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创论文,请勿抄袭,转载请注明出处! 诗云: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戮自张罗。 茜纱公子情无限,脂砚先生恨几多。 是幻是真空历遍,闲风闲月枉吟哦。 情机转得情天破,情不情兮奈我何? 一、“布衣总裁”——万斯同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浙江宁波府鄞县人。清初著名学者、史学家。其先祖万斌从朱元璋起兵,大明建国时因功授武略将军,赐封世袭将军。自万斌始,万氏家族凡九代男儿皆有一人为世袭武官,其中前四代祖先为国捐躯,称“四忠”;凡九代妇女皆有一人敕封为“夫人”或“恭人”。因从万斌之子万钟开始“赐第于鄞”,万氏便世代居住在宁波城内,成为宁波显赫的望族,一直延续到明末。万氏家族是大明王朝享祚最长和最为标准的“世家”之一,经历了明朝从洪武建国到崇祯登基的全部历史,且世袭封爵,代有功勋,是明朝历史大事的当事人或见证人。正如黄宗羲所说:“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逊国,如征交趾,如东南倭乱,如救朝鲜,皆牵连万氏。后之君子而有考故实者,万氏其不为杞、宋乎?” 顺治二年(1645),清军铁蹄南下,破扬州,陷南京。顺治三年(1646),清军占领宁波,万斯同随父兄避祸山中,多年后才返回故居。康熙元年(1662),清军强行征用万氏故第,万家只能抱着祖先牌位移居城外。万斯同自幼亲身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巨变、亲人死伤的悲怆、四处逃难的痛苦、庐墓尽墟的苍凉,目睹了征服者对故乡的践踏,经历了“异朝”和“异族”入主中原给自己家庭和社会带来的苦难,从而奠定了他以明朝遗民自许和终身不仕清廷的思想基础。 万斯同师从黄宗羲,受其影响,决定放弃“古文词诗歌”之学,转向“经国有用之学”。 万斯同道:“吾窃怪今之学者,其下者既溺志于诗文,而不知经济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则以古文为极轨,而未尝以天下为念;其为圣贤之子者又往往疏于经世,意以为粗迹而不欲为。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夫吾之所为经世者,非因时补救,如今所谓经济云尔也。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愿辍古文之学而专意从事于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灿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始为儒者之实学,而吾亦俯仰于天地之间而无愧矣。”(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七《与从子贞一书》)后万斯同研读《明实录》,决心专攻有明一代历史。清初著名学者钱大昕评论万斯同道:“专意古学,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之“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下令诏举博学鸿儒特科,万斯同和恩师黄宗羲一起谢绝了浙江巡道的推荐。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万斯同受《明史》监修官昆山徐元文之邀,抵京修《明史》。他向徐元文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不署衔”,二是“不受俸”。他私下表示:“吾此行无他志,显亲扬名非吾愿也,但愿纂成一代之史,可藉手以报先朝矣!”万斯同的主要工作是在其他史官草拟史稿的基础上,协助监修徐元文等对其进行审订、刊改、补充和通纂,充当实际上的“主编”,即所谓“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康熙廿九年(1690),主持修史的昆山“二徐”(徐乾学、徐元文)因党争离京回籍,万斯同应《明史》监修官张玉书和诸总裁之请继续留京修史。康熙三十三年(1694),史馆旧人王鸿绪奉诏回京,重领史局之事。史馆还特地为万斯同配备了一个助手钱名世。 万斯同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虽然《明史》最终定稿于乾隆初年,但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 康熙四十一年(1702)二月,时任《明史》监修官熊赐履径自向康熙帝进呈《明史》全稿416卷,共34函。不但无一字提到万斯同等朝野史家对《明史》修纂的贡献,甚至连当时《明史》修纂的其他总裁如王鸿绪等人的名字也未提及。 这年四月初八日,万斯同病逝在王鸿绪为他安排的宾馆中,享年65岁。丧事由王鸿绪经办,钱名世以“弟子”主丧,他取走了万斯同的藏书,论者薄之。王鸿绪未等万斯同的儿子等人来到北京,就派人把万斯同的灵柩运回了宁波故里,先暂时安放在白云庄万氏祖墓旁边。 从康熙十八年(1679)九月抵京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客死京师,万斯同只短暂返乡三次。他为修《明史》抛妻弃子,隐忍史局二十余载,耗尽心血。 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三月,万斯同从故里返京,黄宗羲赋诗为弟子壮行曰:“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万斯同魂归故里后,名士裘琏题写墓联道:“班马(班固、司马迁)三椽笔,乾坤一布衣。”(朱端强《布衣史官——万斯同》) 二、“名教罪人”——钱名世 钱名世(?—?),字亮工(一作亮功),一字絅庵,常州府武进县人。“夙负文誉,王士祯见其诗激赏之。”(《清史稿》)康熙四十二年(1703)宋荦(字牧仲)甄选《江左十五子诗选》,钱名世名列其中。大约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开始,协助万斯同纂修《明史》。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直隶乡试中举,康熙四十二年(1703)癸未科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编修,升翰林院侍讲学士。 雍正二年(1724),钱名世赠诗年羹尧,颂扬其平定青藏之功。次年年羹尧案发,钱名世受牵连。雍正四年(1726),雍正帝以“品行卑污”、“曲尽谄媚”、“悖逆已极”之罪,下诏曰:“著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所居之宅。”并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如不悬挂,奏明治罪。钱名世离京时,雍正还命在京官员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雍正亲自审阅后,辑成《御制钱名世》(又名《名教罪人》),交钱名世刊印,分发全国学校。雍正还禁焚其书,使钱名世能够传世的作品极少,后人也无法从其作品中了解任何有关修史的信息。