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一粟辑编的红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初版、1980年重版)卷四，据孙雄的光绪三十四年油印本《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所记，收有徐兆玮的《游戏报馆杂咏》一诗：“说部荒唐遣睡魔，黄车掌录恣搜罗。不谈新学谈红学，谁似蜗庐考索多。”诗下有徐氏自注：“都人士喜淡《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戊戌报章述之，以为笑噱。鄙人著《黄车掌录》十卷，于红学颇多创获，惜未遇深于此道者一证之。”——但关于徐兆玮和《黄车掌录》的具体情况，《红楼梦卷》和其他的红学资料书都缺乏记载。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编纂、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红楼梦大辞典》，在第1203页“徐兆玮”条下，谓徐“生平事迹不详”，下即引《游戏报馆杂咏》一诗及注，称是“‘红学’一词的最早传闻之一”，仅此而已。 著名红学家徐恭时先生近年注力于方志研究，从新编《常熟市志》中发现了有关徐兆玮及《黄车掌录》的线索，函告笔者，并嘱设法访查。据此，笔者查阅了新编《常熟市志》，并通过了解得知，此《黄车掌录》稿本现收藏于常熟市图书馆古籍部，遂抽时间三次前往该部，全面翻阅了此书，兹将有关情况，绍介如下。 一 新编1990年出版的《常熟市志》第二十七编“人物”第二章“近现代名人传”，载： 徐兆玮(1867－1940)，字少逵，号虹隐，别署剑心。常熟何市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光绪十六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光绪三十一年赴日本治法律。曾参加同盟会。民国初，任国会议员。曹锟贿选总统，拒贿南归，居家中“虹隐楼”，从事读书著述。丁祖荫总纂《重修常昭合志》，任副总纂；丁殁，继任总纂，竟其稿。抗战时，迁居上海，卒。著有《闰余集》、《虞乡琐记》、《桂村耆旧传》等。并撰写日记积40余年，多未刊。 按：常熟于清雍正四年，被分置常熟、昭文两县，至民国元年(1912年)仍合并为常熟县。《重修常昭合志》一事始于民国六年，1930年丁祖荫归道山后，徐兆玮由副总纂继任总纂。而徐氏之为人，于上引之简传中已可约略窥见。 据新编《常熟市志》第二十二编“藏书·著述”记载，徐兆玮“搜辑乡邦文献，藏书2万余册，室名‘虹隐楼’”，其一生著述甚多，所涉面亦甚广，著有经、史、子、集各部书稿数十种，除少数已刊印外，大多为稿本。在其著作书目中，即标有“《黄车掌录长编》八卷，稿本”。此数与《游戏报馆杂咏》自注所称之“十卷”不符，据笔者翻阅稿本后推测，最大的可能是已佚失两卷。 此书稿现存八卷，每卷一册。第一册封面题“黄车掌录”，署“徐虹隐纂”；首页下端，署“徐兆玮纂”。属读书札记性质的资料汇编，所收均是从各种书籍报刊上摘记下的与小说、演义、弹词有关的材料。其卷一的“略例”，全文如下： 此书专考证事实，空言评论者不录。 近时考证小说者，往往阑入传奇剧本。此书则以演义、弹词为限。 (引)前人论著，必标书名、卷数，以备检查。 说部浩繁，见闻隘陋，先取浏览所及，纂为长编；间有考索，附加按语。凌乱失次，又多遗漏；整齐贯串，容俟异时。大雅君子，幸是正焉! 《黄车掌录》的内容，基本符合上述“略例”的标准，是一部资料长编性质的书稿。全书共汇集收录了与61种小说、演义、弹词(苏州评弹)有关的资料，整理汇编在每种小说、演义、弹词的书目名称之下；也有一些后来札录的资料，则抄写在书页的天头或余端，或以夹条的形式附于书中。偶而也在文末或相关之处，以小双批的形式写上一些徐氏自己的评语或说明(虽无署名，但从语气明显可以看出)，即所谓“间有考索，附加按语”者是。