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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曾就学于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部编辑。治学以语言、诗词理论及笺注、中外文翻译为主，兼研红学。有二十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尚有几部正在印制之中。其中《红楼梦新证》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其代表作。 因为偶然的原因，周汝昌与《红楼梦》结缘，三十多岁便以一本《红楼梦新证》轰动国内外。1953年的秋天，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上，每位参加会议的代表不约而同地捧着同一本书———周汝昌的第一部红学著作《红楼梦新证》，该书一出版就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在晚年，周汝昌更是以一部十卷本的《石头记会真》轰动了红学界。《红楼梦》可以说给周汝昌带来了名声和精神上的满足，但他却说选择红学是一个悲剧。 我到北京干的第一件事：校勘《三国演义》 记者：那时候您听到中央有特令要调您的消息吗？ 周汝昌：听到过，可都是同事的传言，我也不敢深信。后来有人跟我说校长请你去。 记者：校长同意放您走吗？ 周汝昌：他这时才说，是中宣部一定要调我。 《红楼梦新证》所引发的轰动出人意料，现在，周汝昌还能举出二三事：先是上海，买书的人在书店前排队，很快书就脱销，出版社在三个月内连出三版；“文代会”上几乎人手一本；川大图书馆一次买了十部；海外出现盗版，美国赵冈教授首次见到周汝昌就说：“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 紧接着传来消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已准备调周汝昌，不料受阻；原燕京大学林庚老教授来信，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室主任聂绀弩有意邀请周汝昌到京工作…… 后来的结果颇有戏剧性，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和聂绀弩担心川大坚持不放人，特报请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以中宣部的名义下了特调文函。 结果，川大校长彭迪先无奈地说：“再不放他，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 记者：经过这样一个程序来调动您，说明这是一件大事。 周汝昌：在当时，那还是一个特例，我自己也很感动，中央这样重视我，认为我还是一个人才吧，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让我去北京。 到了北京，我的顶头上司是聂绀弩。他见了我并没有一字提到《红楼梦》。我原来以为他对我的工作安排当然就应该先提《红楼梦新证》，说毛主席怎么对我有好评。但是他真正给我的工作是什么呢？出乎我意料之外———《三国演义》。 记者：让您做《三国演义》？为什么？ 周汝昌：因为出版社出了一部《三国演义》，毛主席看到了，说里边好多的诗都是后人读了《三国演义》以后的点评。这些诗既表明点评人的身份，也表现了点评人的读后感，特别是对书中军事成败的见解。毛主席说，你们怎么把这些诗都给删掉了，那不行，要恢复。 记者：所以要您做《三国演义》的后续工作，把删掉的诗补回去？ 周汝昌：对。后来，我这个人多事，一看到正文，就感觉可能有问题。我就去问聂绀弩，是不是趁这个机会再校一校，结果聂绀弩说，对，你就校一校吧！ 记者：这么说，其实您回来以后就一直没有做《红楼梦》？ 周汝昌：当时要做出版计划的，一个月一个计划。后来就让我先做一部比较好的《红楼梦》版本。我曾经对胡适先生表示过，要校勘一部真正的《红楼梦》曹雪芹的原本，打破被高鹗给歪曲篡改的假全本。这个时候把这么个事交给我，不正遂了我的夙愿吗？ 当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后来，《红楼梦》出版计划改成了继续发行程乙本《红楼梦》，这是流传多年、影响最大、并为大众所熟悉的一个版本，出版于乾隆五十六年，也就是公元1791年，由程伟元、高鹗活字排版印刷，是一个120回全本。而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没写完就去世了，留下的是一个只有80回的残本，并经人传抄，流传了各种不同的版本。到底哪个版本最接近曹雪芹原著，成为红学界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程乙本增加的后40回虽然使《红楼梦》成为有头有尾的作品，但其总倾向、风格和原著有很大距离。 周汝昌对程乙本《红楼梦》深恶痛绝，继续出版发行这个版本的命令，让他不可理解。 周汝昌：这个命令怎么来的，怎么变的？一概不知。要是换一个人，可能就应该跑到楼上去问聂绀弩，你给我的任务为什么现在忽然180度大转弯，也不算没礼貌吧。 