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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王金陵同志来电话，要我为她父亲王昆仑老先生的《红楼梦人物论》重版写篇序。王昆老是我的乡前辈，也是红学前辈，文革前和文革后我曾多次去看望他，乡音犹存，别有情味。但那时我还未研究红楼梦，所以话题都是家乡的事。王金陵同志是我人民大学的老同事，我们一起经历了惊天骇地的“文化大革命”，一起挨批斗，一起关牛棚，我们还暗递过信息。那时我们完全被隔绝了，根本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有一次，我从张自忠路住处到西郊人大，路经平安里，看到南墙上贴的大字报，赫然说“冯牧畏罪自杀”。我看了大吃一惊，心怦怦地跳，也不敢去问别人，到了西郊，恰好王金陵来了，又恰好看管我们的人一时走开了，我连忙问：“看到平安里的大字报没有？”王金陵马上悄悄地说：“不要信他，全是造谣，冯牧好好的，放心吧！”这一下总算让我放下了一块石头。 也是在牛棚里，我知道王昆老因为研究《红楼梦》，调查曹雪芹的家世、坟墓而被批 斗，并被关进了监狱。至今我还保存着一张批斗王昆老的小报叫“风雷激”，整整一版，全是王昆老研究《红楼梦》的“罪状”。我有意保留了这一份资料，现在时隔三十多年，连这张小报也将成为文物了。回首往事，真是不胜感慨。 就凭着这些，要我写篇序，也已经无可推托了，更何况我还是1948年初此书在上海首版时的第一批读者之一。那时我在上海无锡国专读书，学校里开了一门“红楼梦研究”的课，老师是刘诗荪先生，这是一门选修课。刘老师讲课十分随便，去听也可以，不听也可以，只要学期终了交一篇文章就可以得到学分。那时我醉心于词，除宋词外，正在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词人蒋鹿潭，天天准时到顾廷龙先生的合众图书馆去看资料，所以刘先生的课基本上没有听，就靠读王昆老的这本书。那时书的署名是“太愚”，也不知道是何许人。但读这本书是很有味道的，虽然如此，实际上我那时太年轻（20多岁），读书太少，根本理解不了这本书的深刻的分析和精到的见解，只是囫囵吞枣，然后就参照书中的意思，勉强凑成一篇文章交卷换学分而已。但王昆老的这本书我却一直珍藏着，我到北京，也没有忘记带着它，可惜（20世纪——编者注）50年代批判胡适、俞平伯先生的时候，不知哪一位将这本书借去了没有还来，致使我失去了这本珍贵的初版书。 这本书虽然叫《红楼梦人物论》，但实际的论述，何止是人物？王昆老是从总体透视了这部书才着手写“人物论”的，因此，他在“人物论”里，常常表现出对《红楼梦》的总体的认识。他说： 满清入关以后，一方面以异族的封建统治镇压汉民族的民族斗争，同时也摧残着明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的幼苗。可是汉民族反异族统治的斗争，农民反地主阶级的斗争，工商业者对生产力解放的要求，有进步意识的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对个性解放生活自由思想的发展，毕竟是无法消灭的。特别是当时比较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长江下游，极其显著的表现了这一特征。 又说： 就《红楼梦》的全书思想来看，应该说是代表了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新生的青年男女不满现实制度要求改变现状的精神。这些人物斗争的集中点，是反对传统的礼教束缚。作者从自己的生活感受接受了时代思想的影响，写出以反抗为主的人物和故事，批判了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与无能。（代序） 这两段话是1955年6月写的，比《人物论》出书晚了六七年，但距离现在也已整整五十年了。这两段话之所以重要，一是它指出了时代背景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指出了个性解放和自由思想的发展。这恰好是理解《红楼梦》的关键，是理解《红楼梦》的基石。由此可以得知，王昆老的所有的分析和论述，是以这为前提的。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然而这一思想，他在40年代写《人物论》的时候早就这样认识了，并不是到了1955年才有这样的认识的，这也可以看出王昆老识力之高，认识之早。 二是它指出了全书思想是代表了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不满现实、要求改变现状的精神，它的斗争的集中点，是反对传统的礼教束缚。作者是接受了时代思想的影响。这里的重点，除了自由思想外，就是反传统、反礼教和时代思想的影响。反传统是一个很宽广的概念，封建礼教也是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当时反传统的最主要的内涵，就是反对程朱理学，也包括反对封建礼教，其重点是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据我个人近几年的研究，曹雪芹反传统的主要内涵，是三个方面的批判，一是政治的批判；二是思想的批判；三是社会的批判。①思想的批判，就是反对程朱理学，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残害。曹雪芹与时代思想的关系，主要是与当时国内思想界批判程朱思潮的合流。