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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在自己的专著《苏联文学沉思录》中用了“对话”一词来探究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两大板块之间的关系。今天为描写20世纪俄罗斯作家和作品的命运，可以从作曲学中拈出“对位”二字。对位法（counterpoint）是复调音乐的写作技法，即根据一定的规则以音对音，将不同的曲调相结合。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有什么样的对位现象呢？ 相克相叠的文化层 2002年元旦后两天我访问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我问院长、著名作家谢尔盖·叶辛：“您如何评价过去一百年的俄罗斯文学？”他以诗意盎然的语言答道：“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一片巨大的疆域，它有我的目光所不能穷尽的高峰深谷。它有肖洛霍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的国度，有曼杰利什塔姆的高山，普拉东诺夫的峡谷，有阿赫玛托娃的湖泊……”但是叶辛忘了补充一句：尽管同在20世纪，高尔基和肖洛霍夫的国度与曼杰利什塔姆和普拉东诺夫的高山峡谷，与其说是同时共存的，不如说是彼此相克，互相叠压的。这情形就像地震或战火毁灭一个文化层，又翻出另一个文化层。 在80年代中期以前，当高尔基、阿·托尔斯泰、马雅可夫斯基、法捷耶夫、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和肖洛霍夫等红色作家被标举张扬、举国阅读之时，布宁、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杰利什塔姆、左琴科、普拉东诺夫和索尔仁尼琴等作家诗人却从文学史中消失得踪迹全无，仿佛他们从来就不存在一样；到了另一个时期，从80年代中期开始，后一类原先消失的作家诗人被隆重接引回俄罗斯文学史，并被众人瞩目，齐声诵赞之时，第一类红色作家又在被妖魔化的同时逐渐淡出文学史。于是乎20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不同板块就成了相克相叠的文化层，似乎不能同时并存。 保尔的荣辱毁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载于1932年—1934年的《青年近卫军》杂志，后又单独出书，又出了单行本。当时这本书并未立即产生轰动效应。1934年末作家科尔卓夫到索契采访了僵卧病榻的尼·奥斯特洛夫斯基，次年3月《真理报》发表了访谈录《勇敢》，全苏性质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热拉开了序幕。作家本人获得列宁奖章，被授予旅级政委军衔。30年代中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出了200万册。作品的主人公保尔·科察金成了社会主义一代新人的楷模。苏联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在集体和个人之间寻找新的人格建设的倾向，这就是牺牲个人以完成集体的伟大事业。保尔就是这样的典范。 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消解在60年代已经初露端倪。在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楼》中，痴迷于时装享乐的中学生阿霞，在老师要求以保尔等为例写《人为什么活着》时，为了搞好同老师的关系，违心地说“我们也会这样做”。作品的主人公则将保尔“人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的名言，曲解成苟且偷生的自恋。 80年代中期以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逐渐从俄罗斯读书界消失了。2001年10月的一天我问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学生萨沙看这本小说没有。萨沙的脑海“奔腾”了好一阵，可是终究没有搜索到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任何信息：“这是一本什么书，写什么的？”普通读者如此，文学研究界则话语尖刻。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报《文学报》1990年44期发表尤·奥克良斯基的《警钟为何而鸣》：“体现共产主义何蒙古鲁斯（歌德《浮士德》中人造人的名字）教条的所谓‘正面主人公’也许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其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脱离现实的最明显的表征。