1954年9月，一篇针对著名红学家俞平伯的学术商榷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的导火索，波及全国。刚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周汝昌，因为与胡适、俞平伯的关系，而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记者：那时已经有俞平伯和胡适先生关于《红楼梦》一些说法是错误的这样的提法吗？ 周汝昌：离这个还远呢，它是一步一步发展的。开始还是讨论，虽然实际上是批判，但一开始还不是那种形式，说是听大家的反响。 记者：当时您的反应是什么呢？ 周汝昌：当时我们的认识都很浅薄，不知道这个事态严重和内容意义的重大。另外一位比我资格老的吴文裕，也是红学家，他最后赶到会场，什么也不知道，夹着个皮包，座位还没找到，就站在那里说，这考证不能废，还得需要。大家也不敢接话，因为在他之前，大家都知道这个考证已经成为批判对象了。 我和胡适的学术见解并不完全一样 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批判运动拉开了大幕，最初的目标是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统治了三十多年的胡适学术思想。而被认为与胡适有很大联系的周汝昌被公认为将成为胡适、俞平伯之后第三个批判的对象。 记者：看到批俞平伯、批胡适的时候，您心里怎么想的？ 周汝昌：当时有思想斗争。有的我是想通了，比如说胡先生的错误、俞先生的错误，包括我的错误，我都可以去改正，按照当时马列主义的教导、毛主席的教导来改进。但是这里边我还有想不通的。在运动当中，有的同志貌似左派先进，后40回明明是跟前面曹雪芹唱对台戏的，他也说这个有好处。对此我怎么也想不通，不能接受这样的运动批评改造。 记者：在这个问题上您始终没有承认自己错了，也始终想不通？ 周汝昌：对。所以后来出现的文章说“周汝昌比胡适更反动”，这个我也接受不了。我和胡适先生的学术见解，特别是对《红楼梦》的见解并不完全一样。 1947年秋，周汝昌因发现《懋斋诗钞》而走上研究红学之路，也引起胡适关注。胡适立即写信给周汝昌，尽管当时周汝昌只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但胡适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待，信札的语气委婉关切。周汝昌冒昧地想借胡适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堂集》两部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胡适在收到周汝昌信后，毫不迟疑地把书包裹好，托名教授孙楷第带给了周汝昌。就是在胡适慷慨的帮助下，周汝昌第一次见到了《甲戌本石头记》，“原来我所见过的那所谓《红楼梦》，都让人大大地‘改造’过了！” 这部书，直到1980年在美国的红学大会上才公开露面，据说携至会上的保险费即高达数万美元。看过《甲戌本石头记》，周汝昌感触良深，写信给胡适，建议他再校订出一部新版，恢复《红楼梦》本来面目。胡适很快回复周汝昌，对他的建议表示出兴趣和支持，但又说，这是个异常繁重的巨大工程，无人敢于承担；你如愿意做这件事，我可以提供书籍。 但是，周汝昌与胡适在《红楼梦》版本、曹雪芹生卒年考证，以及在曹雪芹家世没落的原因等学术见解上，有着不可弥合的不同看法。 周汝昌：比如说他对曹家的历史来龙去脉，用了八个字概括：“坐吃山空，自然趋势。”实际上就是说花天酒地、吃喝嫖赌，“坐吃山空”了。但鲁迅先生说过，曹雪芹本人后来流落到西山还喝酒，很桀骜不驯，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家遭“巨变”。“巨变”这两个字，和我的想法完全合拍。曹家不是像胡先生说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这里边肯定有重大的变故。 我再重读《红楼梦》，在第五回，那个曲子判词说得清楚，“势败休言贵”，势力都败了，你还有什么贵可言？“家亡莫论亲”。所以曹家的大败落，是呼啦啦大厦倾，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红楼梦》里就写到一场大变故，秦可卿托梦说，现在只不过是一瞬的繁华，跟着来的就是一场大祸，你们家族只有坟圈里头不遭抄没，将来子孙可以在那儿盖点小房安身。 虽然当时水平很低，也不过三十多岁，但我看到《红楼梦》真正的背景里边有政局的大变故，对不对呢？跟鲁迅先生的说法一合，我认为是对的。那么我的认识当然就跟胡适不一样。你要说我和胡适一样，我心里怎么能够服呢？ 邓拓先夸奖我，然后让我深刻检查 1954年10月，已经是深秋了。一天傍晚，正处于矛盾之中的周汝昌接到一个通知，要他去人民日报社，说有重要人物接见，这个人就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辑邓拓。 周汝昌：邓拓亲自给我点烟。他提到了毛主席，夸我说，你的《红楼梦新证》立大功了。你说曹家是政治问题，这个正确。你又说《红楼梦》是自传，这个你就错了。 记者：那邓拓对您提到什么要求了吗？ 