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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成绩是辉煌的。在这个世纪不仅成就了“红学”，还成就了它的分支“曹学”。一个作家和他的一部作品分别成就了两门专学，这在世界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同时红学又是一门备受误解和备受批评的学问。王蒙曾说：“红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是非常中国化的一门学问。不是一门严格的科学。它不完全用严格的逻辑推理，如归纳或演绎的方法，也不完全用验证的方法来研究。更多的时候采用的是一种感悟，一种趣味，一种直观、联想、推测或想象，而这些都是不那么科学的。另外它又是非学科的，我们无法把它限制在文艺学、小说学、文体学等学科之内，它扯出什么来就是什么” ①。《红楼梦》提供的信息实在是太多了，它丰富得如同宇宙那样，充满诱惑力，什么人都可以研究它，从它里边什么东西都可以扯出来。研究《红楼梦》常常使人走火入魔，非学术、非道德的喧闹总是伴随着红学生长，有些红学观点又常常被批评为“红外线”。红学界外的学者常常对它避之惟恐不及，更不愿染指它了。不管怎么说，红学同甲骨学、敦煌学一样是20世纪中华大地上的三门显学。反思20世纪红学的功过，总结其经验教训，会为21世纪红学健康发展提供借鉴。张庆善、梅新林两位已准备编撰一部多卷本《红学通史》，他们力图把握过去红学研究的演进规律，使青年学者更好地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以避免精神浪费。总结红学发展史应该是多渠道多角度多侧面进行的工作。客观地分题目描画20世纪红学概况，无疑对人们认识上个世纪红学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分题综述，实话实说；是非功过，自在其中；见仁见智，进行总结，免除了学人的翻检之劳。
索隐派——一群智者的误读 《红楼梦》之所以会在20世纪变为专“学”，同索隐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乾隆、嘉庆之际，索隐派的观点就出现了。这个学派的产生，内因源于作品本身。《红楼梦》第一回云：“此开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又说：“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破人愁闷”。它吸引学人探索幽隐，寻求小说被隐去的“本事”或者“微义”。外因则由于这些学人不明白文学和生活的关系，更不明白小说虚构故事的本质特点。于是 “明珠家事”说、“和珅家事”说、“金陵张侯家事”说、“傅恒家事”说、“宫闱秘事”说、“演义理”说、“清世祖与董鄂妃爱情”说、“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说、“雍正夺嫡”说，等等，不时地见于清人、近代人的著作。但当时缺乏深入的“索隐”，尚构不成学派。到了20世纪20年代情况大变，连续出版了几部索隐派的大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有的著作连续再版十馀次，不仅宣告索隐派的成熟，也标志着红学的成立。 20世纪索隐派代表作主要有以下一些： 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附于120回《红楼梦》上，上海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王、沈“以注经之法注《红楼》”索出了什么“真事”呢？他们在其《红楼梦索隐提要》中说：“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也。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卒以成佛。” 小说中的“情僧”即指顺治皇帝，那么董鄂妃是谁？是秦淮名妓董小宛。豫王多铎灭南明时，“小宛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后“身随王北行，经世祖纳之宫中，”封贵妃。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成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 此书出版后，短期内即印行13版之多，可见其当时影响之大。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年出版。他的基本看法是：“《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他说：“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因为贾宝玉说过“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子是泥作的骨肉”，与“汉”字“满”字有关也。他认为书中贾宝玉写的是“伪朝之帝系也。宝玉者，传国玺之意也，即指‘胤礽’。胤礽生而有为皇太子的资格，所以贾宝玉衔玉而生。”“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经过蔡元培的索隐，《红楼梦》这部表现女儿才华及其悲剧命运的世情小说，就变成了表现明末民族矛盾以及明王朝灭亡、清王朝取而代之的政治小说。蔡元培“清康熙朝政治小说”说很有趣，从初版到1930年即印行了10版，于此可见这也是影响很大的著作。 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年出版，邓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明清兴亡史”，曹雪芹说他增删五次，是指清代“崇德、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 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商务印书馆于1927年印行。寿鹏飞比较赞赏蔡元培的观点，反对胡适《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说。他说：“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有关政治，诚哉斯言。然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无宁谓为历史小说，与其谓为历史小说，不如径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他认为《红楼梦》是“专演清世宗与诸兄弟争立之事”，林黛玉是废太子胤礽的影子，宝钗是雍正的影子。他还剥夺曹雪芹的著作权，给《红楼梦》重新找了个作者叫“曹一士”。 景梅九《红楼梦真谛》1934年由西京出版社印行。景梅九同意“林黛玉代表明，薛宝钗代表满”的观点。他说：“木石前盟，即木石前明，不过添皿字以掩饰之。”贾宝玉影射“帝王”，《红楼梦》暗写清廷，隐叙明清兴废和所谓的“亡国之痛”。 1949年共和国解放后，大陆索隐派少了，但新加坡、台湾、香港却呈复活之势，不断出版着这类著作。1959年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潘重规的《红楼梦新解》，反对胡适的自叙传说，同意蔡元培的观点，认为《红楼梦》是一部“汉族志士用隐语写隐痛隐事的隐书”。1972年杜世杰在台中市印行了自己的《红楼梦原理》，全书30多万字，基本观点与蔡元培相同。此书最大胆的提法是认为曹雪芹是个化名，谐音意思是“抄写勤”“抄写存”，杜世杰相信作者吴梅村说。后来作者将此书与其《红楼梦悲金悼玉实考》编为《红楼梦考实》，1995年由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印行，1997年第二次印刷，共印行8000册，继续宣扬他的观点。香港李知其分别于1984年、1985年出版了他的《红楼梦谜》上、下篇，规模略同于杜世杰的《红楼梦原理》，观点也大体相同。李知其大力挞伐胡适首创的“曹雪芹自叙传”说，他说：“《红楼梦》是一部梦谜小说，作者向专制满帝的朝廷做出讪笑，时或掺入毁谤的情节，试问如何会写下真姓名来召祸呢？他既存心隐去姓名，后人岂易考证出来？”他认为“曹雪芹”三字连读可成为“呓说人”， 即说书人的意思。他不仅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权，还否定了脂评本的真实性。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索隐派也有复活之势。1989年霍国玲、霍纪平姐弟的《红楼解梦》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1995年又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了增订本。