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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On D. H. Lawrence’s Poem “Snake” and Its Representation of the Snake Abstract: The poem “Snake” tells a story of an encounter between a man and a snake, the latter of which is recognized as a symbol of what Sandra Gilbert identifies as the whole of our “instinctual blood-being.” To argue this point, the present paper starts with a close reading of the poem by focusing on the snake image, followed up with an examination of the poet’s representation of the snake and his considerations of the snake symbol in his other writings. By comparing Lawrence’s views of snake nature with those in Judaeo-Christian tradition, we may come to see the significance of Lawrence’s challenge against traditional moral values. Key words: snake the animal/wild beast within instinct balance Author: Chen Ho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at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ndPh.D.in English Literary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 specializes in the study of English poetry. Email: lilychen9138@hotmail.com 戴·赫·劳伦斯一生的诗作甚丰，有一千余首之多。但评论界普遍认为他的诗歌与他的小说相比，质量较为参差不齐，有一部分极为优秀，堪称20世纪英语诗歌经典作品，同时也不乏大量的平庸之作。诗歌“蛇”即是前一类作品的代表。 “蛇”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意义。在现实的表层上，它讲述了诗人与一条蛇的遭遇故事，而在更深的象征层面上，它表现了诗人，或者以他为代表的人类所经历的内心自我意识之间的相互冲突。由于西方文化受古希腊神话的影响常用蛇隐喻男性生殖器，诗中的蛇也常被认为象征着人的潜意识里隐藏的性欲，但这样的理解在我看来过于狭隘，尤其是考虑到劳伦斯本人曾对弗洛伊德有关无意识的理论进行过批评。因此在这里我赞成桑德拉·吉尔伯特的解释，即劳伦斯的蛇代表着我们作为与动物无异的“血性生命”的所有本能 (Gilbert 174), 这在我看来正是劳伦斯这首诗中的蛇形象所传达的意义。此外，本文将通过对“蛇”一诗的细读，结合劳伦斯在其他作品中对蛇与蛇性的描述，深入探究诗人对蛇性的思考；并进而反观西方文化传统对蛇性的界定，以此突显劳伦斯对传统道德观的颠覆。 作为叙事诗，“蛇”在一开头便将一个故事的基本要素交代完毕，如角色、时间、地点、事件等。诗的第一段这样写道：“一条蛇爬向我的水槽，/在一个炎热的日子，我因热而穿着睡衣，/前去饮水。” 