周汝昌：人家说了，在这种运动当中呢，你做一些比较深刻的自我批评。 在1954年10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人们看到了周汝昌的文章。在这篇经过编辑部分修改的文章中，周汝昌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更多的却是在一些具体学术问题上的辩解。 记者：我相信那个时候是您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 周汝昌：是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第一点，我和胡适不一样。第二点，如果要把高鹗的伪续书混入曹雪芹的原著，还要承认他有功劳，那么，我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所有工作，和我终生所立下的计划，整个的都将化为泡影。 记者：当时是个政治运动，您始终没有把学术和政治联系起来吗？ 周汝昌：对。直到“四人帮”倒台以后，各种问题都可以公开讨论了，我才明白，所有以前这些运动，实质上并没有真正以学术为重点，都是以政治改造为重点。那时都已经80年代初了，我都多大年龄了！所以啊，我真是一个十足的书生，说得不好听，就是个书呆子。 感受了《红楼梦》，其他人生百味就无所谓了 记者：我听说您离开干校比较早，1970年就回来了，而且是中央直接把您调回来的。 周汝昌：特调的，那个更特别。公函到了我手里，我一看，这才知道是周总理办公室发的，专电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其实应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那个命令上，“文学”两字漏掉了，结果成了“人民出版社”。 晚年，周汝昌引发了一场红学热潮。1986年，他大胆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中华文化小说”。1995年，周汝昌发表《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指出鲁迅研究《红楼梦》，成为“红学”早期模范和圭臬；20世纪50年代，“红学”之“学”的成分越来越少；后来演变为“阶级斗争红学”，于是“红学”扫地尽矣……后来周汝昌又提出《红楼梦》是与甲骨学、敦煌学并列的中国文化的三大高峰与三大显学，引起强烈反响。 记者：您在总结红学百年学术史的时候，基于怎样的考虑要呼吁还红学以“学”？ 周汝昌：那是我1995年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长文中提出的观点。我还提出红学的悲剧性，因为红学是我国学术史上一门很独特的学科，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然而容易被研究者当做一般研究对象对待，“红学”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我呼吁还“红学”以学，这“学”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这学应是中华文化之学，而不指文学常论，因为《红楼梦》是中华大文化的代表著作之一，其范围层次远远超越了文学的领域；二是这学应是科学学术的研究，而不是指一般的文史基本知识的考据；三是这学必然会引发理解认识的“冲突”——思想的、学力的、文化素养的、审美层次的以及人生阅历的种种冲突。 记者：我明白了，您进入红学，虽然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您一往情深，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红学家，是因为这部书在您心中的位置太重要了。 周汝昌：《红楼梦》一书在我心中的位置、在中华大文化中的位置、在中国的位置，的确很崇高。黄遵宪说这书是“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部好奇书！”毛泽东曾讲中国除了一部《红楼梦》外，其他都骄傲不起来。我认为中国文化有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一个高峰是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文化早期的造诣；一个是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而《红楼梦》则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阶段的文化精神实质。曹雪芹感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能说就是我解了“其中味”，但世人都知道我一生矢志不渝在解味、品味、寻味。感受了这一“精神至味”，其他人生百味就无所谓了。 原载：《百年潮》2006年第12期 原载：《百年潮》2006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