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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视改编如何忠实原著 与当前充斥文化市场的影视改编剧不同的是，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给人的一个强烈印象是：它是“正说”，不是“戏说”、“歪说”，即作者抱着对原著敬畏的态度，在认真阅读和理解原著的基础上，进行阐释和再创作。其中，主创人员忠实于原著——这里主要指一百二十回程本原著的改编原则，形成了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一大特色。 众所周知，87版《红楼梦》电视剧的一个特点，是八十回以后完全抛开了程本后四十回情节线索，吸纳了红学研究中的探佚学成果，重新结撰故事和人物命运结局，其中包括宝玉、凤姐等一度被捕入狱，他们当年的丫头小红设法探监营救，即所谓“狱神庙慰宝玉”等故事。这一尝试应该说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它不仅使观众看到了另一种面目的《红楼梦》，而且普及了红学研究的成果。 这次新版《红楼梦》电视剧则不同，它完全以现在通行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为依据，这一改编原则应该说有它的可取之处。因为数百年来，在读者中实际流行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就是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而且也已然成为一部经典。在红学研究中探讨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思想艺术差异是必要的，但在改编为影视作品时过分强调两者的差异则是不可取的。有人以为，采用一百二十回本来拍《红楼梦》影视剧，是红学研究的一大倒退。这其实是混淆了文学研究与文学传播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因为从研究角度看，我们可以梳理出曹雪芹原稿可能具备的一些线索，但毕竟只是故事的一个大致框架，而非完整的有血有肉的艺术生命，要凭今人的艺术腕力来补完全书，作为影视改编的依据，殊非易事。87版的尝试，固然取得一定的成功，但相比前八十回，内容的单薄也是比较明显的。更何况程本后四十回确有不少精彩的篇章，诸如黛玉之死、众姐妹离散、贾府抄没、宝玉出走、雪地拜别，无论是情节的设计和描写，还是环境氛围的渲染，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忠实于原著，集中体现在它用了大量的小说正文文字作为人物的对白、独白和旁白，并用字幕将文字打出，既补充了画面表现的不足，更让观众原汁原味地体味正文文字的妙处。《红楼梦》的语言堪称我国古典小说之冠，其中人物对白尤其生动传神，如果按照今天的习惯随意改动这些对白，不仅会味同嚼蜡，而且会从根本上失却了人物之神。新版电视剧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可以说，所有小说中堪称经典的那些对白和词语，它都基本保留了。除去人物对白，还有人物的内心独白也保留较多。《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最重视心理描写的，有很多令人难忘的精彩之笔，在将这些内容转化为视觉形象时，往往容易把这些东西丢失，虽然人物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也可以表达此时的内心想法，但总不如诉诸文字的心理描写来得细腻、真切。新版《红楼梦》电视剧在这方面做得也比较出色，诸如宝、黛二人感情冲突时的内心描写，宝玉在平儿遭冤时的体贴和同情，都用了有关小说正文作旁白，深化了人物的情感表现，加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还有一种旁白是原来小说的叙述语言，为了使观众明白情节的过渡和转换，在镜头推进或画面切换时加上这类旁白也是很必要的，如“宁国府除夕祭宗祠”一集，就大量使用了这一手法，应该说效果也是不错的。正因为新版电视剧用了大量的小说正文文字作人物对白、独白和旁白，所以其对原著的忠实程度较之以前的87版应该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特别是在影视作品往往作为“经典代读”的今天，这种回归小说文本的努力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我们究竟应如何理解忠实于原著？这里可以分两方面谈。 首先，所谓忠实于原著，应是忠实于原著的精神，而不是拘泥于形迹，追求表面的形似。更不是对原著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一步。 