对于收录的各种资料，大都首先写明出处，即据何书何卷札记。在全书中，有关《三国演义》的资料最多，整整占了第二、第三两卷；其次是《水浒传》，约占第五卷的三分之二篇幅；再次为《西游记》和《红楼梦》，分别占第四卷和第七卷的一半略多。其他方面的资料，则众寡不一，多的有一、二十页，少的数页，最少的仅一、二则，连一页都不足。除了以上内容外，此书稿还在卷一的“略例”下，分目“演义原始”、“弹词原始”、“评解稗官”、“小说绣像”、“翻译小说”、“小说讲义”，收录了相关的材料。而第八卷所汇编的，亦是一些整体意义上的资料，即“弹词原始”(叙苏州评弹的起源及演变)、“通考”(叙小说、演义、弹词与历史及民间传说的关系)、“说部不必妄续”、“查禁淫词小说”这几个方面的内容。 此书稿从第一卷到第八卷，均未注明编撰时间。而从书中的内容看，初次整理、纂为长编的时间应在光绪年间(最晚不迟于光绪三十一年徐氏赴日之前)。此点，亦可从他的《游戏报馆杂咏》一诗被孙雄收录进光绪三十四年油印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所得到证实。但是，《黄车掌录》中后来补记的不少资料，其时间却跨越光绪、宣统，直到民国中期。如卷七“老残游记”书目下最末补记的一条材料“鹤巢《<老残游记>柳氏藏书新证》”之尾，有徐兆玮的小双行附语说明：“民国十七年九月《小说世界》十七卷三期。同卷同期范烟桥《文艺谈屑》，有一条引《平等阁笔记》。”所记录的时间即不会早于1928年。二 《黄车掌录》稿本第七卷内“红楼梦”书目下，汇集了和《红楼梦》有关的资料60余则，一律蝇头小字，约占90个书页单面；另有后来补记、写于书页天头等空白处的资料10则，两者相加，约三、四万字。这些资料的出处，大都来自于清朝时期的各种诗文笔记，均属于“旧红学”时期文人墨客对《红楼梦》的作品本事、作者情况和此书在传布中所产生的反响等方面内容的记录，多数与一粟《红楼梦卷》中已收录的材料相同，有21则虽与《红楼梦卷》的记载有所差异或为后者所未收，但在总体性质上和其他部分并无区别，未见多少新的内容。这60余则已经整理编写的资料，虽无一条注明札录时间，但均可推知完成于光绪年间。而在后来补记、抄写于书页天头等处的10则资料中，其第八则和第十则注明系据宣统二年(1910年)报刊的记载，现抄录如下，亦为便于读者从中一窥此书稿所汇集资料的大致性质： ①《春冰室野乘》：宛平王文靖熙，为康熙初名相。生平颇挟智任，数迥翔于诸满大臣之间，而能得其欢心，以保禄位。世颇有疑《石头记》之王熙凤即指文靖者，其人固极相类也。(宣统二年《国风报》第三十五期) ②(见宣统二年六月七日《宪报》)《随园诗话》记载：是书为曹雪芹所作，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兴时偏少默时多。”——录之可与吾说相发明。世称《红楼》中“十二金钗”，未必无所指也。 令笔者感到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是，翻遍《黄车掌录》所收录的有关《红楼梦》的资料，全是清朝人的东西，未见有一条民国时期的材料，甚至连民国初期影响较大的一些红学观点，如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等，在书稿中均未见有所反映，更不用说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观点了。徐兆玮卒于1940年，且如前所述，同在第七卷的“老残游记”书目下，还补记了“民国十七年九月《小说世界》十七卷三期”的有关记载，何以《红楼梦》部分的内容，最晚的补记仅到“宣统二年”?对此问题，颇令人费解。一定要强为之解释，则照笔者的猜测，可能是民国初期徐兆玮因忙于其他事务，无暇补记；而当二十年代初“新红学”创立后，徐氏已感觉到昔年搜集汇录的资料并无多大实质性的价值，但若补记“新红学”的观点，则无异于自己给自己难堪，遂放弃了再在这方面积累资料的兴趣。——当然，此种猜测只能算是聊备一说。 