（1715？1724？-1763？1764？）怎能随其早已去世的先祖寅（1658-1712）织造之任"？ 客观公正的说，敦诚敦敏的诗歌和札记可以说明，敦诚结识的曹雪芹（芹圃）是个曾在江南定居过后来流落北京的相当有才气的穷困潦倒的文人。但没有任何可靠的史料可以证明：敦诚结识的"曹雪芹"写过《红楼梦》，这个"曹雪芹"是江南织造曹家之后乃至是曹寅之孙，"曹雪芹"（芹圃）就是"曹霑"。红学家所谓的定论纯属只有"大胆假设没有"小心考证"的臆测。 曹学家把曹雪芹（芹圃）与曹寅之孙曹天佑二合一，继而与小说中的曹雪芹三位一体，即成了红楼作者：“曹寅家雪芹”。（如此粗制滥造的周老虎技术粘贴，岂是在遵守开口闭口如岳不群所言的学术规范与有德？） 但是，为“曹寅家雪芹”寻父又碰到了障碍，是曹頫呢？还是曹颙呢？还是私生子呢？还是曹寅一族呢？ 即使这些问题解决了，又碰到了文本自相矛盾的问题，且看下篇： 下 王人恩教授看到“吴梅村说”与文本的相对冲突，却看不到“曹寅家雪芹说”绝对矛盾。单从避祖讳而言就可见《红楼梦》中的不避讳现象说明作者绝非曹寅后人。 曹寅的父亲叫做"曹玺"，宝玉却写“焚符破玺”，作者若是曹玺后人，完全可以引别的句子，而不必辱及自己的祖宗。 《红楼梦》多处用"寅"字，最典型的笑料是薛蟠笑道："谁知他‘糖银'‘果银'的。"没有人愿意拿自己祖宗的名字开玩笑，就是在当今社会，诸位会轻易拿先人的名字编"段子"埋汰列祖列宗么？何以《红楼梦》的作者另类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就凭红楼一书中出现的"寅"字及这个粗俗低下辱没先人的笑话，可以断定它绝不可能是曹寅的子孙写的。 这个还含蓄的话，那曹寅家雪芹居然和曹寅的名号雪樵重叠，这不是天大的笑话？曹学家如何才能解释？留洋美国多年的胡适也许有妙解：西方人从不在乎这个。当代曹学家也能举出案例，陈希同的儿子就叫陈小同啊，可惜，我们研究的是古典文学，她反映的古代诗礼之邦！ 开篇中作忏悔状"我之罪固不可免"的曹雪芹为何反而谩骂丑化列祖列宗？如果作者是曹寅的子孙，该忏悔的是"我之罪固不可免"的自己，怎么把帐算到列祖列宗头上，他为什么要诋毁列祖列宗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呢？乃至连“曾曰魏武之子孙”也出现了自相矛盾，例如脂砚斋批语贾雨村：“莽操遗容”，讽刺凤姐为：“曹操语”！ 红楼作者对于贾府（曹家）的恶意仇视，时时流霹于字里行间，焦大、柳湘莲的当面嘲骂，尤三姐托梦时的从旁控诉（庚辰、戚本第六十九回），每每都表现作者对贾府的痛恨。 且看焦大乱嚷乱叫说："每日价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 " 凤姐与贾琏“兰汤邀午战”，脂砚斋批曰“作者深谙金瓶梅壶奥”，意思是暗语二人如西门庆与潘金莲“白日宣淫”一节，试问，曹家可有此事，此人？ "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王八。"【庚辰双行夹批：奇极之文！趣极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王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至，此云"剩王八"，岂不更奇！】 因此，“曹寅家雪芹”的“自传说”可以休矣！作者只能是曹寅家族外的人！ 我们从康乾文字狱盛行，也能明白，曹雪芹有吞天之胆，也不会署真名，因为特定的创作背景决定了不具备署真名的文化氛围。 乾隆在上谕中称殷宝山案："至阅其《岫亭草》内记梦一篇有云："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色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显系指胜国之姓。......其心实属叛逆，罪不容诛。" 满洲玉研农（麟）尝与家大人曰：“《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往往向人夸耀，以为助我铺张。甚至串成戏出，演作弹词，观者为之感叹唏嘘，声泪俱下，谓此曾经我所在场目击者。