此书宣传小说只是《红楼梦》的外壳，隐入其中的历史才是它的灵魂。此书的历史“主要是为竺香玉树碑立传”，“隐写了曹天祐与竺香玉合谋害死雍正帝的全过程。”竺香玉为谁？乃曹雪芹的妻子也。曹雪芹被抄家时，雍正夺走他的爱妻竺香玉，并册封为皇后，于是他们里外合谋毒死了雍正。“此书利用种种手段痛快淋漓地大骂了雍正帝，大骂了清廷，并揭露了其政治的腐败、生活的糜烂。从而预示出清王朝日趋没落的前景。” 1994年刘心武的《秦可卿之死》由华艺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索隐、探佚兼具的著作。经过刘心武的索隐，原来“秦可卿真实出身无比尊贵”，“也许根本就是皇族的血统”。北静王祭可卿而不祭贾敬就透出了此中的奥秘。 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发表张放的《<红楼梦>里藏血情》，此文索隐出“贾宝玉是康熙皇太子”。张放论证“曹雪芹”乃“藏血情”三字谐音。《红楼梦》暗写了康熙皇二子即太子的兴黜与蒙冤泣血宫禁的身世。康熙次子两岁时即被立为太子，乳名叫保成。这个“保二爷”和《红楼梦》里宝玉这个“宝二爷”性情十分相似，“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保成渴望自由，并成了权力斗争下的牺牲品和替罪羊。他两度兴废，罪名都是“纵情声色”与“不孝”。康熙多次气得同贾政一样，恨不得要把他“一发勒死，以绝将来之患”。那么林黛玉为谁代语？张放认为，“原来林黛玉其人倒正是太子狱禁生活血泪悲歌的写照和代言”。废太子化身为贾宝玉、林黛玉二人而生活在《红楼梦》中。 索隐派实际上是对《红楼梦》的一种“误读”。我们认为索隐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主要影响也是不好的，但红学却离不开索隐派，相反相成的规律难以背离。离开了索隐派，红学界会寂寞许多，毫不夸张地说兴盛的红学可能就不复存在。《红楼梦》研究之所以成为整个社会关心的学问，索隐派功不可没。只要汉语汉字存在，索隐派就不会消亡。因为文本深厚复杂的内容和汉语这种表现形式为索隐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王蒙在评价索隐派受到批评时说：“虽然近几十年来索隐派在中国大陆常被讥嘲，但仍然有新人刘新武进入了索隐状态，他的说法一出来引起许多批评。我看索隐派的东西觉得非常有趣，怎么会有这样的解释？解释得简直可爱极了。如宝玉就是‘玉玺’，宝玉吃胭脂，胭脂就是‘印油’。既觉得它匪夷所思，又觉得它是人类心智想象力的一个胜利”②。 1925年由天津大公报馆印行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则是20世纪索隐派中的恶札。郭豫适说它“是《红楼梦》研究史上最腐败的著作之一”，因为它把《红楼梦》“诽谤成为一部‘淫书’”，认为《红楼梦》从《金瓶梅》“化出”，《红楼梦》里的人物是《金瓶梅》里面人物的“化身”，《红楼梦》里面的事件故事是《金瓶梅》的事件故事的仿写或续写。阚铎说：“林黛玉即潘金莲。颦儿者，言其嘴贫也。一部《红楼梦》，林于文字为最长；一部《金瓶梅》，金莲于诗词歌赋无所不能。盖林曾从贾雨村读书，此外并无一人曾上过学；潘亦于七岁往任秀才家上过女学，为《金瓶》各人所无。又谓林能自己裁衣，于他人并未明点；盖潘乃潘裁之女，九岁入王招宣府，又能为王婆裁缝寿衣。”“黛玉葬花即指金莲死武大，瓶儿死花二而言。瓶儿原从金莲化出，故花二之死，与武大异曲同工，其所葬之花，并非虚指，即花子虚也。”他就这样把林黛玉变成了潘金莲，把黛玉葬花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变成《金瓶梅》中的丑恶事件。郭豫适愤慨地说：“即此一端，也可见索隐派红学之愈来愈下贱了！”③ 无独有偶，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欧阳健发表了两万五千馀字的长文《<红楼梦>文本新诠》④，与阚铎的《红楼梦抉微》几乎如出一辙，经过他的“新诠”，“红楼”变成了“妓院”，“金陵十二钗”变成了“妓女”。他说：“红楼向来就是妓院的别称。”“明清时期的南京，妓女喜名其居曰‘楼’，‘红楼’遂为秦淮曲院之别称。”“从以上材料可以得知，‘金陵十二钗’或‘曲中十二钗’，指的就是秦淮青楼的名姬！”他进而说：“《游仙窟》与太虚幻境，二者皆以‘幻’的面目，写真实的世间故事，其本源皆取资于妓院的现实”；“从原型看，贾母本来就不是谁的生母。贾母者乃‘假母’的谐音。《北里志》云：‘妓之母多假母，亦妓之衰退者为之’”；“《红楼梦》中邢夫人、王夫人不从夫姓，而冠以己姓，盖袭自秦淮旧院‘眉楼顾夫人、寒秀斋李夫人’而来者”。经过他的考索，不仅金陵十二钗变成了妓女，连贾母、邢夫人、王夫人也不能幸免，她们一个个都变成衰退了的妓女“老鸨”。欧阳健虽然给曹雪芹奉送了“亘古罕有的艺术大师”的桂冠，说他处理“红楼”题材时“实现了将其幻化、净化、诗化的三大飞跃”，却没有改变他把一盆污水泼向曹雪芹，泼向《红楼梦》，泼向热爱《红楼梦》的广大读者的性质。 新红学派——贡献大而又未读懂文本的学派 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次年俞平伯撰写了《红楼梦辨》，并于1923年出版，标志着新红学派的成立和对索隐派的胜利。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新红学派的纲领。这篇论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索隐派红学观点的归纳与批评。他通过确凿事实论证了《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红楼梦》是清康熙朝的政治小说、《红楼梦》记的是纳兰成德的事这三种红学观“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动摇了索隐派的基础。在论文第二部分，胡适根据可靠的版本和材料，考定《红楼梦》的作者及其家世和生平。他得出六条结论：1、《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2、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环境。他会做诗，也能画，与一般八旗名士往来。3、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4、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接驾的阔差。5、《红楼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6、《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胡适还研究了《红楼梦》的版本，创立了《红楼梦》的版本学。他说：“《红楼梦》最初只有80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开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他通过寻找外证和内证，“证明后40回与前80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得出“后40回是高鹗补的”的结论。除过“自叙传”说以外，他的这些认识已变成研究《红楼梦》的基础知识。 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共分三卷，上卷专论高鹗的续书，中卷专就曹雪芹创作的80回立论，下卷主要考证高本以外的两种续书。中卷的重头论文是《作者底态度》和《<红楼梦>底风格》。前文专谈作品的主题，由于俞先生认为“《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所以他谈主题时处处护卫着自传说。作者的态度归纳起来有三点：1、“《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2、“《红楼梦》是情场忏悔而作的”。3、“《红楼梦》是为十二钗作本传的”。他在批评了 “右黛左钗”说以后，提出了“钗黛合一”论。他在《<红楼梦>底风格》中说：既晓得这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当然书中的人物事情都是实有而非虚构；既有实事作蓝本，所以《红楼梦》作者底惟一手段是写生。”在此基础上形成《红楼梦》底风格，“大概说来，是‘怨而不怒’。”他用五篇论文分析高鹗的续书，主要用《高鹗续书底依据》、《后４０回的批评》两篇论文将前８０回同后４０回的差异说得清清楚楚，评价后４０回的功过时说：“至于混40回于80回中，就事论事，是一种过失；就效用影响而论，是一种功德；混合而论是功多而罪少。”尚不失为公允之论。 新红学家有目的地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交游作了考证，为更好地研究小说本身打好了基础。确定前80回作者是曹雪芹，后40回为高鹗所补，使对文本的思想艺术研究更为科学。