《游戏报馆杂咏》诗注虽称“鄙人著《黄车掌录》十卷，于红学颇多创获，惜未遇深于此道者一证之”，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徐兆玮的“创获”并无多少真正意义上的价值，也很难说会帮助增进对《红楼梦》的认识。例如，关于作品的“本事”，书稿收录的不少资料都系猜测是写清初的某巨家，且有相当一部分直接坐实为指康熙朝的大学士明珠家事，认为明珠之子纳兰性德即是贾宝玉的原型。此书稿第七卷在继“红楼梦”书目下，又有三个小分目，分别为“《红楼梦》中贾宝玉即纳兰性德”、“《红楼梦》不尽为曹雪芹作”、“《红楼梦》诗”，可明显看出徐兆玮当时是颇为相信《红楼梦》乃是影指“明珠家事说”的。又如，关于《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书中所录资料也是众说纷纭，有称是“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者，有称是曹雪芹者，亦有称是高鹗所为者，等等不一。而这些与“作品本事”部分的资料内容一样，都仅仅只是停留在一种猜想的层面上，既缺乏明显有力的佐证材料，也没有向深层次进行开掘，只算得是一些谈资而已。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确有一定价值的资料，如一则札录自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八的记载：“《桦叶述闻》八卷，长白西清撰；记载宏博，足资考证，惜未刊行。有一则云：《红楼梦》始出，家置一编，皆日此曹雪芹书；而雪芹何许人，不尽知也。雪芹名霑，汉军也。其曾祖寅，字子清，号楝亭，康熙间名士，累官通政。为织造时，雪芹随任，故繁华声色，阅历者深，然竟坎壈半生以死。宗室懋斋(名敦敏)、敬亭与雪芹善。懋斋诗：‘燕市歌哭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敬亭诗：‘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两诗画出雪芹矣。”(此条在一粟《红楼梦卷》第13页亦有收录)此外又有数条谈及当时《红楼梦》的版本流传情况，但可惜这些在《黄车掌录》中或因记载过于简略，或因未摆上重要位置，以致湮没在其他各类驳杂的材料中，未见显眼。这，也反映出徐兆玮当时对《红楼梦》和“红学”的认识，自然我们无理由因此而苛求徐氏。此外，书稿中有不少资料记载了《红楼梦》一书在社会上流传后所产生的影响，反映了该书风靡各阶层人士的现象，现举一条一粟《红楼梦卷》所未收的资料为例： 蘅意《春明谈屑》：《红楼梦》一书，为吾国小说家钜著，近且有以右行文字译入西方者，其言纪家庭琐事甚详。《郎潜记闻》谓书记故相明珠家事。则书中之贾宝玉，殆指公子纳兰侍御。《桐荫清话》又谓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考吾邑顾梁汾先生曾主明珠家，与纳兰侍御交莫逆；所谓常州某孝廉者，或指成亲王邸，今囗贝子府是也，其说似有依据。惜不见钱塘九钟主人《清宫词》：“石头旧记寓言奇，传信传疑想系之。绘得大观园一幅，征题先进侍臣诗。”自注：“瑾、珍二贵妃令画苑绘《红楼梦》大观园图，交内廷臣工题诗。” 此则中所记《红楼梦》在清末被翻译成外文，以及此书曾受到光绪帝的瑾妃、珍妃的喜爱，无不说明《红楼梦》在当时的影响之大。类似的例子尚多，恕不一一列举了。要之，从红学史的角度说，《黄车掌录》把与《红楼梦》有关的70余则资料搜罗汇编，这是一项前无记载的工作，比黄钵隐的《红学丛钞》(见《红楼梦大辞典》第1103页所记)要早出30年左右，而且所收的内容更为全面，无怪徐兆玮要自诩“于红学颇多创获”。因此，尽管《黄车掌录》尚是一部未经最后整理完成的稿本，且长期湮没无闻、不为人知，但它在红学史上仍有着自己的独特地位。而徐兆玮花费了相当的时间、精力，把“旧红学”时期的各种资料收集整理到一起，他的这一努力也理当在今后的红学史上，被大大地补记一笔。 本文的写作缘起，得益于徐恭时先生；在写作中并得到徐恭时先生的指教，谨此志谢。 