作为句子主语的蛇与仅仅出现在插入语成分中的“我”相比，有着更为显要的位置，而接下来的一段中“我”对于前来造访的蛇所表现出的敬意更进一步确立了蛇的尊贵地位：“在巨大的黑色角豆树的气味奇特的浓荫里，/我提着水罐走下台阶，/必须等待，必须站住等待，因为他在我之前来到水槽边”。在等待的过程中，“我”开始仔细端详着眼前的这个生灵：“他从暗处土墙的裂缝中爬出，/ 拖曳着黄褐色的松软的肚子，来到石头水槽的边缘，/ 喉咙搁在石槽底部，/那儿，水从龙头一点一点滴下，一滩浅浅的水，/他用笔直的嘴吮吸着，/水通过笔直的牙龈，轻柔地流入松弛的长长的躯体，/静静地。”与前两段相比，上面这一段长了许多，反映出诗人目光中的专注。而他看到的又是何等奇怪的一个动物。那“土墙的裂缝”向人们暗示着一个不为人所接近的，黑暗、狭窄而隐秘的藏身之处，而蛇那柔软的身体与坚硬的石槽之间，他长而弯曲的身体与笔直的嘴和牙龈之间，以及他冰凉的皮肤与周遭炙热的空气之间所形成的对比更加剧了这种奇怪的感觉。尽管如此，蛇在这里带给人的却是一种掺和了清凉、慵懒、轻柔与宁静的愉悦感觉。段落中反复出现的“s”音让语言有一种极度轻松感，同时诗行的长短不一以及尾韵的消失也增加了语言的自由度。考虑到诗中呈现的蛇形象来自诗人的观察，蛇在这里表现出的安详实际上反映出了诗人此时此刻与蛇，或者说与他内心的本能意识相处时的轻松自在。 在一阵短暂的思绪之后，诗人重又把目光投向蛇，长久地、痴迷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饮罢水，抬起头来，就像一头牲口， 神情恍惚地望着我，就像一头饮水的牲口，/嘴里吐出双叉舌头，沉思了一会儿，/又俯身喝了一点水，/在这个西西里的七月的日子，当艾特纳火山喷吐着烟雾，/他象大地一样发褐，象大地一样金黄，从地球燃烧的腹脏中生出。”笼罩在此刻的是同样的宁静与安详。蛇像没有伤害性的牲口一样地饮着水，他恍惚的眼神全然没有猎食动物准备攻击时的全神贯注。一丝不易察觉的危险只出现在他张嘴吐出“双叉舌头”的瞬间。上段的前四行由一连串视觉形象组成，描写诗人眼中蛇的举动，同样也折射出诗人平静的心态。但接下来的两行里，诗人却企图为蛇附上某个身份标记。由“Being”引导的长长的表语从句既包含了部分视觉形象，如对蛇皮颜色的描写，还有部分产生自头脑的幻象，如“地球燃烧的腹脏”以及“喷吐着烟雾”的山。这些幻象不禁让人联想到某种暗藏的危险能量，比如一个沉睡的火山，或者传说中蛇遭受永久惩罚的地底世界，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尽管此时的诗人似乎并非有意识地想到蛇的危险，但他脑中浮现的地狱景象却表明诗人之前面对蛇时的从容心态已然发生了改变。 于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在接下来的时刻发生了：“我所受教育发出的声音，对我说：/ 他必须被杀死，/因为在西西里，黑色的蛇是清白的，金色的蛇是有毒的。//我体内的声音说道，假若你是男子汉，/你就该抓起棍棒，把他打断，把他结果掉。”如果说在这之前，诗人完全是在其本能感觉的支配下与蛇进行接触，那么此刻的他则处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影响力之下。诗人把“我所受教育发出的声音”与“我”进行有意区分，显然是将前者视作一种违背诗人意愿、强加于诗人的外来物质。在笔者看来，作为叙述者的“我”在上段之前的部分出现时事实上只代表了诗人的一部分自我——他的动物本能，或本能自我；而那个声音是作为诗人的另一个自我——他的社会性自我来到的。与那个痴迷于蛇的优雅与从容，甚至可以说像蛇一样享受着安详的自我不同，这个自我以一个权威的口吻命令道：“他必须被杀死。”接下来的诗行似乎是从一个科学的角度给命令做出合理解释，但科学在此显然力不从心，或者根本就只是个借口。于是其他的声音“我体内的声音”，前来相助。它们是理智之声，同样是社会性自我的一部分，意图通过对“男子汉”意识的诉求达到目的。第二人称代词的使用再次将这些声音外化，与诗人内在的本能形成对立；由此可见，此时的诗人是将自己与本能自我等同了起来。 