同以索隐派为代表的旧红学相比，胡适、俞平伯的新红学是飞跃式的前进，是质变，可以说是一场革命。那为什么说他们没有读懂《红楼梦》呢？要知道他们可是顶尖的作家学者啊！新红学家的贡献不可磨灭，但他们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确实没有读懂《红楼梦》。例如胡适一生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不理解，偶尔涉及，常常错话连篇，他的《答苏雪林书》、《与高阳书》即是如此。例如他在前信中说：“在那些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绔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是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虽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环境及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整个的中国文学背景，都没有可以让他发展思想与修养文学的机会。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列传》，也比不上《老残游记》。”在给高阳的信中不仅重复这些看法，还说“《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老实说，我这句话已过分赞美《红楼梦》了。”这不仅表明他不懂产生《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对《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更无会心，更难以理解这部伟大作品深厚的思想内容。作为诗人和文学史家的胡适，他在《红楼梦》上表现出来的文学鉴赏力，实在不能让人佩服。 俞平伯在为《红楼梦研究》写的《自序》中说：“我尝谓这书在中国文坛上是个‘梦魘’，你越研究便越觉胡涂。”承认自己把《红楼梦》研究不通。他在《<红楼梦>底风格》中说：“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故《红楼梦》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于近代文学之林。”在世界文学中，他以为《红楼梦》“应列为第二等”。读懂了《红楼梦》，理解了它的思想艺术成就，自当不会说出这样错误的话。 另一位新红学派的大家周汝昌，他也没有把《红楼梦》读懂。因为他坚持“自传说”，并且把自传说发展到极端，这妨碍了客观认识这部伟大作品。如他在初版《红楼梦新证》中说：“曹雪芹是先娶薛宝钗，后娶史湘云”；贾母“因提到死去的丈夫曹寅而落泪”；“贾赦和贾政，本是同生，都是曹宣的嫡子”⑤。这就把贾府和曹家、把贾宝玉和曹雪芹完全等同起来了，显得很荒谬。曹雪芹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中安排薛宝钗坐第一把交椅，林黛玉坐第二把交椅，因此《红楼梦引子》中有“因此上，演出这怀金（宝钗）悼玉（黛玉）的《红楼梦》”之句。周汝昌拘泥于自己的“史湘云嫁曹雪芹”说，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在‘千红一哭’中，湘云独占红首，而不是钗、黛诸人”⑥，极力夸大史湘云的作用，认为她的地位比薛宝钗、林黛玉还重要。他在提到小红和贾芸是贾府家破人亡时收拾残局之人时说：“一般人只知书中有个林黛玉，以为她最重要，而不悟‘林家二玉’，一黛一红（小红本名林红玉），红比黛重要得多”⑦。读懂《红楼梦》的人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轻重颠倒的错话的。 自传说是一副有色眼镜，会妨碍人们客观地去认识《红楼梦》的深广思想内容和杰出艺术成就。不管谁的天分有多高，他只要坚持“自传说”，肯定难以读懂《红楼梦》，概莫能外。 我之所以敢在这里说新红学家没有读懂《红楼梦》，不是因为我的水平高，似乎已经读懂了这部伟大作品。完全不是这样的，读懂《红楼梦》是我终生的努力目标。这里只是学习安徒生《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斗胆说说幼稚的我眼见的事实罢了。这里只是提出问题，为什么这些大红学家读不懂《红楼梦》呢？以引起智者的注意，好总结《红楼梦》研究的经验教训。 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 ——从一个角度出发开始读懂这部伟大作品的专著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在他撰写的我国第一部小说史《中国小说史略》中，利用一个专篇来介绍《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1924年他到西北大学讲学，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的讲演稿中，《红楼梦》也占了最多的篇幅。据郭豫适先生统计，鲁迅还在其他20多篇文章中论及《红楼梦》。鲁迅就《红楼梦》讲过不少精辟意见，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鲁迅开始吸收胡适的自传说，当他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用典型论代替了自传说。他在1936年写的《<出关>的关》中说：“然而纵使谁整个的进了小说，如果作者手腕高妙，作品久传的话，读者所见的就只是书中人，和这曾经实有的人倒不相干了。例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模特儿是作者曹霑自己，《儒林外史》里马二先生的模特儿是冯执中，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和马二先生，只有特种学者如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霑和冯执中念念不忘的记在心里：这就是所谓人生有限，而艺术却较为永久的话罢。”把作为原始素材的人物与艺术中的成功典型作了严格的区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后40回说：“后40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都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肯定其成就，批评其不足，意见允当。鲁迅的这些看法，是有助于我们读懂《红楼梦》的。遗憾的是鲁迅没有给我们留下研究《红楼梦》的专著，不然，我们的红学事业或者会少走许多弯路。 1948年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太愚是中国共产党著名政治活动家王昆仑的笔名。该书共收论文19篇，15万多字。其论文有：《贾宝玉的直感生活》、《贾宝玉的逃亡》、《林黛玉的恋爱》、《黛玉之死》、《花袭人论》、《晴雯之死》、《秦可卿与李纨》、《政治风度的探春》、《平儿与小红》、《宗法家庭的宝塔顶——贾母》、《刘老老是丑角吗？》、《王熙凤论》、《史湘云论》、《薛宝钗论》，《大观园中之遁世者》分析妙玉、惜春、紫鹃、芳官形象，《红楼梦中三烈女》谈论鸳鸯、司棋、尤三姐，《贾府的太太奶奶们》批评王夫人、邢夫人、尤氏、赵姨娘、周姨娘，《贾府的老爷少爷们》评价贾政、贾敬、贾赦、贾珍、贾琏、贾瑞、贾环、贾芸、贾蔷，《奴仆们的形象》讨论应天府门子、焦大、茗烟、五儿、藕官、龄官、傻大姐、包勇等人物，或详或略地分析了四十多个人物形象。就其论人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目前尚无比肩之作。由于作者运用先进思想指导自己的研究，在分析人物形象的时候注意把握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使这部书成了《红楼梦》解读史上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红楼梦》到这时虽然已经出版了150多年，但在这之前还没有一部读懂它的学术专著。王昆仑用这部著作使自己成了《红楼梦》的第一个“解味”人。 我们读《红楼梦人物论》的时候，好像由太愚作导游领着到荣国府大观园游赏了一回，他把红楼人物一一地介绍给我们。他用抒情诗的语言和谈心的方式，向我们娓娓道来。他在《林黛玉的恋爱》的开头写道：“林黛玉用她的整个生涯唱出一首缠绵哀艳的恋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流着他心上的血，眼中的泪，给她做成了记录。这恋爱至上主义的少女便永生在中国千千万万人的心中，口中。”他深刻地分析了宝黛“一方面爱的火焰非常炽烈，一方面爱的情绪又无法交流”带给他们的痛苦；“黛玉并不是以为宝玉给自己的太少，而是以为他分给别人的太多”。