一九九七年 附记： 在《黄车掌录》所收入的红学资料中，有两则记有张问陶及其妹张问端的咏《红楼梦》诗、词，兹抄录如下： ①云间幻园居士《城南草堂笔记》卷下：张船山题“湘云醉眠芍药图”《绮罗香》一阕云： 褥设芙蓉，筵开玳瑁，玉斝以霞为酒。小院重簾，扶出一枝花瘦。悄不管石蹬云窝，漫赢得粉融香透。殿春芳婪尾杯深，扶头眠起睡痕逗。藏钩犹记袖底，争奈花荫拂处，新凉偏骤。软立东风，约略梦回时候。更何人罗袜春钩，熨不醒蝶裙痕绉。镜鸾开。重理娇鬟，者番喧笑口。 又题秦钟二绝云： 娇小痴儿弱不支，也寻瑶岛费相思。通灵自有三分契，分付春风好护持。 自怜纨绔隔云泥，颠倒情怀恨不齐。检点琴书来伴读，那知莺燕互猜疑。 ②恽珠《国朝闺秀正始续集》卷七：张问端，字淑徵，四川遂宁人；知府问陶女弟，知州丁耦仙室。和次女采芝《阅<红楼梦>偶作》韵云：“奇才有意惜风流，真假分明笔自由。色界原空终有尽，情魔不著本无怨。良缘仍照钗分股，妙谛应教石点头。梦短梦长浑是梦，几人如此读红楼。” 按：云间幻园居士许囗，上海松江人，《城南草堂笔记》写成于1901年，李叔同曾为此书撰写跋文。其所记载的张问陶的题《红楼梦》诗、词，很可能过录自由改琦绘图、初刊于光绪五年的《红楼梦图咏》；同时，《绮罗香》咏史湘云一阕，亦见一粟《红楼梦卷》第497页，但文字小有出入。张问端一诗，《红楼梦卷》第457页亦收，但略去了前面部分对张问端的介绍；周汝昌先生1976年版《红楼梦新证》第1107页则基本照《国朝闺秀正始续集》介绍了张问端和此诗的情况，并加注有“其女丁采芝，适县丞邹廷敭，著《芝润山房诗词稿》，惜其《阅<红楼梦>偶作》一诗不可见。” 对张问陶其名，红学研究者都不会陌生，但印象深的可能是两点：一是嘉庆六年他写给高鹗的《赠高兰墅鹗同年》诗：“无花无酒耐深秋，洒扫雲房且唱酬。侠气君能空紫塞，艳情人自说红楼。逶迤把臂如今雨，得失关心此旧游。弹指十三年已去，朱衣簾外亦回头。”其诗题下自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在很大程度上即是据此诗注，而断言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此后，红学界对此诗题注中的“补”字究竟该作何理解，聚讼纷纭，张氏此诗也就广为人知、深入人心。二是张问陶写于乾隆五十五年的《冬日将谋乞假出齐化门哭四妹筠墓》七律四首，诗题下注曰：“妹适汉军高氏，丁未卒于京师。”诗中则极写其四妹张筠所嫁非人、备受折磨致死的伤心惨状。此后，震钧《天咫偶闻》卷三首次将“汉军高氏”与高鹗联系挂钩，称：“张船山有妹嫁汉军高兰墅鹗，以抑郁而卒，见船山诗集。按兰墅，乾隆乙卯玉殿传胪，亦有诗才；世行小说《红楼梦》一书，即兰墅所为。余尝见其书诗册，有印曰‘红楼外史’，则其人必放宕之士矣。兰墅能诗，而船山集中绝少唱和，可知其妹饮恨而终也。”(按：《黄车掌录》亦收有震钧此则笔记)随后，巴噜特恩华的《八旗艺文编目》又径引震钧此说，称高鹗为“张船山妹夫”。以致影响到后来，使红学界中颇有一些人将高鹗看成张问陶的姻亲，并对他的人品进而持彻底否定态度——而此《黄车掌录》所收录的张问陶及其妹张问端的咏《红楼梦》诗、词，尽管不是首次发现，却似不为一般研究者所熟悉，且笔者因此而有一些涉及高鹗和后四十回的感想，虽与本文题目似无多大关涉，亦不妨借此申说一下。 第一个是关于后四十回作者的问题。红学界在此点上大致有三种看法：①全系高鹗伪续；②其中有曹雪芹的原稿，但残缺不全，已经程伟元、高鹗整理修补；③系一无名氏续作，被程伟元误认为是《红楼梦》的原稿，并请高鹗加以修补完整。——其中，第一种看法几乎成为了红学界的主流观点，从“新红学”创立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而此种看法的主要依据，说到底，仅仅是张问陶《赠高兰墅鹗同年》一诗的题注“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即把其中的“补”字释为“补续”之意，如此而已。