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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西方正典》，深为布鲁姆的宏大气概而折服。对这位耶鲁教授，汉语学界并不陌生，其理论著作《影响的焦虑》曾一时被引为典范。 在我看来，任何一种“述思方式”，都不可能完全地“与世隔绝”，而是要受到其作者所生存的文化、社会场域的具体制约。在布鲁姆，这点就体现的很明显。其“对抗性批评”（ａｎｔｉ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针对的正是２０世纪以来的各种新潮理论。２０世纪是一个“创新的世纪”，在理论上尤其如此，仅就文学批评而言，就足以反映出其繁荣景观，几乎各种思潮，诸如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等均各有其代言人，而布鲁姆俨然以西方传统的捍卫者自居，他将这些一概贬之为“憎恨学派”（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ｎｔｍｅｎｔ），因为后者之所以能异军突起，所打旗号正在于“颠覆经典”。不仅如此，对更普罗性质的文化研究、大众文学等，他也同样拒绝接受。 道统构建意识，在布鲁姆这里是很清楚的。他希望通过自家的努力，能清理出一条清晰可见的、系谱井然的西方经典工程，其背后当然是西方文学／思想之道统。此著洋洋大观，共涉及２６位西方经典作家，在地域上则为欧、美两洲。有趣的是，布鲁姆的标准比较综合，既不以文类，也不以国别为标准，也不完全以时序。而是以时序为经，国别、文类兼为纬的架构。也就是说，其标准是相对多元的。他强调自己是“在论述代表各个民族之经典的人物”。对于欧洲内部的复杂性，一般人都清楚；我觉得比较有价值的是，布鲁姆区分了美洲的意义，即西语美洲和英语美洲，其代表人物则分别为博尔赫斯、聂鲁达、惠特曼、狄金森。在基本结构上，他借用了维柯的“神权、贵族、民主”三阶段理论，但又有所发明，即全书三大篇调整为：“贵族时代”、“民主时代”、“混乱时代”。 但可商榷之处也不少，他将希腊、罗马排除在外，而直接从但丁写起（从时序上考察），其幽心何在？因为，荷马史诗毕竟意味着西方文学的源流所在。更有趣的是，他斩钉截铁地将莎士比亚标为“经典的中心”，并从他开始了“西方正典”的建构。可要我说，西方近代文学（或现代文学早期）是多元结构，至少应是梳理出英、法、德三重渊源，歌德、雨果所代表的乃是非常不同的进路。但无论如何，布鲁姆建立起了自家的“西方正典”之标准与系谱，可成“一家之言”。什么是世界文学史，这才真地稍稍具备了世界文学史的气魄，但也必须指出的是，其论述范围与信度仍相当有限。他过于立足于自家的“影响的焦虑”的理论基础，强调经典的“陌生性”（ｓｔｒａｎｇｅｎｅｓｓ）标准，认为只有这才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第２页）。 有趣的是，很快，我又读到了另一位耶鲁学者的著作——《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盖伊是日耳曼裔的美国学者，作为文化史／思想史家，其选择进入的角度细小而幽微，与布鲁姆的鸿篇巨制相比，此书无疑只能算是“小儿科”。但盖伊从三部小说名著着手，指向的却是一个成功的“批评建构”，即由英、法、德三位名作家狄更斯、福楼拜、托马斯·曼的三部长篇小说《荒凉屋》、《包法利夫人》、《布登勃洛克一家》入手，来探讨文学与历史之间复杂而有趣的纠葛，在文学想象、批评锋芒和历史研究之间搭建起灵动的桥梁，其发掘问题和追踪溯源的能力，也使人向往不已。应该说这部作品已走出单纯的文学批评，而成功地走向了“比较文学史”研究。事实上，正如其夫子自道：“在一位伟大的小说家手上，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第１４０页）我要补充一句：“在一位伟大的批评家手上，完美的批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小说。” 曾有论者认为进入２１世纪，小说风光将不再呈现。这当然有其立论理由，科技的高度发展，已使人类在可以较以前极大便利提升自己的物质欲望满足的同时，不断地丢失掉精神的愉悦。诚如歌德在１９世纪前期就已敏锐意识到的那样：“人类会变得更聪明，更具识别力，但不会更好，更幸福，更有力，或者至少在某些时代如此。