名教: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即以“三纲”、“五常”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 三、万钱同修《明史》 关于“万钱修史”,《清史稿》《万斯同传》道:“至三十二年(1693),再召王鸿绪於家,命偕陈廷敬、张玉书为总裁。乃延斯同於家,委以史事,而武进钱名世佐之。”《钱名世传》附《万斯同传》之后:“鸿绪聘修明史,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属辞润色之。”清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中有“万钱同修明史”篇:“初修《明史》之时,徐东海(徐乾学)延万季野斯同至京主其事。时万老矣,两目尽废,而胸中罗全史,信口衍说,贯串成章。时钱亮工尚未达,亦东海门下士,才思捷敏,昼则征逐朋酒,夕则晋接津要,夜半始归静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钱就炕几前执笔,随问随答,如瓶泻水。钱据纸发书,笔不停缀,十行并下,略无罅(xià)漏。史稿之成,虽经数十人手,而万与钱实尸之。噫!万以老诸生系国史绝续之寄,洵非偶然;钱之才亦曷可少哉!” 据朱端强先生考证: (1)王鸿绪主持修史后,曾和万斯同、钱名世、王源等人一起到郊外游玩,并作《订万季野王昆绳钱亮工诸子同游西山》二首,以记其事。从王鸿绪之诗来看,“万钱修史”并非传说。 (2)另据姚范所记,传说这时斯同因年老眼花,不能写字,曾采取口授的方式命钱名世代笔修史:往闻四明万处士馆于华亭王司农弘(鸿)绪家,撰《明史》稿。后目眵(chī)昏,不能自书。王乃客钱编修名世于家助之。钱时在举场未遇,颇竞竿牍,报谒投刺无虚日。抵暮归,食罢,抵万榻前。万时卧病,口授颠末,令书之。既就,王持稿藏去,不留本也。 (3)据载,史稿在万斯同核定之后,再由钱名世负责润色成文。所有新纂的史稿命钱名世一一注明修订的依据或出处,以利后人检阅。诚如当时杨椿所见:椿时年二十余,尝屡至其馆中,见万君作一《传》,集书盈尺者四五或八九不止。与钱君商榷,孰为是,孰为非?孰宜从,孰不宜从?孰可取一二,孰概不足取?商既定,钱君以文笔出之,故其辞达,其事明,有远出唐、宋二史上者。而熊廷弼、袁崇焕、李自成、张献忠诸《传》尤善。弘、正前徐《稿》考校既疏,乖错尤甚。万君无书足信,惟凭《实录》及稗史之可从者,辨其人之忠佞,定其时之后先……万君在时,于徐公《传》稿,合者分之,分者合之,无者增之,有者去之。钱君俱详注其故于目下。按,据杨椿行年,事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 (4)康熙三十七年(1698)春,万斯同第二次南还故里,携钱名世同行。张恕作诗云:“客邸何人慰寂寥,江南钱起超凡俗(原注:武进钱子亮工同行)。”(《南兰文集》) 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史馆派钱名世做万斯同的助手,是因为“万时卧病”,且“目眵昏”,“不能自书”,而钱名世“才思捷敏”。“万钱修史”的方式则是“斯同任考核,付名世属辞润色之”,或万斯同“口授颠末”,并“与钱君商榷”,再由“钱君以文笔出之”。而且这种修史方式效果很好,“其辞达,其事明,有远出唐、宋二史上者”。 四、万钱合著《石头记》 1、万斯同私撰《明史》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命资深监修官徐元文回《明史》馆,专心负责修史之事。徐元文之兄徐乾学也新任《明史》总裁。这一时期,《明史》修纂实际上主要由昆山“二徐”主持。 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昆山“二徐”的主持下,终于形成了一个指导修史的重要文献《修史条议》。万斯同参与制定的《修史条议》共61条,其中有如下2条: (1)关于建文皇帝逊国出亡,“野史有之,恐未足信”。主张辨证史实,以存其说。同时指出,明成祖也曾残酷迫害建文忠臣及其亲属。意有谴责朱棣之“篡”。 (2)建议仿《宋史》例,将南明福、唐、鲁、桂四王附入崇祯《本纪》之后,“以不泯一时事迹,且见本朝创业之隆”。 《修史条议》公布后,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其中关于建文逊国和明成祖残害建文忠臣问题,自修史以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一方面确实出于对史实本身的辨析,由于资料缺乏,关于建文皇帝的下落究竟如何的确难于断定。但另一方面则明显出于“书法”问题,这就难免与明清易代的历史有着某些明显的类比关系。如果强调“建文逊国”,在清政府看来就含有咏叹明祚不绝、正统永在的味道,而谴责朱棣以“靖难”为名兴师篡夺大位,这和谴责明朝建州军卫之后公然篡夺主权,假“为明廷报君父之仇”而入主天下,自有同工异曲之妙。须知“篡国”二字正是当时清政权最害怕的字眼。关于南明历史地位和清初反清志士的评价问题,也是自《明史》开修以来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按当时的统治者看来,明朝历史的句号就应当打在顺治元年,此后的南明诸君和抗清死节之士不过是“跳梁小丑”。他们当然不愿意将这段悲壮的历史书之汗青。这与其说是一个“历史”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敏感的现实问题。如果承认南明三王还在继续保持大明王朝的“正朔”,那么,清初顺治入关以来政权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如果大张旗鼓地表彰清初反清志士,那么那些投降和归顺清廷而在朝为官者的道德行为就值得批判。 康熙二十六年(1687),昆山“二徐”代表史馆第一次进呈《明史》稿《本纪》7卷,《列传》15卷。这也是《明史》自修纂以来的第一次正式进稿。进呈史稿的同时,徐元文还向康熙帝提出了五点要求,其中后2条为: (1)请按《宋史》例,将晚明福、唐、桂三王附于《愍帝(崇祯)本纪》之后。 (2)请按《宋史》、《元史》例,准将清初抗节人臣载入《明史》。强调了“各为其主,尽忠所事”的“忠义”原则。 这两条已经见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修史条议》,为何三年之后又重新提出?足证当时清政府并不同意这一原则。在昆山“二徐”进呈史稿后,康熙帝传谕大学士,强调纂修《明史》要以《明实录》为准,不可空言文饰,以防议论不公。康熙帝告诫说:“从来论人甚易,自处则难。若不审己之所行而徒轻议古人,虽文词可观,亦何足道?朕尝博览群书,于古之圣君哲后未敢漫加评骘(zhì排定)也。”同时,还指斥当年《元史》修纂“议论偏,殊乖公正”。同年五月,康熙帝在召见《明史》监修、总裁陈廷敬、汤斌、徐乾学等大臣后,又再次提到修史问题说:“朕从来不轻评论古人,即如《明史》一书,朕亦不遽加论断。然评论古人犹易,若评论时人更难……总之,人之学问原有一定分量,真伪易明。若徒肆议论,则不自量矣!” 康熙帝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昆山“二徐”所进《明史》稿究竟如何,也没有对徐元文疏请有关南明和清初抗节人臣书法的话题表态。