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汝昌：字玉言。研究员，男，汉族，1918年4月14日生人，籍贯天津。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本科、中文系研究院。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是第五———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中国楹联学会、中国大观园文化协会顾问，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1991年开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80年赴美国出席“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1984年受国家委派赴苏联考察列宁格勒藏本《石头记》；1986－1987年，获美国鲁斯基金，赴美国访学讲学一年并任威斯康辛大学客座教授。 与钱钟书的缘分 ●我常常发现我所借的书，书卡要么是空白，要么书卡上只有一个人的签名，就是“钱钟书”。 在高中时我开始想译中华文学的精华，到大学后我就翻译了《文赋》、《二十四诗品》、甚至包括鲁迅先生用文言写的讲文学理论的《摩罗诗力说》，所谓力说，是指“诗是有它的力量的”———可研究鲁迅的没有一个人提这本书，很怪！ 中国的赋是最难译的，我的本科论文是翻译《陆机文赋》，我用英语译了又做了研究，这篇文章被一个德国人办的外文刊物登载了，有学生把它给钱先生看了；1948年的时候我又用离骚的体裁翻译了雪莱的《西风颂》，也有人拿它给钱先生看了。 经一个热心人的介绍，我去见了钱先生，他还请我吃了饭，那天杨绛夫人做了一盘烹大虾，当时这可是不多见的菜肴啊。我当然是拿人家当老师，可人家不是居高临下。我们通过信件作诗唱和或者研究翻译问题。 另有件有趣的事是，我们那时去图书馆借书要填书卡，我常常发现我所借的书，书卡要么是空白，要么书卡上只有一个人的签名，就是“钱钟书”。 我翻译《摩罗诗力说》的时候，看到鲁迅引用了好多东欧诗人的名字，就去请教钱先生。钱先生说：“有一两个我一望便知，另外的我也不知道。”他指点我去看一本书———钱先生看的书当然我们都没见过。 可我那时不是普通的大学生，已经开始弄红学了，我还得上课和按时交论文，我怎么可能为了那两个人名去折腾，只好丢下，钱先生指导我去看的那本书我始终没找到，我的文章就成了废品。我一生浪费无数精力与学力，许多都是半成品，就差一点不能完成，日久年深，完了！ 和胡适之辩论红学 ●胡先生说他不完全同意我在文中的观点。我一个青年，不懂得人家有多高的地位，继续跟他争辩…… 和钱先生的交往其实主要还是同学介绍我去清华大学听他的课。和胡适交往，则是他主动找我。 念大学时，我经兄长提醒，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胡适先生一直想要找的书，就写了篇小文章。写它也不是为了名和利，甚至连发表都不懂，书生气到极点！ 我写完了就搁在宿舍里，这就算是我完成任务了。 巧极了！我抗战前在燕京大学的老师顾随先生一直跟我通信，他知道我要做学者、研究者，就说：“你也可以同时做作家，练习写，写了还可以发表，路子要宽。你要是有成稿，寄给我，我给你找地方发表。” 这么一来，我就找出两篇稿子，一篇就是说我发现了关于曹雪芹的珍贵资料的文章，另一篇是有关书法的———抗战时期为了逃避去日伪学校念书，我在暗室度过了六年，精神很痛苦，就写字、研究中华的书法。 顾随先生把这两篇稿子介绍给一个报纸，编辑当然不会选择谈书法的那篇，那个东西没多少人懂，而《红楼梦》多有名气啊。胡先生一见到就主动给我写信，编辑在转给我之前把它发表了，这就很轰动了！胡先生说他不完全同意我在文中的观点。我一个青年，不懂得人家有多高的地位，继续跟他争辩，通了7封信，完全是学者间的讨论。 就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向他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而胡先生也竟然毫不迟疑地借给了我，我翻开第一页，就惊呆了：“原来我所见过的所谓的《红楼梦》是被大大篡改过的。”不久胡先生出国了，而我从此走上了红学的路子，并决意要校订出新版，还《红楼梦》的真面目。后来人家批我是胡适派，我当时害怕，想否认，现在再想，也觉得可笑和愧疚。 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的道路是没有选择余地的，随着这个时代、工作条件而变，而你想一个人的精力能做多少事呢？ 解放初期，英美与我们是敌对关系，大家都学俄语。 我在成都两个大学教翻译，受到同学的热烈欢迎，说没有听过这样教翻译的。 但后来同学不想学了，外语系主任找我说你的教学效果这么好，你给同学做做思想工作，但同学说：“不行了，我们学了没出路。”四川大学外语系不办了，我也不想教了。 这时我的《<红楼梦>新证》也出版了，引起了海内外的轰动，据说海外的轰动还要更大。大江南北都在读，包括毛主席。中文系要留我，许诺说给我升副教授，但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到中宣部调我到了北京。 