那么，那个向诗人发出杀蛇命令的“我所受教育发出的声音”到底来自何方，是什么构成了它或是诗人体内的哪些声音呢？在此我们有必要将目光暂时离开劳伦斯诗中的蛇，将它投向我们认定的那些声音的源头，即西方文化中有关蛇的传统观念。现有的大量研究表明，蛇象征在西方的存在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而基督教的兴起则是其象征意义由早期的积极变为消极的一个转折点。 自此，蛇以及它的异型龙在西方文化中一直被作为邪恶的象征，这自然要归因于伊甸园中的那条蛇，它是魔鬼撒旦的化身，是人类堕落的罪魁祸首。之后它又以一条红色巨龙的形象出现，与圣迈克和众天使在天庭决一死战，结果自然是正义战胜邪恶，巨龙和它的追随者被一并打落人间。 圣经里邪恶的蛇形象继续充斥着中世纪的西方文学。伟大的贝奥武夫勇斗“烈火龙”，圣乔治龙穴救美，以及红十字骑士与老龙展开殊死搏斗等故事或诗篇都突出表现了代表恶势力的龙与代表善良与正义的人类英雄之间的对立，进一步分析还可发现两个敌对势力之间耐人寻味的反差。以《贝奥武夫》为例，贝奥武夫和龙一样的强壮和勇敢，但前者有着强烈的集体意识，努力维护其制度与法律，时刻准备着牺牲自己以保全集体，而后者独来独往，天性残忍且无视法律，这里的龙形象与柏拉图对禽兽的描述完全吻合。事实上，蛇是 “最早、也一直是最基本”(Willis 246)的象征意义上的禽兽, 代表了我们内心被西方犹太-基督教道德传统视为极端邪恶且无比危险的本能欲望。而传统上人们对自身欲望的惧怕在下面这段引自柏拉图的《共和国》第九部书里对所谓“内心的野兽”的描述中十分明显： 当灵魂的其余部分，如推理的和人性的统治力量，都已睡去，我们内心的野兽在酒足饭饱之后，起身抖掉浑身的睡意，开始恣意妄为；在这个时候，在一个人告别了羞耻感和理智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做的；在他的想象里，他可以与母亲乱伦，或与男人、神或禽兽苟合，或犯下杀父母罪，或吃下禁果。总之，没有什么行为对他来说太不理智或不体面。(Plato 441) 柏拉图眼中的本能欲望是无序的，像一头野兽，既无耻又无法无天。基督教将古希腊人的这一思想继承下来并集聚在它对蛇的诅咒声中，并利用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形式的力量不断强化蛇作为人的邪恶欲念的象征意义，也因此形成了劳伦斯所听到的“我所受教育发出的声音”。 当我们再次将目光锁定诗人记忆中那个炎热的夏日，目睹着人与蛇的相遇时，我们发现那些干扰诗人心绪的声音的确有着强大的力量。诗人说道，“但我是否应该承认我有多么喜欢他”，我们看到一度由衷地喜爱和尊敬蛇的诗人开始为自己的行为感到一丝羞耻，但更多的还是矛盾。他不断地自问：“是否出于懦弱，我不敢把他杀死？/是否出于变态，我渴望与他交谈？/是否出于卑微，我竟感到如此荣耀？/我感到十分荣耀。”身处两个自我相互间激烈的冲突当中，诗人感到深深的困惑，这与他最初与蛇，即他的真实自我相遇时的平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未等诗人平复心情，那些声音再次向他发起了攻击，而倔强的诗人在承认惧怕蛇的同时，更一再强调他对蛇的敬重。他说道：“的确，我感到害怕，感到非常害怕，/然而即便如此，我更感到荣耀，/因为他从神秘大地的黑暗之门中走出，/前来寻求我的款待。”从象征的意义上讲，当蛇离开“神秘大地的黑暗之门”之时，也就是诗人内心的蛇钻出他那神秘自我的黑暗门洞的时候。这里的“神秘”与“黑暗”都是人们传统上对于人性中时常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本能欲望的想象，而诗人此时正挣扎于两个自我之间，一个处于日光之下，因而惧怕黑暗；另一个来自地下，因黑暗而快乐。德雷珀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两个自我分别代表着两种“对立的生活态度”，一个总是选择循规蹈矩，顺应权势；另一个则桀骜不逊，更乐于在黑暗中独自探寻 （Draper 25）。