但是,只要熟悉康熙帝对《明史》修纂的话语,就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他对这时进呈的《明史》稿,对昆山“二徐”等关于清初抗节人臣和南明历史的建议,是非常不满的!康熙帝所谓不敢对“圣君哲后”“漫加评骘”,显然有指责《明史·太祖本纪》稿关于朱元璋诛杀功臣之意;康熙帝反复强调《明史》修纂要以《明实录》为准,“不可空言文饰”,显然与南明历史的书写有关。众所周知,南明诸朝本无《实录》可据,尔等又如何道来?康熙帝所谓“论人甚易,自处则难”说的不是别人,正是指当时主持修史的昆山“二徐”兄弟,特别是锋芒毕露的徐乾学。 《修史条议》公布后引起的争议,康熙帝对昆山“二徐”的批评,万斯同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深知当时清政府对于明朝历史的断限原则意在崇祯一朝,而南明福王、唐王、鲁王和桂王的历史,最多不过会如史馆之请勉强附在崇祯《本纪》之后。这样一来,不但整个明朝历史有失完整,而且南明时期无数忠臣义士可歌可泣的事迹也将付诸东流。对于以世代忠节著称的万氏家族的子孙,对于亲身经历过南明历史的明史专家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但以他编外“史官”的身份,或即便他就是监修、总裁,也不可能“成一代之史以报先朝”。万斯同逐渐明白,要靠官修《明史》来全面、公正地记载大明王朝的历史是不现实的。于是他想让温睿临来完成记述南明历史的任务,以补正官修《明史》的不足。温睿临虽然接受了万斯同的建议,但直到万斯同去世后,他才发凡起例,将这部著作完成,题为《南疆逸史》。 万斯同私撰《明史》的念头可能最早萌生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前后。这段时期,万斯同周围有几位身世和思想大体相同的朋友,如刘献廷、杨宾、王源、刘坊、戴名世等。他们眼看《明史》,特别是南明历史不可能按他们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修纂成书,于是便有了私修《明史》的计划。据刘坊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昆山“二徐”被劾归里,刘献廷通过万斯同从史馆中抄出不少史料,准备带回太湖东山,邀约王源、戴名世等友人,“为一代不朽之业”。可惜刘献廷南归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万斯同和刘坊不禁扼腕叹息!据杨宾记载,昆山“二徐”走后,万斯同“卒留三年,启、祯两朝《列传》竟,又私撰宏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未成而病作,遂殁”。杨无咎后来根据万斯同之子提供的材料为他作《墓志铭》,也明确肯定这一事实说:“惟国史《列传》有以直笔,恐触时讳,乃别构一书,凡崇祯后监国功臣咸削而不书。”万斯同之所以在晚年才开始私撰《明史》,首先缘于他日益对官修《明史》稿的不满。尽管他一直参与了这些史稿的修订,但是全书的体例、内容并不能完全按他的思想裁决。特别是王鸿绪等人接管修史工作以来,官方对《明史》修纂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所谓“一代信史”只能按最高统治者的意思成书,这使万斯同倍感压抑和郁闷!但他越是看出官修《明史》可能出现的弊端,他就越是不能轻易离开史馆。因为当时再也没有谁比他更深入具体地掌握《明史》修纂的资讯。充分利用史馆资料和旧稿“别构一书”,全面公正地书写有明一代历史,既是他自从研治明史以来的心愿,也是他离乡背井、隐忍史局的最大和最后一个愿望。(朱端强《布衣史官—— 万斯同》) 万斯同“恐触时讳”,曾“别构一书”,“启、祯两朝《列传》竟,又私撰宏光、监国、隆武、永历四朝《纪》、《传》”。而这正与《石头记》之“明史”(朱明末世)完全相符(详见《石头真言》),是万斯同撰写《石头记》之内证。 《中国通史》(白寿彝):清初所修《明史》,隐没了不少历史事实,其所隐没者有二:一是隐没清未建国前曾臣于明之事实,二是隐没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存在之事实。除此之外谢国桢还列出了四大点:一是于明初事实记载不翔实。因清廷讳言明朝驱逐蒙古于漠北,亦犹如讳言建州女真于东北臣于明。又因史官为明末降清人士,对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尽略而不愿详记。二是记建文之事,讳言建文出亡,主张焚于火,以示亡国之君无生之理。此亦出清廷之需。三是除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外,其余农民起义,均只见于有关官员列传之中,且极尽歪曲之能事。四是《明史》出于东南文人之手,于江浙文人尤其是东林党人多立佳传。 关于谢国桢所列第四点,早在康熙三十年(1691)方苞就曾当面提出过,万斯同解释道:“吴会之人尚文藻,重声气,士大夫之终,鲜不具状志家传。自开史馆,牵引传致,旬月无虚,重人多为之言。他省远方,百不一二致。惟见列朝《实录》,人不过一二事,事不过一二语;郡州县志,皆略举大凡,首尾不具,虽知其名,其行谊事迹,不可凿空而构。欲特立一传,无由摭拾成章,故凡事之相连相类者,以附诸大传之后,无可附则惟据《实录》所载,散见于诸志,此所谓不可如何者也。” 而《中国通史》指出的《明史》所隐没的两大事实,即清未建国前曾臣于明和清入关后南明诸朝廷之存在,以及谢国桢所列第一点、第二点,则正是《石头记》所记载的主要内容。(详见《石头真言》) 至于谢国桢所列第三点,《石头记》则与《明史》不同,《石头记》区别对待明末农民军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石头记》也极端蔑视推翻北京朱明的李自成农民军,并极力丑化贬低之。但对张献忠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等在南明抗清斗争中的表现,则给予充分肯定和颂扬。(详见《石头真言》相关章回) 所以《石头记》是对清初官修《明史》所讳言部分的修正、所隐没部分的补写,将《石头记》与《明史》合在一起,才是一部完整的“明史”,即《红楼梦》(“朱明之梦”)。 万斯同逝世后留在史馆的“原本”,凡“涉忌讳者”先后经钱名世、熊赐履、王鸿绪等人继续改削后,整合为官修《明史》稿系列。据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云:“乾隆初,大学士张公廷玉等奉诏刊定《明史》,以王公鸿绪《史稿》为本而增损之,王氏稿本大半出先生手也。”而《明史》中不能正确记载或没有记载的部分,万斯同则将其主要内容写入了《石头记》,作为对官修《明史》的补正。也就是说万斯同最后用《明史》和《石头记》这两部史书,全面、公正地记载了大明王朝的历史,实现了“藉手以报先朝”之夙愿。 2、《石头记》从钱名世手中传出 (1)钱名世取走万斯同藏书 方苞《万季野墓表》:“及余归,逾年而季野竟客死,无子弟在侧,其史藁及群书遂不知所归……季野所撰本纪列传,凡四百六十卷,惟诸志未就,其书具存于华亭王氏(王鸿绪)。” 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先生在京邸,携书数十万卷,及卒,旁无亲属。钱翰林名世以弟子故,衰絰为丧主,取其书去,论者薄之。” 