作为视听综合艺术的影视剧，理应充分调动其各种艺术手段，充分发挥其特点和长处，否则，便有可能使影视变成小说的图解，成为一种配以影像的广播剧。新版《红楼梦》电视剧忠实于原著的出发点是好的，有些处理手法也相当不错，但总体上缺少对原著富有个性和新意的阐释，以及对时空的重新处理，感觉只是按照一百二十回本的叙事时间和空间，按部就班地一集一集写下去，其中前八十回每两回一集，后四十回大致每三到五回一集，对原著确实是忠实了，但未免太拘泥于表面的形似。相比之下，89版的六本八集《红楼梦》电影，就完全打破了原著的时空分割方式，把第五回作为电影的开头，以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切入故事，而以贾宝玉幻化成神瑛侍者重游太虚幻境作为电影的归结，虚实相生，大开大合，体现了利用影视技术手段重新构架故事的特点。当然，如果像新版电视剧那样按部就班缓缓展开，目的在于暗示传统大家族生活节奏的雍容不迫，也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艺术风格，但事实又不是这样，一方面是亦步亦趋的情节展开，一方面利用了影视技术的快速推进，在情节展开中不断插入，把史诗般的舒缓风格彻底破坏了。在这里，影视技术的长处，恰恰变成了一种短处。 其次，忠实于原著也指对原著所反映的社会有本质理解，是以更为进步的思想意识，照亮原著幽暗的一角，而不是把改编者自身的时代特点，生硬添加到原著中去。 新版电视剧个别带有新意的演绎，值得我们肯定。比如王熙凤建议宝玉结婚的调包计，对于大家闺秀薛宝钗的自尊心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伤害。原著中写她母命难违而感受的委屈，只一笔带过。但是在新版电视剧中，用她的眼泪滴落于红锦缎的特写方式，加以了充分渲染。这是基于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对当时薛宝钗处境的深深同情，编导的处理相当到位。遗憾的是，这样的成功例子不是很多，更多的是改编者的现代意识被过度发挥了。 曹雪芹笔下的贾府是礼法森严的大家族，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个别人有偶然放纵的时候，但即便骄纵如贾宝玉，按老祖宗的说法，“见人礼数，竟比大人行出来的还周到”①。这种隐然存在的礼数，其对人的日常行为的制约，在新版电视剧中的许多场合都荡然无存了。比如，元春让众姐妹入住大观园，贾政有他自己的理解，吩咐说是把宝玉禁管，但新版电视剧加了一段王夫人当着孩子的面反驳贾政的说法，说娘娘让宝玉是入园读书，老爷如何说这是禁管呢？这在今天看来是最平常不过的反驳，但在当时却是非礼的。还有，刘姥姥第一次进荣国府打秋风，王熙凤让人安排她吃饭。她去傍屋内吃完又过来回话。但是，在新版电视剧中，变成王熙凤直接来到她饭桌前，跟她对话，还以板儿在桌边打饱嗝作陪衬，虽然画面具有戏剧性，但同样是非礼的。 类似的非礼之举，在新版电视剧中还有很多。从表面看，这似乎是编导们为了增加戏剧冲突，让情节显得热闹一点而有意安排的。但是，这样的改变，所带来的“取闹而无礼”的效果，为何他们都忽略了？也许，以今人的眼光看，那些长幼之序、男女之别、主奴之分的礼数，不可能再如传统社会那样，在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当今天的演职人员以自身的时代性来演绎一个传统大家族的故事时，时代的民主进步意识给他们带来的，却是一种误读时代的幻觉。当他们不能以一种自我反思的能力，从这样的幻觉清醒过来时，他们对经典的演绎，只能让里面的人物不断犯下时代的错误。如果这也算是一种时代特色的话，其结果，只是把局部的经验代替了整体的经验，只是模糊了人们对历史文化的差异性认识。 总之，技术可以超越，时代却不能超越。所以，如何在忠实于原著的基础上又融入富有新意的阐释，如何在回归小说文本的同时又发挥影视艺术的特点和长处，这是经典改编中所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不独《红楼梦》而然。只要我们对经典抱着敬畏的态度，在认真阅读和理解原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适度阐释和再创作，虽然其间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问题，但总的创作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二、艺术魅力靠什么传递 围绕着名著改编，总有许多的争议，此次对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也不例外。但争议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批评较多的，都集中在人物塑造方面，单单是人物塑造中最浅表的层次——所选演员的外貌是否合乎原著的描写刻画，就引起了观众的许多非议。