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小说《我的名字叫红》 ■著者：（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 ■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奖项：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一句话点评：“红”是概念先行的小说，书里的人物多半是不新鲜、也没有血肉的 我等着《我的名字叫红》被拍成电影。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可能不喜欢诺奖新贵帕慕克，但这小说真挺适合好莱坞的：谋杀、爱情，还以艺术的名义。而且，也能怀念一下西方人曾热衷描绘的土耳其宫廷。 “红”老让我想起艾柯那本《玫瑰的名字》，虽然两书在技巧方面有所不同。不过它们都是“知性小说”，特有文化，看得人眼晕。都用谋杀和爱情把文化包装成一个又文雅又通俗的故事。又都用文化来论证凶手的心理逻辑。“玫瑰”的故事发生在14世纪的欧洲修道院，讲亚里士多德关于喜剧的手抄本隐含着颠覆基督教信仰的危险，引发了连环命案。“红”的故事发生在16世纪末的伊斯坦布尔，讲土耳其苏丹秘密委托宫廷画师仿照欧洲手法绘制肖像，这回是伊斯兰教信仰受到了挑战，也是凶杀。 “红”里面，有好多关于细密画传统、巨匠、手法、宗教内涵的论述，缠山搅水，但前后的意思差别不太大。读过一篇关于波斯细密画的小文章，是社科院外文所的穆宏燕老师写的，用来理解“红”，就清楚多了。文中提到三点，一、细密画在古代从不用于悬挂，这与它用作书籍插图有关，也与伊斯兰教禁止偶像崇拜有关。二、细密画的色彩运用以崇高为准则，鲜艳炫目才能唤起人神圣热烈的感情，而色彩的渐变是轻佻和不庄重的。三、细密画采用全知视角，画人画物没有远近大小里外之分，也拒绝表现阴影，因为西方的透视法表现的近大远小，以及背光造成的阴影不过是人肉眼看到的幻觉，画家应该运用心灵之眼去描绘事物的本来面目，这种全知的视角，是真主的视角。所以，用透视法画苏丹的肖像，凶手最后把它改成了自己的肖像，都是亵渎细密画原则的行为。 “红”的故事发生时，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绘画已臻成熟。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明的艺术，都不可能不受外来影响，艺术史从来是相互渗透的历史。从这个角度写小说，作家算得上聪明，也很有野心。 中学背历史，1453年是必须熟记的，这年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丁堡，改名伊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灭亡。就是这位苏丹，请欧洲的贝里尼画过像。 “红”里面的“姨夫”，曾出使威尼斯，侃侃而谈意大利肖像画给他的震撼，此事应该也有所本。1721年，奥斯曼王朝大使穆罕默德·艾芬迪来到巴黎，他写的报告中有两行，提到法国国王带他参观画廊，欧洲挂毯的写实程度给他深刻印象：“……一眼望去，每个人的情况都很清楚明白，这些制品的美，是不可言喻，无法想象的。” 当我们看到完全不同的异域文化，油然而生新奇、赞叹之情，是很自然的。但是，这种感情并不等于承认对方的艺术比自己高明。不同民族在艺术上的明显差异和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来不是一个谁高谁低、谁征服谁的过程。可能唯一的例外是西方，随着基督教世界的崛起，他们把文艺复兴变成了全人类“现代”的起点，透视法也成了最“进步”的艺术手段———不过那也只是他们自己说（当然中国也有人跟着说），跟真正的历史没什么关系。 帕慕克在这一点上也很聪明。他没有对细密画和写实画，以及两种文明（现在是冲突的文明）做价值判断，他尊重并展现了自己民族的艺术传统。不过，那位才华横溢的变态画家不但杀了维护教义的同行，也杀了“锐意革新”的姨夫，最终是用欧洲技法为自己画了幅肖像———“我不但是万物的中心，好像一位君王或国王，同时又是我自己”———把这些情节连贯起来，小说内在的价值诉求就显得十分微妙了，可以做截然相反的理解。比如早些时候我看到过一篇“红”的评述，说帕慕克“从东方内部揭露一个中世纪社会的孱弱和罪恶”———这就有点中招了，人家作者明明要个含混效果，至少看上去不那么“西方”，论者却非要分个子丑寅卯。 最后回到小说本身。把小说当作政治、历史、艺术论文，或其他什么东西来写，都是把双刃剑，好处是容易显得有内涵，坏处是削弱了文学固有的力量。“红”是概念先行的小说，书里的人物多半是不新鲜、也没有血肉的。我一位同事说得准确：“红”有纯文学的外壳，但缺少纯文学的实质。不过，我是个爱猜凶手、爱学知识的人，于是我读了“红”，而且读完了。 ■《我的名字叫红》故事梗概 伊斯坦布尔，16世纪90年代末期，苏丹秘密委制一本伟大的书籍：颂扬他的生活与帝国。他找来当时最优秀的画家，以欧洲的风格为此书作画。然而，在激进宗教基本教义运动盛行的当时，这是一项危险的计划。任何具象艺术的作品皆被视为对伊斯兰教的抵触。为了自身的安危，参与绘画的艺术家们必须暗中进行计划。 然而，一位细密画画家失踪了，唯恐已遭杀害，这时他们的大师不得不寻求外援。遇害的画家究竟是死于画师间的宿仇、爱情的纠葛，还是宗教的暴力？苏丹要求在三天内查出结果，而线索，很可能就藏在书中未完成的图画某处…… 原载：《北京青年报》2006年10月1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