万斯同之子万世标《明史原稿流散目录》:“其原稿皆在俨斋(王鸿绪)先生家……在壬午年四月初八日,遗书尽为亮工去取,无一好本寄回家者,都门士大夫皆知其事也。” (2)在万斯同藏书中有《石头记》 光绪二十三年邱炜萲(wěixuān)在《菽园赘谈》中写道: “《红楼梦》一书,不著作者姓名,或以为曹雪芹作,想亦臆度之辞。若因篇末有曹雪芹姓名,则此书旧为抄本,只八十回。倪云癯(qú)曾见刻本,亦八十回。后四十回乃后来联缀成文者,究未足为据。或以前八十回为国初人之旧,而后四十回即雪芹所增入。” 早在乾隆年间,陈镛在《樗散轩丛谈》(嘉庆九年青霞斋刊本)中记载道: “《红楼梦》实才子书也,初不知作者谁何,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巨家间有之,然皆抄录,无刊本,曩时见者绝少。乾隆五十四年春,苏大司寇家因是书被鼠伤,付琉璃厂书坊抽换装订,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渔利,今天下俱知有《红楼梦》矣。《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原书仅止八十回,余所目击。后四十回乃刊刻时好事者补续,远逊本来,一无足观。近闻更有《续红楼梦》,虽未寓目,亦想当然矣。” 陈镛,江苏吴江人,字兰冈,著有《樗散轩丛谈》十卷。 同治年间,倪鸿在《桐阴清话》中引用了《樗散轩丛谈》中的话,对《红楼梦》出于“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之说表示认同。 邱炜萲谓《红楼梦》“或以前八十回为国初人之旧”;陈镛则谓“或言是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手笔”,倪鸿表示认同。而所谓“康熙间京师某府西宾常州某孝廉”,与“万钱修史”时的钱名世完全相符。钱名世正是康熙年间王鸿绪为万斯同安排的助手,住在北京王鸿绪馆中,既是常州府人,又是孝廉。“西宾”:旧时宾位在西,故称;常用为对家塾教师或幕友的敬称。“孝廉”:明清两代对举人的称呼;钱名世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直隶乡试中举。万斯同辞世后第二年,钱名世又中进士,授翰林编修,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但因为他后来成了雍正钦定的“名教罪人”,所以后人讳而不言。 据此可以判断,《石头记》最初是从钱名世手中传出去的,因此人们以为他就是《石头记》作者,这是万钱合著《石头记》之外证。 从万斯同私撰《明史》和万钱同修《明史》的时间来判断,当是万斯同先开始撰写《石头记》(或《风月宝鉴》),钱名世后来加入。而从《石头记》内容和“脂批”来判断,万钱合著《石头记》的方式也当与“万钱修史”相同,即由万斯同构思撰写,钱名世再“属辞润色”,或由万斯同“口授颠末”,并“与钱君商榷”,再由“钱君以文笔出之”。 全祖望和万世标对钱名世取走万斯同藏书表示气愤,是因为不知道钱名世也是《石头记》作者之一,而这些藏书有可能是万斯同送给钱名世的。据方苞《万季野墓表》记载:万斯同曾与他长谈,“(万斯同道:)‘子诚欲以古文为事,则愿一意于斯,就吾所述,约以义法而经纬其文。他日书成,记其后曰,此四明万氏所草创也,则吾死不恨矣!’因指四壁架上书曰:‘是吾四十年所收集也,逾岁吾书成,当并归于子矣。’”但方苞未允其事。而钱名世在万斯同逝世后有保护和润色《石头记》之责、续修《明史》之任。不过这些藏书随后被人强势索走,有脂批为证。第二十一回有一眉批云: “赵香梗先生《秋树根偶谭》内兖州少陵台有子美祠为郡守毁为已祠。先生叹子美生遭丧乱,奔走无家,孰料千百年后数椽片瓦犹遭贪吏之毒手。甚矣,才人之厄也!因改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数句,为少陵解嘲:‘少陵遗像太守欺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折克非已祠,旁人有口呼不得,梦归来兮闻叹息,白日无光天地黑。安得旷宅千万间,太守取之不尽生欢颜,公祠免毁安如山。’读之令人感慨悲愤,心常耿耿。壬午九月。因索书甚迫,姑志于此,非批《石头记》也。为续《庄子因》数句,真是打破胭脂阵,坐透红粉关,另开生面之文,无可评处。” “壬午九月”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九月,距万斯同辞世仅约半年左右。“索书甚迫”,表明万斯同的藏书确实在钱名世处。此条批语将万斯同之藏书比作“子美(杜甫)祠”,将索取人比作贪吏“郡守”,可知藏书将不保。而钱名世却因此背了三百年的骂名,不过这与后来的“名教罪人”相比,也就算毛毛雨了。 3、一条旁证 土默热先生通过对《红楼梦》中出现的文人及其作品进行考证分析,认为:“这些文人都是清朝初期以前的人物,时代最近的是顺康年间的林云铭、吕熊、褚人获、洪昇等。这些文学作品都是康熙朝中期以前的作品,问世时间最晚的是康熙中期的《女仙外史》、《坚瓠集》和《长生殿》。这说明了什么呢?《红楼梦》作者并不避讳写当代人和当代作品,但书中绝无康熙中期以后的人物和作品出现,只能说明,《红楼梦》创作于康熙中期,与其后的雍正、乾隆时代绝无关系。” 其中洪昇的《长生殿》问世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孔尚任的《桃花扇》则问世于康熙三十八(1699),二人并称“南洪北孔”。但在《石头记》中却只有《长生殿》而无《桃花扇》。 土默热先生的这一发现很重要,可作为“《石头记》作者是万斯同、钱名世”的有力旁证。因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早期版本甲戌本就创作于康熙中期,大致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之间(详见下文)。 五、《石头记》作者即万斯同 第五十回原文 李纨因笑向众人道:“让他自己想去,咱们且说话儿。昨儿老太太只叫作灯谜,回家和绮儿纹儿睡不着,我就编了两个‘四书’的。他两个每人也编了两个。”众人听了,都笑道:“这倒该作的。先说了,我们猜猜。”李纨笑道:“‘观音未有世家传’,打《四书》一句。”湘云接着就说:“在止于至善。”宝钗笑道:“你也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李纨笑道:“再想。”黛玉笑道:“哦,是了。是‘虽善无征’。”众人都笑道:“这句是了。”李纨又道:“一池青草草何名。”湘云忙道:“这一定是‘蒲芦也’。再不是不成?”李纨笑道:“这难为你猜。纹儿的是‘水向石边流出冷’,打一古人名。”探春笑问道:“可是山涛?”李纹笑道:“是。”李纨又道:“绮儿的是个‘萤’字,打一个字。”众人猜了半日,宝琴笑道:“这个意思却深,不知可是花草的‘花’字?”李绮笑道:“恰是了。”众人道:“萤与花何干?”黛玉笑道:“妙得很!萤可不是草化的?”众人会意,都笑了,说:“好!” 李纨三姐妹之“春灯谜”共有四个谜语,这四个谜语单独各自成谜,串起来后又构成另外一个谜语。就是这个连环谜语,道出了《石头记》作者之莫大秘密。 1、谜面:观音未有世家传 打《四书》一句 谜底:虽善无征 原文先指出谜底不是“在止于至善”,宝钗又提醒“想一想‘世家传’三个字的意思再猜”,于是黛玉猜出谜底为“虽善无征”。 “虽善无征”:出自《礼记·中庸》:“上焉者虽善无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云:“上焉者,谓时王以前,如夏、商之礼虽善,而皆不可考。” 此谜意为:观音虽善,但没有“世家”、“传”,无从征考。 “世家”:《史记》中用以记载侯王家世的一种传记。“世家”之体古已有之,司马迁撰《史记》时以之记王侯诸国之事,著《世家》三十篇;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亦著《列国世家》十篇。因王侯开国,子孙世代承袭,故称世家。 “传(zhuàn)”:传记,这里指史书“纪传表志”之“传”。 “征”:证明,验证。 2、谜面:一池青草草何名 打《四书》一句 谜底:蒲芦也 “蒲芦”出自《四书》《礼记·中庸》:“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 东汉郑玄注曰:“蒲芦,蜾蠃(guǒluǒ),谓土蜂也,诗曰: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螟蛉,桑虫也。蒲芦取桑虫之子去而变化之,以成为己子。政之于百姓若蒲芦之于桑虫也”。 蜾蠃(蒲芦、土蜂)常捕捉螟蛉存放在窝里,产卵在它们身体里,卵孵化后就拿螟蛉作食物。古人误以为蜾蠃不产子,喂养螟蛉为子,因此用“螟蛉”比喻义子。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蒲芦,说者以为蜾赢,疑不然。蒲芦,即蒲、苇耳。故曰:‘人道敏政,地道敏艺’。夫政犹蒲芦也,人之为政,犹地之艺蒲苇,遂之而已,亦行其所无事也。” 所以《四书》中的“蒲芦”实际上有两解,一为蒲苇,一为蜂。 3、谜面:水向石边流出冷 打一古人名 谜底:山涛 谜面出自宋代苏洵“冷香联句”:“水向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山涛”:晋代诗人,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 此谜是一个“谜中谜”,其谜底“山涛”实际上也属于谜面。我们且将“水向石边流出冷”分作两句来解: (1)“水向石边流出”:山涛字巨源,点出此“水”乃“大水”。大水冲刷石头会将其边角冲走,而“石”字去掉“边”(一横一撇)后就只剩下一个“口”字。 (2)“水流出冷”:即水从“冷”流出,而“冷”字之“水”(含“令”字下面一点)流出后就只剩下一个“今”字。 “口”和“今”合而为一便是一个“吟”字,这才是此谜真正的谜底,因为只有大水“向石边流出”并发出声响才能称之为“山涛”。 而“吟”又为古典诗词的一种名称(如《五美吟》),代指《石头记》;“记”:记载事物的文章或书册。 4、谜面:萤 打一个字 谜底:花 萤火虫在夏季多就水草产卵,化蛹成长,古人误以为萤火虫是由腐草本身变化而成。《礼记·月令》:“季夏之月……腐草为萤。”崔豹《古今注》:“萤火,腐草为之。”故黛玉道:“‘萤’可不是草化的?”“草化”为“花”字之分拆。 我们将这四个谜语串起来进行解读: 第1个谜语借“上焉者虽善无征”,点出遭清廷忌讳和隐没之“明史”(主要指明末清初史)也将“不可考”。 第2、3、4个谜语则点出《石头记》作者及其创作方法。其中第2个谜语之谜底为“蒲芦”,第3个谜语之谜底为“吟”;第4个谜语则用“水草化萤”点出“蒲芦”和“吟”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蒲芦化吟”。“吟”与“萤”谐音,“蒲芦”即水草(蒲苇)。 “蒲芦”又指蜂,而“蜂”又名“万”。《说文》:“万,虫也。”《埤雅》:“蜂一名万。盖蜂类众多,动以万计。”《字汇》:“万,蜂也,今借作数。”《正字通》:“万,蜂王也。” “蜂”即“万”,“万”即指万斯同。所以所谓“蒲芦化吟”即“万化吟”,意指万斯同像“蒲芦化桑虫之子为己子”和“草化萤”的传说一样,“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即将“明史”化为了《石头记》。“万斯同”即“万与此相同”之意;“斯”,此也;“同”,一样,没有差异。 所以《石头记》作者即万斯同,《石头记》即“世家传”,即“明史”。 六、“山子野”即万斯同 《石头记》第十六回原文 全亏一个老明公号山子野者,一一筹画起造……凡堆山凿池,起楼竖阁,种竹裁花,一应点景等事,又有山子野制度。 “明公”:本用以称呼有学识有地位的人,后泛作对人的尊称。 “山子野”:脂批道:“妙号,随事生名。”“山子”:假山,指用假山造园。 大观园是万斯同为记载“明史”而搭建的历史大舞台,代指明朝(中国)。而“一一筹画起造”、“制度”之“老明公”“山子野”即万斯同。 万斯同字季野,号石园。所谓“山子”,即隐万斯同之号“石园”;所谓“野”,则切万斯同之字“季野”。(季:兄弟排行次序最小的;万氏八兄弟,斯同最小。)所以所谓“山子野”即万斯同。(详见《石头真言》第十六回“大观园”) 七、《石头记》创作手法 第五十回李纨三姐妹之“春灯谜”,不仅道出了《石头记》作者即万斯同,还道出了《石头记》的创作手法,即像“蒲芦化桑虫之子为己子”和“草化萤”的传说一样,“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那么万斯同究竟是怎么将“明史”化为《石头记》的呢? 《石头记》第一回原文 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因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忽从这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原来就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甲戌侧批: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红尘,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空空道人)将《石头记》【甲戌侧批:本名。】再检阅一遍……因毫不干涉时世,【甲戌侧批:要紧句。】方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万斯同“草化明史”之法,就在“空空道人”四字之上。所谓“空”,同“控”,人的头部朝下。 第二十八回原文 宝玉进来,只见地下一个丫头吹熨斗,炕上两个丫头打粉线,黛玉弯着腰拿着剪子裁什么呢。宝玉走进来笑道:“哦,这是作什么呢?才吃了饭,这么空着头,一会子又头疼了。”黛玉并不理,只管裁他的。 “这么空着头”之“空”,即“控”,低下头。那么所谓“空空道人”,乃“控控倒认”也,意思为:低下头,再低下头,倒着认字。这就是“空空道人”读抄“石头故事”之法,具体为:背对着“石头”,叉开双腿,低下头,再低下头,低之再低,直低至裤裆之下,然后睁眼瞧去,果然“字迹分明,编述历历”。空空道人从裤裆底下倒读“石头故事”,结果读出了《石头记》,于是“从头至尾抄录回来,问世传奇”。 古文书籍排版与现在不同,是从右往左。而治印则刚好相反,须从左往右。不仅如此,图章上的每一个字,其笔画都须左右相反。如果要读图章上的文字,必须左右反着读。“青埂石头”(通灵宝玉)即传国玺之玉角,空空道人以为要读“石头故事”也必须像读图章上的文字一样反着读,于是效仿玩童从裤裆底下倒着读;所谓“倒读”即反读。“石头故事”即“明史”,但空空道人“再检阅一遍”,仍判定其“毫不干涉时世”,此乃“倒读”之故也。 这就是万斯同“草化明史”之法,即反抄“明史”。所以“明史”(“石头故事”)=“反文《石头记》”。 万斯同“草化明史”之法,其实也是一种“为政之道”。《中庸》道:“夫政也者,蒲芦也。”郑玄注曰:“政之于百姓若蒲芦之于桑虫也。”(详见李氏三姐妹之“灯谜”) “政”,亦“正反文”也。