在“金玉之论”面前，林黛玉感到命运的威胁，太愚在《林黛玉的恋爱》中分析道： 这少女发现到人与天的抵触了；而自己是毫无凭借的。可是她的感情不许她退让，她坚持着要独占宝玉，也可以说就是要以自己的生命与那天定的金玉因缘斗争。因此她随时谛听着，有谁的脚步声走近了宝玉的身边？随时窥伺着，宝玉的心在向着谁跳动？她的灵魂永远在紧张、惊愕之中。可是这诗人本质的姑娘既不了解环境，更不懂得战略战术；她唯一的能力就是无意地使用锋利的言词刺激敌人和伤害中立者，以使得敌人戒备，使得自己绝无友军而已。她神经越敏锐，估计敌情越强；地位越孤立，假想的敌人越多；于是只有让深重的疑惧、妒恨、忧郁不断地侵蚀自己；而人生的路径也就非常狭窄了。 运用形象和抒情的语言，通过分析林黛玉的心理状态，展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本质特点。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常常运用对比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太愚深知这一点，他也常常运用对比的方法揭示性格及其差异。她在《黛玉之死》中这样分析钗、黛的异同： 黛玉为什么死？因为她的恋爱失败。恋爱为什么失败？因为她的性格不为环境所容许。黛玉和她的情敌宝钗的性格完全是背驰的。宝钗在做人，黛玉在做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着现实，黛玉沉酣于意境；宝钗有计划地适应社会法则，黛玉任自然地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于是那环境容纳了迎合时代的宝钗，而扼杀了违反现实的黛玉。黛玉的悲剧就是由于这样的性格与时代之矛盾而造成的。 通过对两人处世态度的对比，揭示了性格的对立，以及造成黛玉悲剧的深刻原因，她既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又是为社会所不容的历史悲剧。 《红楼梦人物论》，顾名思义是专论小说人物的著作，但其内容涉及面很广，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太愚在该书第一篇论文《花袭人论》中说：“《红楼梦》是中国古代最能理解妇女悲剧的书；也再没有谁能和作者曹雪芹一样，创造出那么多的妇女典型。”这已开始接触曹雪芹“使闺阁昭传”的创作主旨。他还在《贾府的老爷少爷们》中提出《红楼梦》是“一部贵族家庭的败亡史”；在《王熙凤论》中指出：虽有王熙凤的聪明才智，“却终于挽救不了贵族家庭崩溃的整个的趋势”。他看到眼光敏锐观察深刻的作者曹雪芹，在此时已经从统治阶级内部看出他们的命运行将告终，并为他们写了一份死亡诊断书。 太愚分析人物形象，有时也涉及到全书的结构问题。他在《王熙凤论》中说：“对于这一个作为全部故事骨干的重要人物之处理，作者是持着最严重的感觉而取着最活泼的运用”；“贾府式的家庭不能失去凤姐而维持，作者能理解到在这高贵庞杂的门第的结构中，凤姐是一根从屋顶直贯到地面的支柱。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把这一女性抽了出去，《红楼梦》全部故事的结构也就瘫塌下来；将只剩下一部庸俗的才子佳人的传奇。”《红楼梦》的结构研究直到现在还没有比较一致的意见，“凤姐故事结构情节主线”说，无疑是比较有道理的一家之言。 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批判 ——为了读懂《红楼梦》而开展的斗争 如何评价1954年关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现在已成了聚讼纷纭的问题。这次批俞运动起因于1954年3月《新建设》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于是李希凡、蓝翎合写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批评文章。此文遭到《文艺报》的压制，后来发表在同年9月号《文史哲》。10月10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李、蓝的《评<红楼梦研究>》。毛泽东读了这两篇文章后，于10月16日给中央政治局同志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毛泽东在信中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信的最后讲了政策问题：“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毛泽东的批评尖锐而切合当时的现实。由于这封信，在文艺界、学术界开展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评，后来发展成一场批判运动。 那么，该不该批评或批判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上表现出的错误思想呢？ 1954年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由郑振铎主持会。俞平伯首先发言，他说：“我的研究工作，我是从兴趣出发的，没有针对《红楼梦》的政治性和思想性，用历史唯物观点来研究，只注意些零零碎碎的问题。……用不正确的意见去影响读者。”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后来杨晦发言说：“解放后有一个时期我和俞先生在一起工作。在解放初，俞先生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曾经自认是二元论者：他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否能用到文艺上，他怀疑。三反时他最初是抗拒的，因为不了解三反的意义，他坚决的不肯接受批评。但在经过帮助，他明瞭了运动的意义后，他提高的很快。他检讨的很好，最后收获也很大，体会得比较深刻。他说：他‘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搞假马克思列宁主义’”⑧。怀疑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研究文学艺术作品的指导意义，用“不搞假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俞平伯当时的思想状态。1955年2月俞平伯撰写的《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发表于《文艺报》当年第5期上。他在分析自己错误的思想根源时说：“我出身于封建家庭，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感情，于五四前后又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因而在学术方面、文艺方面并没有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只由个人的兴趣去考虑。我个人的兴趣，其实质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封建遗留与资产阶级相结合的阶级趣味。”平心而论，这个检讨是合乎实际的。俞平伯的祖父俞樾是曾国藩的弟子，父亲俞陛云考场得意，是名列第三的探花。他自己出身北京大学，是旧派人物黄侃的高足，又是资产阶级新派人物胡适和周作人的学生。俞平伯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感情及其与资产阶级相结合产生的阶级趣味，可以说是渊源有自。他研究《红楼梦》的烦琐考证、趣味主义、色空观念、不可知主义，源于封建主义思想；对我国古典文学采取虚无主义，认为《红楼梦》“不得入于世界文学之林”，则源于从胡适那里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俞平伯一生的思想变化不大，所以他后半生对《红楼梦》的研究超越不大。解放初，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消极影响要比胡适大许多，当他的红学成果已开始妨碍青年正确解读《红楼梦》的时候，加之“大人物”压制“小人物”正常的文艺批评，开展一场批评俞平伯错误思想的斗争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事。 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中指出“俞平伯先生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一个代表者”，他的主要错误表现在：“他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一本‘感叹自己身世’的‘情场忏悔’之作，而完全抹杀它对封建社会的深刻的全面的批判的意义；他认为作者对自己所创作的人物无所褒贬，而完全抹杀了作者对待自己人物的爱憎分明的态度，抹杀了这一点，就是取消了作者的倾向性，因而也就取消了作品的积极意义。