德雷珀同时还注意到诗中存在着一种“文体对立”，即诗的开头部分那种十分松弛的，有着“整体的催眠效果”的所谓“蛇体”，与诗的中间部分由“我所受教育发出的声音”的尖锐的命令声在语言风格上的对比。 渐渐地，随着那些声音的淡去，诗人暂时恢复了平静。在他的目光注视下，蛇饮足了水，“慢悠悠地转动脑袋，/ 慢悠悠地、慢悠悠地，仿佛耽于梦幻之中”，一切又都显得那么安逸和祥和。然而，在下面这几行对蛇的描写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蛇的镇定自若，还有一种王者的尊严：“闪动着他那象有叉的黑夜一样的芯子，如此黑暗，/似乎在舔着嘴唇，/接着像视而不见的神，环顾上苍。”由于苍天与大地相对，在西方的传统信仰里也是蛇未遭贬罚之前曾经的居所，那么蛇在这里呈现的姿态，如他面向上天闪动的舌芯，以及他的视而不见似乎都带着明显的挑衅意味。在另一个更深的层面上，傲慢的蛇可以成为人性中那狂野不羁、永不屈服的力量的象征。 然而突变接踵而至。就在蛇开始爬回他的洞穴的时刻，诗人的情绪骤然恶劣起来，我们也由此得知那些干扰他的声音并未彻底退去。劳伦斯对此过程做了如下描写：“当他把脑袋伸进那恐怖的洞穴，/当他慢慢地停住，放松蛇肩，继续深入洞中，/当他撤回那可怕的黑洞，/不慌不忙地进入黑暗，慢慢地把身子拖进去，/一种恐惧，一种对他这种行为的抗拒/占据了我的身心，而此时他正背对着我。”我们看到诗人的反感情绪由蛇“把脑袋伸进那恐怖的洞穴”开始，并随着他“继续深入洞中”而加剧；显然，诗人此时的抗拒心理更多的是针对蛇返回的洞穴而非蛇本身。诸如“恐怖”、“可怕”等表达主观判断的词语表现了诗人对蛇及其生存环境的偏见。对诗人而言，蛇的洞穴是黑暗和不可知的，因而必定是“恐怖的”和“可怕的”，因为他所受的社会与道德教育习惯于将黑暗与不可知等同于邪恶。可以想见的是，当蛇“不慌不忙地进入黑暗”，他在诗人的眼里简直就成了邪恶的化身。如果我们在这里对蛇做象征性的理解，他返回黑暗洞穴的举动实际上是让诗人意识到他的动物本能亦有着同样荒蛮与黑暗的渊源。如果说之前诗人对蛇是敬重与喜爱多过惧怕，因为他毕竟已经离开了他那黑暗的藏身之所，处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么一旦蛇的危害性因那“可怕的黑洞”而具体化，诗人便立刻起而反之。此刻的诗人可以说是完全被他那意欲摧毁一切异己力量的社会意识所掌控，于是乎，“我环顾四周，我放下水罐，/我捡起一段笨重的木头，/啪地一声砸向水槽。”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将木头砸向水槽而非蛇，再次说明他想毁掉的不是蛇本身，而是他代表的一切，尽管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可能仅仅存在于诗人的潜意识里。诗人在这里使用的节奏急促的短句再次与我们先前所见的“蛇体”形成了对比。 尽管诗人并非有意攻击蛇，但蛇依然受到了惊吓，身子在“一阵仓皇的颤动”之后消失在洞中。事实上，从诗人看到蛇的第一眼开始，他就像中了魔法般丧失了思维能力，或者是依靠本能做出反映，或者是听命于他所受教育发出的声音。而蛇的消失似乎也使魔咒得以解除，诗人能够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了： 我立刻感到了懊悔。 我想到自己的行为是多么令人不齿、多么粗俗、多么卑鄙！ 我憎恨我自己，憎恨我那该诅咒的人类教育的声音。 我想到了信天翁的故事， 我希望他能够回来，我的蛇。 因为我又觉得他像一位国王， 一位流放中的国王，废黜到了地狱， 现在该再次为他加冕了。 于是，我失去了一次与生命的君主相交的机会。 我必将收到惩罚， 因为自己的卑劣。 