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楼梦》现存最早的手抄本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底本当抄成于公元１７５４（清乾隆十九年甲戌）年， 其上的脂批即是最早的《红楼梦》研究。 有后四十回续书的程高本正式出版于１７９１年（乾隆五十六年）， 其后有护花主人王希廉等的评点本流行，这些评点是较早的对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的研究。 到１９１９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对《红楼梦》的评论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传统的评点、杂记、题咏等形式， 第二种类型是接近现代色彩的学术论文、专着形式。 第一种形式里具有重要意义的有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写在各种抄本上的“脂批”， 王希廉、张新之、姚燮、涂瀛等人针对一百二十回所写的评点， 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裕瑞的《枣窗闲笔》等野史杂记，明义、永忠等人的题咏等。 第二种形式最主要的代表则是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及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等“索隐派”的著作。 以王国维完成于１９０４年的《〈红楼梦〉评论》作为２０世纪《红楼梦》研究的起始标志，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用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哲学诠释《红楼梦》， 其意义首先在于引进了西方文化的理论视野，不管在具体分析上是否得当，这种视角的革新本身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在对悲剧观念等问题的分析上也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显示出一种高屋建瓴的文化眼光。 当然， 《〈红楼梦〉评论》的不足也是明显的，首先，历史还没有提供给王国维有关版本和作者等的考证研究作为前提条件， 因而他笼统地将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孤立的文本来作评论， 既没有区分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也不可能结合作者的身世、思想加以观照， 这就使他的评论和分析有了先天的致命缺陷。 其次，王国维受制约于自己的气质人生观，完全用叔本华的哲学观点来框套《红楼梦》， 这样得出的结论，无论对曹雪芹原著还是对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都是有所扭曲的。 正如叶嘉莹所指出的：“本来，从哲学观点来批评一部文学作品，其着手的途径原是正确的。 只不过当批评时， 乃是应该从作品的本身及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方面，来探寻作品中的哲学意义， 此一哲学含义，与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虽大可以有相合之处， 然却不可先认定了一家的哲学，而后把这一套哲学理论，全部生硬地套到一部文学作品上去。”（叶嘉莹《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之得 失谈到〈红楼梦〉之文学成就及贾宝玉之感情心态》， 周策纵编《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几乎与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同时出现的侠人和陈蜕评论《红楼梦》的文章， 虽然没有王国维那样强的学理性，却更能触及到《红楼梦》内涵的反叛性超前性思想向度。 特别是陈蜕，他认为：“《石头记》一书，虽为小说， 然其涵义，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大理想家之学说，而合于大同之旨。 谓之东方《民约论》，犹未知卢梭能无愧色否也。”（陈蜕《列〈石头记〉于子部说》）尽管陈蜕的说法缺少严格的逻辑论证， 有些说法不是那幺准确， 却最早表现了对《红楼梦》思想本质的深度契合，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１９１６年出版的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 王梦阮和沉瓶庵的《〈红楼梦〉索隐》， １９１９年出版的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是索隐派红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索隐其实也是一种考证，只是这种考证从方向上就有很大的偏颇。 他们把《红楼梦》的内容和晚明到清初的一些政治、社会人物漫无边际地加以附会，用明清的历史史料臆断小说文本。 因而这些著作表面上看似乎很“严谨”， 重视“证据”，其实却是“笨谜”。 索隐派的出现既有中国传统文化习惯势力的影响，也有时代的诱因。 如蔡元培是一个反清的民族民主革命者，他认为《红楼梦》“持民族主义 甚笃”， “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以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义”。 