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说不尽的《红楼梦》引来多少话题，有“考据”，有“索隐”，有“自传”，有版本，有探讨，有曹学，有脂学，有社会学研究，有政治学考察，有饮食，有原型母题，有潜意识性本能等方面研究，有词义解释，有种种后四十回构想，有五花八门的电脑研究，甚至研究起曹雪芹的胖瘦，更有曹氏墓石真伪之争，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但是，有些研究，脱离了作为小说的《红楼梦》的基本特质，因而很难从小说艺术规律和《红楼梦》作为小说在中外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上给人以启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看重李庆信新近出版的学术专著《跨时代的超越·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巴蜀书社1995年5月版）。 这部洋洋27万言的专著，以现代小说叙事学为基本参照，适当借鉴现代美学、现代批评理论（如原型批评、接受美学和心理分析等）的个别观点、方法，并结合我国小说艺术、小说美学的民族传统和某些特殊范畴，对《红楼梦》的叙事艺术作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力和独到见解。 李庆信通过比较《红楼梦》与宋人话本、《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以及欧洲18、19世纪小说的叙事特点，认为《红楼梦》是“具有跨世纪意义的东方性格小说典范”，它超越了“故事小说”的叙事框架，而把人物置于讲故事之上，创造了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刘姥姥等众多自成体系、性格各异的“红楼”人物世界。这些人物格局，比欧洲流浪汉小说众多人物走马灯式地不断变换、来去匆匆的写法，或《三国》《水浒》对众多人物那种史传式或联缀式的写法，要高明得多。而曹雪芹能“正视人的复杂性，体现性格辩证法”，突破了“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人物类型模式和“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简单好坏相加的所谓“性格二重性”等模式，熔铸和贯穿现实主义精神，塑造了贾宝玉林黛玉这种性格带有某种矛盾性复杂性，好中有不好、美中有不美的“正邪兼赋”典型，王熙凤这种坏中有不坏、丑中有不丑而具有“否定的美质”的典型，贾琏这种虽系“下流种子”却又对众姊妹丫环尊重、对尤二姐“始乱”却未“终弃”的常情常态等复杂性格人物形象。即使性格相近的人物，如所谓“晴为黛曩、袭为钗影”，仍然具有性格的差异，既以各自的独特个性差异为前提，又反过来把这种个性差异映照得更加鲜明。尤其在寄托作家理想的正面人物塑造上大胆创新，李庆信对此提出“三个统一”说，即“理想化与真实性的高度统一”、“诗意化与原生态的高度统一”、“典型化与符号性的高度统一”。因此，李庆信称曹雪芹“不愧为揭示人物性格辩证法的巨匠”。这一结论，不仅加深了人们对《红楼梦》人物画廊的认识，而且对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尤其对纠正当前那种“写实（纪实）不写虚，写远（远古历史）不写近，写性不写情”的长篇创作倾向具有现实意义。 在叙事观念与叙事文本上，李庆信认为，《红楼梦》所蕴含的“真的观念”和“大旨谈情”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史传传统和“文以载道”说教倾向，深化了小说叙事的人本意识和个性意识。如在“真假观念”上作者巧借甄士隐、贾雨村二人姓名谐音，深刻阐明了真与假的辩证关系。“小说叙事，就其虚构性基础而言，又是取于‘真事’并隐去‘真事’, ‘不敢稍加穿凿’。因此，小说叙事虚构之‘假’，既基于生活之‘真’，又超越生活之‘真’，归根结蒂，乃是一种比生活之‘真’更真的‘假’，即一种比生活中的‘真事’更加真实、更富意蕴、更符合普通的‘事体情理’的艺术假定（或曰艺术真实）。”这段极富艺术辩证法思想的分析，发掘出曹雪芹的艺术精魂。 