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柒爷王爷”四字秘藏蒙府本递藏源头
蒙府本，原为八十回，后人抄配成百二十回，十回一卷，共十二卷。分装四函。粉色连史纸钞写，目录页和版心题名《石头记》，卷首有程伟元序，由北京图书馆1961年购自清蒙古旗王府后人。因其第七十一回回末总评一页的背面有“柒爷王爷”四字，一栗《红楼梦书录》疑出清王府旧藏，故称“清某王府旧藏本”，简称蒙府本或王府本。但此本的确切来源，至今无人能说清楚。
那么“柒爷王爷”四字是否传递此本递藏源流的相关信息呢？笔者经过多年的考证研究，终于以拆字谐音读法破解这一悬疑，遂结合其它文字的解读，使其真相大白。
首先，笔者肯定此四字并非简单的随意涂鸦之笔，它出现在第七十一回回末总评一页的背面，证明系正文之外的提示性文字，且与某回总评密切相关，其体例与古人诗文题记有着类似之处，只能是原作者所为。设若为收藏者所留，他完全可以以印章或者更清晰的文字语言表达收藏此本的相关信息，没有必要故弄玄虚，作朦胧意象表达。故题字者只能是作者本人，或者作者圈子之内的抄录者。
确定属作者自题之后，再看他题写四字之目的。按常理推测，他要么提示读者，要么提示抄书人，而且被提示者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能看懂这四个字。显然，读者是不具备这一条件的，因而最终可以确定，“柒爷王爷”四字是作书人对抄书人的某种提示或敬告，暗示抄书人将此四字与同页或下页的某段文字对看，其中包含抄书人必须注意的事项。从典型案例分析，这类文字原为夹在书中的便签，以暗语写成，相当于一封密信，抄书人考虑读者难以看懂，于是放心大胆抄入书中，以志成书源流始末。
按拆字谐音读法，“柒爷王爷”四字有两解。一是【七三目父页，亡也】，意思说，第七十三回为父亲原著，但这一回的文字被我弄丢了。二是【七三目页，亡父也】。意思是：父亲写到七十三回，即已去世。笔者以为，题字人这两层意思都有。
结合一系列已知的考证结论，此四字为曹寅所留，儿子曹顒笔录。这是一条全新的证据。此前，笔者曾认为曹寅在死前的最后一年（1740），完成了《石头记》前八十回。现在这条题记彻底否定了这一论断。原来他只写了前七十三回，而且还被曹顒散失一回。如此看来，现存八十回本《石头记》，只有一至七十二回为曹寅独创原笔。因曹寅在1740年不仅耳聋，且由于长年伏案著书，手已不能握笔。这一年，后八回托付曹顒、曹頫兄弟俩，参照竺香玉遗留的改写本再创而成。而此四字连同七十二回回前批，系曹寅留给人世的最后文字。我们再看曹寅的绝笔想表达的真实意念。
第七十二回回前总批原文：此回似着意，似不着意，似接续，似不接续，在画师为浓淡相间，在墨客为骨肉停匀，在药工为笙歌间作，在文坛为养局，为别调：前后文气，至此一歇。为此一叹，向以此书柒拾而不富。
谐音倒读：【此父补，儿失七三目，书词意香谈，异词伟写。以此字起，后文嵌竺言，别伟句，佯为瘫文。再作日《梦》给圣，伟公抄，曰崽云，亭揉孤未刻，目载日《梦》。香段弄违时话，再叙节布撕，续姐私意作。布死，遗作撕毁。】
解文：这是父亲曹寅补记的一段话。儿子曹顒丢失了第七十三回，这回的文字参照竺香玉的改稿配齐，异文出自程伟元之手。从这段话开始，以后的各回皆掺杂竺香玉的话，偶尔夹杂程伟元的语句，均以曹霑的语气行文。第二次改作献给乾隆帝的本子，程伟元抄誊，曹顒作批，而父亲的本子，乾隆并没有刻印，只是使用了曹寅的回目诗。碍语多半夹在写竺香玉的段子里。曹顒续写的稿子早已被曹寅撕毁，现在这个本子底稿用的姐姐家的秘藏本。曹寅死后，所有遗留的书稿通通烧毁。
这段解文爆出两条至关重要的版本信息，一是乾隆刊行的宫廷本（程甲本）并非曹寅原著，但回目诗出自曹寅，这与此前笔者诸多考证结论是吻合的，此处姑且不论。二是解文最后一句清楚地载明，蒙府本系曹顒以姐姐家（纳尔苏王子）的秘藏本为底本改创而成，此本的源头便找到了。同时，“此父补，儿失七三目”一句，也佐证了“柒爷王爷”暗藏事体的准确判断。那么，现在的七十三回内容既然依据竺香玉的改写本抄配，是否留下与曹寅原笔耦合或抵牾的痕迹呢？不妨作一个简单的梳理。
首先，曹寅只写完《石头记》前七十三回的证据，在该回标题文字即已露端倪。第七十三回“痴丫头误拾绣春囊懦小姐不问累金凤”，它的解文是【词封禁，诔文补接晓，顒儿心狼，蠢修诗误言，涂鸦。】其中提到请弘晓补写曹寅未能完成的《芙蓉女儿诔》，这篇诔文在第七十八回，其定稿曹寅指定没有看到，但却在第七十三回作提示，证明他对第七十三回以后已预作安排，第七十三回已经不是曹寅的文字了。
又提到曹顒还在修订庚辰本，且因反诗导致庚辰本第二次遭禁。在曹寅生命的最后时光，是否知道这件事呢？当然是知道的，因为所有回目诗皆是他拟定的。然而蒙府本第六十四回总评：五首新诗何所居？颦儿应自日唏嘘，柔肠一段千般结，岂是寻常望雁鱼？【吾遇阎王，寻常事善记，姐版前段已藏懋目，须抠昔日字，寅儿评，据说祸诗新收。】他同样提到庚辰本中那首反诗。此类重大事件一贯是他记述的重点，但由于身体每况愈下，曹寅只能勉强作一些短小精炼的暗语，安插在回前或回后的评语中。
