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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钧的《胡适与莎士比亚戏剧》（刊于本版2006年3月8日）一文，从胡适留学日记里钩稽胡适很早就关注莎士比亚戏剧的一些史料，从而佐证了其“治学范围之广”。其实，如果浏览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日记全编》，就会发现，学成回国的胡适与莎士比亚戏剧之间尚有一些更有意味的话题值得我们讨论。 对于莎士比亚剧作，五四时期的胡适却有了自己新的看法，他认为莎士比亚远不如易卜生等近代的戏剧家：“萧士比亚在当日与伊里沙白女王一朝的戏曲家比起来，自然是一代的圣手了；但在今日平心而论，萧士比亚实多不能满人意的地方，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现代的人若虚心细读萧士比亚的戏剧，至多不过能赏识某折某幕某段的文辞绝妙，——正如我们赏识元明戏曲中的某段曲文——决不觉得这人可与近代的戏剧大家相比。他那几本‘最大’的哀剧，其实只当得近世的平常‘刺激剧’（Melodrama）。如‘Othello’一本，近代的大家决不做这样的丑戏！又如那举世钦仰的‘Hamlet’，我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Hamlet真是一个大傻子！”（见胡适1921年6月3日的日记）现在看来，胡适的这一观点显然失之武断和粗疏。与他多少年来所坚持提倡的“明白清楚”一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五四”时期实用主义的文艺观和胡适所持的写实主义的标准。 富有戏剧性的是，留学时期胡适沉浸于莎士比亚戏剧，有一段时间竟然“日尽一种”，“五四”之后却以进化论的观念和写实主义的标准如此贬抑莎剧，而到了1930年代初，他又再次关注起莎士比亚来。胡适曾一再强调，要以“评判的态度”来“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在“研究问题”方面，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自不必说。在“输入学理”方面，新文学运动之初，胡适就提出要“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此后他积极推动翻译和出版西方名著，尤其在促进莎士比亚剧作的输入方面功不可没。 早在1928年4月25日的日记中胡适就记载：“昨晚与志摩及余上沅谈翻译西洋文学名著，成一部大规模的‘世界文学丛书’。此事其实不难，只要有恒心，十年可得一二百种名著，岂不远胜于许多浅薄无聊的‘创作’？” 1930年8月胡适到青岛，住在宋春舫的家中，曾经参观宋春舫收藏的大量戏剧书籍，其中仅莎士比亚剧作就有很多种版本。胡适与时在青岛大学任教的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再次商议翻译西方名著，在13日的日记里他写下：“我请他们先拟一个欧洲名著一百种的目，略用‘哈佛丛书’为标准。”15日，胡适又与任叔永等商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即将成立的编译委员会的人选，最终确定了丁文江、赵元任、傅斯年、陈寅恪、梁实秋、陈源、闻一多等13人，以促进有规模地组织翻译西方科学、哲学与文学等名著。身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的胡适还草拟了编译计划，其中有“此项学术文艺作品，拟先选择必不可不尽先翻译的书若干种，为第一集。”随后，胡适便提议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可见在他眼里，莎士比亚剧作的重要地位。此后一段时间，他先后数次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书信返还，讨论翻译计划，颇为热心。 1930年12月23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告诉他已与瑞恰慈商谈过版本问题，“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公超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最要的是决定用何种文体翻译莎翁。我主张先由一多、志摩试译韵文体，另由你和通伯试译散文体。试验之后，我们才可以决定，或决定全用散文，或决定用两种文体”。 1931年2月25日胡适在复闻一多、梁实秋的信中，谈及翻译莎士比亚著作的具体计划（包括成员、时间、程序、文体、译名统一、经费管理、注释等问题），并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麦克白》。然而好事多磨，6月21日胡适致信梁实秋：“志摩为母丧奔走，公超为结婚事忙，都没有动手译书。公超说你也没有动手。一多怎样？如大家都没有试译，似不如等大家暑假中有点成绩时再定期开会。你们以为如何？” 不久，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召开的第七次年会上，就正式决定由闻一多、徐志摩等五人为委员负责翻译与审查莎士比亚全集，并预计五年至十年可以全部完工。 但实际上，此后大家都未能按原计划进行译事，当年的暑假也未能在北平定期开会。陈源原本就不愿参加，年底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身亡，而闻一多与叶公超也志不在此，最终只有梁实秋孜孜矻矻，历时30年，译成莎士比亚著作37种，成为海峡两岸独自译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在《怀念胡适先生》一文中，梁实秋说：“领导我、鼓励我、支持我，使我能于断断续续30年间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者，有3个人：胡先生、我的父亲、我的妻子。”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3月22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