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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开头有句话说：“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引自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蔡义江先生认为，“假语村言”是讹传，曹雪芹的原意应是“假语存焉”。这一说法颇有影响，也涉及到《红楼梦》“性质何似”等问题。本文就此提些商榷意见，供参考指正。 蔡先生在《红楼梦是怎样写成的》一书中认为：在现存所有的抄本中，唯甲戌本的底本为唯一出于曹雪芹原笔的本子。“甲戌本是最早的本子，也是曹雪芹最后的改稿。”其它的抄本（底本）均经后人改动，许多地方也不合曹雪芹的原意。而甲戌本的“凡例”又也“绝不可能”“是雪芹自己所作”，而是脂砚斋所写。“为小说加评的脂砚斋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曹雪芹的合作者，雪芹自然会把一些倘不加阐明便难以被一般读者看出的隐义告诉他，……他说：‘我开卷特标出甄士隐、贾雨村二人来，就是告诉看官，此书真事隐去，假语存焉。’前面的话脂砚斋听清了，后面却错把‘假语存焉’听作了‘假语村言’。”“脂砚斋觉得这个开宗明义的回目既是统摄全书的。就把自己对它的阐解写人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最初草拟的《凡例》之中。后来大概有人(不是雪芹自己，他没有看过书中的批语也包括《凡例》)认为《凡例》过于强调‘此书不敢干涉朝廷’，有此地无银之嫌，或者还以为有其它没有必要、未尽妥当的说法，所以就取消了。但阐解首回回目的那条文字，却保留了下来；稍加修改后，被移作了首回回前总评。以后在传抄过程中，又被混淆成正文的开头。‘假语村言’一词，遂讹传至今。”（页52）曹雪芹在二十八、九岁之前，全书已批阅十载，增删五次，除有少数章回未分定、以及有几处尚缺诗待补外，正文部分已基本草成(末回叫“警幻情榜”)。此后书稿即交由其亲友脂砚斋和其父畸笏叟加批誊清。后来十年，他在西郊黄叶村再未著书。且由于某种原因，他与脂砚斋和畸笏叟等人也极少接触。再未去做书稿的扫尾工作，也再未审读、校正过已誊抄出来的那部分书稿。故脂砚斋所写的《凡例》或回前总评也再未得到纠正，“假语村言”亦“讹传”至今。（结合参见蔡义江《曹雪芹与红楼梦》一文，见于《红楼梦词曲鉴赏》书中） 蔡先生在这里实际上否定和排斥了甲戌本以外的所有版本，特别是否定了回前总评那段重要部分，并也否定了甲戌本的《凡例》。而这个观点也是他整本书一些说法的出发点，涉及面也颇多。蔡先生的这个出发点是否确实“是有根有据”的，笔者无专门研究，仅从逻辑分析角度提出一些疑问。这里首先的疑问是：“此开卷第一回也”一段话是极其重要的有着统摄全书作用的一段话。所以很难想象曹雪芹没有写这部分，很难认为曹雪芹原文就是从“列位看官……”开始。与“甄士隐”“贾雨村”紧密相关的“真事隐去”，“假语村言”等语，也不可能只是出于脂砚斋的评语。从作者的总体构思及顺序来说，应该是先有“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总体构想，后有“甄士隐”、“贾雨村”的人名。如果说曹雪芹没有写“此开卷第一回也”一段话，没有这样构想，则难以理解为什么会突兀出现这样的两个人名。所以起码甲戌本以外所有版本开头的一段话，都应是曹雪芹的原稿。即便是甲戌本的《凡例》，特别是“作者自云”部分，是否只是脂砚斋的评语，也值得怀疑。同时也不知蔡先生根据什么说曹雪芹给脂砚斋说过“假语存焉”的话。另外，蔡先生一方面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亲友”“合作者”，畸笏叟还是他的“父亲”曹頫；另一方面又说他们在加批誊清及此后的十年中，与曹雪芹几乎断了联系，故曹雪芹也再未审读、校对书稿，也未纠正“假语村言”等文字。这个说法可信吗？ 蔡先生还说，只有“假语存焉”才能与“真事隐去”自然成对。但是凭什么认为曹雪芹这里是在说对偶句？把“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一句中的“假语村言”，替换为“假语存焉”，前后语义合适吗？当然，蔡先生是否认这整句话为曹雪芹所写的，那么曹雪芹原意的“假语存焉”的整句话又是怎样的？ 再从词语含义上看，曹雪芹的原意是“假语村言”还是“假语存焉”，也涉及到对《红楼梦》“性质何似”的总体看法表述上。“假语村言”意即假拟的小说家言，它表述的是真事隐去后的虚构故事。而“假语存焉”则似乎意味着小说总体上是一个真事虽隐、假语犹存的藏着真故事的隐秘小说。这个说法就会成为索隐派和所谓“探佚学”的理论基础，也不能与自传说真正划清界线。另外，冯其庸、李希凡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对“真事隐去，假语村言”解释中，有“隐真存假”说法，似亦欠妥当。 关于《红楼梦》的性质何似问题，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一书中曾引述了巴金先生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对其的一封回信，信中说： 关于《红楼梦》我所知有限，无话可说。十几岁的时侯我喜欢看它。