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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前是一家”》（《读书》２００５年第３期）一文论及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日耳曼学”这个词似乎不太合适）的若干问题，确实很重要。因为这事关“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于新一代学人如何清理史料、对待传统，在中国现代学术的新世纪进程中“与有力焉”，关联密切。在若干大的学术立论上（诸如“南宗北 宗”的区分），笔者尊重杨武能教授的个体立场，不做价值判断（关于这个问题，将会在《学科史构建与学术史进程——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的研究中做全面深入的论述）。但在具体的史实之上，似乎有必要略做补充或商榷，以免造成误解。谬误之处，请杨武能教授与各位前辈、学长指教。 一是关于同文馆的建立。作者说：“例如１８６２年创立的京师同文馆便设有德文馆。”这种说法不甚确切。京师同文馆建立之初，就只教授英、法、俄三国文字，不包括德文。１８７１年普法战争后，普鲁士击败强大的法国，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其军事和政治地位显然受到中国重视，京师同文馆于同年开设德文馆。（参见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１辑上册第１７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新设德文时称“布文”。这事情看似很小，不过是名字的发音罢了，但却反映出当时国人对德国的了解。因为此前一直是与普鲁士打交道，所以很有可能是以“布”代“普”音。如有论者就提到Ｗ．Ｎ．Ｈａｇｅｎ就是作为第一名“俄语与普语”（ｆüｒ ｒｕｓｓｉｓｃｈｅ ｕｎｄ ｐｒｅｕｉｓｃｈｅ Ｓｐｒａｃｈｅ）教师于１８７２年任职于同文馆的。Ｈｕａｎｇ Ｙｉ：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Ｅｉｎｆｌｕ ａｕｆ ｄｉｅ Ｅｎｔｗｉｃｋｌｕｎｇ ｄ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 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ｗｅｓｅｎｓ ｖｏｎ １８７１ ｂｉｓ １９１８ － Ｓｔｕｄｉｅｎ ｚｕ ｄｅｎ 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ｎ Ａｓｐｅｋｔｅｎ 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 Ｂｅｚｉｅｈｕｎｇｅｎ ｉｎ ｄｅｒ ｒａ ｄｅ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Ｋａｉｓｅｒｒｅｉｃｈｓ１８７１至１９１８年间德国对中国教育发展之影响——德意志帝国时期中德关系的文化视角研究．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Ｂｅｒｌｉｎ Ｂｅｒ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ｒｉｓ ＆ Ｗｉｅｎ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 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１９９５ Ｓ．５９．），后才改教德文。（参见《齐如山回忆录》第２８页，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关于同文馆情况，请参见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１９８５年） 二是关于杨丙辰。作者说：“……且未出现杨丙辰似的在学术和翻译方面卓有建树的学者”。杨丙辰其人，学术经历牵涉到中国现代学术的北大、清华两大传统（尤其从德文学科史意义来看），确实是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人在翻译方面或可谓“颇有贡献”，但在学术上却不宜评价太高（这一点作为汉学家的傅吾康说的很清楚）。作为后人来衡定学术史，少不得的就是“中正公允”之原则。从科目设计上看，杨氏对德国诗歌还是颇有造诣的。杨氏的学术水平或许也不错，但在学术研究上确实建树不多。就以他发表的《歌德与德国文学》为例，虽然不乏自己的见解，对资料也算比较熟悉，但以现在的眼光看，很难说这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真正在学术上对北大德文系有实质性推进的，不是他，而是洪涛生。虽然从感情上来说，我对杨丙辰很有“同情之理解”，但这与对他的学术史地位的判断是两回事。关于杨丙辰其人，作者另撰文《花自飘零风尘中》有较详细论述（参见《读书》２００５年第８期）。 三是卫礼贤与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关系网。