“攵(pū)”,古同“攴”,轻轻地击打。《正字通》:“九经字样作攴,今依石经作攵,与文别。”“攵”字在字义上与“文”字无关,但字形上与“文”字之反文相似,故俗称“反文”。 所谓“夫政也者,蒲芦也”,也指“正反文”乃万斯同像“蒲芦化桑虫之子为己子”一样“草化”而来。那么《石头记》即“正反文”。 “政”亦贾政之名,贾政字“存周”,即“纯诌”,意谓“正反文”纯属虚构,即“满纸荒唐言”。 那么贾赦之“赦”,“赤反文”也。贾赦字“恩侯”,即“纫后”,意指缝缀在后。所以《石头记》=正反文+赤反文。这和荣国府一样,荣国府=“正院”(贾政)+“东大院”(贾赦)。那么“石头故事”(“明史”)=正文+赤文。“赤文”指粘在“传国玺”上的朱砂。 所以《石头记》不仅在内容上是“传国玺传”,在形式上也是“传国玺传”。“传国玺”上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所以万斯同将《石头记》设计为八十回。印玺上的文字与钤盖出来的印文上的文字左右相反,所以将“明史”设计为正文,将《石头记》设计为反文。而林黛玉本是为“宝玉”(缺角传国玺)补缺之玉角(赤玉、朱砂),所以又为《石头记》之正反文设计了补缺之赤反文,“正反文+赤反文”才是一部完整的《石头记》,《石头记》亦即“衔赤玉之传国玺”。也就是说八十回《石头记》虽然看起来是未完成之作,但再加上“赤反文”就是完璧。赤反文属于《石头记》本文,是《石头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要解读《石头记》,必须反读《石头记》,即将其“正反文+赤反文”还原为“石头故事”(“明史”)之正文和赤文。 “赤反文”虽然属于《石头记》本文,但其表现形式实际上即朱笔批语,即“脂批”。那么脂批之作者脂砚斋也是万斯同。所谓“脂砚”即朱砚,指研磨朱墨的砚台;“脂”指胭脂,可代朱砂。而“朱砂”即“衔赤玉之传国玺”之赤玉,所以脂批即《石头记》之赤反文。 “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 所谓“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意谓空空道人因从裤裆底下倒读“石头故事”而看到了《石头记》中的美色,因美色产生了情欲,再将情欲传入美色(详见《红楼玄关》之四),最后从美色中悟出了“色即是空”之佛理。第一个“空”即“控”,指倒读。“色”,指“红楼人”,即空空道人从裤裆底下倒读《石头记》所见之美色。“情”,情欲。第二个“空”乃佛教语,本指万物从因缘生,没有固定,虚幻不实;这里一语双关,又指《石头记》中的美色看得见却够不着。 于是空空道人“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所谓“情僧”,即为情所困之僧。所谓《情僧录》,即使其“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之书。 八、《石头记》创作过程 1、《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 甲戌本第一回原文 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甲戌眉批: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甲戌眉批: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并题一绝云: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甲戌双行夹批:此是第一首标题诗。甲戌眉批: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甲戌眉批: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这段文字记载了《石头记》早期创作背景及有关情况。其中的批语当为钱名世所写。 “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 “吴玉峰”,指昆山徐乾学。苏州昆山古为吴地,而徐乾学之遂园在玉峰(马鞍山)北麓,故用玉峰代指徐乾学。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皇帝任命内阁学士徐元文为《明史》监修官,重启《明史》修纂,万斯同受徐元文之邀赴京修史。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命资深监修官徐元文回《明史》馆,专心负责修史之事。徐元文之兄徐乾学也新任《明史》总裁,昆山“二徐”开始主持《明史》修纂。 此处点出《石头记》即“明史”;《红楼梦》即“朱明之梦”。同时点出《石头记》创作时间,即在清朝组织纂修《明史》之时。 “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风月宝鉴》。” “东鲁孔梅溪”,指再现南明历史之《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孔尚任与万斯同交往密切,曾作《赠万季野》一诗云: “菡萏初拆风,桃花晓露逼。清流泛红霞,难比仙人色。欲求驻颜方,毛孔尘难拭。药物在何山,俗眼未一识。拜问商大夫,所阅几荆棘。丰颊若乳婴,必借大丹力。举掌拍我肩,负屈莫留臆。大丹亦易成,行吟须早息。抑郁伤气神,不啻金火克。吾读古史多,荣辱殆千亿。” 万斯同辞世后,孔尚任又作《哭万季野先生步杜工部哭李常侍韵前起后结俱用原句》二首: “一代风流尽,斯文隐恸深。登堂收卷帙,哭寝失声音。烟草归无路,风花落满林。魂游多侠伴,冥赠不须金。” “小饮春杯尽,谁知路永辞。讲坛忧道日,病枕望乡时。生死怜羁客,精灵爱挽诗。箧中遗稿在,不愧史臣词。” 《风月宝鉴》即“风月鉴”,正反两面皆可照人,点出《石头记》分正反两面(详见《红楼玄关》之四)。 脂批道:“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因《石头记》中也有“风月宝鉴”之章回,所以所谓“《风月宝鉴》一书”当为《石头记》之前身。“棠村”当指刘献廷,万斯同与刘献廷相交极深。据刘坊记载,康熙二十九年(1690),昆山“二徐”被劾归里,刘献廷通过万斯同从史馆中抄出不少史料,准备带回太湖东山,邀约王源、戴名世等友人,“为一代不朽之业”。可惜刘献廷南归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万斯同和刘坊不禁扼腕叹息! (所谓“吴玉峰”、“孔梅溪”和“棠村”,都不可能是真实名号,我们只能从万斯同修史时的相关人员中推断。) “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所谓“悼红轩”即“明史馆”。因《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所以这里说万斯同在明史馆只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 而所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点出攻读刻苦,常用“萤雪”来形容。比如元代吴昌龄《张天师》第一折:“雪案萤窗,辛勤十载,淹通诸史,贯串百家。”又如南宋俞成《萤雪丛说》自序:“余自四十以后,便不出应举……优游黄卷,考究讨论,付之书记,囊萤映雪……” 所谓“曹雪芹”即万斯同。