其实毫无影响，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齿冷也。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若果如尤而效之，岂但书所云骄奢淫佚，将由恶终者哉？《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诐行之尤，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 乾隆皇帝的堂叔瑶华道人即爱新觉罗弘旿在其侄永忠的《题红诗》上写有批语："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 有何“碍语”呢？讽刺耶律匈奴为野驴子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婉约的例证则是贾政征求《姽婳词》前叙述背景：黄巾、赤眉之乱，为何不说红巾之乱呢，因为红巾军是大明的国民革命军啊！ 所以，红楼小说早在康熙朝诞生，直到乾隆朝还没有几个人敢推广，北京风行80回本后，程甲本才试水，一看风头不紧，红楼梦原本即是程乙本才敢诞生。 《红楼梦》经历百年的“难产”，第一声啼哭，其实是1792年。甲戌本的诞生，不过是“红楼小孩”的头先见了天而已。 王人恩教授不仅对胡适的“自传说”亦步亦趋，连脂批也跟着“胡说”： 杜（世杰）先生将吴玉峰、孔梅溪、贾雨村“按序各取一字”，就变成了“吴梅村”……胡适进而论证说: “据此，《风月宝鉴》乃是雪芹作《红楼梦》的初稿，有其弟棠村作序。此处不说曹棠村而用‘东鲁孔梅溪’之名，不过是故意作狡狯。梅溪似是棠村的别号，此有二层根据: 第一，雪芹号芹溪，脂本屡称芹溪，与梅溪正同行列。第二，第十三回‘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二句上，脂本有一条眉评云: ‘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梅溪。’顾颉刚先生疑此即是所谓‘东鲁孔梅溪’。我以为此即是雪芹之弟棠村。”“梅溪似是棠村的别号”，这就已经说明梅溪和棠村是同一个人，可谓有根有据。 好一个“有根有据”，还提醒别人不要被作者的“画家烟云模糊”手法误导，真真可笑之极也。 曹寅家雪芹都找不到，哪里还能找到其弟曹棠村，然而，历史上，号棠村的只有一人。 新红学解释《红楼梦》五个书名还能引经据典，但五个题名者则对不上号，因为这几个大佬都是明末清初人！ 例如梁清标（1620-1691）号苍岩，又号棠村，是序文作者。梁清标生于1620年，如何给生于1712或者1724年的曹家雪芹作序？司马迁能为司马光在其书中作序乎？ 例如吴乔（1611-1696），昆山人，号玉峰，著有《围炉诗话》，"题《红楼梦》"。 梁清标、吴乔都是可查的人；石头、空空道人、曹雪芹则是子虚乌有。 但是梁清标，吴乔，王士祯即王渔洋（东鲁孔梅溪）的时代，却有一文坛领袖吴梅村，并与此三人都是好友，吴梅村最长，固曰"其弟号棠村序"。曹寅家雪芹与洪昇（王渔洋门生），何来"其弟"之说？ 陈寅恪先生曾在《柳如是别传》一书里论及明清文人喜爱藏名号于作品，胡适也说《儒林外史》里的牛布衣即是影射朱草衣，这有何奇怪呢？ 从上可见，粉碎“千疮百孔”的“曹学作者说”是何等简单，王人恩教授却反说杜世杰先生、钟长山先生不看曹学的所谓文献，文献者，古之事体与言论记录，今之有历史价值的图文资料，但是纵观胡适提到的自相矛盾野史传闻以及后期曹雪芹遗稿等造假文献，曹学的所谓文献其历史价值又有几何，他们又何必在意呢？ 不才也一样，从不对这些所谓资料感兴趣，只是偶尔欣赏一下曹学家为“曹寅家雪芹”找父亲而内讧，感觉可口可乐而已。 王人恩教授对吴梅村说颇下了狠功夫，这是不才所赞赏的，但是其洋洋大观两万言，并没有对“吴梅村说”造成实质性的打击，想来他自己以为是毁灭性的打击呢！这就是读书多而不精、论断浅而不深的俗病。 且看其硬伤， 外人看王人恩教授旁征博引，对吴梅村说也是如数家珍，但是他却在吴梅村生卒年的历史文献上出问题：“清康熙十年(1671)”。 吴梅村卒于康熙十年十二月，已经是公元1672年1月，叶君远先生在其所有的吴梅村研究著述都是如此记录，绝非“子虚乌有”的“曹寅家雪芹”可以“生死两茫茫”于“1715？