他把对《红楼梦》的索隐与反对清王朝的民族斗争联系在一起，是离开了《红楼梦》的文本实际的， 却与当时推翻满清王朝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形势合拍。 同时，由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确实有社会政治的反思批判思想向度，索隐派的某些说法也可以说是“歪打正着”， 从学术的角度上观照也不能完全抹杀。 此外如索隐派对汉民族“民族性”的执着， 也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汉族文化传统的认同有深层意识上的重迭。 但索隐派对《红楼梦》的观照毕竟从根本上违背《红楼梦》的文本真实，因而胡适１９２２年出版《〈红楼梦〉考证》， 接着１９２３年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辨》， 从考证《红楼梦》的版本和作者以及深入《红楼梦》文本的艺术实际出发， 得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前八十回为曹雪芹着、后四十回为高鹗续的基本结论， 索隐派的“旧红学”就基本上被自传说的“新红学”所取代了。 新红学讲究“科学的方法”，即杜威的“实验主义”。 从现象上看，索隐也讲“证据”，自传说其实也是“索隐”，不过索的是曹雪芹的“隐”。 关键问题是从发现研究版本入手的新红学比臆断附会的旧红学符合《红楼梦》的实际情况， 因而就能为更多的人所信服。 从时代背景上观照，旧红学受以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反清民族革命的强烈影响， 新红学则是标榜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 胡适和俞平伯同为“新红学”的开创人， 其实胡适与俞平伯是有重要区别的。 胡适关心和致力的是“科学方法”，俞平伯则更多地深入了《红楼梦》文本的文学实际。 俞平伯自觉的文学鉴赏的眼光，是胡适所不具备的。因为《红楼梦》主要是一部文学作品，所以这个区别非常重要。 《〈红楼梦〉考证》主要是历史学向度的， 《〈红楼梦〉辨》则突出了文学性向度。 一直到１９５４年，新红学都是《红楼梦》研究界的学术主流。 尽管索隐派也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如１９２７年出版了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１９３４年出版了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 但这已经无法影响自传说、新红学主导《红楼梦》研究的大形势了。 １９３０年出版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论到《红楼梦》时， 是以接受新红学的考证结论为评说基础的。 鲁迅的贡献是他深邃的思想家眼光，他在《中国小说史略》和杂文中论到《红楼梦》的许多精辟见解， 都在思想精神气质上更能触及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思想本质真实，这一点无论胡适还是 俞平伯，都是无法相比的。 倒是陈蜕的认识在思想向度方面和鲁迅有接近之处。 １９３１年李玄伯发现故宫中保存的曹寅父子的奏折， 写出了《曹雪芹家世新考》， 使自传说、新红学又获得更多史料支持，并进而提出曹雪芹祖籍河北丰润的论点，是后来关于曹家祖籍论争的滥觞。 １９４２年李辰冬出版《〈红楼梦〉研究》， 在接受“自传说”的基础上，对曹雪芹的人生观、 《红楼梦》的人物分析、《红楼梦》的世界、《红楼梦》的艺术价值都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是立足于新红学考证成果基础上对《红楼梦》作思想艺术观照而比较有价值的早期成果。 １９４８年王昆仑以太愚为笔名出版了《〈红楼梦〉人物论》， 后来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又改写再版。 这本书显示了阶级分析的立场和观点， 有不少论述是新鲜警醒的，在读者中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此书的缺点是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之思想本质和美学本质的区别虽然有所认识，但还不是十分明确和深刻。 这是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因为关于八十回后佚稿的 研究那时的总体情况还相当肤浅。 此外，在１９４９年以前的不同历史时期，一些在历史上有影响的政治和文化人物如梁启超、 陈独秀、汪精卫等也都有谈论《红楼梦》的文章， 其倾向大抵都是把《红楼梦》和他们当时的思想政治主张牵扯在一起，都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认识意义，所谓文以人传。 总体上看１９４９年以前的《红楼梦》研究情况， 最具有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的当然是王国维、 蔡元培、胡适和俞平伯以及鲁迅这几位大师级人物。 新红学取代旧红学，自传说取代老的索隐派，是红学发展史的一个关键性的转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性方面对《红楼梦》认识最深刻的是鲁迅，在艺术性方面能得曹雪芹真谛的要数俞平伯。 蔡元培与胡适都是文学气质比较弱的， 蔡元培关心的是反清的历史学向度，胡适更注重的是“科学方法”， 他们都在不同的层面推动了《红楼梦》研究向前发展，但都不是审美研究，其实都无缘于《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而王国维 ，由于时代和个人气质的局限， 虽有引进西方哲学理论视角的历史贡献，对《红楼梦》本身的具体思想和艺术认知也是有较大缺陷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