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年简史】 钱超英 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教授，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理事 1958年生于广州。1982、85年毕业于华南师大（本科、硕士）。 1988年在“文艺报”撰文，首倡深圳文学作为当代“移民文学”的概念和学理，该文获首届“深圳经济特区十年大鹏文艺奖（文学评论奖）”； 1985年赴深圳市宣传部文艺处从事文艺批评，1987年转深圳大学工作至今（其间曾于1992－1995年赴澳大利亚研究和工作）； 早期创作结集包括《无雪的冬天》（诗集1991）、《文化现象》（评论选集，1991）； 1999年中获暨南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其导师与他和其他学者合著的《中西比较文艺学》于同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初出版博士论文《“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1988－1998年间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末再度返澳，整编《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及文化研究资料选》书稿，该书于2002年出版（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4年，钱超英被评为“南粤优秀教师”； 2005年，其代表性批评论著《“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获得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文学著作类）（俗称“政府奖”）； 2006年，同一著作获得广东省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批评奖）； 与此同时，他的一篇论文《流散文学与身份研究》被《新华文摘》转载。 【采访实录】 在澳洲，他感受到身份断裂的焦虑 记者曾设想过一个有意思的行文开头，让钱超英选择几种他喜欢的方式来面对不同的群体，不同身份的人介绍自己，因为他是一个做身份研究的学者，他善于以比较的方式从文学中发现我们社会的潜在命题。 但这一企图遭遇到钱超英不善于应变性格的不合作。在咖啡厅有些许浪漫氛围的吊椅卡座上，钱超英摇晃着记者的这个考题，迟疑地借用了一位评论家评论小说家刘西鸿的一个标题：“惶惑的精灵”。然后又说出：比较犹豫的人。内在忧郁，外表看得不清晰。然后又不失时机地补充了一句，这个社会大量的人弄不清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其中也包括我。 幽默或轻微自嘲，或许是一束绽放在暗夜中的烟花，拯救了同样不善应变的采访者。使一场访问，不至看起来完全是在开一场关于“焦虚”的两人研讨会。使采访现场有了光亮、有了声音、甚至有了关于历史的刹那的逼真还原。也使想象中一个成天考虑“中国人的身份问题”的学者变得具体，他并不是一个不可靠近的“虚无体”。 文革开始的时候钱超英上小学一年级，整个初中、高中都是在文革里，高中要毕业的时候赶上山下乡的尾巴，因此又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新时期前后，大学毕业又直接来到深圳，90年代初又赶上出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这样走出来的一个人，都是赶在历史的分节点上，不是发生点，也不在高潮期”，但他赶上的都是“国家生活巨大的转型”。跟青春岁月同步，一切都很迅速，真相也似乎不是太真切。但可以说这一切为他以后的思考，他要探讨的问题埋下了伏笔。 80年代的很多话题，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中仍然像一片雷区，既然这样，我们就聪明点，绕开那个在2006年似乎是热点话题的年代，直抵对钱超英影响深远的90年代。 1990年代初钱超英以在今天看来有些奇怪的陪读身份（在那个年代，似乎也反映了出国这件事的热门）抵达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他最初在一个生产摩托车头盔的工厂里“打工”、之后又在食店等工作过，1992年兼职于《新移民》杂志，次年移居悉尼，1993－1995年在《综合周刊》任编辑、主编。也正是在澳的这段日子，他开始关注起海外华人的文学创作，触发了关于自身身份及海外华人的身份关照。在国外，认知到“各种社会资源很匮乏的差异结构”，出国前一切假定的浪漫的东西破碎之后，他感受到的“流散”在文学中的生发。