至于新版电视剧的场景设计、画面取景、技术制作等等，倒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批评这部分而赞扬那部分，实际上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名著改编时，究竟把什么作为第一要义？这样的问题，其实也不单单是针对《红楼梦》电视剧而言。一段时期来，一些大投资、大制作、大阵容的影视剧，常常把场面的宏大、画面的美丽、气氛的渲染、打斗的惊险、声响的逼真，视为影视拍摄的第一要务，习惯上以“视听盛宴”来形容。一场电影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热闹非凡，但过后想想，印象淡薄，更没有多少内容可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产生感人的力量。其主要问题，就是没有把人物塑造、人物个性的刻画以及在复杂社会关系交织下的人物命运的充分展开，作为影视改编的主要目标来追求。于是，“没有人的基本特征的显现，没有人和外在世界的事件、和事物、和自然力、和社会设施的相互关系，最惊险的事件都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②。 本来，中国古典小说的成功经验，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只有塑造成功的人物形象，才是一部作品的最亮点，也能成为最感人、最让人难忘的内容。我们记住一部名著，总是跟记住名著中的重要人物联系在一起的。遗憾的是，新版《红楼梦》电视剧最大的失误，就是全体主创人员没有花大力气去精心打造人物，而且从一开始的演员挑选就走向了误区。拿最主要的演员来说，演宝玉的过于稚嫩，演凤姐的过于轻浮，演黛玉的偏肥，演宝钗的偏瘦，演老祖宗的，没有一点大家族核心人物的风范，既偏离了曹雪芹笔下的描写，也不符合人们阅读原著获得的印象。 虽然导演回应观众的质疑时，要求我们不能只看演员的外形，更要看他们的气质。但这样的回应，并不合理。依据常识，人物的外形与气质是互为表里，不能分离的。具体到有关宝钗丰满黛玉瘦削的外形描写的差异，其实也是跟作者刻画他们性格的差异紧密相关。宝钗的温柔敦厚，周旋于俗世而能容纳一切的大度；黛玉的尖酸冷峭，超拔于俗世之外，体现出脱尽尘俗的“损之又损玉精神”的诗人兼仙人的气质；凡此，借助于两位人物各自的外形，让我们得到了几乎是直观式的把握。而导演偏偏予以颠倒，割裂了人物形象由内而外的整体联系，也就很难得到观众的认同。 再说，新版电视剧对宝玉、黛玉、宝钗以及凤姐等主要人物的言行处理，演员们对角色的体会把握，多有不够准确处，经不起观众的仔细推敲。比如书中写贾环所出谜语不通，本来是众人一起哄笑的，但电视剧改为宝玉大声起念，引得众人哄笑、贾环羞愧，一时间让宝玉成了取笑贾环的领头人，完全不符合宝玉做人的一贯原则。还有，宝玉在黛玉身边闻到一股幽香，原著中是拉起她的袖管来闻，而到了新版电视剧中，却是凑近她身前到处乱闻，表演如此夸张，破坏了作者渲染的“意绵绵静日玉生香”那种美感。关于黛玉，其抛父进都，书中写她坐在轿内，隔着纱窗看京城风貌，电视剧却改为掀起窗帘往外探视；又让她饭后面向观众漱口等等，都是在处理上失之粗疏的。对宝钗的形象把握，同样有此不足。这里仅举一例：宝玉去探视病中的宝钗时，闻得有一股幽香，问宝钗熏的是何香，宝钗想了一想，说是早起吃的冷香丸，故有此香气。而在新版电视剧中，把宝钗想一想，改成宝钗拿起自己袖管闻了闻。内服的冷香丸，是跟宝钗的气质连在一起的。所以，不能从自己身上具体的哪个部位闻出来，更不应从袖管上闻得。原著中写宝钗想一想，恰是神来之笔，但新版电视剧中，改为宝钗闻自己的袖管，人物的神韵，因此消失。至于演凤姐的，过多夸张的言行，伴以时不时夸张的笑声，也没有把人物的深度、她的复杂性充分演绎出来。 更为严重的是，坐镇贾府的贾母这一人物形象塑造也出现了问题，使得新版电视剧的人物整体布局，失去了平衡。作为贾府的中心人物，贾母不但担当着贾府中的主心骨，同时也是《红楼梦》人物结构关系的一个核心。其社会地位，决定着许多人物现实言行的某种走向。然而，无论是编导还是扮演贾母的演员，都没能够对贾母的言行有一个正确的定位。选第一代华裔邦女郎的周采芹来演贾母，本身就是一大失误。倒不是说周采芹演技不够，戏份不足，而是在一个传统社会里，贾母所处的地位，使得周围人都应该围绕着她而演戏。至于贾母的戏，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直接的出演，而是在不动声色中，把所有的戏聚拢到身边，从而构成一个真正的核心地位，既是家族作用的，也是人物结构功能的，还是表演意义的。但周采芹演贾母实在太过火了，不但身体摇晃过多，而且时不时地如西方人那样耸肩膀。尤其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赵姨娘胡言乱语时，居然直接动手抽她耳光，而不是像原著那样，怒火再大也只是啐一口吐沫在她脸上。新版电视剧把她处理得如此失态，失去了一家之长的应有自重，真应了俗语的“出尽洋相”。