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圣经》产生于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背景，由男性写成，反映了男性的利益和思想。这形成了《圣经》关于女人的基本看法。上帝先造男人后造女人，且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成的，因而女人是为男人而造。应当依附男人；女人是上帝的背叛者，是罪的始诱者；女人诱惑了男人，导致男人的堕落；人类的堕落罪在女人而不在男人；女人要安分守已，事事谦卑，不断忏悔，才能因生儿育女而得救。这些看法集中体现在《圣经·创世记》第二、第三章记载的关于亚当、夏娃的故事中，贯穿了整个《旧约》，至《新约》保罗书信有了更明确的表述。福肯书的作者也有意识地淡化女性在人类救赎中的作用，突出男性救赎者上耶稣及其门徒。《圣经》中的女性观后来经过奥古斯丁、阿奎那等人的进一步阐释和强化，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圣经》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充满矛盾的义本，有着广阔的解释空间。20世纪以来，女性主义研究者对《圣经》中的女性观作出了许多迥然不同的解释。一些学者重新解释了亚当和夏娃的关系。认为按照《圣经》的观点，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因而，女人被创造于最后是上帝整个创造过稃的巅峰，并非次于亚当。女人是用亚当的肋骨造成的，与造男人用的尘土和气息相比，它意味着坚固、平等以及女人在创造过程中的独特性。从用词上看，上帝造夏娃是作为亚当的helper，其中含有帮助者、保护者、拯救者的意蕴。所谓复娃对亚当的诱惑实际上是一种关爱。夏娃的故事并非关于罪的故事，而是人类主动寻求智慧的故事，正是夏娃为人类带来了智慧，使人类摆脱了蒙昧。不少学者注意到，在《圣经》中智慧总是以女性形象出现，而且与上帝关系亲密，并与上帝一起参与了世界的创造。甚至有学者从上帝名字的考证和经文中多次出现的上帝的母亲形象等女性化描写出发，大胆提出上帝具有女性形象。还有人从耶稣是智慧先知的观念出发塑造出了一个涵括女性的耶稣传统。另外还有研究者通过细读《新约》发现，女性在人类救赎事业中是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她们不仅积极参与了耶稣和早期教会的宦教工作，而且也正是她们推动耶稣去面对自己的使命，最终跨越种族、性别等各种藩篱，成为普世拯救者。 上述不同的解释为我们提出了非常有启示性的问题，那就是女性的定位问题。父权中心的定位主要是从女性与男性、人类、神等方面的关系中抹杀或压制女性的，它其实涉及到女性可能定位自身的所有参照关系。女性主义必须重新全面思考女性在这一关系中的位置问题。《圣经》的女性主义阐释已经开始在信仰这一超验层面绘制女性定位的草图，并在文本自身和历史文化的参照中进行了初步的阐释。它让我们在超验的层面上、在理论上看到了女性全新的角色可能性和无限广阔的前景，也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想像空间，即如果人类的历史一直保持着女性的声音、女性的共同参与，它可能会是怎样的境况，而这样的想像非常有助于女性自身新形象的塑造。 具体而言，前述女性主义《圣经》阐释为女性价值和意义的定位提供了如下思路： 在男性与女性之思考中，一改女性为第二性的劣势，女性在创造秩序上有了高于男性的神圣依据，这无疑是对女性的振奋和释放。女性可以大胆地在两性的比较中认识自已的优长所在，创造男性所无法实现的价值和意义。而女性是男性的帮助者、保护者、拯救者的暗示也是传统思维的逆转，是女性关于两性关系思考的重要拓展。在两性关系中，女性不仅要摆脱依附，还要创造自已新的价值。这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价值定位提供了新的思考空间。 在女性与人类之思考中，女性是人类智慧的盗火人，正是女性将人类领出了蒙昧混沌之境。女性以其智慧从人类发展之初就起到了不可漠视的作用，在以后的进程中也一如既往。它似乎预示着，如果没有女性智慧的贡献，人类总会处于蒙昧状态。在人类的救赎过程中，女性同样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女性积极而执著的参与使救赎的过程得以持续和完满。这也是女性的位置所在，人类的进程必须有女性智慧的参与，人类的自救也必须有女性的思考和行动。此外，正如夏娃名字所喻，她是众生之母，是生命的孕育者和守护者。这是女性对于所有生命的价值之所在，她创造生命，呵护生命，这是她之于人类最珍贵的价值之一。 在女性与上帝之思考中，《圣经》女性主义阐释确立了女性与上帝的密切关系。这对女性基督徒自然是意义重大，对非信徒的终极思考也是很重要的潜在资源。撇下这些不谈。女性主义关于上帝具有女性形象以及上帝与作为女性的智慧之间具有密切关系的论证也为女性开辟了一个非常广阔的价值空间。这意味着，女性因素与男性因素一起参与了世界的创造，参与了人、神、万物关系的建构，干预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女性因素已经在上帝一切创造物的安置中打下了烙印，因而，女性的价值位置就在其中。这是女性为自己定位的一个庞大的参照系，是一个无限广阔的行动空间。 