、1724？、1763？、1764？” 王人恩教授把农历与公历混为一谈，可见对文献的不严谨，但也非蜻蜓点水，还是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注曰：“( 按应为63岁 --引者)”，如果不注，不才还当作是笔误或者网路打字错误，但是郑重其事一注，却暴露了王人恩教授对吴梅村卒年的文献盲点，这也不能怪他，因为错在所引文献上：“胡文彬先生1986年在《一卷红楼千百解 --杜世杰与＜ 红楼梦考释＞ 》一文中指出:吴伟业生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 ，清康熙十年(1671) 卒，享年62岁。” 对于吴梅村享寿62年还是63年，王人恩教授显然知道是63年，但注解出现了数学与文献学模糊，误导不明就里的读者以为“吴梅村（1609-1671）”，应该标注“吴梅村（1609-1672）”. 顺便说一句，胡文彬先生是红学界活雷锋，无私相助霍国玲陈林等，出现一点文献错误很正常，王人恩教授模糊加注，好似技术合成“雪芹老虎”的习惯性动作又在重演。 然而，这并非致命之错，错在王人恩教授对“吴梅村说”前沿理论出现盲点，算是软伤吧。 新世纪，新曙光，新新红学第一人陈斯园不仅继承了“吴梅说”，而且把"文本说"提高到了红楼主题不仅是反清而且是明亡清兴批判乃至5000年文化批判的最高境界。 王人恩教授解剖台湾杜世杰之吴梅村说，好似“炮轰金门”，却不知道陈斯园实施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吴梅村新说即新新红学。 新新红学并不言打倒曹学，而是重建红学东方明珠灯塔，也有“三项基本原则”：悬疑红楼作者，曹雪芹是笔名；红楼乃写意小说，看似爱情小说，其实描述背景是明亡清兴；红楼主题不仅是反清，更是千年文化批判（非反意，是评点）。 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既然大家都无铁证，小子也“大胆假设”：吴梅村原创是“可能”（请注意：非说认定），冒襄、朱彝尊等“可能”增补，“三个曹雪芹”是编辑，程高也是编辑。 脂砚斋与曹雪芹一样，是笔名，非一代人一个人所为，而是三代传人“跟帖”而成（陶诛作伪有可能，但否定全部脂批则是妄谈，因为戚蓼生本就不标明脂砚斋等人批语纪年）：王渔洋、李渔、严绳孙、尤侗等是第一代，朱彝尊、曹寅、洪昇等是第二代，“三个曹雪芹”（特指北京两个）与程高（编辑和传播者）“算是”第三代吧。 索隐与考证，都是国学研究方法，无分优劣，但旧索隐搞“一一对映”就落入拘泥认定的病根，而曹学动辄拿曹家事与野史传闻中的曹家雪芹附会研究，不也是索隐一路？ 其实，小说塑造人物、故事，不过是采万相成一相而已，例如把红楼当爱情小说读，宝玉自然是你我等凡人，亦无不可，只是不能尽意。曹寅家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这个低三下四的酒囊饭袋是"茆椽蓬牖，瓦灶绳床"的生活写照吗？难道不知"蓬荜生辉"不过是谦辞，否则何来"与二三同志，酒足饭饱之余同消寂寞"，曹寅家雪芹饿得靠墙走，又哪里有资金买笔墨纸砚，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先解决温饱问题才能搞"上床建筑"的玩意。 从历史的角度看取材，“天上掉下个活龙来”一样的宝玉有八个小厮，八艳丫环，这显然酷似影射梁武帝、隋炀帝、明武宗、顺治。试问曹家有"几百女孩儿"吗？ 曹家有宝玉与秦可卿与贾珍三角恋偷情的"天香楼"吗？没有吧，秦淮八艳故事里却常见。 黛玉酷似柳如是、董小宛，也有谢道韫、冯小青的取材。 关于红楼技法，如鲁迅先生所言："所有的传统写法都打破了"，但更具备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荒诞派戏剧等西方现代派手法，譬如"一人两面法"，所以我个人认为是"写意小说"。 新新红学第一人陈斯园盖棺论定；《红楼梦》笔法最高妙的技巧就是"一人两面法"。 所以，论小说人物，不能认定原型，要说“取材”，这才是科学理解小说人物、故事与历史人物故事的相似与神似，拘泥认定，就是作茧自缚。 