还有，她的眼神，本应该收视返听，即便没有老眼昏花，眼神也应该虚在那里，而不是像现在那样，东张西望，炯炯有神，丝毫没有老人该有的柔和与慈祥。因为目光过于逼人，结果使观众不能对视她，而只能逆向地循着她目光，脱离开本应该由她聚拢起的人物的一个中心。用有些论者的话来说，她的目光总“带我们飞出去”③。这里的误区是，作为人物中心的贾母，因为演员的过度表演，使其等同于其他的人物，并沦落到边缘的位置，而这样的去中心化，对其他演员产生了连锁反应。他们在一种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互相配合，使人物关系的展开、人物性格的刻画，愈发简单，愈发缺乏层次感。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原著中宝玉挨打这一段中，把人物个性展示得最为丰富复杂的是贾政，而这种丰富复杂，只是当贾母来到现场才得以充分实现。贾政本来的愤极而悲，由于贾母的到来，又不得不含泪赔笑，气急败坏的口吻也变为低声下气。但在新版电视剧中，演贾政的演员却并没有把这种变化的复杂性微妙地表现出来，打宝玉时的态度激烈与语气的声嘶力竭，在向贾母对话时只作了稍稍调整。人倒是跪下了，但面对贾母时的大声辩解，基本看不到在传统社会里，贾母应该对他构成的一种巨大心理压力。这样的表演，无视了贾母这一人物的中心位置，也使得展示贾政的心态趋于单一。 主要人物是这样，次要人物的不足更难尽举。比如，扮演贾珍的，毫无贵族气可言，而扮演秦钟的演员，更被许多观众评为“恶俗”。导演选这么个演员，完全不符合原著对此人的描写，所谓“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但问题还不止是与“似在宝玉之上”的描写有矛盾，而是凤姐、宝玉见了他都叹赏有加，从而也在无意中歪曲了凤姐、宝玉等重要人物的审美趣味。 必须承认，把人物塑造作为影视改编的第一要义，对于《红楼梦》这部巨著来说，既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其实也是一个很高的要求。《红楼梦》较之以前的古典名著的一个很大不同点，就是在人物塑造方面，更加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注重人物言行互相影响下的心理冲突及其发展的辩证过程。这一特点在《红楼梦》中的彰显，是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的一种融合，是通俗文学向高雅文学的提升，也是优秀人文传统向人性世界一次全面深入的拓展。其意义恰如一位历史学家在论及但丁表现其内心世界的诗篇时，曾经写到的：“即使没有《神曲》，但丁也会以这些青年时代的诗篇划出中古精神和近代精神的界限。人类精神在向意识到它自己的内在生活方面迈进了一大步。”，④就这一点来说，强调改编《红楼梦》时对人物塑造的重视，必然意味着要同时强调对人物心理世界的处理。而把不可捉摸的内心活动与冲突，转换为可听可见的声音与画面，这对于《红楼梦》编导演职人员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遗憾的是，实践结果表明，他们并没有能力应对这场挑战，无论是对剧情内容的安排还是演员的表演，许多人物的心理状态被表现得相当肤浅，与原著刻画人物心理的细致入微相比，总显得很不到位。 举一例来说，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因醉酒而昏睡在宝玉卧床上，这一幕让袭人发现后吃惊不小，赶紧把刘姥姥推醒领到外间。当刘姥姥向袭人打听这是谁的卧室时，袭人的回答突然做了个停顿，说，“这个么，是宝二爷的卧室”。这一停顿，给刘姥姥带来的惊讶，具有相当的戏剧效果。但更耐人寻味的是，正是这一停顿，表明了袭人由原来的吃惊向轻松心态的一种转换，并再一次自我感觉良好地显示了她在怡红院里的特殊地位。遗憾的是，在新版电视剧中，扮演袭人的演员既略去了“么”这一语气助词，并且用很快的语速把“这个是宝二爷的卧室”这句话背完了，而没有把她的心态的转换及其不自觉的隐秘心理加以充分揭示。 留意于对话间的停顿，这是揭示人物内心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已故导演焦菊隐在解读契诃夫剧本的台词时，就说过“‘停顿’在契诃夫的剧本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又说“人物精神世界和生活的内在律动，都是要靠停顿来表现的”⑤。同样，我们在读《红楼梦》时，何尝没有这样的感受。刘姥姥初进大观园时与王熙凤互相间的对话，其间有着那么多的停顿，其潜台词里泄露的人物的隐秘世界，是多么地丰富和复杂呀！类似的对话间停顿，类似的语言节奏，尚有不少。但这样的停顿和节奏，都被许多演员甚至是富有经验的老演员粗心地略过了。当然也有例外，扮演邢夫人的演员在人物对话上就有较好的节奏处理。 相比于原著刻画人物在对话的停顿时显示出的丰富心理世界，演员们的内心更多地是一片空白，所以他们或者匆匆越过富有心理内涵的停顿，或者让画外音的心理独白直接补充，或者让孤立的一段衣裙、一双绣鞋的画面与飘浮的装饰音，来填补他们表演的不足，画面与声音的唯美，造成了对他们心理世界的一种遮掩。