我似已预见到某一时刻的来临，上帝不再能从人类身上获得乐趣，那就必然会毁灭一切，求得更生冲创之力。我相信，这一切都已在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在遥远未来的某个时日，必将开始又一轮新的恢复冲创之力的时代。但距离那刻肯定仍有漫长的时日，我们依旧可在成千上万的年头里在这块可爱的、古老的土地上享受生活，就像现在这样。”［１８２８年１０月２３日谈话， Ｅｃｋｅｒｍａｎｎ Ｊｏｈａｎｎ Ｐｅｔｅｒ Ｇｅｓｐｒ ｃｈｅ ｍｉｔ Ｇｏｅｔｈｅ － ｉｎ ｄｅｎ ｌｅｔｚｔｅｎ Ｊａｈｒｅｎ ｓｅｉｎｅｓ Ｌｅｂｅｎｓ（歌德谈话录——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年头］． Ｂｅｒｌｉｎ ｕｎｄ Ｗｅｉｍａｒ Ａｕｆｂａｕ－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８２． Ｓ．６００．）歌德将人类毁灭推为自然之理，当然值得商榷。但从另一个角度，如此斩钉截铁的判断却值得我们反思，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有可能避免“以加速度奔向地狱”？走向内心深处（德人所谓Ｉｎｎｅｒ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或许是一条可以资鉴的途径。无论是布鲁姆对“内在互文性”（ｉｎｔｒａｔｅｘｕａｌｉｔｙ）的强调，还是盖伊对“运用精神分析的文化史”的提倡，他们都表现出接受弗洛伊德理论影响很深。其实，心理学的出现与在学术场域中的大规模渗透，是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狄尔泰与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师徒关于“精神科学”、“文化科学”之争其根本点亦正在心理学的功用。事实证明，狄尔泰强调心理学作为精神科学基础的立场，确实更加值得重视。而这一思路，落实在文学研究中，则可以更体贴入微地有利于作为人的内心世界的省思，而如何使之大放光芒，端赖于批评家是否有这样的智慧与功力。 应该说，无论是布鲁姆还是盖伊，两者都是非常智慧型的批评家，他们即便积养甚厚，但却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策略选择。这是对我们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布鲁姆是“纵横驰骋”，但善于在宏观叙述中引之以具体文本的描述；盖伊则“由小入大”，长于从细节的分析里引向明确的大问题。这种学养表现在：一是阅读面的“博览辐射”。没有对西方文学的轰炸式阅读与长期积累，很难有此挥洒自如的旁征博引，光看看后面开出的作家名单与经典书目，你就知道布鲁姆涉猎范围之广。但更重要的是，其宏观建构的策略确实行之有效。事实上，任何一个个体，即便是职业研究者，其阅读量终究有限。而若以世界文学为范围，其作品量过于浩瀚，非一人终其一生所能穷尽。一方面要“博览”，另一方面还要“辐射”，即如何达到知识积累的“滚雪球”效应，这就涉及到第二点。二是文学史的“大小意识”。这里的大和小都是相对的，对于世界文学史（总体文学史）而言，国族文学史是小；对于断代史、文类史而言，国族文学史是大。就是在我们阅读作品的时候，需要超出一般的“史家意识”。最佳的状态，应是既有自由浏览的乐趣，又兼史家追索的逻辑，后者最好是潜意识呈现的。三是范式型的“单骑千里”。但无论阅读如何有趣，博览如何开心，最终还是要落实到批评工作的脚踏实地上来。在批评范式上，我更倾向于采取盖伊的策略，即“打点深入”。选择若干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本，凭借自身的学术修养、艺术感觉，尤其是问题意识，千里走单骑，阐经典而出新意。当然，这样的工作做的扎实深厚了，不妨迈向布鲁姆的宏大建构，必将这样的叙事才更见出“当元帅者”的志向、豪情与勇气。但就我自己而言，有自知之明，目前还只能做盖伊的工作，可以凭借文本细读而开掘新意。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8-04-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