“对世界有真切的发现是从原有的身份中脱离出来。”身份上的转变焦虑，使他看到全球化时代人们在生活经历上所付的代价。原初的社会结构破碎了，以乡土建立起来的原初联系发生断裂，迫使“移民”去寻找新的定位。“我认为我是能找到的，但最后也发现自己进入了一条无尽的漂泊之路”，他说。以至到1995年，他回到深圳，以前同事的一句问话，你去那地方干嘛呢，留在国内教书算了。使他的澳大利亚返程机票听得到声响的报废了。 他说自己“拖沓、怯懦、畏惧死亡 1998年，当钱超英再次出现在悉尼的大街上时，他差不多成了另一个人，因为他此行的目的已截然不同，不是为了定居而时为了完成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博士论文而去的。这时他认识了时任《澳华时报》主编的文化评论家朱大可，为了解决那数月在澳的生计问题，钱超英留在了《澳华时报》做编辑。这段时间他接触了众多的在澳大利亚工作同时写作的华人作家。这些作家的作品与名字后来都出现在了他的代表作《“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海外新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一书中。 将“移民经历”转化为写作资源，不仅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作家的生命要义，同样成了钱超英的话语之源。当记者问他现在还是否会焦虑时，他的回答也大至如记者所料“心境大致平静，时有焦虑——俗务上的和思想上的，都有一点。” “疑惑、做事没有条理，日常生活没严格规律，人际关系中不太掌握察言观色之道。有点慵懒。有时做事凭兴之所至。”被他看作是自己“最显著的特点”。但在学术研究上，他自称是一个“跑野马”的人，因为并没有把自己固定在某个领域，通常是跨学科地进行着“越界”，戏称“在学者当中，我不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学殖不是很丰富。我不是太务正业，问题对我更重要。”“但是什么又是正业呢？”当他作出一番陈述，他又会冷不丁的来一句你不及防备的自我追问。似乎是要故意印证自已与“哈姆雷特”的某种相似性，执著于摆脱不了的问题。“我最爱给学生解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因为他是一个延宕者，会不停地追问自己，不停地自我否定，为某种政治能力、道德、行动能力、思考能力的落差，解读这个作品，我能触摸到哈姆雷特的灵魂。”钱超英说。 “我对自己很多方面都有所不满，特别是做事拖沓，有时怯懦。但极端痛恨的似乎没有，否则我也应该改掉那个了。整个地痛恨自己的情况没有，否则怎么还能生活下去呢？我现在最害怕的，也许就是死亡吧——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我这里稍微多一点的理由是：死亡将使我无法再看见儿子健康成长，因为他太小了——我们之间相差46岁。” 钱超英又说。 当采访接近尾声，记者又随同他来到他位于华富村（以前的冬瓜岭）的工作室，室内的杂乱无章与异味，瞬时将他“前诗人”的密电码泄露在这有着前“安置区”深圳地域身份的一个无序空间里。而他作为一个IT迷，曾经爱给亲戚朋友组装电脑的爱好，以及对于关于电子产品广告的搜集及趣味解读，又很合理地佐证了他作为一个评论家，可以随时进入理性分析的素养与基点。一位裸体美女，胸前置放着一个平板显示器，广告词叫“换个角度更好看”；一个鼠标广告，是一位男人手捏鼠标，在一个美女的裸背上滑动，柔滑、顺畅……“凡是强调功能性一面部分的电脑产品广告，用的都是男性形象与象征，凡是强调享用、享受、拥有等方面性能的产品用的都是女性形象……如果你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你可斗争的领域很多的，IT、互联网……” 钱超英这番个人趣味的温和表述，其实抛出了两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他自证了他是一个尚未“感觉沦丧”的人，也证实了技术主义假面下的相关价值沦丧。 【人物话本】 人物时代（南方都市报专栏）：在你的代表性批评论著作《“诗人”之“死”：一个时代的隐喻——海外新华人文学中的身份焦虑》中，你选择了“诗人”的意象作为主题陈述对象，但实际上这本书并不是谈论诗人与诗歌的一部书，而是你对海外华人文学研究的思考集结，为何会选择“诗人”与“死亡”这两个意象来作为隐喻的构件呢？与你曾经的诗歌经历有关吗？ 钱超英：那本书实际上主要不是关于狭义诗人的，所以“诗人”上面有引号。我研究的是海外新华人移民书写的身份矛盾，主要涉及改革开放时期出国的部分中国大陆背景移民。他们“新”在哪里呢？