过去，曾有不少研究者对此提出了异议，姑不谈高鹗是否真有那么大的本领在乾隆五十三年(此年高鹗中举)以后至乾隆五十六年(此年程甲本出版)如此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就“续作”出与前八十回“尚属接榫”(程甲本程伟元序语)的后四十回文字，二百多年来基本被广大读者所接受，即仅以张问陶诗题注的“补”字，凭此就能解诂出“补续”之意，也是显得很武断，且缺乏其他有力的佐证材料的；孤证不足训，“高续说”的基础其实非常脆弱，经不起认真的推敲。——但此种异议一直未能受到红学界的重视，导致长期以来在后四十回作者问题的研究上始终未能深入，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现从张问陶和张问端的咏《红楼梦》诗、词，我们可以说，张氏兄妹(包括张问端之女丁采芝)都是《红楼梦》的爱好者。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张问陶诗题注中的“补”字，似乎就有更多的思考推敲余地，也越发可看出传统主导观点“高续说”所存在的问题。比如，张问陶既是《红楼梦》的爱好者，如果他确实了解后四十回全系高鹗所续，那他为什么不把这一点说得更明白一些(在乾、嘉风气的熏陶下，清人大都好作考语，对事物提出自己的明确看法)，或干脆直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续”，却反用了一个语义暖昧的“补”字，且很有套用程甲本程伟元序语“截长补短，抄成全部”之嫌?这是不合时尚也不合情理的。同样，张问端也作为一名《红楼梦》的热爱者，并能与其兄张问陶不时交流有关此书的情况，则如果后四十回确系高鹗续作而不是修补，那么张问端也理应知悉并有所反映。但从其题诗的二、三两联可以看出，她虽说读的是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但却似乎并不认为这是出于两个互不相关的作者之手，而是把整部小说看成一体，且对作者之“奇才”十分叹赏。这用传统主导观点也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至此，笔者认为，红学界在涉及《红楼梦》时，实行的其实是一种很奇怪的对待态度，即一方面把这部小说看成是最为伟大的古典文学作品，为之骄傲不已，另一方面是却把这部作品的三分之一篇幅即整个后四十回，轻易就将其著作权全部奉送给了高鹗，而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材料又是那样的单薄可怜和破绽百出。如果说，在“新红学”草创之初提出“高续说”还属是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经过长达数十年反复研究后的今天，还简单袭用胡适当年的观点，就显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一个至为明显的事实是：只要我们一如既往地坚持“高续说”，那就势必会妨碍对后四十回的“作者”问题真正进行深入的探索，同时也会影响到对这部小说在整体上认识的准确把握。不妨说，“新红学”提出的“高续说”从一开始就把研究后四十回“作者”问题的工作引入了一个盲区；几十年来红学界对后四十回无论是贬是褒，都是在“高续说”这个前提下进行的。而假如“高续说”本身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观点——大多数人很少认真思考过这一点，但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事实恐怕正是这样。——那么我们的褒贬之论岂不全是建筑在沙上，是白白地在耗费我们的精力? 第二个是高鹗究竟是否为张问陶妹夫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应该说，过去已经有一些研究者如徐恭时先生等，从分析高鹗与张问陶的经历、交往等方面入手，对此提出了有力的质疑(见徐恭时文章《续梦贾假与甄真——程伟元、高鹗与<红梦楼>新语》，载《红楼梦学刊》1982年第4期)，但反响似乎不大。