１９２１年，卫礼贤退出同善会，摆脱了传教士的职业和身份。１９２２年，卫礼贤再返中国，这一次他是以德国驻华使馆学术顾问（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ｒ Ｂｅｉｒａｔ）的身份来的。１９２３年卫礼贤失业，因为经济危机的缘故，德国外交部大幅度削减人员，卫氏本来就不是外交官身份，故亦在被裁之列。蔡元培于是送了一纸聘其为教授的一年期合同给他。可惜的是，卫礼贤与北大的因缘，并不表现在聘用关系的长久上，他努力谋求的是德国大学的教职。１９２４年，卫礼贤本已准备与北大续签合同，但法兰克福大学的聘书正好到了（Ｂａｌｌｉｎ Ｕｒｓｕｌａ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７３～１９３０ － ｅｉｎｅ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ｅ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卫礼贤简传》． ｉｎ Ｈｉｒｓｈ Ｋｌａｕｓ ｈｒｓｇ．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Ｂｏｔｓｃｈａｆｔｅｒ ｚｗｅｉ Ｗｅｌｔｅｎ － Ｓｉｎｏｌｏｇｅ ｕｎｄ 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ｒ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ｄ Ｅｕｒｏｐａ《卫礼贤：两个世界的使者——在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汉学家与传教士》．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 Ｌｏｎｄｏｎ ＩＫＯ－Ｖｅｒｌａｇ ｆüｒ Ｉｎｔｅｒｋ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 Ｋｏｍｍｕｎｉｋ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３． Ｓ．１９－２０．）。于是他打点行装，毕竟，建设一个新的汉学学科的诱惑，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很难抗拒。所以，卫礼贤的主要精力和心思仍放在德国汉学的建设上面，他对北大德文系虽有授课之功，难有推进之力（学术上）。因为，他毕竟不是科班出身的德国文学研究者。所以，似乎不宜过于强调卫氏与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关联，相反倒是他的另一位同胞，欧尔克教授对中国德国文学学科的贡献甚大。这一点作为学生的张威廉与冯至都有深刻印象，并有明确的回忆录可供参考。（参见冯至“怀念北大图书馆”，《冯至全集》第５卷第７８～７９页，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张威廉：“我学德语的经过和对德语教学的点滴看法”，《德语教学随笔》第１５６～１５７页，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关于欧尔克其人与北大，作者另撰文《清风送爽到天涯》再详细论述。 四是关于珍贵的照片材料。这张“北京大学德文系师生临别纪念摄影”，标明时间是民国十二年六月，即１９２３年６月。关于照片上的人物，今天已很难具体落实到每个个人，但一些重要人物还是可以分辨出来的。作者说：“前排坐着的从右到左依次应是卫礼贤教授、杨丙辰（震文）系主任、洪涛生教授。只可惜最左边的那位不知姓甚名谁，但肯定也是我老师们的老师，也是中国第一代日耳曼学家中的一位。”这里有些判断不错，有些说法似值得商榷。 这四位先生可能为：杨丙辰、欧尔克、李茂祥、卫礼贤。（根据１９２２年的“国立北京大学职员录”，德文系教师五人：杨震文、李茂祥、朱家骅（出洋）、欧尔克、海理威。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２卷１９１２～１９３７年上册，第３７７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根据重要性来说，系主任是杨丙辰（右二）、德国教授为欧尔克（左二）、卫礼贤（右一）。左一可能是李茂祥（也有可能是顾孟余，他也曾任北大德语教授、经济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等），但尚无法确认。左二是欧尔克（不是洪涛生）则毫无疑义，因为同一张照片亦收录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参见Ｏｅｈｌｋｅ Ｗ． Ｉｎ Ｏｓｔａｓｉｅｎ ｕｎｄ Ｎｏｒｄａｍｅｒｉｋａ ａｌｓ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Ｒｅｉｓｅｂｅｒｉｃｈｔ１９２０～１９２６（在东亚与北美做德国教授：旅行报告（１９２０～１９２６））． Ｄａｒｍｓｔａｄｔ ＆ Ｌｅｉｐｚｉｇ Ｅ． Ｈｏｆｍａｎｎ １９２７． 后排十三人应包括了１９２３年毕业的十位毕业生。