他在《红楼梦》里面所看到的，所欣赏的是‘色空’观点，是‘怨而不怒’的风格。”俞平伯对《红楼梦》作了不少考证工作，但他的考证“不是为了在事实的基础上对作品作全面的、历史的、科学的考察，而是醉心于个别无关重要的细节，使读者对作品得不到正确的完整的概念。” 何其芳在《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一文中分析俞平伯的错误时说：“从胡适到俞平伯先生，在研究《红楼梦》上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离开社会历史条件，离开阶级社会里的阶级的存在这一基本事实，而孤立地去研究文学作品。”加之“全国解放以来，俞平伯先生坚持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学术思想，不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仍然继续宣传他的在《红楼梦》研究上的‘不可知’论。”因此他就看不到这部巨著“多方面地批判了封建制度的不合理”。何其芳接着说：“这部巨著批判了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男女不平等的制度、科举制度、官僚制度、奴婢制度，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礼教、道德以至文学的虚伪，并写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我们完全可以说：《红楼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的百科全书。能够多知道一些作者的身世，能够见到更接近原著的版本，对于了解这部巨著当然是有帮助的。但如果把主要的以至全部的注意力放在这些方面，反而不去研究它的内容，不去从社会和阶级的观点估计它的意义，那就永远也不可能对它作出正确的评价了。” 如何评价1954年的批俞运动呢？在1986年庆贺俞平伯学术活动65周年前后发表了一组否定“批俞活动”的文章。有的学者认为这次批俞是实际存在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路线在学术方面的又一重要表现，因此1954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在总体上是应予否定的”。后来还有学者说，批俞运动刚开始不久，立即由于政治力量的强制干预，“很快就走上邪路”，成为国内政治干预学术的规模最大的一个恶劣先例。总之，要全面否定批俞运动。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人堂向知识界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特别提到两年前对俞平伯先生《红楼梦》研究的批评，他说：“俞平伯先生，他政治上是好人”，对他的批评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当时确有一些批评俞先生的文章是写得好的。但是有一些文章则写得差一些，缺乏充分的说服力量，语调也过分激烈了一些。至于有人说他把古籍垄断起来，则是并无根据的说法。这种情况，我要在这里解释清楚”⑨。代表党中央做了自我批评。1954年的批俞运动存在明显失误，这就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学术问题，不符合党对学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学术有所失落。但应看到这次运动有主流、支流的区别。为了正确地理解《红楼梦》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而批评俞平伯错误的思想方法，实际是为读懂这部作品做准备工作，这是运动的主流，周扬、何其芳的批评文章就是主流的代表。这次运动有功，也有过，功过相比，功应该大于过。这次运动后学者开始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红楼梦》和其他古代文学作品，并且出现了一批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学术专著，何其芳的《论<红楼梦>》，蒋和森的《红楼梦论稿》，就是这种实绩的具体表现。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 ——正确解读《红楼梦》的典范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酝酿于1954——1955年的批俞运动，完成于1956年，发表于《文学研究集刊》第五集，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题为《论<红楼梦>》的论文集。何其芳在1954年11月2日撰写的批俞论文《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中说： 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红楼梦》以它深刻的反封建的内容和惊人的艺术的魅力，出世以后即获得了广大读者的热爱。然而从文学批评方面它却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估价，科学的说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花了一年时间，撰写并发表了约八万字的专著《论<红楼梦>》。这篇论文不仅批判地总结一切新旧红学的经验教训，而且批判地总结了庸俗“阶级斗争”论和教条主义对《红楼梦》研究的消极影响，把《红楼梦》研究从政治斗争的紧箍咒中解放出来，从而引上美学研究的正轨。它的发表，代表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红楼梦》作美学研究这个学派的成熟。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何其芳从总体上对《红楼梦》作了最高的也是最准确的评价。他的论文的第一句就是“伟大的不朽的作品《红楼梦》是我国小说艺术成就的最高峰。”他在第十节中又说：“《红楼梦》就是这样：它以十分罕见的巨大的艺术力量，描绘了像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复杂和天然浑成的封建社会的生活画图，塑造了可以陈列满一个长长的画廊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和典型的人物；通过这些生活和人物，它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腐败，封建主义的残酷和虚伪，封建社会的男女不平等；而在这个黑暗、污秽和罪恶的世界里，它又描写了青年男女的纯洁的美丽的爱情，描写了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们和奴隶们的反抗，描写了他们对于合理的幸福生活的追求；这些描写是这样重要，它们成为全书的突出的内容，并从而使全书闪耀着诗和理想的光辉。”它的总的意义和效果就不能不是对于整个封建社会的批判和否定。 第二，深刻分析贾宝玉、林黛玉的思想性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重悲剧说和典型共名说。何其芳指出宝黛“花一样开放在这个不洁的家庭中间的纯洁的痴心的爱”，是建立在互相了解和思想一致的基础上面的，这是由《红楼梦》第一次明确地写了出来。这个爱情理想不仅属于它那个时代，而且属于未来。宝玉、黛玉作为一双不驯服的儿女，他们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封建礼教和婚姻制度所不能容许的爱情悲剧和封建统治阶级所不能容许的叛逆者的悲剧。”这就深刻揭示了宝黛爱情所蕴涵的深厚丰富的历史内容。何其芳根据一些成功的典型人物，“不仅概括了一定阶级的人物的特征以至某些不同阶级的人物的某些共同的东西，而且总是个性和特点异常鲜明，异常突出”，并在生活中广泛地流行，总结出典型“共名”说。《红楼梦》的生动描写和贾宝玉、林黛玉的名字在生活中的流行，证明共名说的理论概括不仅是勇敢的，而且是正确的。 第三，抵制老的牵强附会和新的教条主义，对一些备受误解的人物作出切实的评价，标志读懂《红楼梦》的深入。何其芳说：“薛宝钗、花袭人、贾政和王夫人这些人物的性格各不相同，然而在诚恳地信奉着封建主义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通过这些人物，《红楼梦》写出了封建主义是怎样深入人心，不仅是贾政和王夫人这种家庭的长辈，就是薛宝钗这样的少女，花袭人这样的奴隶身分的人，她们的头脑也为它所统治。”过去有不少红学家认为宝钗是一个“奸险”人物，袭人则被看作“蛇蝎”。这是十分明显的穿凿附会。