“曹”谐音“草”;“雪”替换为“萤雪”之“萤”;“芹”,水草,代指“一池青草”之“蒲芦”。所以所谓“曹雪芹”即李纨三姐妹灯谜之所谓“草化萤之蒲芦”。而“萤”即“吟”;“蒲芦”又指蜂,即“万”。所以所谓“曹雪芹”即“草化吟之万”,即创作《石头记》之万斯同。 脂批道:“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则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此批则明点曹雪芹(万斯同)即《石头记》作者。 脂批道:“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 此批当为误抄在一起的两个批语,当分开看。 (1)“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 所谓“壬午”,指康熙四十一年(1702)。这年四月八日,万斯同耗尽心血而逝。 (2)“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余常哭芹,泪亦待尽。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怅怅!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甲午八日泪笔。” 万斯同辞世时《石头记》已基本定稿,但还有个别地方尚未完成,故此处谓“书未成”。第二十二回有脂批云:“暂记宝钗制谜云……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叹叹。丁亥夏,畸笏叟。”“丁亥”即康熙四十六年(1707)。第七十五回亦有脂批云:“缺中秋诗,俟雪芹。” 所谓“芹为泪尽而逝”,即脂批之所谓“哭成此书”之意。 所谓“每思觅青埂峰再问石兄,奈不遇癞头和尚何”,当指钱名世想完成《石头记》,但不知万斯同本来的构思。“石兄”表面上是指“青埂顽石”,实际上是指万斯同。 所谓“今而后惟愿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书何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于九泉矣”,当指钱名世希望将来能有人懂得万斯同之构思。“一芹一脂”指万斯同;“余二人”则指万钱。 所谓“甲午八日”,当为“甲辰八日”之误抄。“甲辰八日”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四月八日,是万斯同辞世之日。(注:甲戌本作“甲午八日”,靖藏本作“甲申八月”。其中“午”当为“辰”之形误;“申”则当为“辰”之音误。) 《金陵十二钗》之名取自第五十回“春灯谜”和第五十一回“怀古诗”之“十二江南名妓”,点出《石头记》主要为“明末清初史”(朱明末世)。(详见《红楼玄关》之三) “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 “甲戌本”因此句而得名。甲戌本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每页版心上部题“石头记卷(几)”,下部署名脂砚斋。这显然是万斯同的精心设计。万斯同将《石头记》设计为“石头所记之事”,由空空道人抄录传世,后经曹雪芹增删,“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脂砚斋则抄录批评,但实际上曹雪芹和脂砚斋都是万斯同。 康熙四十一年(1702)万斯同逝世,《明史》尚未修改成书。康熙四十八年(1709)王鸿绪解任回籍,将《明史》稿带回故乡继续修订。康熙五十四年(1715)王鸿绪奉特旨起复来京,又进一步对《明史》全稿进行了通纂和修订。雍正元年(1723)王鸿绪终于完成了《明史》全稿310 卷的修订,进呈皇帝御览。王鸿绪自康熙十八年(1679)以来一直断续参加和主持过《明史》修纂,尤其是在万斯同等修史者辞世之后,他坚持完成了同人未竟的事业。《明史》王稿无疑有他辛勤的劳作,但更是万斯同和康熙朝无数修纂者们心血和汗水的结晶。然而,王鸿绪却径自将这部史稿的副本刊刻行世,版心书以鸿绪之号,赫然题为《横云山人明史稿》,且书前书后绝无一字提到万斯同或别的史官,这就难免引起论者关于王氏“窃攘”万氏史稿之说了。(朱端强《布衣史官——万斯同》) 与王鸿绪在版心题“横云山人”一样,甲戌本版心所题之“脂砚斋”,也可视作曹雪芹之号。 所谓“抄阅再评”,是因为《石头记》=正反文+赤反文,本来就带有以朱批形式出现的赤反文,所以这里脂砚斋只能是“再评”。但“再评”之批与“赤反文”不同,是真正的批语,而“赤反文”则属于《石头记》本文。所以脂批实际上分为两种,即“赤反文”和“重评”。但“重评”本就是“正文”,用不着反读。 所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石头记》(正反文+赤反文)+“重评”。所谓“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一句,已将此书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不仅点出此书由本文和脂批两部分构成,而且还点出批语也由赤反文和“重评”两部分构成。而版心上题“石头记”,下署“脂砚斋”,并在第二回一眉批中自称“脂斋”,正是为了呼应此书之名。 所谓“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也表明甲戌本之祖本是《石头记》初期稿本,稿成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之后。甲戌年即康熙三十三年(1694)。 脂批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而“甲戌本凡例”中也有“十年辛苦不寻常”之诗句。所谓“十载”,当指康熙三十三年(1694)前后之十年。 万斯同开始撰写《石头记》的时间,当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昆山“二徐”代表史馆第一次进呈《明史》稿之后。其时万斯同已确知清廷不同意“将晚明福、唐、桂三王附于《愍帝(崇祯)本纪》之后”,不同意“按《宋史》、《元史》例将清初抗节人臣载入《明史》”。所以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创作时间,大致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之间,而钱名世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前后加入。 2、《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庚辰本 己卯本又称脂怡本,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二册总目书名下注云“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三册总目书名下复注云“己卯冬月定本”,故名己卯本。己卯年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 庚辰本又称脂京本。