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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首府，把文学奉为标志，全世界也只有都柏林了。 文学名人的效应 都柏林城市不算大，目前一百多万人口。从上世纪30年代起，四个都柏林人先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分别是：萧伯纳、威廉·叶芝、萨缪尔·贝克特和谢默斯·希尼。从历史走来的作家更多也更有名声：乔纳森·史威夫特、奥斯卡·王尔德、詹姆斯·乔伊斯；吸血鬼创造者布拉姆·斯托克和戏剧天才肖恩·奥凯西；短篇圣手弗兰克·奥康纳；还有众多在爱尔兰文坛颇有建树并赢得国际声誉的作家……无论人口比例，还是面积比例，都柏林都是一个超级文学城市。 位于城北的都柏林作家博物馆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目前已经成为游客必去的一个景点。从这里向东下行十几分钟路，跨一个街区，就是詹姆斯·乔伊斯文化中心。顺帕内尔大街返回，十字路口向南去，在奥康奈尔大街上走十多分钟，向亨利东大街望去，詹姆斯·乔伊斯塑像站立在街口。顺奥康奈尔大街再往前走不到十分钟，就是利菲河。自西向东贯穿都柏林城的利菲河，从西往东看，第二座桥就是詹姆斯·乔伊斯桥，建成于2003年。利菲河东端，竣工于2006年的肖恩·奥凯西桥，与西端的詹姆斯·乔伊斯桥遥相呼应，都是技术含量很高的钢架结构桥梁。萨缪尔·贝克特桥正在施工中，2010年将和利菲河东端的改造工程一起竣工。 以利菲河为界，镇守利菲河以及都柏林城北的作家，都是现代派。这倒也和都柏林城的形成和发展很吻合。如同所有的海滨城市，都柏林先从距离海湾更近的东南一带形成，渐次向西南发展，然后跨过利菲河向北发展。 城西南的圣帕特立克大教堂，是乔纳森·史威夫特担任教职33年的地方，他的传世之作《格列佛游记》就是在这里写出来的。这位想像力极其丰富、讽刺性极具特色的作家，其骨质和用具至今成为该教堂的镇堂之宝。同样位于城西南的萧伯纳的故居对游客开放，可是我今年春天在都柏林呆了一个月，先后三次去参观，竟然没有赶上一次开门营业。爱尔兰国家美术馆里收藏了许多著名作家的画像，却只有萧伯纳在那里有一座雕像。或许，萧伯纳是爱尔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奥斯卡电影剧本奖的第一个和唯一一个吧。各种奖项，人类设计出来，就是要区分人之高下的。国家美术馆里只有萧伯纳的塑像，似乎理所当然。 奥斯卡·王尔德的故居则位于城东南，梅里恩公园是他童年活动的地方，如今在公园的西北角的一块巨石上，有一尊造型很酷的王尔德塑像。王尔德的童年是一直被母亲当作女儿养的，这或许与他成年后穿着标新立异并且渐渐显露的同性恋倾向，不无关系。那尊塑像不仅衣着有红有绿，一双锃亮的黑皮鞋，更是引起游客的好奇，忍不住上前摸上几把。王尔德的故居不对外开放，如今已经是都柏林美国大学一些项目的校舍了。 希尼签售，醉汉闹场 尽管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谢默斯·希尼的号召力很强，可当我看见三百人的举办诗歌朗诵会的剧场座无虚席，过道和前台还站满了听众时，我对都柏林人的文学情结由衷敬佩。诗歌朗诵会安排了三个人：一个当地诗人，一个美国诗人，最后出场的是谢默斯·希尼。 做了三十多年外国翻译作品的编辑，业余做过一些翻译，但我对外国诗歌一直持有保留看法。我认为，外国诗歌一路演变而来，仅仅是字母文字的一种表达形式。比如英语，最早的故事都是用诗歌形式讲述的。因此，外国的长篇叙事诗很多，可以说是诗歌的主要表现形式。如果说“诗言情”、“诗言志”、“诗情画意”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那么西方古今诗歌的特点则是“诗言事”。表达内容也许有可取之处，但是就诗歌这种体裁来说，世界诗歌的最高形式应该在中国，是方块字最完美的体现。