再谈第七十二回以后的文字技法与风格，笔者认为，无论弘晓补写的诔文，还是程伟元、竺香玉的改笔，在经过曹顒的审定或润色之后，后八回仍然合符曹寅的笔意和格调。以七十三回为例，宝玉装病也好，贾母审睹也好，均不是该回的重头戏。该回史笔的重点写曹天佑（迎春）在宫中受乾隆（探春）生母孝圣宪皇后（赵姨娘）保护的一段经历。作者以绣春囊【朽蠢郎】、迎春【寅蠢】、傻大姐来隐喻曹天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并与当时的弘历（探春）作比较，同时引出乾隆的卑微身世，以烘托曹家后代正直、善良与高贵的人品。
当然，曹寅身陷牢狱，对此回本事并未亲历所见，所以嘱曹顒依竺香玉改本去写。她当时作为雍正爱妃，可能在后宫目睹了曹天佑被软禁后部分时段的遭遇，况且曹天佑离家出走，本来就与她有关。这其间可能发生过许多连曹家人都一无所知的故事，由于竺香玉城府太深，又加上融入了纳尔苏等多人的隐笔，我们已很难还原曹家这段家史了。
所幸蒙府本流传的轨迹的“终端”，已被今天的学者刨出。最近， 沈治钧先生于《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2012年第2期发表《蒙古王府本〈石头记〉递藏史述闻》一文，称蒙府本1932年传与蒙古第九代阿拉善亲王达理扎雅（达王），由他的嫡福晋金允诚负责保管。至1960年达王夫妇俩才将这个本子捐献了出来。按沈先生考定的达王世系序列，笔者认为，蒙府本有两条渠道传入达王家族。
一是庄亲王允禄第八女于乾隆十五年嫁阿宝之子罗卜藏多尔济，可能将蒙府本带入蒙古。其时允禄55岁，他虽为曹寅仇家，但他的一个儿子弘普与弘晓、弘昌过从甚密，后者均参与过《红楼梦》的编修，其中弘晓还补创过《芙蓉诔》。允禄的这个县主格格从堂兄弘晓那里得到蒙府本，然后传给达王三世，是完全可能的。更重要的是：蒙府本的成书时间恰恰就在乾隆五年至十五年之间，正是县主格格下嫁蒙古之前不久，在时间上非常吻合。
另一条途径也是最可靠的渠道，是从“铁帽子王”府直接通过平敏郡王福彭的后人直接传给“塔王” 塔旺布鲁克札勒（1870—1931）。清初的八大“铁帽子王”，包括战功显赫的六家亲王和两家郡王，其中曹寅外孙福彭祖辈克勤郡王岳托就是一家。福彭为岳托五世孙，他乾隆十三年（1748）病逝后，蒙府本先传给次子多罗克勤良郡王庆恒，然后传给福彭孙辈，再传给和硕亲王第八代塔旺布鲁克札勒，次第传给第九代达理扎雅与他的嫡福晋金允诚。
这条递藏轨迹无疑是合符情理的，因为按照沈先生和终端藏书人达理扎雅夫妇的说法，八世塔王字云桥，一作云樵，初尚克勒郡王崧杰之女睿仙格格，后续弦两次。光绪十一年（1885）乙酉从政，赐顶戴花翎，二十年（1894）甲午正月加贝子衔。这就是说，福彭去世一百多年后，到了清代晚期，福彭家族有一位玄孙辈一个叫睿仙格格的女子，嫁给了塔王八世，她同时将祖上秘藏多年的《红楼梦》带往夫家。这就是后来发现的蒙府本。
至于福彭后人为何将私藏秘籍随嫁外人，缘由细节不得而知。但从一个现象我们不难作出解释。清末民初，平郡王府为熊希龄所有，证明当时福彭家族遭受某种变故，香火已经灭绝，败落之际，将书转藏外姓，是无可奈何之选择。据金允诚从她父母口中获得的信息，书是塔王八世从北京琉璃厂收购来的，并听书肆的人讲：此书是曹雪芹家族后人败落后无奈转手。显然，真实缘由与笔者的判断出奇吻合。由于时过境迁，到金允诚这一代，记忆的信息早已失真，她只能作出如此模糊的描述，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柒爷王爷”四字，沈先生联想到和硕醇贤亲王奕譞第七子爱新觉罗·载涛，误认为指题记“七爷”指“七爷”载涛，再结合“为此一叹，向以此事，柒拾而不富”附会成“穷七爷”之说，无疑是未能读懂曹寅暗语而生发的假想。蒙府本发现后，赵万里、张书才、杜春耕、李明新等红学家对此本来源曾作过多方调查与研究，终未能探明其递藏轨迹。沈文发布后，欧阳健也曾撰文发表高见，基本持怀疑态度，有些学者干脆断言蒙府本系后人伪造。可想而知，这四个字成了他们不可逾越的屏障。
笔者利用谐音读法，将一条中间“掐断”的线索首尾连接起来，还原了蒙府本二百年的递藏轨迹与藏主。当然，由于福彭家族晚晴史料的匮乏，其后人递藏的真相还有赖于发现更多翔实可靠的证据支撑，但不影响前述的总体证据链，笔者观点一旦得到公认，将蒙府本更名为“福彭藏本”便是无可争议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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