我们知道，较早时期的中国移民主要是破产农民、契约劳工（苦力）和商贩，而当代的新移民大部分是有一定学历的留学生，城市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深度介入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精神变革，富于社会理想，写作、文艺表达的能力又很强。他们出去以后大大改写了海外文学的格局。我主要考察他们走向一个“现代”、“先进”的外部世界的浪漫追求的精神挫折，所以把他们比喻为“诗人”。“诗”也常被用于代表一般的文学。当然他们中也有狭义的诗人，比如顾城、欧阳昱这些。我提到，顾城之死本身是海外文学的一个重要事件，在不少其他人的文学想象里留下了强烈感应的痕迹。比如欧阳昱写了一首在英语世界颇有影响的长诗，里面描写了一个“中国诗人”如何唱着荒诞、忧愤的歌走向“死亡”（这首诗的某些句子也映射了顾城的故事），欧阳昱的主题是他笔下的“中国诗人”如何在精神分裂中脱胎换骨，不再知道自己是谁，这是指某种固有的文化身份的失落、碎片化、混合化。把这些集合起来，使我得以方便地通过分析他们生活和写作中的“死亡”问题，来研究人们走向一个现代、后现代世界的精神矛盾和心理代价。所以，如果不嫌罗嗦的话，这本书的主题就是：一个对西式现代化有浪漫向往的中国文学集团（“诗人”），如何在跨文化的挣扎、身份的焦虑之后，寻求新的文学想象策略，寻找自己的理想与世界现实尖锐矛盾的解决方案（“死”），这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第三世界人民及其文化处境的一个“时代隐喻”。死是痛苦残酷的，但它又是再生的前提，如凤凰，浴火重生之后也许不再是原来的自己而是一个新的生命，有新的灵魂，杂交混成的生命和灵魂。移民，乃至广泛意义上任何人生的巨大转变，都有代价，有失落，也有人性和文化活力的展现。我用这个隐喻表达现时代我们的身份不断建构和重建构的理解。 人物时代：你曾经也做过特区文学的研究，那么在你看来，今天深圳的文学创作与80中期至年代90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那些差异？这其中是否同样贯穿了你所研究的“身份焦虑”？ 钱超英：和其他人比起来，我对深圳特区文学的注意是不够持续的，也谈不上系统的研究。几年前我读到过斯英琦先生一篇解构“特区文学”概念的文章。我很同意不应该把这个当作一个封闭的范围来谈。深圳的文学活动，其实也和来自全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影响互动，难以划定明确的疆界。但我们也不能说区域的概念对文学活动全无意义。关键是不要把任何一种划界的概念绝对化和本质化，把它当作多种假定性的观察座标之一就好了。那么，那些一般被人们认为与深圳一城一地有密切联系的文学现象是变化很大的。80年代的深圳想象富于生活新观念的亮色，它是热情的、青春的、有很多乐观主义的许诺，但容易走入浮泛和雷同，当然那时也出现了一些比较有味道的文学形象，比如李兰妮等人探索竞争时代生活伦理的理想者，刘西鸿笔下那种通过自得其乐而不是痛苦忧患的人生模式来追寻“自己的天空”的青春市民、谭甫成笔下那些不合时宜的精神贵族——“孤独的舞者”，等等。到90年代和世纪之交的这些年，深圳的写作比较多元了：郁秀式的新生代崛起，还有很多的商界小说、欲望书写、都市言情、新写实（新现实主义）……不一而足，诗歌在网络上相当活跃，打工文学也成为一大看点。深圳想象杂色纷呈。林坚用在一篇小说标题上的“别人的城市”，也许会成为后人研究深圳想象方式的一个难以回避的能指吧。吴君的长篇，王小妮的长篇把人们的深圳知觉放置在一个很大的时空背景下。黎珍宇、张黎明、谢宏、丁力这些年都写了很多东西，还有深大的曹征路、南翔，要把这些东西都读下来实在不容易。我有时也鼓励学生去读，去讨论，认识一个“文学深圳”。我朦胧感觉，现在是一个人们比较自如地走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路数去构筑其文字世界的时期。这也为写批评、做研究的人选择自己的思路提供了更多一些的话题和空间——当然搞批评搞研究的人不一定跟着创作走，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把创作现象另行重组、作扩展性的解读，借创作界的汤料来煮自己的肉。我不时借这些汤料来煮的“肉”，就是身份问题、移民的问题、全球化的问题。 人物时代：你似乎更倾向于“就文学谈文化”，而不是文学本身，而我有一个观点是普遍存在于深圳人意识内的“身份焦虑”同样是一种“文化焦虑”，是一个城市能否生成的身份认同感在文化上做出的诸种诉求，你认为呢？ 钱超英：我很赞同你所说的“身份认同感”对于许多深圳人个体和城市整体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深圳人，什么是深圳城市的文化品格，似乎是多年议论的话题了。它能得出什么结果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这种议论和考虑本身就是深圳“移民性”的一种表征。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问题。