薛宝钗最后被选择为宝玉的妻子，并不是她和薛姨妈的阴谋诡计的胜利，而主要是她的思想性格和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的结果。“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也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花袭人这个人物的使人讨厌和反感，和薛宝钗一样，也不是由于她特别奸险，而主要是由于她的头脑里充满封建思想。”这种深刻的分析，贴近作品的实际，揭示作者的艺术匠心，不管是对读者还是研究工作者，都富启发意义。 第四，全面深刻地总结了《红楼梦》的艺术成就。何其芳认为“《红楼梦》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小说这一形式的性能和长处，因而成为我国小说艺术发展的最高峰。”“胡适和某些曾经为他的说法所俘虏的人，说《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好像他只是把他的经历记录下来，就成功了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完全不懂得文学的创造的艰苦的。”批书人脂砚斋把这部书当作虚构的小说，并没有把它当作曹雪芹的自叙传。《红楼梦》最突出的艺术成就，就是“它像生活和自然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且天然浑成。”它把生活写得逼真而有味道。它的结构分四个部分，各有重点，又和全书的主要线索主要人物联系在一起。《红楼梦》里面大事件和大波澜都描写得非常出色，故事在进行，人物性格在显现，洋溢着生活的兴味，揭露了生活的秘密。《红楼梦》塑造了不少不朽的典型。它既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同时又集中地着重地描写了他们性格上的突出的特点。为了使人物的性格鲜明起来，《红楼梦》还常采取这样的写法，即把关系很亲近的人总是写得个性差异很大。它的细节描写、语言描写继承发展了前代优秀小说的传统。《红楼梦》的突出成就之一是它“放射着强烈的诗和理想的光辉”，更加值得我们重视。 何其芳第一次提出的这些看法，今天已变成红学界的共识。 此外，何其芳还分析了曹雪芹流露出的封建思想。作者歌颂当时的清王朝，主观上是有“梦”“幻”和“色”“空”思想的。他指出一度流行的“市民”说和“农民”说的根据是靠不住的。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的基本立场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的立场，他的思想里面同时也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地主阶级叛逆”说可能不正确，但在何其芳却是自己的一家之言。研究《红楼梦》是一个屁股后面跟着缺点错误的项目，对谁说来概莫能外，何其芳自不能例外了。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在20世纪红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一部《红楼梦》研究史上有纪念碑性质的论著”⑩。这篇论文一发表，就“成为当代红学革命中无法否认的新‘典范’，而且在今天的红学新路上，仍然具有‘典范’的意义”⑾。“何其芳的长篇论文《论<红楼梦>》，对《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作了系统细致的论述，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见解，所以受到学术界广泛的注意，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⑿。20世纪80、90年代出现的红学热潮同何其芳的这篇论文不能说没有关系，因为其中不少学人是读了他的这篇论文才走上研究《红楼梦》之路的。 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蒋和森《红楼梦论稿》，这是受到何其芳支持的一部书，也是对解读《红楼梦》有贡献影响大的著作。 1958年2月，俞平伯完成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俞平伯编辑的增订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1960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一粟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196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胡适收藏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也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这些基本资料的出版，为解读《红楼梦》提供极大的方便。这一切标志红学相对繁荣局面的到来。这个局面到1963年8月的“曹雪芹逝世200周年纪念”活动时达到高潮。 1974年的“评红运动” ——阴谋红学的大表演，解读《红楼梦》历史的大倒退 从1964年起，《红楼梦》研究又进入低潮，红学论文急剧减少了；尤其文革开始后的五六年中，几乎没有论文发表。1973年7月毛泽东在同人谈话时又提到这部作品，他说：“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凤姐就写得好！”⒀ 同年12月，他在同部队领导同志的谈话中说道：“曹雪芹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就是政治斗争，不能讲，于是用吊膀子（爱情）掩盖它”⒁。由于毛泽东主席对这部作品的喜欢，《红楼梦》成了当时唯一可读的古代文学作品。1972年8月，江青为了实现自己的女皇梦，同美国人维特克就《红楼梦》作了一次长谈。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她以红学家自居，大放厥词道：“这个荣国府统治集团里母党与父党的斗争，母党胜利了。因为林黛玉是父党这个系统的，她的母亲就是贾政的妹妹，贾母的女儿。母党父党都争取贾宝玉，但是父党失败了。”她还说：“‘反认他乡是故乡’，这说明曹雪芹是汉人。‘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个地方很明确，到头来汉人为满人做嫁衣裳。”她拾过索隐派汉满政治斗争的牙慧，胡编乱造党派斗争，企图为实现自己的女皇梦制造舆论。于是“红学”在1973年反常地又逐渐热闹起来，到1974年竟然出现了一个“评红”运动。 以江青为头子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当时掌握着宣传舆论大权，他们的所谓“评红”之意不在酒，而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上。他们拾过索隐派的影射法，恶毒地攻击周恩来总理和其他正直的领导同志。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的《封建末世的孔老二——<红楼梦>里的贾政》、任犊的《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把阴谋影射红学发展到极致，利用“评红”来制造反革命的夺权舆论。梁效对四人帮的授意心领神会，在《封建末世的孔老二》中居心叵测地说：“《红楼梦》里的贾政，是个货真价实的‘儒’，封建末世的孔老二”；“他是唯一由皇帝亲点，不只有衔而且有权的现职官员”，“贾家的内政外交，奴隶的生杀予夺，决策大权全掌握在他的手中”。任犊在《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里阴阳怪气地说：“贾政极端孤立。初一看，贾政在贾府中能够‘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实质上，他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封建皇帝对他的‘体恤’，‘众清客’对他的奉承，都不能改变他的这种孤家寡人的境遇。偌大一个贾府，没有一个人真正与他感情相通，患难与共。”他们就这样把蘸满毒液的冷箭射向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企图推倒他们篡党夺权路上的难以逾越的最大障碍。 当时由于四人帮控制了全部宣传舆论大权，加之左倾思想泛滥，形而上学猖獗，他们发动和操纵的“评红”锣鼓一响，被愚弄的群众就跟着干起来。广西蒙山县师范教师李辅基曾就此写过一分份材料，反映他们当时评红的情况，两个师范班，1974年上半年就办了12期评红专栏，写了一千多篇评红文章。李辅基说：“这可谓‘热闹’极矣！可是，内容是些什么东西呢？尽是照抄报纸的。