最近，笔者尚见有研究者在谈及张问陶的文章中，倾向于认为张氏“颇有诗才的四妹张筠于乾隆五十年嫁高鹗作续弦”(见赵建忠先生文章《新发现的铁锋夫人续书<红楼觉梦>及张船山有关资料叙录》，载《红楼学刊》1995年第2期)。现从《黄车掌录》汇编的资料看，无论是在张问陶还是在其妹张问端的诗、词中，都绝看不出有此种关系的痕迹；再追根溯源，重新回头审视震钧的所谓“记载”，则问题就更为明显。震钧(1857－1920)与张问陶(1764－1814)的生活时代相去甚远，其《天咫偶闻》所言纯系是捕风捉影式的想当然之见，又颇与“旧红学”时期不少笔记材料好作断语的时尚相合(如震钧所谓“世行小说《红楼梦》一书，即兰墅所为”一句，即属与事实明显不符，但却说得那样肯定干脆)，遂致误导后人，以讹传讹。 可以指出，研究者之所对震钧这种经不起推敲的“记载”抱宁信其有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潜意识长期接受了一种错误倾向即极端“崇曹贬高”观点的影响所致。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一些研究者对高鹗、程伟元、后四十回和程高本一百二十回，采用了一种全盘否定且上纲上线式的批评。在这种思潮下，震钧以及与此相类似的“记载”正好被用来“证明”高鹗的人品之坏，以及由高氏“伪装”的后四十回会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文字。周汝昌先生1976年修订版《红楼梦新证》第778页的一段议论，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按高鹗，一关心封建统治、著《吏治辑要》之人也，而乃有心续作《红楼梦》四十回，岂不异哉。即以“情”论，彼得船山妹为妻，实一女诗人，船山所谓“闺中玉映张元妹，林下风清道韫诗”者，其人可想，而鹗使之饮恨吞声，抑郁以死；观其所作词，轻薄儇佻，一无行之人跃然纸上。船山至詈为罗刹，其行事殆不可问。如此之人，而来续作《红楼梦》，又岂不异哉……既原书缺末，抑使不传矣，正可为续貂之隙。假尾既出，处处改变原书思想，使之“不谬于名教”。此即高鹗以续书方式反对《红楼梦》之实质也…… 此后，在周先生极端“崇曹贬高”观点的误导下，在一段颇不短的时期内，评曹雪芹是凡美必归，评高鹗是无恶不具。而且还形成了这样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即高鹗、后四十回和程高本一百二十回这三者被捆绑到了一起，变成了一组同义词；凡对其中任何一者的否定贬斥，实际上也就是在同时对另两者进行否定贬斥，真个成了“一损俱损”的局面。直到十年代后期及进入九十年代，红学界才遂步开始重新认识后四十回和程高本一百二十回。而尽管已不再对这两者肆意诋毁贬斥，但从很多研究者的文章中仍可清晰地看出，对后四十回和程高本一百二十回多少尚存有一种轻视之意(而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是，自从程高本问世后一，即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接受，二百多年来早已深入人心，不可动摇)；在此种情况下要为高鹗完全翻案，洗涮掉诸如震钧《天咫偶闻》这种给高鹗涂上的污水，恐怕亦非易事。因此笔者认为，要想客观研究、评价高鹗，首先要公正认识后四十回和程高本一百二十回，彻底清除极端“崇曹贬高”观点的遗留影响，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以上管见，敬待方家教正。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1997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