只有在“身份认同”不确定的地方，它才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从文献上看，“身份（认同）危机”这个词最初是由美国一个研究“发展心理学”的埃里克森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后来人们发现，“身份（认同）”总是倾向于和“危机”“问题”构成关联的词。所以这个话题也凸显了深圳人的问题意识。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我觉得和身份认同相联系的“移民性”是一个有潜力、有活力的思考空间。就以身份研究中强调的差异关系来说，深圳文学中就有很多的异同关系的探索：深圳和其他城市的异同，深圳人和他们的“原初联系”的异同，深圳人作为移民之间的异同，地方性和全球化的异同，等等。从全球化的角度看，深圳的很多东西不可能单独在自己的范围解答，必须纳入到当代生活和精神文化的“联动效应”中才能看清楚。当深圳人的饭锅煮着泰国的米，燃气炉用着澳大利亚的天然气，餐馆推销着北美的龙虾，宝安的工厂为欧美生产着圣诞礼品和复活节玩具，然后下了班去吃川菜的时候，我们该怎样把深圳人和全球生活切割开来？当我们前面提到的深圳作家刘西鸿成为法国人，大平成为澳大利亚人，郁秀在中美之间飞翔，而写作新生代受着村上春树、博尔赫斯等的影响的时候，我们能够认为内部的和“外部”的文学能够绝然分开吗？我发现打工文学中的一些元素和海外华人文学极为类似，那就是就是“移民性”。移民性意味着暂居、聚散不定、身份错杂，意义悬置，前景不明，难以定性。当然我自己也时常有类似的感觉。 人物时代：在教授、评论家、作家、前诗人、一个3岁孩子的父亲等多种身份中，你更认可自己的那一个身份？你所认同更多的身份是否带给你自身更强烈的焦虑感？ 钱超英：这个问题应该也是其他人所面对的。在我的经历中还可以增加更多元素，比如以前做过农场工人、公务员、海外报刊编辑，等等。插一句，你说的这些东西，在身份研究中也被称为“社会角色” ，即由现实的生活秩序、社会制度、组织规程等来规范的行为方式。人总要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扮演多种角色。至于身份（认同）则更多地涉及到主体对自己存在的基本意义理解。前者是强调功能。后者是强调“内在一致性”、基本意义。不过在日常使用中我们也经常把角色与身份认同混着用，因为毕竟互有联系。你的问题倒是使我想起一段对卡夫卡的著名描述：“作为犹太人，他在基督徒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不介入帮会的犹太人，他在犹太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说德语的人，他在捷克人当中不是自己人。作为波希米亚人，他又不完全属于奥地利人。作为劳工保险公司的职员，他不完全属于资产者。作为资产者的儿子，他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但他又不是公务员，因为他把精力花在家庭方面。而在自己家里，他比陌生的人还要陌生”，我想起这段话不是说自己象卡夫卡那样孤独，而是说真的很难为自己下个基本定义。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可不可以主要针对自己的职业倾向，说自己是一个“疑惑者”，以及其他疑惑者的对话者。这样行吗？当然，如果你习惯疑惑，那生活中就有很多不确定的感觉，焦虑是难免的。 人物时代：你提到了一个很具有现实感的问题“感觉沦丧”，那么在一些人看来这也可以看作是自嘲的方式，那么你提出这个问题是更倾向于鞭策自我呢，还是更倾向于警醒他人？ 钱超英：可能两方面都有。现代教育、学术的某些倾向可能导致“感觉的沦丧”不是我提出来的。前几年已经有人提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好，而且在生活中具有普遍性，所以经常跟学生提起。随着技术（包括管理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活可能越来越专业化、数据化、程式化、科层化和模块化，各种行为似乎只需要对程序、对上级、对流程的上游负责，而不太乐于关系所导致的终端结果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人间的痛苦。我经验的一个小例子是，前些时我带孩子去深圳某医院看一种炎症，医生说可以通过一个小手术解决，但手术具体适用于哪个年龄、哪种程度的炎症尚需诊断。我问一个外科医生：那你认为做还是不做这个手术，何时做比较合适和较少痛苦呢？他回答说：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只管技术，或者你到别的科室去决断，我们来执行就是，他们说割我们就割，他们说不割我们就不割，能不能好，多快好，痛苦有多少不是我们的事。