无非是‘政治小说’啦，几十条人命啦，‘总纲’说啦┅┅我当时曾对一些写评红文章的人作过了解，发现不仅生产队评红组的成员没有一个读过《红楼梦》，甚至连师范生、中小学生也没有一个知道曹雪芹为何许人的。”⒂ 这是富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就当时“评红”的“群众性与广泛性”而言，可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读懂《红楼梦》而言，它连一丝一毫的价值也没有。它除过弄乱人们的思想，败坏学风，糟蹋文风，还能有什么意义吗？它是《红楼梦》解读史的一次大倒退！ 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 ——考证派红学的典范，为解读《红楼梦》铺垫坚实的基础 现当代红学史上的大家，大部分是以考证名家的。1949年共和国成立后，前30年可以说考证派一直没有典范。考证派红学家人数不少，但缺乏典范著作。考证派典范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它所解决的问题应是与曹雪芹和《红楼梦》有紧密关系的，对研究《红楼梦》有重大意义；考证和其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是求“真”的学问，它的结论应该能经得起检验，假若把“假”证成真，就同典范背道而驰；考证的过程必须重证据，排除主观臆断，靠证据自然引出结论，而不是相反，决不允许修改证据来迁就自己的臆断。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红学史上的重要著作，它为曹雪芹家世研究提供详尽资料，因此冯其庸说“周汝昌是‘曹学’和‘红学’的集大成者”⒃，刘梦溪说周汝昌是“考证派红学集大成者”⒄。 但为什么它不是考证派的典范呢？周汝昌自己说他的《红楼梦新证》已经把“作品的本事考证与作家的传记考证二者已合而为一了”，即他把贾宝玉和曹雪芹当作一个人，把贾府和曹家等同起来了，它证成的核心命题即绝对化“自传说”的结论是“假”，不是真，经不起检验。它证成的曹雪芹祖籍“丰润”说也是“假”，不是真。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是曹尔正的哥哥，为了迁就他的自传说，这部书硬是把弟弟曹尔正变成“哥哥”，把哥哥曹玺变成“弟弟”，这真是“假做真时真亦假”了。为了比附贵妃贾元春，他硬要在乾隆宫中找一个姓曹的皇妃，是“假”，不是真。脂砚斋、畸笏叟是两个人，是男人，他却说他们是女人，是一个人，就是曹雪芹的妻子史湘云，照样是“假”，不是真。《红楼梦新证》是一家之言，够不上典范。 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就不同了。此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增订本，由原来的近30万字增至56万字。我们之所以说《曹雪芹家世新考》是考证派红学的典范，是因为它考证的曹雪芹的家世籍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同《红楼梦》的创作有密切关系。冯其庸的考证特点是重视文献，重视实证，重视实地考察，坚持亲知亲闻，排除主观臆断，因此他在这部著作中得出的结论是经得住检验的真理性认识。 冯其庸研究曹雪芹家世是从查实《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上的人物入手的，结果查出一系列重要文献资料：1、从《清太宗实录》卷十八“天聪八年甲戌条”查到“墨尔根戴清贝勒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这是清代官方文献记载曹雪芹上世最早的一条史料，它说明此时曹振彦已归属多尔衮为旗主的满洲正白旗，并担任“旗鼓牛录章京”即“旗鼓佐领”这样有实权的军职。2、发现了两篇《曹玺传》，一为康熙二十三年未刊稿本《江宁府志》卷十七《曹玺传》，一为康熙六十年刊《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3、在辽阳发现了《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重建玉皇庙碑》、《东京新建弥陀寺碑》。天聪四年四月的《喇嘛碑》记载曹振彦当时属佟养性的“旧汉兵”，属“乌真超哈”部队（红衣大炮部队），时归附后金首尾已十年。同年九月的《玉皇庙碑》记载曹振彦已“致政”，即已退休，为转属多尔衮属下前的职位变动。4、发现天聪七年孔有德降金书，上有“特差副将刘承祖、曹绍中为先容”一句，曹绍中是《五庆堂谱》第十世人物，与同谱四房曹振彦同世次，又一次证实此谱是真实可信的。5、发现康熙抄本《沈阳甘氏家谱》，找出《五庆堂谱》四房的后裔曹寅，称三房上世祖姑之子甘国基为“表兄”的亲戚关系，恰好说明谱上的四房与三房是一条根上生出来的。依据这些新发现的材料及其他资料，冯其庸撰写了这部《曹雪芹家世新考》，并得出以下结论：证实了曹雪芹的上祖与五庆堂的上祖是同一始祖即曹俊，曹雪芹的上祖是曹俊的第四房，五庆堂的上祖是曹俊的第三房；证实了三房以下大批谱上人物都是有史可查的；证实了曹家在天命、天聪、崇德之间，原是明朝的军官，他们是在当时的明与后金的战争中归附后金的；证实了曹家在天命、天聪时期原是汉军旗，后来才归入满洲正白旗；证实了曹家的籍贯确是辽阳，后迁沈阳，而不是河北丰润。这些考证的结论具有不可改易性，为大家所公认。 冯其庸在谈到发现的两篇《曹玺传》的意义时说： 这两篇《曹玺传》给我们新增的认识：一是曹世选单名“宝”，曾“令沈阳有声”，并且家沈阳；二是曹家的远祖是宋武惠王曹彬；三是曹家“著籍襄平”，“襄平”是辽阳的古称，也即是说曹家的籍贯是辽阳；四是曹振彦是“扈从入关”的，但未提曹世选；五是曹玺曾参加平姜瓖之乱，并选拔为内廷二等侍卫，在江宁织造任上做了不少有益民众的事，郡人立生祠以颂；六是曹寅于康熙二十三年曹玺死后即奉命“协理江宁织造事务”，他“偕弟子猷讲性命之学”，即程朱理学；七是曹荃确实原名“曹宣”；八是曹颙字“孚若”；九是曹頫字“昂友”。以上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所以这两篇传记的发现，是曹雪芹家世研究的一大进展。⒅ 这九条认识也具有不可改易性，不容置辩。 我们在研究《红楼梦》的时候之所以不同意“自传说”，因为那根本不符合这部小说的实际，曹雪芹家无论在什么时候，从无谁被封过“荣国公”、“宁国公”，曹寅兄弟也从没有像荣宁二府对门而居过，曹雪芹诞生时也没有像贾宝玉口中含着一块玉。但我们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发家史对读懂《红楼梦》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因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以他们的发家史做原始素材的。小说是虚构的故事。虚构的故事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作家的生活正是创作灵感的源头。冯其庸的《曹雪芹家世新考》给我们提供准确可靠的曹家发家史，就等于为我们理解《红楼梦》铺垫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冯其庸的红学成果还有《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论庚辰本》、《梦边集》、《漱石集》、《曹学叙论》、《石头记脂本研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等等一大批著作，或考证版本，或分析文本，为读者理解这部作品提供帮助。 考证派红学家还有王利器、吴世昌、周汝昌、吴恩裕、周绍良、陈毓罴、刘世德、吴新雷、黄进德、朱淡文，此处就不一一细述了。 张国光的“当代红学” ——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意义， 使曹雪芹的半成品成为完整的艺术品，在世纪末完成对120回本《红楼梦》的正确评价 张国光先后组织并主持了九次全国当代红学研讨会。他在1988年11月举行的首届当代红学会开幕词中说：“当代红学已经有了三、四十年的历史，它所研究的复杂的内容，需要认真地清理；它所走过的曲折的道路，需要全面地反思；它所取得的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科学地总结；它所留给我们的沉重的教训更需大家深刻地记取。”这就是当代红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张国光的当代红学观主要表现在他1987年发表的《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论应充分评价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⒆一文中。这篇论文的核心内容是批评长期存在的“崇曹贬高”论，对高鹗续改《红楼梦》的贡献作了很高的评价。他依据《红楼梦》的不同版本提出了红学的“双两说”。