此外，我认为，夏娃与蛇的对话也许正寓意了女性与自然的亲密交往，女性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能力，才得天独厚地拥有了获取智慧的途径和荣耀。这也启示我们去想像女性与自然之间可能存在的独特的感悟、交流与沟通，从而发掘女性在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所具备的潜在价值。 思维可以走得很远，跋涉的脚步却异常艰难。对觉醒并不太久的女性来说，要突破男女两性的牢笼，到更广阔的空间定位自我还很困难。但是，两性框架内的女性思考面临着困境和局限，女性既然不愿意让男性定义自己，就不能仅以男性为参照来思考自身的问题。在男性的参照系中，女性也许很容易发现我不是什么，但在更大的参照系中，女性却能够发现我是什么，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和定义自我。所以前述关系理应进入女性的思考领域。 从某种意义上说，《圣经》的女性主义阐释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女性问题的思考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息息相关。考察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创作，我们发现，前述《圣经》女性主义阐释关于女性定位问题的学术思考在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中则以文学思考的形式进行着。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1962年出版的《金色笔记》和美国女作家爱丽丝·沃克1982年问世的《紫色》都涉及到了这一问题。 莱辛要探讨的问题之一是：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女人怎样才能成为自由女性。这其实是一个作家与女主人公一起上下求索、寻找女性位置的历程。主人公安娜处于持续的焦虑状态之中，这种焦虑是丧失女性主体性的焦虑，要解决这一问题，她就必须在某一个地方找到自己作为女性主体的价值和存在意义。而要真正确立起这一女性主体的价值和意义，她首先必须确立一个定位自身的参照系。莱辛的眼光无疑是宏阔的，她没有仅仅把安娜放在男女关系的范畴中去探讨她的主体自由问题，而是把她同时放在男女关系、母女关系、女女关系、女性个体与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女性个体与人类当下和未来命运 的关系中来思考。她让安娜在妻子、情人、母亲、女友、共产党员、作家、出版机构的工作人员等角色中不断转换，让她全方位地感受和思考她在所有这些关系中的位置和处境。在男女关系中，安娜清醒地感受到了对男人或被动或主动的依附，因而她努力挣扎着反抗这种依附。在母女关系中，安娜获取了呵护女儿稚嫩生命的满足感和神圣感，这使她多了一份摆脱对男人的依附的勇气和力量，也激发了她对女性和对人类命运的更多的思考和承担。在个人与人类关系的思考中，安娜进发出的对人类的爱、对和平的向往和对人类责任的担当又使她多了一份清醒，促使她从政治的失望中抽身离去，投入新的行动之中。这种人类性的思考也是安娜在生活的大混乱后复归清醒、重新投入新生活的重要影响因素。正是由于具有了定位自身的广阔的参照系统，安娜拥有了更多的获取自身价值和意义的空间，进而拥有了更多的保持自由和独立的可能性。 沃克的《紫色》同样拓展了女性定位的空间。作品中的黑人女性既要面对男性的压制和侵害，又要面对白人的歧视与迫害。还要面对与超验上帝的关系。沃克笔下的女性在这三重关系的探索中都散发出了迷人的光彩。茜莉和她的女伴们团结一致，共同探索，互相启发、帮助和安慰，最终不仅摆脱了男性的控制、占有和家庭的负累、束缚，获得了身心的独立自由和个体生命的释放，而且也促成了男性的觉醒，获得了男女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谐平等。白人的迫害曾经残酷地戕害过黑人女性，然而正是这些带着创伤的女人以自已的爱心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创造着种族和平、平等的未来。黑人女性还在彼此启发下反思了她们与上帝的关系。茜莉就是在莎格的影响下完成了她与上帝关系的转变：由对白人男性上帝无上权威的敬畏、顺从，到对这一“白人老头子”的愤怒和诅咒，到对融于自然万物，代表平等、和平、爱的上帝的认识。最终，上帝不再是女性虚安的期待和无情的束缚，而成为女性追求美好生命的同路人。沃克通过对笔下女性的多重定位向人们展示出女性不仅在男女关系的改善中、也在种族关系和人与上帝关系的改善中创造着她们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紫色》所获的多种奖项和读者的广泛欢迎证明了沃克思考的价值。 女性的经验在不断扩展，女性的思考在不断深入，女性正在自觉地将自己放在更加广阔的空间中实现自我认知和定位，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成长和生命的意义。女性文学与女性的成长相依相伴。言说照亮存在，也让思维澄明。女性的成长需要言说，尤其需要文学的言说。文学可以表现鲜活、丰满、富有感染力的现实经验，也可以创造绚丽的想像性经验。女性将在这样的经验说和思考中富有成效地实现个人的和集体的成长。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