对《红楼梦》叙事结构、叙事方式的研究，李庆信提出了“双层叙述构架及其两个叙述人”的观点，他认为《红楼梦》叙事结构为两部分，一为“楔子”即《石头记》“来历”的故事，一为《红楼梦》的主体，即“石头所记之事”，前为次后为主，分别由两个叙述人叙述：一位为“超故事层”的叙述人，“他既不等于曹雪芹，还在叙述中超越了曹雪芹，把曹雪芹作为自己叙述的对象，指出曹并非《石头记》的原作者，不过是《石头记》的‘披阅增删’者”；另一位是“石头”，述其“幻形入世”“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石头不时介入故事，以过来人、知情人、目击者、旁观者的身份来叙述故事，交替使用第一、三人称，展开《石头记》的“主层叙述”。这一发见，使人对《红楼梦》的内在叙事结构和叙述方式有了清晰的认识，进而对如何建构现代小说叙述方式有了深刻的洞悉。由此，李庆信分析了《红楼梦》叙事人叙事双层构架内的嵌入成份，即人物叙事中的“故事性的叙事”, “非故事性的叙事”（包括“代言式叙事”和“性格化叙事”），考察了《红楼梦》中的人物视点，如人物外视点、内外视点的结合等叙事方式，廓清了前人在《红楼梦》叙事艺术认识上的迷雾。 作为一部熔写实与写意、现实与神话、诗情与哲理于一炉的伟大小说，《红楼梦》的叙事时空建构也兼容并包，博大精深，显示出作家无限开阔的审美视野。李庆信对此提出了“‘以大观小’：以无限的尘外（宇宙）时空观照有限的尘世时空”、“以虚涵实：以虚化的背景时空容涵实在的具体时空”、“以假对真：以假定的梦幻时空对应真切的梦外时空”的叙事时空建构观，提出了许多新颖独到的理论见解。如王国维从生命本质、生命欲望解释“石头”故事，得出“解脱之道，存于出世”的结论，李庆信却认为，曹雪芹的思想尽管存在深刻矛盾，骨子里却是“入世”的，执著于人生的，其人生“到头一梦，万境归空”之类的感慨，与其说是厌世，不如说是基于对尘世和人生的过于执著眷恋而产生的一种不足之憾和失望之情。又如，俞平伯断言“红楼梦所记之事应当在北京”，李庆信却认为以考据代替艺术分析是片面的，似南似北的“京都”与“似明似清”的时代恰相对应，具有“烟云模糊”的美学效果。再如，高鹗在后四十回中把贾宝玉的“影儿”甄宝玉当成一个独立自在的性格实体来写，还写他浪子回头，改邪归正，成了向贾宝玉大谈“文章经济”的“真宝玉”。李庆信认为，甄宝玉“带有极大的假定性，实际只是个寓意化的符号和贾宝玉的‘重影’”，甄贾宝玉不过是大荒山那块“无材补天”的顽石的“幻相”及其“影儿”。或者说，“甄（真）宝玉即是贾（假）宝玉的‘影儿’，贾（假）宝玉却是甄（真）宝玉的‘本相’”，这种“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一而二、二而一的人物辨析和发见，为我们深刻认识贾宝玉及其心灵幻相打通了新的思维之门。 李庆信在叙事艺术规律这条主轴上纵横开拓，不时闪耀着理性的光彩。他认为，《红楼梦》是中国第一部长篇诗化小说，具有诗的情致、诗的品格、诗的意境，其叙事的抒情基调是“悲歌与挽歌”；其人物形象的诗化形态是“痴情与情痴”；其艺术描写的诗化范畴在“意象与意境”。进而，李庆信专章研究了《红楼梦》前五回的“亚神话叙事”，认为它既非如有人说的是“赘瘤”应删去，也非有论者说的这五回是一般“神话”，而是曹雪芹创造的有别于原神话的一种亚神话，它由三段虚幻故事组成，即“石头”故事、“还泪”故事和“太虚幻境”，是“作者自觉地借神话的非理性形态，来传达自己的理性思考和浪漫诗情，表现作品某些特殊的审美旨趣和深层意蕴”。如“太虚幻境”是作者借梦预示，以梦传情，既有对应作品现实描写层面的“预示功能”，对读者阅读心理产生某种强化或导向作用和提纲挈领地介绍全书主要人物和故事的格局；又有涉及作者审美感情层面的“抒情功能”，整个太虚幻境乃“孽海情天”所在，这里的各司都与“情”有关；更主要的是太虚幻境具有触及人物深隐意识层面的“象征功能”，太虚幻境即仙界的大观园，大观园即人间的太虚幻境，贾宝玉的梦幻经历隐含着“成年仪式原型”的框架，主管人间“风情月债”的警幻扮演了代表宝玉祖先对他“规引入正”的角色，其仪式贯穿着启悟与迷失的矛盾；而乳名叫“兼美”（兼有钗黛之美）的可卿，是贾宝玉潜意识深处的“美女”原型，成为宝玉一生与钗黛感情纠葛的象征。这些分析，有理有据，层层深入，无处不给人以理性的启迪和精神的愉悦。作为理论专著，能达到这种理性与审美相熔铸的层次，实属不易。 统览这部学术专著，虽然论叙事的诗化倾向和诗词曲赋的小说化方面缺乏新意，个别论点有重复之嫌，但总体而言，却是近年来研究《红楼梦》不可多得的力作。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02 原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