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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70年代在欧洲诞生之初，比较文学就一直处于无尽的危机与焦虑中，直至今日，比较文学仍然没有摆脱学界无数的诘难。例如苏珊·巴斯内特在其1993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引论》（Sus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 well,1993.）中就预言了比较文学将最终被翻译研究所取代；而斯皮瓦克于2003年针对比较文学推出了《学科的死亡》（Gayatri C.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从其书名即可获知作者对于比较文学学科的态度和立场。 比较文学之所以自诞生之初直至现在一直都处于危机之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学科体系尚未健全。令人倍感欣慰的是，中国学者从本体论、方法论等诸多方面，对当前困扰整个国际比较文学界的“比较文学死亡论”做出了正面的回应。《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编辑部专门出版了一期特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乐黛云教授七十五华诞特辑》，杨乃乔、伍晓明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所收录的诸篇文章体现了中国大陆地区本学科目前所达到的前沿水平。 杨乃乔的论文从哲学的高度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合法性作出了一种本体上的承诺，使得焦虑的学界至少暂时寻求到了一种本体上的安身立命之地。作者认为“比较视域是比较文学研究得以安身立命的本体，研究的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构成了比较视域的基本内涵。”而张旭东则从政治逻辑的角度为“比较”从方法论上作出了一个简洁的表述：“比较也就是以他者为参照去形式化、组织和表达一个集体的自我。”这是一种朴素而又简洁的表达，互识、互照、互鉴、互补的方法取向恰恰是沟通东西文学，促进中国文化现代化不可规避的选择。同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探讨一样，比较文学学科史的梳理也是学科体系建构的重要问题之一，曹顺庆认为“比较文学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三大阶段”。但必须予以明确指出的是这种发展“不是线形的发展，不是‘弑父’般的由后来的理论否定先前的理论，而是层叠式地、累进式的发展。后来的理论虽新，但并不取代先前的理论”。 比较文学的学科危机，就原因而言，一方面，是因为学科体系的尚未健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者没有为整个学界奉献出更多的、扎实的、丰厚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本特辑所收录的有关具体文学现象研究方面的论文却大多是具有典范性的。 在传统的影响研究方面，有代表性的是饶芃子、钱林森等的论文。饶芃子以《三国演义》在泰国流传的轨迹为个案，针对接受者对中华文化的选择、接纳及其“内化”的模式作出了自己的探索。钱林森则以启蒙时期法国思想家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为个案，具体探讨了伏尔泰与卢梭对儒家文化认识与接受的差异。 传统法国学派的研究方式其弊病之处是显而易见的，韦勒克对此就曾予以过猛烈抨击:“(法国学派)这类研究中假设存在的中性事实好像有一条线与前面的事实相联系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Rene Wellek, Discrimination: Further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6.）这也警醒我们:法国学派的因果解释常有简单和武断之嫌,这使得他们所谓的“实证”走向了反面,容易在一己的猜想中丧失了他们孜孜以求的所谓“科学的涵义”。 对此问题，中国学者也作出了自己的深度思考。陈思和通过提出“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来质疑“所谓‘外来影响’考证的不可靠性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的观点的虚拟性”，从而对传统的影响研究方法和观念进行了颠覆。如果说陈思和对影响研究的方法论——实证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质疑，那么严绍璗则从研究内容上对法国学派进行了超越。作者甚为关注文学内在运行的工作机制，从“文化语境”、“变异体”和“不准确的基本形态”三个方面尽可能详细地解析了“文学发生学”此一范畴的发生路径和具体的操作程序，这样的研究无疑已经大大地突破了法国影响学派的“发送者”、“媒介”、“接受者”等三个层面的划分。 J.希利斯·米勒认为“比较文学永久的危机并不是理论或方法上的分歧，而在于翻译的问题，这里的翻译是广义的概念”。从米勒的简要表述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翻译对于比较文学所强调的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因而对翻译问题的探讨将是比较文学摆脱学科危机的重要论述领域。 依据德里达的观点，翻译乃是一种必要的然而又无法真正完成的任务，这一悖论性的局面构成了翻译的永恒处境。依据此种逻辑推延，伍晓明认为翻译就是在自己的语言文化之内将异己的文化真正作为异己而保存，翻译也许就是这一语言文化上让“异己”作为异己而进入并且存在于“自己”之内的努力。译介学的领军人物谢天振以解释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和赫施关于作者“本意”、文本的确定性和可复制性等问题的论述为启迪，对当代翻译研究、尤其是有关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翻译研究者来说很有借鉴价值。如果说上述两位学者是从理论上进行深度开掘的话，那么本文集所收录的另外几位学者的翻译研究的个案分析也同样精彩。例如陈跃红以某些中国诗学概念的英译为例，对诗学翻译的宿命与策略性突围进行了探讨，认为所谓“原汁原味”的透明翻译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但是，这一切都并不意味着翻译和交流之途的最后堵塞。误读的宿命是必然的，但是经由人的策略性努力，就有可能不断找到互相了解的机会和进入各自对方的入口。 可以看出，面对困扰学界多年的难题，沉寂了多年的中国学者已经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建构和设想。纵观中国比较文学近二十年来所呈现的蓬勃发展之势，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主动参与问题探讨、积极搭建对话平台，中国比较文学一定能成为整个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中流砥柱。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