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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双边文学关系而言，中德文学关系的研究确实非常重要，具有典范意义。但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前贤虽已筚路蓝缕，但更有分量的工作仍有待来者。大体而言，关于中国文学的德国影响，学者做了相当大量的工作，尤以德国学者贡献为突出；但德国文学的中国作用，却殊少学人问津。所以，如果就此意义来看，“中德双边文学关系”的建构工作，一直不太成功，总是处于一种“跛足”状态。 从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德文学研究》（陈铨著），到１９９０年代的《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卫茂平著），中国学界对这一论题的推进，总算没有割断。由于后书洋洋大观，对德国文学接受中国影响做了综述性的史述工作，所以后来者要想推进，就必须沉下心来，做更加细致的个案研究，并由此而发展到专题研究、断代研究等，在这样基础上做出来的“史”的研究，才有可能真正接近“比较文学史”的理想状态。 尽管如此，作为几乎同类著作的《中国文学在德国》仍有其方面性的意义。就中国对德国的影响而言，这本书没有质的推进，但其研究模式和方法却显示出某种新颖之处：一是在整体结构上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德国汉学史角度、下篇从德国文学作品角度，分别梳理了中国文学在德国的发展。由于该书从学术史和文学史的角度分别探讨中国文学在德国的接受情况，形成了互为补充的结构；同时作者试图引入“‘异’的解释学研究”（《中国文学在德国》第１７１～１８２页，下同），用以建构下半部的文本解读框架。 上篇六章，分别论述四部德国学者的《中国文学史》、中国古典诗歌、小说、戏剧、诗学、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德国接受。基本上属于材料的整理叙述，谈不上严格的学术史研究。其实这段涉及德国汉学学科史里很有趣的一段，即他们怎样以异者的目光来进行“中国文学史”叙述的；但这要求作者必须有很明确的“德国汉学学科史”以及“学术史”的意识，至少从撰述情况看，作者尚未选择这样的视角。 下篇七章，其中六章都属于“史实叙述”，即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史前史，１７世纪，１８世纪，１９世纪，１９、２０世纪之交，２０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相比，其出新之处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这样的时序推进更清晰，而不再以德国文学史的流派为一个参照标准；二是在第十章中尝试以分类小说来整合“中国影响”，如所提及的讽刺书札、政治小说、道德小说等；三是专列一章“建立一种形象学——‘异’的解释学研究”，表现出理论尝试的努力。但总体来说，这种理论建构属于外来转贩，很难说作者有自家发明的理论创新，虽然他这样归纳：“循着‘异’的思想史发展路线，我们大体上可以把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的形成描绘成这样一个过程，即由作为‘他物’的‘异国’（１７～１８世纪），到‘隐喻’（歌德），再到‘异国、隐喻、他者’（１９世纪）、再到‘大写的他者’，最后到达‘自我化’（２０世纪）。”（第１８１页）那么，我要再接着追问一句，２１世纪如何呢？ 所以，此著有些“名实不符”，题名为“中国文学在德国”，但实际上下编讨论的都是“德国文学对中国的接受”，基本未出卫氏论述范围，好在理论上是有尝新意识的。但其贡献还在于“学术史”视角的提出，对于中国文学这样的命题，它首先有个学术史变迁过程，即在德国汉学学科内的变迁；而这种小众知识精英的认知，却又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文化、学术乃至大众层面的中国认知。所以，这其间需要一个“构建桥梁”的工作，但此书显然没有仔细论及。像卫礼贤这样的人物，经由他的论述与德译，中国文化经典开始对日耳曼知识精英（如黑塞、荣格等）产生了非常之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是一个思想史与文化交流史的绝佳命题。 我觉得另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就是我们虽然研究的是中德文学关系，但不能仅关注这种狭隘的双边文学关系，而应将其尽可能纳入到历史语境中的“多边文学关系史”里去。尤其是相对为主体的那个对象国。在此，就是应以德国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如果回复到德国文学史／思想史的语境中，中国所占的分量是很小的。虽然歌德、席勒他们都很重视，但如果比较一下他们对其他文学的态度，就看得更清楚了。歌德就非常清楚地表述过：“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隆或尼伯龙人就可以作为模范。如果需要模范，我们就要经常回到古希腊人那里去找，他们的作品所描绘的总是美好的人。对其他一切文学我们都应只用历史眼光去看。碰到好的作品，只要它还有可取之处，就把它吸收过来。”这段１８２７年１月３１日的谈话，表明了晚年歌德的基本思路，其强调“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举希腊为理想楷模，而将包括日耳曼民族史诗《尼伯龙人之歌》亦排斥在外，中国自然也就不在话下了。这一思路，在歌德其实由来颇久，１８２２年时，他对中国文化有这样一段评价，在他心目中，“中国、印度与埃及的古学，不过是新奇的事物而已；如我们自己或世界能熟悉它们，自然也不错，但对于我们道德及美学上的教育贡献不大。”而他推崇的则是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学：“罗马及希腊文学的研究也许将永远为我们高级教育的基础。”甚至要求“首先学习古代希腊人的东西，永远学习希腊人”。不仅如此，歌德对阿拉伯、印度文化的重视和接触，一点都不比中国少。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考察中国文学在德国的接受，才能更加体贴入微；否则很难不陷入到自我感觉良好的陷阱中去。在这个方面，此书的表现要胜于卫著。著者意识到：“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德国思想史的一个想象性结晶，它所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有心理学的，有哲学认识论的，甚至还有宗教观念问题。要想对它做出比较完满的解释，必须结合一切与之相关的学科，作综合研究。”（第１７１页）表述相当好，但察其实际，至少没有在该书撰作中得以落实。最多只能算是提纲挈领，提供了进入此领域的门径。后来者按图索骥，大可在具体的研究问题上展示自己的眼光、功力与智慧。而国外学者对中德文化关系的研究，往往可以成为他山之石，值得我们给予充分关注。这其中，包括德国学者汉学家如德博、罗梅君等，也包括其他如法国学者杜乐瑞、何弗兹等。“开我视阈、增我见地、虚我胸怀、博大能容”，这是吾辈治学应该追求的境界。 当然，如果苛求些的话，此书既无“导论”，又无“结语”；甚至也没有参考文献与索引。实在是有些不符合学术著述的体例，更重要的是让后人难以方便检索利用。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对德国文学影响史述》无疑更具学术使用价值。 编后记：按照本刊的一惯原则，本刊登载书评以及相关评论文章之图书应皆为半年内出版的新书，但本文所评论的图书有几年前出版的旧书，有的甚至是上个世纪出版的老书，本刊之所以刊登这样一篇评论文章，旨在抛砖引玉，起到提出问题的作用。正如本文开头所述：“就双边文学关系而言，中德文学关系的研究确实非常重要，具有典范意义。但这方面的研究，只能说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前贤虽已筚路蓝缕，但更有分量的工作仍有待来者。”本刊特发此文，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方家能够关注并研究从事“中德双边文学关系”的建构工作。 原载：《中国图书商报》2008-06-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