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红楼梦》遭到了俞平伯的批评。胡适走后，俞平伯当时就是权威，和胡乔木、党中央专管文化的人差不多是一个等级的，他说的话，分量可就太重了。他一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然受不了。 这个书出还是不出呢？ 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突然看到我的书，就拼命找胡乔木把我从四川调过来，给他们弄《红楼梦》。四川大学校长没有办法，不能不服从中央，我1954年春夏之交到了北京，也就是在当年10月批胡批俞的大风波中起来了，我很快就变成了被批者中的一个。 这编辑工作一做就是二十年。我业余的时间就没了，翻译事业告废了，做学者的事业也只能荒废了。我走上了一个新的路子———给诗集做注。我做了《白居易诗注》、《范成大诗集选注》和《杨万里诗集选注》等等。我的道路是没有选择余地的，随着这个时代、工作条件而变，而你想一个人的精力能做多少事呢？ 五十六年一愿酬 ●社会上已经有很多《红楼梦》的版本，为什么我要自己出一个校订版本？ 从1948年认识胡适，至今已事隔56年，到今年五月我们才出版了《石头记会真》，其中艰辛，一言难尽。 社会上已经有很多《红楼梦》的版本，为什么我要自己出一个校订版本？我必须要做一个声明：“我坚决反对高鹗续的后四十回，它完全违背了前八十回的意旨，是朝廷的皇上找他们续的假的。得到这个认识之后，我们一定只能要八十回的，而这前八十回也被高鹗偷偷地改删，我们要尽一切的能力把它澄清。” 张爱玲去世后，我给她写了一首挽诗，其实我没见过她。我看到她的书中说十二三岁读《红楼》，读到第八十一回，忽觉“天日无光，百样无味”而感到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看到这句话，我真是又悲又喜。遗憾的是，我们本来可以在美国见面，但错过了。 一般人都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你知道，我们太可怜了，我和哥哥两个人什么凭借也没有，我们自个儿摸索，后来越校越复杂，怎么办？中断还是继续？ 不能中断，多苦多劳累都要坚持下去。 做着做着，政治运动来了，说我们和胡适有政治联系，这个实在是歪曲，我们一介书生，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红楼梦》，结果就是抄家、把资料弄得连一片纸也没有，如此耽搁许多年。等到拨乱反正我们可以恢复工作之后，我们才又重新开始，一次一次加工，一次一次认为自己没有认识清楚。再者，谁给你印？几百万字啊！辗转三家出版社，几经曲折，最后才在一家以出少儿读物为主的出版社出版了，出版社没有做多少宣传，不过反响据说非常好。 为什么这本书要把我哥哥的名字署在我的前面？当然了，校对主要是由他来完成！我和哥哥分工，他知道我的研究工作已经走得越来越高深，脑子里面装了太多东西，如果容纳不了会爆炸的，加上我的眼睛又看不清，都是他校完了读给我听，再由我来定夺。我们哥俩缺一个也不行，没有我哥哥就没有这本书，没有我，它也达不到今天的学术质量。 ■记者手记 从来没有与人如此耳鬓厮磨过。两个小时之内，我与老人一直面面相觑，距离不超过十厘米，可他依然看不清我，凑到他耳边一字字地大声喊，他仍旧茫然地说听不见啊。 老人1954年耳朵失聪，非有雷鸣般的声音不能听见，1974年双眼几近失明，医疗后一只眼留下0.01的视力，而几十年来老人著作等身，今年5月出版的《石头记会真》字数多达五百万字，一字一词都经过了老人的考证。 做了一辈子校注的工作，言谈中，他也担心人不懂得旧名词，多加注释与比兴。 因为沟通的困难，老人成了一个非常有经验的采访者，他推敲出你来访的用意之后就依循自己的思路自顾自地说下去。 ■链接 《石头记会真》 书名为何题曰《石头记会真》？此名有何意旨在内？ 第一，这是个80回本，应服膺原作者最后定名《石头记》，以示有别于120回假“全本”《红楼梦》。 第二，“会真”是以真为终极目标，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斥伪返本，扫荡烟埃”；而“会”者，是会集已然发现的十多部旧抄本而进行大汇校，并在大汇校的基础上试行“写定”一部较近雪芹真文字真意旨的《石头记》；而“会”又含有体会、领会、赏会的复合意义。 第三，“会真”的真，包括存真去伪，不必多说；还有一个“去疑”。这是说，在种种异文中，发现或有或无的字句，而那字句的风格笔致不类雪芹的，就成为“去疑”的触目点—————我们将它用特定符号标出，以示可疑，恐怕有出于他人后笔增入的可能。 第四，…… 第五，我们的校订，还有“离开”了常规的特例，这主要是由书法知识而能以判断抄手之讹，疑不认识雪芹手稿的行草书体，一经点破，十分明了，也饶有趣味。 这也属于能否接受的范围，因为从校勘常规来说那就“没有版本依据”而不敢相信了。 周汝昌：《五十六年一愿酬》摘自《光明日报》 原载：《新京报》 2004年9月24日 原载：《新京报》2004年9月24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