中国古典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西方诗歌所无法企及的。最精良的文化都是最难翻译的。我们可以大量翻译西方的诗歌，而西方几乎无法翻译中国的古典诗歌，就是一个证明。也许因为这个原因，诗歌朗诵显得四平八稳，没有激情；听众的掌声也是礼貌多于热烈。倒是诗人们在朗诵前后交代的创作背景和作者的日常生活，更能引发听众的掌声和热情。也许，听众从四面八方赶来，更多的是想近距离接触作者。 我的座位比较靠后，等我从剧场出来，过厅里沸沸扬扬，听众全都在等待谢默斯·希尼的签字。我在爱丁堡文化节上见识过苏格兰的读者排队等待签名的阵势，拐几个弯的队伍已经很可观了，但比较眼前这沸沸扬扬一个大厅，是小巫见大巫了。我很想给希尼照相，便仗着外国人的身份，说着“对不起”，走到希尼的签字台前，问他是否允许我给他照一张相。希尼扭头看了看我，说：可以。我赶紧找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地方，照了一张。然后，钻来钻去，走到售书台前，买了他的一本最厚的诗集：《敞开的地面——1966-1996诗集》。我又忙乱地从背包里找出纸和笔，写上了“苏福忠——来自中国”的拼音字母，才渐渐安稳下来。因为是从售书台前排队，我排在队伍的比较靠后的位置。我的前后都是上年纪的女人，每人手里都拿了两三本书。 快轮到我时，我看见有人不仅带书来，还带了旧报纸和旧杂志让希尼签字。有的旧报纸上，还有希尼的照片。他们把书和报纸的来龙去脉，讲给希尼听，希尼往往会听得哈哈笑起来。不知何时，不远的酒吧前站出来一个喝醉的男人，不停吆喝希尼的名字，说他认得希尼，讥讽希尼装深沉，谁不知道谁，你希尼和大家一样，是冲着钱来的。后来，他嚷嚷得太吵闹了，影响读者和希尼的交谈，有人拉过来一个广告牌，挡在了中间，这下签字活动才安静一些了。我问周围的人，怎么没有人把醉汉拉走？她们笑笑，说：这是他的自由，也许他就喜欢这样和诗人交流吧。是吗？……我还想说什么，可轮到我了，我上前问了希尼好，拿出写好名字的纸，连书一起交给他。因为我站在相反的位置，看见希尼笔下多出许多字来，以为把我的名字拼写错了。得到签名再看，原来多写了几个字：苏福忠——我们来自中国的朋友，谢默斯·希尼，4.iv.08. 我把书装进书包，看了看手表，已经夜里十点多了，估计希尼完成签字，至少十点半钟。七点半开始的诗歌朗诵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结束，接下来便是签字活动，这意味着希尼已经和读者交流并签字近两个小时了。近两个小时里，他不只是签字，还要说话，要回忆，还要微笑。但是他知道，他需要读者。没有读者，别说诗歌，任何文学形式都会消失。什么叫珍惜？什么叫坚守？什么叫尊重？什么叫自重？如果我参加讨论会和朗诵会还不是十分明白，这个签字的场面倒是让我明白了一切。 DAAT列车在行进，我有点困意，但不能放任，因为登莱尔站离我住所的大运河码头站，只有七八站十多分钟的路。为了解困，我打起困顿的目光搜寻车厢。车厢里真可谓人烟稀少，只有三四个人。可能爱尔兰身高马大的人居多，座与座之间间隔很大，座位的后背很高。我收回目光的时候，看见我对面的座位后背上面，有一张广告牌，上面的文字稀稀拉拉。仔细看去，上面写了“诗之角”，下面原是一首诗： 树 我父亲栽下树 我从他的花园拿起板斧 一根一根枝桠 我把树来砍伐 并且收集起 无数的木屑 点燃夜间的火 却只为我保存灰烬 诗人名叫戴尔吉特·纳格拉，伦敦来的年轻诗人，虽然已经得过几项奖，但是还算不上名人。但这首诗，我反复咀嚼几遍，感觉很有味道。假如真有那么一天，世界的文学像砍掉的树枝一样在渐渐地边缘化，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点亮了人类黑暗的夜间，最后变成了灰烬，那么我毫不怀疑，最后守住灰烬的人，一定是都柏林人。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8-08-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