忽视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而只追求画面和声音的唯美，这多少有点舍本逐末。 三、“经典代读”能否传承文化 讨论《红楼梦》新版和87版电视剧，大家总习惯于从影视剧本身来比较其成败得失。而关于声像内容之外的活动，却没能进入人们的比较视野。其实，围绕着两次电视剧改编，都举办过全国性的大赛。87版电视剧播映的过程中，在央视举办了《红楼梦》知识电视大奖赛，吸引了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数以万计的《红楼梦》爱好者前来参加，电视直播显示的人们对《红楼梦》原著的热忱和熟悉程度，让人印象深刻。而新版《红楼梦》电视剧在拍摄前，也举行了全国范围的演员海选活动，吸引了40多万人前来参加。不过，一个有趣的对照是，许多前来参加海选的人，并没有读过《红楼梦》，甚至连导演李少红也坦言，在接受任务前，自己还是个“红盲”。前后对照，凸显的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在商业化的时代，在人们的浮躁心态日趋浓郁的今天，经典，包括《红楼梦》在内的优秀经典，已经成了人们视野中的渐行渐远的一道文化景观。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来阅读经典。但竞争社会带来的心理焦虑，社会分化带来的处境孤独等，又使他们渴望从精神产品中得到心理安慰，于是“经典代读”，就成了当今社会许多人的文化消费方式，一种所谓的“心灵鸡汤”。 “经典代读”，本是一些学者用来指称央视《百家讲坛》等强势媒体栏目的名著讲解⑥，其所谓的“代读”，主要是指名著的讲解者，以绘声绘色、几乎是说书的通俗方式，来把经典的内容传递给听众。“经典代读”对于面向大众开蒙启智、传播文化，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此带来的弊端，也引起人们的反思。我们借用这一概念，是用来说明当今社会，一些没有阅读经典文本的人，也往往通过观看名著改编的影视剧，来起到替代阅读经典的效果。从这一意义上，一些“正说”经典而不是“戏说”经典的影视改编剧，尤其容易成为“经典代读”的首选。不过，这里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样需要我们思考。 其一，经典与代读，本来是互相排斥的。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原汁原味，也在于它的非娱乐性。把经典加以通俗化、娱乐化后再让人去接受，犹如古人所谓的“嚼食喂人，徒增呕秽”。只是在当今这样的消费社会，经典文化，也如快餐的方式加以消费。在读者娱乐式地消费这一经典文化的同时，文化在这过程中也趋于消解。所以，如何尽量使代读的经典保有它的原典性质，新版《红楼梦》电视剧通过大量引用原文作为旁白和对白，对保持经典的纯正性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虽然这一运用与演员的体验结合得尚不够自然和流畅，但他们的努力还是值得我们称道的。不过，旁白和台词，毕竟不是影视剧的主体。而且像新版《红楼梦》电视剧这样的处理方式，也只是个案。也许，更普遍的问题是，代读把经典转换为声光图像后，究竟是让观众攀上了经典，还是让经典“削足适履”俯就了观众？特别是当文字转化为视觉图像后，作为一种间接形象所留下的想象空间，被图像所填满，观众把富有冲击力的视觉图像被动接受下来，这究竟是开启了观众的心智，还是抑制了观众的想象力和自由思想的活力？即便改编的影视剧是最纯正的艺术片，这类问题同样存在。 其二，经典与商业运作，并非相安无事。当今，作为“经典代读”的影视剧改编，都在商业资本这一看不见的手牢牢控制中。这在新版《红楼梦》电视剧的运作过程中体现得也比较明显。新版电视剧存有的不少失误，是跟所选演员的不当有一定关联的。全国范围的选秀活动，影响之大，实属罕见。而选秀过程中的换人不断，新闻不断，似乎表明了，组织方并没有把挑选演员真当回事，只是在鼓噪一种“未演先热”的炒作态势，为提高收视率打基础。所以，选出的演员大多不符合曹雪芹笔下的描写，让他们逆势而上、勉为其难去演绎《红楼梦》这部经典，岂能起到“代读”的效果？像这样不从演员的内涵上花功夫，只是通过商业炒作，来制造一夜成名的神话，是不是与经典需要慢慢熏陶的接受方式互为抵触？更何况主要演员年龄偏小，没有演出经验，这既可说是对人物塑造的不重视，也可说是出于商业成本的考虑，但编导们却偏说是尊重曹雪芹笔下的实际描写(因为作者从主要人物的低幼年龄写起，到小说结尾宝玉也不过十九岁)。他们显然忽视了，小说有关主要人物的心理与情感世界的描写，正是以其理想性超越于时代，也没有顾及现实逻辑的制约。这在文学虚拟的世界里固然能够办到，但是要让受现实生活制约的小演员，以他们浅显的心理空间来应付那么丰富复杂的心理世界，其“代读”的效果必然是无法令人满意的。 其三，新版《红楼梦》电视剧虽然是一种“正说”，似乎可以充任“经典代读”，但“正说”不等于没有商业类型片的烙印，既然商业运作的模式在，商业类型片带来的影视片格局，也就无法摆脱。