他认为，脂评本中描写的宝钗没有和黛玉争宝玉的内容，是一个德行很美的人物；在高续本中就不同了，“经过高鹗的补写后40回并修改前80回，又删去包含有不少赞美宝钗的评在内的、充分反映了作者原意的脂评以后，宝钗在百二十回中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坏女人’。”他把前80回中的宝钗“改成一进贾府就伪造‘金玉良缘’的谎言，一心想当宝二奶奶、做贾母的孙媳。这样，她和黛玉就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总之，两个版本中的宝钗已有了本质的不同。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认为高鹗增改《红楼梦》有以下贡献：1、“高鹗第一次使《红楼梦》成为完整的艺术品，并且成为定本，因而才得以广泛流传。”2、“高鹗深化了曹著的主题”，将家族的挽歌改为“封建社会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封建家长的剥夺青年的恋爱自由”的宝黛爱情悲剧，“这就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矛盾”。3、原作写的是“钗黛合一，双峰并峙”，高鹗则“把宝钗改写成了黛玉的对立形象和情敌，她是在整个贾府的当权者的支持下取黛玉而代之”，这样她遂成了读者与批评家抨击的对象。4、“突出黛玉正面主人公地位，使她的孤僻与不合世俗反而成了对社会的反抗形式，得到读者的由衷的同情。”5、“把黛玉写成受迫害而死”，而且高鹗还用黛死钗嫁的对比法，这就更加深了悲剧气氛。6、原作写宝玉出家无非是“忏悔情孽”，加之“穷愁孤苦，不可自聊”；高鹗则把出家写成“以示不负黛玉。这样，宝玉也就成了最忠实于爱情的一个典型形象。”7、高鹗“把贾母改成导致这一悲剧的决策人物”，“深入发掘了贾府当权的太太，奶奶的反动本质”。8、把原作中品行不端的尤三姐改成“质本洁来还洁去，这也是《红楼梦》大悲剧中的小悲剧”，使这个人物成为舞台上光辉夺目的形象。“当然高鹗续书改文也有续得不好和改得弄巧反拙的，但那都是次要的缺点。比起他的成绩来可说是瑕不掩瑜的。”张国光认为80回《红楼梦》是未完成未定稿的本子，“试问世界上有哪一位作家能够凭他的大半本远未定稿的小说而被称之为‘最伟大的作家’的？”可见红学界一味崇曹贬高是很不公平的，现在是到了应该彻底改变的时候了。 在《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中，张国光还从八个方面，分析了这部伟大作品的悲剧成就，认为高鹗续改本《红楼梦》不愧为我国古典文学中最伟大的爱情悲剧和世界上伟大的爱情悲剧之一。 这篇长文的第八部分指出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极端贬高的代表作”，周汝昌“在俞先生的基础上把‘红学’的考证引向更为繁琐的地步，也是把俞先生否定高鹗的观点推向极端的一位。”张国光把周汝昌极端贬高的问题提了出来，但没有顾得上充分展开讨论。 四年后他用《是破除“盲目诋斥高鹗”的偏见的时候了——向当代红学名家周汝昌先生进一言》⒇ 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在这篇文章中说： 周汝昌氏研究《红楼梦》的总目标只是八个字：“极端崇曹，彻底贬高。” 这八个字开门见山，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周汝昌红学观的本质。他认为周汝昌“入室操戈——抨击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程乙本之用心”，“是为了和胡适‘立异’以‘鸣高’的需要”。他指出周汝昌“是这样一位经常自炫掌握了‘最惊人的珍秘材料’不惜作伪并乐于传伪的名家”。例如“伪造曹雪芹遗诗”“准备交《文物》发表”；为伪“雪芹画像”辨护，反复纠缠不休等等。“周氏把红学分为研究曹雪芹、原本石头记、探佚和脂评四大支”，目的还是为了反对高鹗。 1993年张国光发表第二篇批评周汝昌极端“崇曹贬高”的论文《高鹗续<红楼梦>是“阴谋活动”吗？》（21） 全文深入分析周汝昌对高鹗由人格上的毁损到政治上的诬陷，把高鹗的文化活动“上纲”为政治问题；由攻击高鹗的“狗尾续貂”，到诬陷他“砍貂续狗”；伪造曹雪芹为殉《石头记》而含恨九泉说；文革后对高鹗的诋诬登峰造极：从而深刻揭示了周汝昌诋毁高鹗续《红楼梦》是“阴谋活动”的错误。 现在回过头去评价20世纪红学成就时，绝对不能忽视张国光“当代红学”的积极意义和重大影响。极端的“崇曹贬高”思想产生于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流行于文革之中，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成为思潮。曹雪芹的80回《红楼梦》难以离开高鹗续补的后40回而流传。《红楼梦》的定本是120回，而不是80回。正是由于张国光的斗争，才刹住恶意攻击后40回的风气。张国光认真总结20世纪红学的经验教训，恢复高鹗续改本的地位，解决了读懂《红楼梦》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 从改革开放到世纪末，出版的红学专著不下三四百种之多。这是《红楼梦》研究史上的真正高潮。全面介绍这个时期的红学成就，那是需要专门著作才能完成的任务，绝非这篇小文所能胜任。我只列举在这个时期出版过红学专著的专家、学者的姓名，即可以斑窥豹：俞平伯、胡风、端木蕻良、启功、徐迟、王蒙、王朝闻、戴不凡、张毕来、冯其庸、周绍良、周汝昌、朱一玄、蒋和森、刘世德、白盾、舒芜、李希凡、蓝翎、邓云乡、顾平旦、蔡义江、郭豫适、朱淡文、张锦池、周中明、薛瑞生、吕启祥、刘梦溪、林冠夫、曾扬华、胡文彬、周思源、李广柏、杨乃济、唐富龄、孙逊、刘心武、陈诏、杨光汉、何永康、梅新林，等等。其中的学者，至少出版一种红学著作，多者竟有十馀种之多，于此可见红学之盛。 此文已经够长了，还是就此打住吧；评价这个时期的红研成就只能等待将来的红学专史去完成了。 注释 ① 王蒙《双飞翼》第33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第1版。 ② 同①第350页 ③ 郭豫适《红楼研究小史续稿》第13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8月第一版。 ④ 此文以上、下两篇的形式分别刊登于《红楼》2000年第2期第3——9页，第3期第3——11页。 ⑤1953年棠棣出版社《红楼梦新证》第二章《人物考》，此处引文分别见该书第100、78、72页。 ⑥周汝昌《红楼艺术》第8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⑦同⑥，第78页。 ⑧ 引自华东作家协会资料室编《红楼梦研究资料集刊》（1954年9月——11月）第364页、第378——379页。 ⑨《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陆定一《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⑩ 白盾主编《红楼梦研究史论》第39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⑾ 吴颖 吴二持《当代红学革命的“典范”问题和“路向”问题》，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红楼梦研究》1988年第4辑第7页。 ⑿ 邓庆佑《回忆与悼念——兼谈何其芳同志的<红楼梦>研究》，《红楼梦学刊》1988年第四辑第316页。 ⒀ 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463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⒁ 同⒀，见1473页。 ⒂ 见《文学评论》1981年第6期《关于“文革”中“评红热”问题讨论的来稿综述》，引文见该刊第85页。 ⒃ 冯其庸《曹学叙论》第25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年版。 ⒄ 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10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⒅ 冯其庸《我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辑第26——27页。 ⒆ 见《古典文学论争集》第387——450页，武汉出版社1987年版。 ⒇ 见《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5期第21——27页。 （21）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第7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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