这十人是：王维新、李慰祖、吕梦彲、张式夫、薄之畬、刘钧、王有德、张传普、唐性天、王德隆（《十二年六月本校各系毕业生姓名》德文系名单，载《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２３年９月８日，第２版。另见《北京大学史料》第２卷１９１２～１９３７年上册，第７４３页）。其中张传普即张威廉，还有数人尚待考。可能包括的人有：商承祖、邢荫棠、许潘云（音）等。（之所以如此立说，是因为据张威廉先生回忆：商承祖比他们要低一级，但他是在德国上的中学，所以程度很好，便跳级听课，和他们是同班上课的；许潘云（音）则曾经当过浙江教育厅长。但查注册部布告，１９２４年的德文系毕业生只有商承祖、邢荫棠二人；１９２５年德文系毕业生五人：饶铗鸣、王治孚、黄光焌、王文俊、周光达；１９２６年德文系毕业生一人：刘健；１９２７年德文系毕业生一人：冯承植（即冯至）；１９２８年德文系毕业生一人：常锡光；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德文系毕业生均无记载，而同期英文系、法文系均有毕业生；１９３１年德文系毕业生一人：胡庭芳。１９３２年改为外国语文学系德文组毕业生一人：牛存善。（《北京大学史料》第２卷１９１２～１９３７年上册，第７４４、７４７、７４９、７５１、７５２、７５５、７５７页） 北大早期学制分预科、本科、研究所三级。预科两年，不分系，只分文理科。冯至１９２１年入北大预科，１９２３年暑假后入德文系本科一年级，１９２７年暑假在北大德文系毕业，９月赴哈尔滨一中教国文。在北大共求学６年。１９２３年时，冯至先生刚由预科毕业，想来也不应列在此照片之上。 五是关于商承祖父子。商承祖之父为商衍鎏１８７５～１９６３，是一位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不容忽略的先驱者。但就我有限的目力所及，好像尚没有他是“晚清时期一位驻德国的外交官”的证明。１９１２年，民国初建，而袁氏当国，一切混沌未开，并未显出民主共和的峥嵘气象。商衍鎏思考再三，乃决定接受德国汉堡大学的邀请，出任汉语教师。而在４年聘期满后（再兼一战爆发、中德为敌国），商氏于１９１６年即归国，先后任总统府顾问兼江苏督军署内秘书、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等职。商氏有两个儿子——南大教授商承祖与中大教授商承祚，一治西学，一研中学，均名标学林。（参见叶隽《有时空望孤云高——念商衍鎏先生》，载《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０日）商承祖（１８９９～１９７５）曾留学德国，亦是北大德文系的早期学生，后任中央大学德语教授、国立编译馆编纂。１９４９年后任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主要著作有《德国文学史》，译作有《双影人》《怠工者》等。商承祖先生的著作现在颇难寻考，但久为其同学、同事兼友人的张威廉先生回忆说，他的德文很好，中文欠佳。（参见叶隽《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的“德国文学学科”历程——张威廉先生的历史记忆》，载《博览群书》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总之，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的梳理，现在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大量的史实湮没，需要有心人仔细搜集、精心考辨，拂去尘埃，还原历史的面目。对这个问题，国人可能不太关注，但事关学术史本身演进的事实清理、经验总结，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重重关联甚至对当下学术路径的继往开来亦多少具有作用，故不能小视；海外的德国学研究者则很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可他们所能依据的，又往往只能是中国研究者提供的材料，譬如就颇有德国学者沿用北大德文系建于１９２２年之说，这明显是个简单的史实错误。我手中的材料目前只足以否定１９２２年说，而不敢坐实究竟是哪一年正式建立的，因无论是前人记忆还是北大档案馆资料，都未查到确证。若能有贤者指点，最是感谢不过。 附： 叶隽学友： 惠书诵悉。所附大作也已拜读，收获实在不少。特别要感谢你纠正拙文的错误，得免谬种流传，以讹传讹。我想，你指出的几个具体问题，都应该是准确的；因为你长期专心研究有关问题，我呢精力却主要放在德语文学译介和歌德研究，偶尔闯入你擅长的领域纯属随缘和客串。所以，我很高兴，自己抛出一块偶然拾得的“破砖”，却真引出了“美玉”。 顺便提一下，去年在巴黎见到吴晓樵学友，他也以确凿的史料向我说明，那张毕业照上戴着很多奖章的青年是唐性天，不是我的恩师冯至，解除了存在在我心中的悬疑。为此我也很感谢吴晓樵。 真诚地希望你和其他年轻学友继续努力，把你我都认为十分重要，但却一直无人问津，遭到普遍忽视的中国日耳曼学史的研究，深入进行下去。 不知大作发表时能否于文末附上我这封信，作为我对你的“商榷”的回答？ 顺颂撰安！ 杨武能 ２００６年１月于德国 原载：《博览群书》2006-02-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