这样，举凡趣味庸俗化、人物类型化、冲突浅表化、视听惊险化等类型片的种种要素，在新版《红楼梦》电视剧中，也能看到其影子，并实际上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追求趣味的庸俗化，以黛玉之死裸露的香臂，希望引起观众的心灵震撼；追求人物的类型化，以“铜钱头”的装饰来抹煞人物的个性化设计；追求冲突的浅表化，把人物的内心冲突，一一转化为外部的激烈动作，不管这些举动其实并不符合人物的性格和身份；追求视听的惊险化，用故作神秘的背景音乐来刺激人的感官。凡此种种，其结果，是把理解经典的广阔文化视野弄得越来越狭窄，欣赏趣味变得越来越单一。这样，所谓的“经典代读”实际上是把传播经典与削弱经典矛盾地统合了起来。 其四，“经典代读”后，是否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不读经典的后果？当今社会，只因为人们不读经典，才有如强势媒体的“百家讲坛”的全国走红，如影视剧改编的层出不穷，把经典的魅力以大众更喜闻乐见的方式来加以传播。这固然让许多不读经典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经典文化的特有魅力，并进而引起对经典的兴趣，使得“经典代读”成为经典自读的引导。但也同样有可能削弱阅读经典的欲望，使有些人觉得更没有必要去阅读经典。这样或者那样的结果虽可说是一种自发状态，但如果缺乏专家学者的积极引导，听凭商业炒作与媒体舆论的影响，往往会把大众对于“经典代读”引向不读的路上去。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伴随着“经典代读”的，是商家对经典的所谓延伸产品的积极开发，是媒体对无关乎经典本身的种种趣闻轶事的大肆渲染，从而让观众越来越远离经典。 经典，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结晶，是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也是民族核心价值的充分体现。阅读经典，是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对于加强民族的凝聚力，强化文化共同体意识，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读不读经典，一度是区分精英与大众的一杆标尺，而将经典与大众隔离开来，是文化精英意识的反映。让大众分享文化经典，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把经典尘封起来，用听讲座或看影视改编剧的方式来“经典代读”，虽然多多少少也能起到传播经典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对于经典和大众，都是一个损失。恰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我们只有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分享文化、传承文化并进而达到重建文化的目的⑦。所以，能否引领大家从“经典代读”走向经典阅读，成了经典研究者的一项不可推卸的时代任务。新版《红楼梦》电视剧引入大量原文作旁白，曾被人戏称为是配画广播剧。这一戏称，将一个久违了的历史文化记忆，推到了我们面前：在上世纪80年代，有多少人是因为听由经典名著改编的广播剧，走向了文学爱好的道路。而经典阅读，也许正需要我们学者从接触经典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点出发，用朗读原文，而不是讲读、代读的方式，来引领大家实现向经典自读的回归。 注释： ①曹雪芹：《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94页。《红楼梦》引文均出于此版本，下不一一注明。 ②《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刘半九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 ③毛尖：《姿色姿色》，载《上海壹周刊》2010年7月13日。 ④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07页。 ⑤《契诃夫戏剧集》，焦菊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23-424页。 ⑥⑦梅新林、葛永海：《经典代读的文化缺失与公共知识空间的重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原载：《文艺研究》 2010/12 原载：《文艺研究》2010/1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