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19世纪英国文学的研究，近年比较重视其文学社会学的意义。纽约的皮尔邦·摩根图书馆兼博物馆现正在举办“维多利亚时期畅销书展”，将持续到下月6日。该馆利用自己相关的丰富收藏，以展览的形式讲述了发生在狄更斯、斯各特及其他19世纪畅销书背后的故事，展品包括校样、传单、海报、原作的封面、插图以及一些名著 的手稿。该展览其实在提醒人们：自19世纪开始，畅销书作家与出版商及消费群体存在着密切关系。如果说前者不是一味地追逐的话，也必定是极力迎合，以获取“双赢”。对19世纪畅销小说的研究兴趣，不能不说是由对消费文化的研究兴趣推动的，而维多利亚时代恰巧是英国踏入了消费社会的门槛。 文学的消费形式多样，不仅限于印制出版的形式与策略上。牛津大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狄更斯及其表演中的自我：狄更斯与公众朗颂》（Charles Dickens and His Performing Selves: Dickens and the Public Readings, by Malcolm Andrews）就道出了文学消费在19世纪的另一为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该书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有关文物或记录档案，其中有相片、绘画、目击者的记述、朗诵提示本甚至狄更斯用过的朗诵台，来再现当时那个最伟大的小说家所进行的文学表演的盛况。书中还描写了一个细节，即在1867-1868年狄更斯在美国旅行期间，曾安排了一个纽约朗诵会。人们在雪地里排了一夜长队购票，整个大厅坐了2500人，许多人还被拒绝入内，仅一个夜晚收入即达16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实际上，在狄更斯的创作后期，向公众朗诵自己的作品成为了其主要的创造性活动，而且朗诵成为了获利不菲的营生。 米兰·昆德拉（目前用法文写作）很可能是自卡夫卡（多用德文创作）以来最好的，但无疑是最著名的捷克作家。在他的名下至少有三部堪称我们这个时代最受景仰的作品：《玩笑》（TheJoke，1965）、《笑忘录》（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 1978）、《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1982）。在他年届78岁之际，又推出了文学评论集《帘》（The Curtain）。这其实是继《小说的艺术》（The Art of the Novel， 1988）与《受到被叛的遗嘱》（Testaments Betrayed，1995）之后的第三部“小说沉思录”。在他看来，“小说并非一种文学体裁，而是一种击破人类本性以及我们集体或个人命运千万种谎言的途径”。有评论说阅读《帘》就像度过由午入夜的一段散漫的时光，在一个舒适的咖啡厅里坐下喝着咖啡或吸着烟，倾听昆德拉海阔天空地谈论历史、文学、音乐、政治、大国与小国、东方与西方、抒情诗与小说、巴黎与布拉格，直至夜深而忘返。难怪有人称他是“这个星球上最博学的小说家，自亨利·詹姆斯以来就此一家”。 近期值得关注的新书还有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1911-1983）的日记——《笔记簿》（Notebooks，耶鲁大学出版社）。该书真实地记录了这位著名剧作家同时也是位同性恋者的孤独、恐惧与执着，以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藏在幕后的作者及其令人难忘且近乎完美的剧作。有两本关于英语语言的书也许会引起对语言感兴趣的读者的关注：《抓住形容词，杀了它：词性纵横谈》（When You Catchan Adjective, Kill It.The Parts of Speech，for Betterand or Worse，by Ben Yagoda）与《为英语而战》（The Fight fornglish. How Language Pundits Ate，Shot,and Left，by David Crystal，牛津大学版）。前者探索语言的神奇、美丽与趣味性，同时冷静看待语言的极端主义者，认为分类虽属人为，但有其理性意义；后者对五百年来所谓的“英语的正确用法”进行清理，并对自约翰逊以来的语言纯粹主义者进行口诛笔伐，认为他们是语言的宽容与多样性的敌人。 出书向来重视时机。今年是猪年，而且还是抗战爆发70周年，似乎西方出版商也在赶这两个“集”。一位法国人（Stephane Reynaud）写了本《猪肉及其子孙们》（Pork & Sons），在法国成为了畅销书，现又有了英文版。该书一半是菜谱一半是随笔，反映了作为“猪产业”后代与自学成材厨师的作者对中国生肖本年主人的“一往情深”。《日本的战俘：文学想象与战俘经历》（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the prisoner-of-war experience， byRogerBourke，昆士兰大学出版社）是一本专著。据该书称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半年间，投降的联军战俘即达13万人，其中四分之一被折磨至死。以前，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往往对当年日本的暴行讳莫如深或轻描淡写，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民间人士甚至官方对日本肆意篡改历史表示反感并道出了一些真相，这无疑对中韩两国要求日本反省过去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try { showAd(3,0,1); } catch(ex){}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7/4/1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