全诗在诗人的忏悔声中结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终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表示忏悔的正是对人性的弱点有着清醒认识的诗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然而，尽管他一再诅咒人类教育中那些专嗜扼杀美好天性的力量，却无力挽回那已失去的本能自我。正如柯勒律治诗中的老水手，虽然他最终得到了宽恕，但被他射杀的信天翁却无法起死回生，哪怕是在传奇故事中。但另一方面，此时的诗人显然已经摆脱了那些固有的社会意识的影响，也因此能有足够大的心胸进行深刻的反省；上引段落中三个集中使用的感叹句式将诗人内心深深的自责明白无误地显现了出来。而通过诗人有力的宣告，“该再次为他［蛇王］加冕了”，他表示了对一向备受歧视与压抑的本能自我的认可，也同时表达了他颠覆传统价值观、重树生命新主张的愿望和决心。由此可见，诗歌最后部分出现的“我”代表了诗人的社会自我中较好的、具有反省能力、渴望另一自我的回归的那一面。对此，德雷珀有另一番理解，尽管他的观点与我的并不矛盾。他在论文“劳伦斯的诗歌”中指出，此处的“我”代表着“一个更为博大的人性”，而蛇所象征的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他说道：“蛇并非要被召回来取代‘我，’而是要做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成分，来充实‘我’的完美生活” （Draper 25）。换言之，蛇是作为人性中的一种互补力量，一个不可或缺的“动物它者”而得到诗人的承认与尊重的。 在我们做出以上解读之后，或许还需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劳伦斯的蛇所代表的人的动物本能究竟有着怎样的特质，它是否是一种与人类理性完全相斥的对抗力量，然而又如同矛盾体的结合一样，与我们人类特有的品质一起共处于我们的内心世界？或许它并非如此极端，而是一种有着自身平衡特质的力量，因而尽管与人性中的其他力量有着种种不同，它的特质使得它能够与之和谐相处而非相互对抗？ 带着这个问题反观劳伦斯在诗中对蛇所做的描写，我们不难发现那条蛇既安静又平和，毫无害人之意却最终被人伤害, 明显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盛行的邪恶的蛇或龙形象，更与柏拉图那肆意破坏的所谓“内心的野兽”有着天壤之别。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便是动物与禽兽，或动物性与兽性之不同。就字面意义而言，“禽兽”(beast)一词的所指比“动物”(animal)一词要窄。我们通常用前者表示一个四脚动物，尤其是野生的危险动物。当我们用这两个词指代人时，两者都带有贬义，都可用来强调一个人的野蛮和缺乏理智，但我们却只能用“禽兽”这个词来形容“魔鬼”（那条“老蛇”或“龙”）和“邪恶的神灵”，或“基督的敌人，或反基督的力量。”可见“禽兽”一词有着邪恶的含义，与柏拉图所谓的 “内心的野兽”十分贴切，但问题是：自然界里是否真有柏拉图描述的这种“禽兽”？玛丽·米奇利对此给予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否定回答。按照她的推理，既然“在人的外界环境里不存在无法无天的禽兽，要推断说他的心里有似乎就太奇怪了”，而之所以我们生造出这个禽兽是因为我们需要它作为“人类恶行的替罪羊”。米奇利说道：“人类惧怕自己的罪恶，一心要把它安在某个明显异类和外在的事物身上。内心的禽兽解决了罪恶的问题” (Midgley 101)。米奇利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内心的禽兽与动物之间的不同，前者纯属人的妄想，代表着无序的欲望；而后者则由自然界中与我们人类相对应的动物演变而来，比喻人体的自然冲动和欲望，因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序的。 毫无疑问，我们在劳伦斯诗中所见的蛇表现出更多属于“动物” 而非“禽兽”的特征。 