自清初到康、雍、乾时代，国内思想界如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颜元、唐甄、戴震、袁枚等思想家，一直在坚持着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对封建帝王的王权思想的批判，批判是很强烈的，如唐甄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②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戴震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③曹雪芹在《红楼梦》里，用巧妙的手法，写出了“成则王侯败则贼”，写出了四大家族互相勾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写出了官吏们的贪赃枉法，草菅人命，这实际上是尖锐的政治批判。贾宝玉拒绝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说圣人的书除“明明德”外皆是杜撰，这明显地是批判程朱理学是杜撰，是曲解圣人之意。曹雪芹还明确地批判八股科举，他让贾宝玉反对读书，反对走仕途经济、升官发财的道路，也就是反对八股科举制度。这也是当时进步思想界的共同批判课题。所以王昆老早在40年代就指出了作者的这种先进思想，指出了他与时代进步思潮的合流，这确是一种远见卓识。 王昆老的《人物论》，不仅对所论人物精到准确，而且是举一得三，往往在一个人物 论里，就纵横排比，涉及到不少人物，这说明他是全局在胸，然后才下笔分别作特写的。 如他说：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能理解妇女悲剧的书；也再没有谁能和作者曹雪芹一样，创造出那么多的妇女典型。在形形色色的女性中，作者把她们分成两大类：一种是居于当权地位的人物，如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等。而作为恋爱故事中主要人物之一的薛宝钗也是这一类中正统思想的现实的功利主义者。另一种是正和他们相对立的人物，以林黛玉为主以及晴雯、司棋、龄官、芳官、尤三姐等人。他们是和现实环境对立、反抗统治力量、要求个性解放的。 作者把令人眼花缭乱的《红楼梦》里的女性人物世界，一下就给读者区分出她们的界线来了。作者又说： 他以艰苦沉重的心情写黛玉，以郑重深曲的笔墨写宝钗，以酣畅活泼的情调写凤姐。作者又根据社会真实看出处于高贵地位、富于文化教养的小姐中，有黛玉、宝钗两种对立性格，在出身下层、受人奴役的丫鬟中，也存在着晴雯和袭人两种立场、两种性格的代表人物。 在这里，作者又用更精细的笔墨为读者指出，曹雪芹的笔墨是随人而异的，正是作者在宏观上作了这样细密的观察，所以在作个人的论析评断时，才会鞭辟入理，出人意外，发人深思。例如他评薛宝钗、林黛玉说： （宝钗）的容貌、品德、才智，不但处处可以与黛玉为敌，而且她取得被环境所推崇喜悦的地位，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最美满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反映出宝玉黛玉的反时代性之顽强，使人理解到正统风格以外，还有更优越的灵魂存在。 …… 黛玉的博览诗书，只为了满足文艺兴趣，发挥性灵；于是醉心于《西厢记》《牡丹亭 》这种浪漫传奇。那“学以致用”的宝钗对于求知就有个一定的规范，他不但认为那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甚至于说“咱们女孩儿家不认字的倒好”。 …… 商业世家无形中赋予了宝钗以计较利害的性格，善于把握现实利益的人必须能控制自 己的感情；她永远以平静的态度、精细的方法处理着一切。宝钗是《红楼梦》所有人物中第一个生活技术家。 …… 黛玉所要的是宝玉的感情，宝钗所要的却是宝玉夫人的地位。 …… 不需要恋爱只需要婚姻的宝钗。 …… 宝钗在做人，黛玉在做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 玉沉湎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任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 这本书里像这样精辟的段落太多了，我不能把全书都抄在这篇序言里！虽然这些话都是上个世纪的40年代写下来的，但现在读起来仍然感到十分新鲜，而且有多深的内涵、多重的分量啊！对《红楼梦》能作如此深刻透辟的理解，我认为王昆老是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我可以说只要《红楼梦》存在，就需要这本《人物论》的存在，读者需要解读《红楼梦》，至少是解读《红楼梦》里的爱情、婚姻、妇女问题，这也是《红楼梦》最主要的方面，读者是不能没有这部书的。 在我的故乡太湖风景区的鼋头渚最高处，至今还保留着一幢“七十二峰山馆”，这是 王昆老的旧居，有好多次重要的地下工作会议也是在这里开的，虽然他后来不住这里了，但新中国成立后，陈丕显、陈毅还曾去过，邓颖超还关心过这幢房子；我几次到鼋头渚去，总要去看看这所房子，作为对乡贤的仰慕。我现在忽发奇想，想建议再为这所房子增加一个名字，叫做“解梦山馆”，以纪念王昆老对红学的重大贡献。我希望得到金陵的理解，我想这是十分值得的，因为《红楼梦》是一部奇书，解《红楼梦》实在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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