多么可怕。我要说，这种纯技术的态度其实距离那种明明不需要手术也动手术的牟利行为是有内在联系的，因为它们都为非人道的关注打开了大门。现在教育和学术的管理中也充满了管理指标和数据，但是教育和学术行为究竟对人的灵魂的效应如何，却没能发展太有效的手段去评价，有时甚至连关注的兴趣都不足够。 人物时代：你觉得怎么样才能使现代社会中的人，使身边的你我他看起来不是那么没心没肺没感觉？ 钱超英：我想不出什么总体性的方案。就自己的接触来看，批判性的人文教育和文学研究或许在某些方面可能对流行的、时尚的“身份暴力”有点作用，有助于所谓“日常的抵抗”。比如我曾在教外国文学的时候，让学生顺便研究一下“美白”这个简单的合成词是什么时候生成、流行的。它显然不是现代汉语中固有的常用词，而是一个新词，背后隐含着习焉不察的意识形态权力运作。我提出的问题是：生活中的事物是否白就是美好的？显然不是。为什么不说“美黑”、“美黄”或“美棕”？我请他们分析这个词现在广泛地作为人的肤色之美的普遍评价是否是自然、合理。很多化妆品、美容手术都参与了这个“美化”的工程。我的进一步问题是：当这个世界普遍认可“白为美肤之最”的时候，如果有某种人的肤色天然不白，他该怎样感受这个世界，并用他与生俱来的特色，以其存在之美来肯定自己？他将怎样定义他自己及其同类的身份？他是否感到他将不可抗拒地接受另一种评价的权力？这样的分析我感觉效果不错。文学有什么用？没什么直接的、实际的作用，白先勇有个说法不错，说如果它有什么用的话，就是引发同情。我想补充说，它也引发疑惑，对你所说的“没心没肺没感觉”现象的怀疑——不管它们看起来怎样自然合理。 人物时代：你本身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你最希望拥有哪种才华？ 钱超英：疑惑、做事没有条理，日常生活没严格规律，人际关系中不太掌握察言观色之道。有点慵懒。有时做事凭兴之所至。“才华”，这应该是年轻人的事了。一个人到了我现在的岁数也应有自知之明，该怎样也就差不多是这种样子了吧。把手头的事徐徐做好就不错了。 人物时代：你目前的心境怎样？你最害怕什么？你自己的哪个特点让你觉得最痛恨？ 钱超英、：心境大致平静，时有焦虑——俗务上的和思想上的，都有一点。最害怕的，也许就是死亡吧——和大多数人一样。在我这里稍微多一点的理由是：死亡将使我无法再看见儿子健康成长，因为他太小了——我们之间相差46岁。 我对自己很多方面都有所不满，特别是做事拖沓，有时怯懦。但极端痛恨的似乎没有，否则我也应该改掉那个了。整个地痛恨自己的情况没有，否则怎么还能生活下去呢？ 人物时代：你认为最理想的过春节的方式是怎样的?现在有一个讨论,为什么除夕不能成为法定假日,你的观点是? 钱超英：我个人赞同把更多的中华传统节日（包括除夕）定为法定假日。说到过节，2002年底我就在中文系的网上向本系学生和同事发过“对‘欢度圣诞’说不”的信息，那时候没有引起去年北大多名博士同类呼吁那样强的反响。但我们也觉得诸如此类的“日常抵抗”不一定要采取高调的形式，有人去做、去说，有人意识到这个，慢慢影响就好。近年每当接到祝贺圣诞的手机短信我常回复道：我不过圣诞，但仍谢谢你的祝愿，也祝你新年好！——那么元旦是不是来自西历？也是的。所以我们要彻底“去西方化”是很难的，也没有必要。后来我改成“新春好”了，新年春节全包。说到过好我们的春节，除了逛街、串门、吃喝或者呆在家里看电视以外，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祖庙、先人祠、社区和城镇历史纪念馆之类地方供人们留连、查查族谱、看看历史档案影片这样的设计？我看西方社会城乡、道路、校园街角的纪念点很多，谁从哪里登陆建城、谁行善留下什么遗迹、哪个历史上的煤矿谁开发的，都有地方供人凭吊。我印象最深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海边浴场见到的一个很小的纪念碑，是纪念当地一批因吸毒而死的人（大概那个地方曾经是瘾君子聚居区吧），碑铭的文字没有列出姓名但说：这里还活着的人会想念他们！节日度假的老少居民、游客经过常会在这块石碑前驻足。他们的圣诞节象我们春节一样，有时间出游、闲逛，总要有些地方溜达一下。看看这样的人道纪念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健康教育和道德感化，点染于节日，是否值得效法？比如说，深圳若有一些对开发时期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工程兵、或外来劳务工的纪念碑、纪念地、纪念公园等，那些深圳新老市民，特别是留深过年的打工者，是否也可几个去处，稍减落寞，而益增节日与平常、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有机联系的“身份认同感”？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2月1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