也许恰恰是因为感觉到了‘正面主人公’日积月累的营养不良，有人机智地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称为‘三个巴威尔’的文学——巴威尔·符拉索夫（高尔基《母亲》的主人公）、巴威尔·科察金（即保尔·科察金）和巴夫利克·莫洛佐夫（П.索洛敏的《共产主义者巴夫利克》的主人公）。”从1997年开始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八辑的“名著重读”系列，其中没有收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2002年莫斯科“大鹁鸟”出版社出了《高考必读文学作品》，也没有收这部作品，说明它已不在高考范围内。 1987年7月，库兹涅佐夫就对文学中的颠覆深感忧虑：“最大的危险就在于将苏联文学翻个底朝天，将文学的两翼对立起来，为了新发掘出的名字而否定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叶赛宁、特瓦尔多夫斯基、列昂诺夫和法捷耶夫这些经典作家的名字。”当时文学报刊分别为自由派和传统派控制，自由派的报刊不断披露高尔基、阿·托尔斯泰、法捷耶夫和肖洛霍夫等作家的人格瑕疵，抨击他们的作品有违良知，传统派的报刊仓促应战，竭力为之辩护，不料结果却是中立的学术刊物如《俄罗斯文学》等基本不发关于红色作家的论文，大的出版社也不愿出他们的书，于是他们开始隐退边缘。他们日渐“沉默”，失踪作家开始回归和“发言”。 诗人去而复归 1933年秋曼杰利什塔姆吟了一首小小的反诗，说“我们的声音传不到十步之外”，说“克里姆林宫的山民每次致人死地都觉得很妙”云云。反诗不可能发表，也不便落下白纸黑字。他将一个朋友叫到家里，请他背诵下来。曼氏一面口授反诗，一面口出狂言：共青团员们将在大街上、在大剧院、在楼座高歌此诗。萨尔诺夫说，死是诗人的最后一个创作行为。果然不久诗人就被抓了起来，其后瘐死囹圄。肉体的毁灭导致了他在文坛的蒸发。 我曾观察到两个文化层紧张并存的所在：高尔基文学院曾是19世纪贵族作家赫尔岑的房产（布尔加科夫在《大师与玛格丽特》中将它写成了“格利鲍耶陀夫之家”），主楼是法捷耶夫等“拉普”长老的办公场所，沿街的房子住过普拉东诺夫和曼杰利什塔姆等。这真是戏剧性的冲突场景：上与下、生与死，居然活脱脱地演出于这样一个不大的院子里。富丽堂皇的贵族府邸出入着掌管苏联文学大权的先生们，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等待他们判定去处的小说、诗歌手稿。他们开会、争吵，最后在手稿上龙飞凤舞地写上“刊用”或“不用”，甚至于一些令人读之心惊的文字，然后用漂亮的花体署上大名，一切就这样决定了。在仆人们曾经放松自己疲惫的身躯的下房里，那些作家们可敢放松自己紧绷着的神经？写作的时候得时刻警惕着，留神别让白卫军或富农窜到自己的笔尖上来了。写完了交到贵族的上房里，能松弛吗，他不由自主会撩开自己窗帘的一角，偷偷瞥一眼上房的华灯明灭，借此猜度自己作品的生死。倘若大人先生们一不留神将你的作品发了出来，你敢得意吗，没准你正好是个活靶子，为下一轮报纸杂志的大批判提供了充足的黑材料——法氏在《红色处女地》发表了普氏的《贫农纪事》，又在同一刊物批它是“富农纪事”。后来紧张倒是消除了，可消除得很残酷：法氏胜了，胜到以酒浇愁，愁更加愁，终于良心发现，饮弹自尽。曼氏败了，败得被流放天涯，暴尸于海参崴城下。普氏也败了，败到遭四处封杀，散魂于沿街那间下房。 曼氏的狂言终究部分变成了现实。如果说从20年代末开始的上述第二类作家的“失踪”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那么80年代中期的第二次“对位”中他们迅速而张扬地回归文坛。从1987年起，开始那些失踪的作品纷纷借助《新世界》、《十月》、《各民族友谊》、《旗》和《星火》等主流刊物回归苏联/俄罗斯，更从出版社走进寻常百姓家。 对位与和声 曼杰利什塔姆们与法捷耶夫们的亡灵从荒郊野外或新处女公墓被招了出来，在杂志报纸和电视荧屏上重演了当年的一幕幕悲剧场景，让文学的操持者们看得毛骨悚然，仿佛给他们注射疫苗，让他们不再重演那没有胜者和败者的悲剧。就这样亡灵成了他们的保护神。 苏联社会是一栋大厦，法捷耶夫们真诚地描写了阳光照耀下的正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曾激发了人类的理想；索尔仁尼琴们则细致地勾画阳光照不到的背面，历史中的悲剧由此而揭开；还有肖洛霍夫等作家更是两面都有所描写，力图完整地再现历史。历史和记忆因此而消除了空白点，变得更加完整。 俄罗斯有哲人说，俄罗斯人是好走极端的民族。其实未必尽然。今天他们文学史的写作，如果能够走出只要做加法必定做减法的怪圈，对位与和声就会达成协调。进入新世纪后，有位叫И.孔达科夫的学者连续在《文学问题》上发表了两文：《天使在何处翱翔：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文本》（2000年5期）、《我们苏联的“一切”：20世纪俄罗斯文学是一个统一的文本》（2001年7、8合刊），他写道：“在读者的意识中，布宁和马雅可夫斯基早已合为同一种文化的组成部分……整个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从天使翱翔的高度来看是一个统一的文本。”倘如此，不同的文化层，在文学史中就可能同时并存。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8月2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