孟森先生的《董小宛考》也非定论，陈寅恪先生就存疑“董小宛为北人掠去”一说，并不下结论。 董小宛是否入宫都不能成为红楼作者是否用黛玉、妙玉影射董小宛的理由，因为红楼作者不是写历史，而是写小说，他偏写野史传闻的董小宛入宫，你又能怎么样！学者不懂小说创作艺术，横加指责，徒增笑耳！ 北大博士后白一瑾在《吴梅村叙事诗的虚构现象》一文中论说吴梅村有意修饰历史，增强艺术感染力，是画骨写神非实录其人事，例如他能不知吴三桂因生存而叛明并非因为爱情，却制造千古名句“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在对某一历史时段的全貌和个体心灵的阐释方面，纯属虚构的小说的表现能力往往还强过了刻板的历史记载。” 陈寅恪先生也曾谦虚地说："吾读《圆圆曲》六十年，莫敢说摸其宗旨，可见学术之难。” 白一瑾也曾言黛玉的《葬花吟》与宝玉的《姽婳词》是标准的梅村体，冯其庸与叶君远二先生想来也不会否认，至于如何评价我的“吴梅村新说”，叶老谦虚地说他只是做吴梅村研究的文献资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艺术品的技法可以超越时空，但创造者无疑都要在作品里留下时代的烙印，红楼作者制造的故事，又是怎样的背景呢？ 我们从黛玉葬花来看，黛玉葬花处点四月二十六日，让你不得不想起扬州屠城的第一天！ 多少人读红楼，为黛玉落泪，却只知道为爱而哭，却读不懂为忠臣孝子史可法等人而哭！ 且看第2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说的是黛玉出身扬州，是点扬州之破，而第一回写苏州大火，脂砚斋批语：是南京！显然暗示1645年，扬州屠城后，南京随着陷落。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说的可不是南明一年，内争外患！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忠贞而不变节也！ 红楼里的三首梅花咏，正是《葬花吟》诗歌版，大家都知道《红梅赞》是革命歌曲，读红楼却把红梅当作金瓶之梅，可不是枉费前人点点心血！ 脂砚斋：读《葬花吟》，再四而不能批！ 难道别人的爱情让他如此感知"字字看来皆是血"，我们读梅村体，也看到不是只有泪，更多的是血，《葬花吟》也是歌行体，从1644年到1754年，有谁能写出这样的歌行体？ 中国作家与中国学者，集体误读红楼，面对红楼梦的代表作《葬花吟》，且不可再当作爱情的呻吟，因为那是国破家亡。 宝玉写《姽婳词》，作者借贾政之口骂“黄巾、赤眉一干流寇”，难道骂的是李自成，非也，是暗喻满清入关！ 王人恩教授步孟心史后尘，却不知红楼作者在写一部明清鼎革的心灵史，武断否定吴梅村《通天台》、《临春阁》、《秣陵春》三剧与《红楼梦》的“巧合”是文化传承，退一万步来说，即是作者是曹寅家雪芹，他又何尝不读吴梅村，又何尝不能将吴梅村叙事诗与剧作化成小说？ 叶君远先生是吴梅村研究的集大成者，也说《袜陵春》传奇是“作者实际上要‘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通过历史故事来寄托、倾吐自己对于故国的思念和新朝的仇恨”。 叶老是严谨的学者，“知之为知之”，不会像王人恩教授武断地以曹学自传说自卫：《红楼梦》是写贾府由盛到衰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写一个豪门贵族的兴衰史，而且写出了贾府以及史、王、薛三府之所以衰败的历史必然性，这怎么能说是“哀悼明朝之亡”。 其实，《秣陵春》与《红楼梦》的主旨不是大相径庭，而是一脉相承。 红楼学术，主要论证的应该是主题与文本意象，通俗地说就是红楼作者到底写的是啥东东，是何意图。我们解读红楼，不是复述红楼故事，而要去听其弦外之音。 旅居海外的学术口红刘再复饱读诗书，如文化口红余秋雨大言炎炎：“《山海经传》里的英雄都是为人类造福的英雄，是救人的英雄；但后来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英雄都变成杀人的英雄，破坏性的英雄，个个有心机心计；《红楼梦》没有这个，里面的人物完全是本心，是真心。” 