我最后一次读《红楼》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在开住马赛的法国邮船上，已经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一部反封建的小说。它不是曹雪芹的自传。但是这部小说里有作者自传的成分。我相信书中那些人物大都是作者所熟习的，他所爱过或者恨过的，那些场面大都是作者根据自己过去的见闻或亲身的经历写出来的。曹雪芹要不是在那种环境里生活过，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来。对这一点，我根据自已的创作经验，深有体会。此外我就谈不出什么了。 巴金先生自谦“所知有限，无话可说”。他好像也并非“治红学的人”，但他短短的话语中却极其准确全面辩证的讲明了《红楼梦》性质何似的问题。第一，“它不是曹雪芹的自传”；第二，“但是这部小说里有作者自传的成分。我相信书中那些人物大都是作者所熟习的，他所爱过或者恨过的，那些场面大都是作者根据自己过去的见闻或亲身的经历写出来的。曹雪芹要不是在那种环境里生活过，他就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小说来。” 周汝昌把巴金先生这些明明白白的话也当做他自传说的证据。他拐弯抹角、生拉硬扯一番后说：“很清楚，巴金说的，如从文学体裁上讲，《红楼梦》自然不是自传，但从创作方法上讲，它却是根据真人真事的自传。”他引用小说开头的一句话：“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然后附会说：“这就是说，曹雪芹早就自白于世人曰：我这小说原是一部带有假话（用以掩蔽眼目）的一段真实故事。”巴金先生所说的有作者自传的成分，有作者自己过去的见闻或亲身的经历，主要是从小说的素材角度而言的。在小说中也已转化改造为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能因此把小说当成带有假话的真实故事。按照周先生的说法，那么巴金的《家》》《春》《秋》，是否也是他的自传呢？蔡先生是否认自传说的，也不认同周先生“用以掩蔽眼目”的说法。但是如果把“假语村言”说成是“假语存焉”，则反而不能与自传说划清界线，反而会成为周先生说法的口实根据。 但另一方面，蔡先生又认为曹雪芹没有经历过家庭的荣华富贵，“没有过过好日子”。《红楼梦》的事情背景，是来源于“大人为孩子说往事”，另外也是出于曹雪芹丰富的想象力。这里蔡先生似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但我们对比巴金先生的信来看，应该说巴金先生的说法是更可信的。 从文本分析看，蔡先生的这个说法也不符合小说开头那段重要的总评部分。对此冯其庸先生在《红楼沉思录——〈曹雪芹的最后十年考〉序》（《红楼梦学刊》 2003年第四辑）一文中已有详细的分析，本文不再重复。当然蔡先生是不承认这段话是曹雪芹所写的。他对“作者自云”也作了另外的解释。认为：“《凡例》或首回首段中‘作者自云’，是脂砚斋对回目隐义的阐释，也可以说成是：作者通过自己所拟的回目在告诉我们说。”（页54）这种解释也颇感牵强主观。他对这部分内容的真伪也根据自己的看法进行了检验甄别，并特别指出脂砚斋误会大的一句还有：“上赖天恩，下承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美之日。”认为“才三四岁的曹雪芹如何能过上‘锦衣纨绔’‘饫甘餍美’的生活呢。”（页55）但是作为曹雪芹“亲友”的脂砚斋和“父亲”的畸笏叟，（蔡先生认为加批誊清稿一直在畸笏叟手里，故畸笏叟也必定看过《凡例》或总评。）怎么会连他是否过过“锦衣纨袴”“飫甘餍美”的生活，都说错了或未能提出纠正呢？ 在冯其庸先生的文章中还引用了十二条脂批，来证明作者并非没有经历过繁华生活。蔡先生也是注意到有关脂评的。但他说：“脂评所言虽多半可信，但毕竟只是批书人的看法，不是批什么就一定是什么。”（第85页）他对与其观点不符的脂批也并不认可或作了另外的解释。 蔡先生这些说法的一个主要根据和前提就是曹雪芹的生卒年，他认为“曹雪芹以‘四十年华’死于甲申春是铁板钉钉的”。（《写成》第56页）曹雪芹生于雍正三年（1725年），故不可能过过好日子。蔡先生主要依据的材料就是敦诚《挽曹雪芹》诗中的：“四十年华付杳冥”。但是关于曹雪芹的生平特别是生卒年的资料尚甚少且互相矛盾，曹雪芹的生父也还在争论之中。曹雪芹的生卒年和生平，不但还有张宜泉《伤芹溪居士》诗小序中“年未五旬而卒”的说法，而且还有敦诚、敦敏诗的一些间接说法。如敦诚的“废馆颓楼梦旧家”“扬州旧梦久已觉”，敦敏的“秦淮旧梦人犹在”“秦淮风月忆繁华”等。敦诚还曾说过“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故从这些资料来看，究竟曹雪芹的生卒年如何，可能还很难说已“是铁板钉钉的”。 蔡先生认为敦氏兄弟的这些诗句也是出于误会。因为曹雪芹特别善谈，故他们“哪里会想到那不过是雪芹在复述(又加入了自己的想象)他奶奶或老家人告诉他的陈年故事”。同时又说“敦氏兄弟不可能去仔细核查曹氏家史稽年，曹寅活了几岁？是哪一年死的，雪芹出生于哪一年。”（《写成》第50页）那么敦诚的“四十年华付杳冥”一句，是否也是误会和未仔细核查呢？ 这里蔡先生对敦氏兄弟诗句是否可信的看法是矛盾的，而敦诚诗句和说法中反映的曹雪芹年龄身世似乎也存在着矛盾。可见曹雪芹的生卒年和身世仍然疑问很大。笔者对这个问题的一个想法是，《红楼梦》开头“作者自云”的一段话，也许应是最重要和最可靠的根据。这一段话是小说故事正文以外的作者亲自说明的文字，故在研究曹雪芹的身世和生卒年时，不能忽略和否认这些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