科思·萨格对该诗的研究表明，诗人是在克服了他早期受“我们文化［赋予蛇］的羞耻、恐惧和堕落的意义”的影响之后才形成了他最后对蛇的“动物”本性的认识 (Sagar, “Open Self” 52)。1917年的劳伦斯仍然困惑于“我灵魂中耻辱和可耻欲望之蛇” (Lawrence, Phoenix 677)。到了1920年，他开始反抗弗洛伊德的“巨大湿滑的性之蛇”，认识到“西方人容许强加于他心理上的有关罪恶的说法实属一派荒谬的胡言和狭隘之举”， 而他关于蛇的诗歌便是他的觉醒之作(Sagar, “Open Self” 53)。 我们在接下来要读到的詹姆斯·科温的评论，虽然说法和萨格的一样，针对的都是劳伦斯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反映，却再次间接地论证了我的观点，那就是劳伦斯诗中的蛇不是一个罪恶和耻辱的禽兽。科温说道：“他（劳伦斯）并不认为他听从的情感是被道德约束排除在意识大门外的被压抑物质，而是把我们与我们从属的生物的和非人类的世界联系起来的深层无意识冲动”(Cowan 261)。如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蛇”的故事开始，我们见到的是一个如此安详与优雅的动物，被诗人尊为贵客，直到他受到他所受教育发出的“声音”的干扰。那些声音告诉故事里的诗人：“他必须被干掉”，这其中包括了柏拉图的声音, 以及那些来自关于屠龙的古老传说和无数有关邪恶野兽的故事的声音。但一定还有其他的声音存在，一定是它们影响了诗人，使他最终为自己的错误而悔恨，进而鄙视他那“该诅咒的人类教育的声音”，同样也是它们促成诗人在诗中创造出一个总体上可敬的蛇形象。 这里便不得不提及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对劳伦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诗歌塑造了数个令人难忘的蛇形象，个个探入人性深处，其中出现在济慈诗歌“拉米尔”当中的蛇女形象非同寻常。其实在济慈之前，柯勒律治曾写过一首题为“克里斯特贝尔”的诗，讲述了一个关于天真少女克里斯特贝尔历经磨难，最终战胜蛇女杰拉尔丁的故事。这里的蛇女仍然按照传统，被刻画成一个外表迷人、内心邪恶的形象； 济慈的拉米尔则不同。她的外表有着“可爱与可憎，令人痴迷又令人痛恨的双重特质”，然而她的内心充满了炙热的爱情 (Yip 102)。为了能与人间的爱人结合，她自愿变成人形，不惜承受变形过程中 “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Keats 164)。可以说，济慈既利用了传统的蛇女形象，又改变了它，使之成为“浪漫爱情的化身” (Yip 102)。 她最终的悲剧性结局是冷漠的理性对激情欲望压制的结果，也因此赢得了诗人的极大同情。 济慈让蛇女从一贯加害于人的妖魔变成了无辜的受害者，使蛇女具有了至少部分正面的形象。她或许会令人迷惑，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但所触及之处皆因她而充满生机。从某种意义上讲，《克里斯特贝尔》里的蛇女也是如此，然而最突出地表现蛇所具有的这种激发生命活力的特性的却是劳伦斯诗中提及的柯勒律治的另一首诗《老水手的歌谣》。因射杀信天翁而饱受惩罚的水手心灵备感孤苦，一群水蛇的出现却使他感受到久违的欢愉，也因此成为他灵魂救赎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对于水蛇的意义，我们或许可以从罗伯特·斯坦做出的以下评述中得到启示。他指出，我们人类用自身的动物本能与机械文化做了交换，现在要使人类重新拥有本能意识就一定少不了动物们的帮助，而一个童话故事的主题常常在于展现主人公通过“对一个危险的、令人厌恶的或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动物表示信任或友谊”而获得灵魂再生的过程 (Stein 7-8)。