作为点评派看不懂明亡清兴之春秋大义，把红楼当单纯的爱情小说解读也就罢了，可谓打不通文史空谈哲学：“红楼梦不悟”（ 刘再复一书名），但把三国、水浒说成“伪型文化是原型文化的变质”则是不明就里：水浒作者存国士情结。 “双典批判”如此 “不堪”之论，看似标新立异，自由学术，其实是附庸风雅，俗不可耐，让人不得不怀疑所谓的“思想者”是否在哗众取宠，插标卖首！ 白头学者“竟不如彼裙钗”，且看第42回博学的宝钗“教育“精读的黛玉说何必读万卷书，要慎重地选择性阅读，而非爱屋及乌地由着自己的性子和癖好： "男人（红学家）读书（红楼）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见这样的人，读了书（红楼）倒更坏了。这是书（红楼）误了他，可惜他把书（红楼）糟蹋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害处。" 关于红楼背景与故事，我个人认为故事取材秦淮八艳与清宫秘史，时段主选1644年国变到1662年南明灭亡的南明痛史。教科书说红楼以四大家族为主线，是很表面的定论，其实甄贾两府才是红楼主线（贾府暗示满清从升到降，甄府暗示明朝从降到升），所以红楼也可以说是胜利剧，不是王国维先生说的彻底悲剧，那是从人生角度。当然，历史并非如此，可是小说不是记录真实的历史，作为小说作者他有大明遗民的蓝图，无关预言的对与错。 具体而言：前80回通过家庭生活影射的是1644-1662明亡清兴故事，后40回都是小说故事的本身发展需要，当然，后人也增补了一些1685年的康熙朝事情，但与1704年后没有内容关系了。如果说前80回是少女之恋，后40回则是少妇的婚姻困局，人生的苦乐与明亡清兴的批判乃至 5000文化感悟，超脱其间。 譬如那薛蟠的生日是初三，暗喻吴三桂"正式在北京穿旗袍"的日子！探春的生日是清明节也是影射清明之君主的艺术需要。一部红楼，哪里有真实的生日！不过是借生亡以影射历史日期而已！ 但看不懂小说创作艺术的自命为学术传教士王人恩教授赤胆忠心捍卫"贾四次接驾论"，拘泥早就被蔡元培批驳得一无是处的曹寅接驾康熙，其实，贾家一次与甄家四次接驾，实际是暗喻，接的是" 崇祯的驾"，大清迁都北京，南明却是福王接于江南，死后唐王接，死后绍武帝接，死后桂王接！ 曹学家被一句"太祖仿舜巡"的大谎所误导，就去曹家查“文献”，可就是和小说自相矛盾！ 再说那"太祖仿舜巡"可是好事？清太祖努尔哈赤南征大明被炮轰而亡，清世祖顺治迁都北京也算“早夭”，舜巡暗喻驾崩，君不见潇湘妃子黛玉之泪？和康熙帝八竿子都打不着啊！ 这些道家妙论对王人恩教授来说有点难以接受，那就商榷点那些所谓的定论吧： 一，庚辰本第七十五回有回前脂批曰: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缺中秋诗，俟雪芹。”“对清”说的编辑在审稿，“缺中秋诗”说明原来就有，“俟”即等待曹家雪芹来找回来。 二，《红楼梦》第六十二回写宝玉过生日，提到“时宪书”。顺治元年九月，“传钦天监进顺治二年时宪历，给赐百官，颁行天下”，而“时宪书”一名是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登基之后才有的名称。 吴梅村是顺康时期人，写《时宪历》可不是历史实录，影射宝玉即是顺治，不避国讳，那可不是要被杀头的？自然要改个字说是“时宪什么什么”，也不排除直接写成“时宪书”。 三，“怀表之流行，大概始于乾隆年间。”这也说的是“大概”，也不能肯定，即是肯定这时期流行，也证明流行之前，只有少数人例如宫廷人物才有，红楼作者恰是如此写，例如说宝玉有怀表，没有写其他男人有怀表啊，因为宝玉是顺治啊，例如说凤姐与其佣人有怀表，没有写尤氏等有怀表啊，因为凤姐是孝庄皇太后啊，怀表从何而来，德国传教士汤若望送的啊，汤若望是顺治的钦天监，也是时宪历的制造者。杜世杰先生早就看出这一点，说刘姥姥见凤姐房间有个挂钟，说“是什么爱物儿”，暗喻汤若望与孝庄皇太后密切关系，其实，顺治帝亲政后，授其“通玄教师”，尊他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因为孝庄皇太后认他为“义父”，这就有点像贾母拜见的张道士了，就连刘心武也从文本情感解读里“嗅出”贾母与张道士有可能是情人关系，而贾母也是孝庄皇太后的小说分身之一。