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各册卷首标明“脂砚斋凡四阅评过”。第五至八册封面书名下注云“庚辰秋月定本”或“庚辰秋定本”,故名庚辰本。庚辰年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 己卯本、庚辰本与甲戌本不同,不是在版心题“脂砚斋”,而是将“脂砚斋”(或脂砚)之名直接署在书中的一部分批语之后。这仍是在呼应《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书名,表明《石头记》由本文和批语(含赤反文)两部分构成。而甲戌本中的另一真正批书人则在庚辰本中署名“畸笏叟”,露出庐山真面目。所以《石头记》中的批书人主要有两人,一为署名“脂砚斋”之万斯同,一为署名“畸笏叟”之钱名世。 所谓“脂砚斋凡四阅评过”,表明己卯本和庚辰本之祖本已是修改三四次之稿,书名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所谓“己卯冬月定本”和“庚辰秋月定本”,表明《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最后定稿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 至于《石头记》戚序本、蒙府本(七十三回)、列藏本、《红楼梦》甲辰本等,应都是辗转抄录自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及其修改、加批之后的版本。因为甲戌本、庚辰本以及靖藏本上都有畸笏叟在万斯同逝世后所写的批语,所以这些版本应都源自钱名世之手。后人改书名为《石头记》,进而改为《红楼梦》,并将书中批语之署名删除,是因为不理解作者将此书定名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之用心。 甲戌本第十三回之“天香楼”,在《红楼梦》靖本中作“西帆楼”,并有眉批云:“何必定用‘西’字?读之令人酸鼻!”而甲戌本第二回也有批语云:“‘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此批显然与靖本之“西帆楼”有关,所以靖本至少有部分内容要早于甲戌本。靖本第四十一回又有眉批云:“尚记丁巳春日谢园送茶乎?展眼二十年矣!丁丑仲春,畸笏。”“丁丑”即康熙三十六年(1697),所以靖本也至少有部分内容要早于己卯本(1699)和庚辰本(1700)。 靖本已经遗失,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也都是不知转抄了多少遍的抄本,又都残缺不全。但好在参考其它各种转抄版本,仍能从中看出万斯同撰写《石头记》过程之大概。 九、畸笏叟即钱名世 《石头记》作者即万斯同。万斯同将《石头记》设计为“石头所记之事”,将作者设计为“青埂顽石”,即曾被镶补在缺角传国玺上的北京朱明之通灵宝玉,畸笏叟称其为“石兄”。又将曹雪芹设计为披阅增删者,将脂砚斋设计为批书人。 “曹雪芹”即万斯同,将“明史”反写成了《石头记》之“正反文”。 “脂砚斋”亦万斯同,“脂批”=“赤反文”+“重评”。 “畸笏叟”即钱名世,是《石头记》第二作者。“畸笏”之名,也因《石头记》而有。“笏(hù)”,古代大臣上朝所执之手板,用玉、象牙或竹片制成,上面可以记事;借指可以向清廷进呈之官修《明史》(万氏稿)。“畸”,数的零头,余数。所以“畸笏”代指未能记入《明史》之“明史”,相当于“无材补天,幻形入世”之“青埂顽石”(通灵宝玉)(或约1/4天),而青埂顽石“所记之事”即《石头记》,即“明史”。“玉笏”则相当于“三万六千五百块补天石”(或365天),即缺角传国玺(宝玉)。所以所谓“补天”也指万斯同用《石头记》补全《明史》。 “脂砚”和“畸笏”是万钱为撰写《石头记》而设计的两个半真半假的人物,不可将其与万钱一一对应。 1、“脂批”的种类 《石头记》中的批语大致可分为以下5种: (1)赤反文 是以批语形式出现的《石头记》之本文,为万斯同所写,是《石头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比如甲戌本第一回对“三万六千五百块(补天石)”批道:“合周天之数。”对“绛珠”批道:“细思‘绛珠’二字岂非血泪乎。”对“赤瑕”批道:“点‘红’字‘玉’字二。”又对“神瑛”批道:“单点‘玉’字二。”等等。这些批语都属于赤反文,是《石头记》之本文。 还有些赤反文是《石头记》行文脉络之节点。 比如,庚辰本第二十三回有批云:“妙!这便是凤姐扫雪拾玉之处,一丝不乱。”又比如,第三十一回庚辰本有批云:“后数十回若兰在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纲伏于此回中,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详见相关章回) (2)“脂砚”之批 也为万斯同所作。因“脂砚”之“脂”即胭脂,又来自“衔赤玉之传国玺”之赤玉,而缺角传国玺即宝玉,赤玉即林黛玉,所以在“重评”中有些批语带有女性口吻。 “脂砚”之批,是万斯同以批者口吻所作之批,具有介绍、引导的功能,为读者点出《石头记》之关键,揭开《石头记》相关部分的奥秘。 比如,甲戌本第一回有批云:“是方从青埂峰袖石而来也,接得无痕。”第五回有眉批云:“菩萨天尊皆因僧道而有,以点俗人,独不许幻造太虚幻境以警情者乎?观者恶其荒唐,余则喜其新鲜。有修庙造塔祈福者,余今意欲起太虚幻境以较修七十二司更有功德。”等等。 (3)“畸笏”之批 为钱名世所作。因钱名世是第二作者,所以其批也点出了其相关部分的秘密,与“脂砚”之批有异曲同工之妙。 书中还有“脂砚”与“畸笏”同作之批。 比如甲戌本第一回有眉批云:“开卷一篇立意,真打破历来小说巢臼,阅其笔则是《庄子》《离骚》之亚。斯亦太过。” 此批前面部分当为钱名世赞万斯同,后一句当为万斯同自谦。 又如甲戌本第二回有批云:“‘后’字何不直用‘西’字?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 此批前面之问当为万斯同问钱名世,后面之答当为钱名世答万斯同。(从第十三回靖本脂批之所谓“西帆楼”来看,钱名世当对此处做过修改。) (4)知情者之批 为孔尚任、刘献廷等之批。 甲戌本、庚辰本第十三回有署名“梅溪”之批,当为孔尚任所作。靖本第十三回有署名“常村”之批,当为刘献廷所作;“常村”应为“棠村”之误抄。 (5)他人之批 包括当时人和后来人之批。 第七十五回有批云:“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对清。”此批显系后人所作。 (注:为方便起见,我们在解读《石头记》时将赤反文、脂砚之批、畸笏之批和知情人之批,都称作“脂批”。) 2、“脂砚”突然消失之谜 在《石头记》庚辰本和己卯本、靖藏本中,署年署名的批评者主要为“脂砚”和“畸笏”。在庚辰年以前主要为“脂砚”,但到壬午年以后“脂砚”却突然消失不见,只剩下“畸笏”,其批语也突然增多。这是为什么呢? “庚辰”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壬午”即康熙四十一年(1702);“脂砚”之所以在壬午年突然消失,是因为万斯同病逝于此年四月初八日。这也反证出“脂砚”即万斯同。 逗红轩 癸巳八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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