斯坦的评论并非针对《老水手的歌谣》，但他一定读过柯勒律治的这首诗，并对水手与水蛇的经历印象深刻才有了以上的感触。在以上我们看到济慈把内心的蛇描写成善恶兼备，柯勒律治甚至把它当作挽救灵魂的必须，如此他们的两首诗都或多或少地偏离了早期英国文学对蛇的传统表现。由柏拉图的“内心的野兽”演变而来的邪恶的蛇已变得更像一个自然界的寻常动物；它有着自然的欲望与激情，或许还有些危险，但绝没有所谓与生俱来的或无限度的罪恶。 浪漫主义诗人对内心的蛇的认可在劳伦斯这里得到了响应。在《天启》一书中，劳伦斯称赞龙是“人类意识的最古老的象征之一”，代表了“我们内心流动的、迅疾的、跃动的生命运动”。它是我们“无法最终掌控”的一种内在力量或潜力，当它不期然地跳出时，将会“突发狂暴的欲望，疯狂的性欲、极度的饥渴或任何一种强烈的欲望，甚至于睡眠的欲望” (Lawrence, Apocalypse 90)。然而人们又必须保留这条蛇，原因何在？劳伦斯用他诗意般的语言给出如下的解释：“人可以让这条蛇与他共存或作对。当他的蛇与之和平相处时，他几乎就是个圣人；当他的蛇与之斗争时，他就被从内叮咬、毒害和击败。古往今来，我们最大的问题便是如何征服那条敌对的蛇，如何解放内心深处那条金光闪烁的蛇，我们体内流淌的金色生命，进而唤醒每个男人或女人心里的那条壮美而神圣的龙”(Lawrence, Apocalypse 91)。 按照劳伦斯的观点，我们的人生能否过得精彩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内心的那条蛇。如果我们给予它自由，我们也会从此过上自由的生活；否则，它就会与我们作对，不断地啃噬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变成无尽的折磨。但事实上除了浪漫主义诗人的声音，还存在着另一个声音，它对诗人本人以及他的这首诗所产生的影响或许要大于以上提到的任何一个人，这个声音来自尼采。劳伦斯在早年阅读了大量尼采的著作，深受其影响，尤其是他对于人性中的“恶“的认识。在尼采看来，我们的生活由许多的对立组成，所谓的“坏”或“恶”是构成一个人的必不可少的方面。他在《道德谱系》一书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并利用自己塑造的“金发兽”这一形象来比喻古代贵族血液里的动物本能。谈到这些野性的激情，尼采说：“这个被埋藏的核心必须不断地喷发，动物不得不再次走出来，回到荒野”(Nietzsche 477)。 尼采塑造的“金发兽”极其疯狂，在它“不倦地徘徊，捕获胜利和搜寻战利品时，它漠视一切社会约束”，几乎就是柏拉图“内心的野兽”的翻版 (Nietzsche 476-477)。当然，与柏拉图不同的是，尼采并不主张毁灭内心的野兽，但他也并非要毫无保留地接受它。沃特·考夫曼尝试解读 “金发兽”的含义，认为尼采借此表达的观点是，我们应该 “诱导”或“运用”我们的冲动而不是“削弱或毁灭它们”(Kaufmann 225)。 他解释道：“尼采相信，一个没有冲动的人不会行善、不会创造美丽，就象一个被阉割的男人不能生孩子一样。一个有着强烈冲动的人在还没学会净化他的冲动时可能是邪恶的，而一旦他有了自我控制的能力，他将缔造丰功伟绩”(Kaufmann 224)。在此我们借用尼采的观点来继续我们对禽兽的讨论。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需要有一只兽才能使他过上真正健康的生活，但必须是一只有教养的兽，不是野兽。它有着兽或野生动物的体魄、活力以及热爱自由的精神，但绝没有柏拉图想象中的野兽的无耻和凶残。 有关内心的兽，劳伦斯与尼采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他能最终接受蛇并提出为蛇加冕的希望，因为他的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禽兽。它是来自野性自然的一个动物，有着动物本能给予它的灵敏与优雅，更有着只属于那些既天真又充满自信的动物才有的安详与镇定。