吴梅村怎么知道这些历史呢，因为他做过顺治的起居注啊，可谓“亲历”！ 汤若望把不少西洋物品送给顺治母子，自然包括稀罕物怀表，几十年后，怀表流行天下，也是很正常的，但红楼若是乾隆时期作品，自然贾琏、尤二姐等时尚俊男靓女都要佩戴了，可是，您看见小说这样写了吗？所以，小说反映的是明末清初。 至于《红楼梦》中出现些许福建林云铭《庄子因》、杭州洪昇《长生殿》、苏州吕熊《女仙外史》……皆是后来“编辑”与传书人增补与“跟帖”，又何尝不可解释？《水浒传》中也出现万历前后的东东，谁敢说《水浒传》是明末的作品？ 况且，这三人都是江南人，和红楼作者的“北方属性”也毫无瓜葛，而他们与吴梅村的好友们（冒襄、尤侗、朱彝尊等“可能是”增补者）却有密切的关系，例如洪昇是王渔洋的“门生”，而王渔洋却是以师礼相待吴梅村，没齿难忘；例如朱彝尊(1629～1709)与曹寅是好友，所以增补这三人的作品是很正常的，这在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可以看到解读。 吴梅村原创《石头记》，是一种“可能”，但新新红学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包容所有“红楼作者说”，秉承“己之所欲，勿施于人”的自立理念，绝不武断打击其他流派。 王人恩教授批判吴梅村说，却是杀凤给凰看，意图让在野派红学家群龙无首，岂不知在野派红学家大多不讲“罢黜百家，独尊一术”，而是信仰“多岐为贵，不取苟同；解放思想，百家争鸣”。 王人恩教授批判的也只是几十年前杜世杰旧说，对新新红学根本就不构成任何打击，反而证明批判者自身对红楼的狭隘之见，所需要补课的地方实在是太多，太多。最方便的捷径就是翻阅一下拙作《重读红楼》，不知以为然否？ 冯其庸先生云：“大哉红楼梦，再论一千年”，他所言何止“作者说”，也希望文本研究与文化研究才是根本，不可拘泥认定，切忌舍本逐末。 王人恩教授开篇就说“我们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绝不是吴梅村。”何谈“我们”？只能是您个人意见吧，或者少数人意见，因为红学会不是曹学会，梅新林先生等常务理事并非同意您的拘泥认定。不才以为，红学会中，有很多人对文本、文化研究有很高的研究，而研究作者的人，向来不会有什么成就，吴恩裕等所谓考证派钻进“死胡同”找不到北而造假，就是前车之鉴。王人恩先生所引证曹雪芹资料，有哪个红学会会员不知道这是陈词滥调，不过用来打击吴梅村说，倒是有所另类。当一个人、一种学问拼命去维护自己的时候，他也到了“天命之年”，不过，离“四十九公岁之国学大师”，还算是前半生，一笑（并无恶意，只谈年龄）。 刘梦溪先生宣布的“红学三大死结”是曹学死结，而21世纪的红学春天，春蕾欲绽，新新红学将与曹学与其他流派各相争艳，至于谁能成为真红学主流，人民和历史说了算，不是曹学会“二三同志”可以盖棺定论的！ 这正是：无聊曹学萧萧下，不尽红学滚滚来。 要之：任何伟大的作品莫不是作者在对人生、社会乃至国家、民族的深刻体验和思索下，表现自己的认识和理想，从而进行艺术升华的结晶。正史、野史、传闻乃至神话、鬼怪甚至凭空想象的东西都可以作为创作的素材，我们关键是要领略“意”——作品的内涵和隐写的寓意，而非沉迷于“形”——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得意忘形”，恰到好处！ 从小说舞台到历史舞台到哲学（政治、美学……）舞台，《红楼梦》三个境界历历分明，只有透过作者提炼当时的“历史题材”而创作的小说背后要反映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倾向，从总体把握作者的政治寓意而非沉浸在任意曲解和附会的索隐，这才是对小说本身客观和科学的认识。 水浒作者取材历史人物，创造小说人物，历史人物去世了，小说人物得到永生，但已面目全非，只是还有历史空壳而已，此谓文学上的“蝉蜕法”。我们感应其中的蛛丝马迹，如顾炎武遍访碑林，发古之幽情，行传道之路。 设若仅仅从小说论小说，而不看历史取材，终究隔靴搔痒，离题万里，解释自相矛盾，糊里糊涂。 “切记”！“切记”：穿越文史哲，自由大观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