这就是劳伦斯在他的诗中崇敬有加的动物，当它在诗人的允许下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时，它为其注入了生命的活力和思想的勇气。 但这样一种对蛇形象的解读可能会让劳伦斯的一部分读者觉得过于“温和”，特别是那些读过小说《羽蛇》，并对其中的蛇形象所呈现出的“黑暗”面印象深刻的人。小说的主人公西普力阿诺被描写成“血管里涌动着浓重的蛇血”，而他的政治主张更使作者劳伦斯被一些评论家怀疑有法西斯主义政治倾向(Lawrence, The Plumed Serpent 62)。埃莲诺·格林在此观察到尼采的影响，他发现小说中“象一股自然力，依靠无意识的冲动去打杀”的西普力阿诺和尼采的“金发兽”有着整体上和细节上的众多相似(Green 518)。格林一方面意识到这些纯粹的酒神力量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可能有的破坏性，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它们所体现出的“英雄的活力主义”是“尼采和劳伦斯对现代社会的虚无主义问题所给出的回答”(Green 519)。对现代条件的类似反映在现代文学和艺术的某些流派里也同样存在，如未来主义和野兽派艺术，而它们也同样被与法西斯主义和其他的暴力形式相联系。但事实上，在尼采与劳伦斯的猎食兽和法西斯分子之间有着质的区别， 这一点在马戈特·诺里斯的以下论述中得到了清晰的说明： 尼采和劳伦斯式的英雄是猎食者，但不是黑格尔式的统治者；他们残忍，但不是施虐狂；他们的进攻是活力和权利的纯粹释放，不以控制他人的头脑与灵魂为目的。［……］ 尼采和劳伦斯式的英雄无需得到受害者的顶礼膜拜，就象狮子无需羔羊的臣服，他们也因此拒绝对群众进行煽动性的蛊惑。(Norris 4-5) 在诺里斯的启发下，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尼采和劳伦斯崇尚的非理性能量是猎食动物具有的那种单纯的能量。他们并不像一部分批评者怀疑的那样试图激发社会上的邪恶力量，因为正如米奇利告诫我们的那样，只有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邪恶。无论是尼采还是劳伦斯都一定会憎恨法西斯分子的暴行，这也算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点，但必须指出的是，劳伦斯似乎比尼采更好地抓住了动物与人类的非理性之间的差别，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各自的英雄，如尼采的“金发兽”和劳伦斯的西普力阿诺所具有的禀性得以一见。劳伦斯在小说中对西普力阿诺的描写常常在于强调他的“强烈的无意识的雄性”，甚至“略带孩子气”的特点，与惯于进行非理性暴力活动的尼采的“金发兽”有所不同 (Lawrence, The Plumed Serpent 62)。小说中西普力阿诺效力的首领雷蒙在一次仪式上所做的祈祷清楚地表明他们崇尚的蛇是人性中的一种和谐和创造和谐的力量：“但蛇的血浆没有梦魇，是身体、灵魂和精神合而为一的人的血浆。/ 蛇正安然沉睡，它是完整的人的血浆”(Lawrence, The Plumed Serpent 173)。 这正是我们在诗歌“蛇”中所见的那条蛇，它像所有生命体一样有着一种自然的和谐与平衡。我们可以说劳伦斯的蛇是被净化的“金发兽”，并且通过这个净化过程，劳伦斯将浪漫主义诗人们对传统上蛇的禽兽形象的挑战更加推进一步。当然，劳伦斯对蛇形象的挑战同时也是对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内心的野兽”的挑战。劳伦斯用他创造的富有积极意义的蛇形象颠覆了人们幻想中的凶残的禽兽形象，如此不仅为自然界的兽类还为“内心的兽”洗去了不白之冤。 原载：■《外国文学研究》 2007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