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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命中注定要呆在这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在长篇小说处女作《最明净的地区》(1959)的结尾，卡洛斯·富恩特斯如是慨叹。尽管在19世纪德国地质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看来，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城是令人赞叹的“最明净的地区”，在富恩特斯笔下，它却已不复明净，身居其中的人们更是处在错乱轮回的痛苦之中。然而，这位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被公认为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利奥·科塔萨尔并列的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四大主将之一，却始终为了墨西哥——他的祖国，他的家园和灵魂栖息之处，写下所有的激情和忧伤。 在长达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富恩特斯一如既往揭示墨西哥的“创痛”，墨西哥这块《我们的土地》(1975)却给了他丰富的馈赠。且不说，今年墨西哥城政府专门为他庆祝80岁寿辰。他杰出的文学成就更是为他囊括了1977年委内瑞拉加列戈斯文学奖、1984年墨西哥国家文学奖、1987年西班牙塞万提斯奖等西班牙语世界几乎所有的重要文学奖项。前不久，他还因为对西班牙文化交流和传播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巴西总统卢拉一起获得了首届堂吉诃德国际奖。富恩特斯也是近年得诺贝尔奖呼声最高的拉美作家，尽管屡屡与诺奖擦肩而过，不过在不少评论家看来:是否得奖，不会影响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1 富恩特斯一生的创作未曾离开过墨西哥城，这片所谓“最明净的地区”耗费了他无数个词汇、短语来形容，也造就了独树一帜的“富恩特斯式段落”。作为典型的第三世界大都市，上至政界要员、幕僚、资本家、知名学者、演艺明星，下至游击队员、革命党人、小职员、末流文人，都在这里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自然，它也是富恩特斯尽显才华的舞台，在《最明净的地区》这样“一部城市的传记，一部现代墨西哥的总结”中，富恩特斯以1910年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气势磅礴地描绘和再现了墨西哥现代社会的壮丽图景。农民出身的费德里克·罗布莱斯为尽快改变其衣不蔽体的贫困生活，参加了起义队伍。几经磨难，甚至一度几乎送命，他变得冷酷无情、唯利是图。随部队来到墨西哥城后，他投机取巧，靠倒卖因革命破产的家族的地皮发了大财。继而将他的触角伸向工业和金融业，最后成为全国举足轻重的大银行家。在其事业处于巅峰时，他的股票生意受挫，很快破产。绝望中，他将自己的豪华住宅和不贞的妻子诺尔曼·拉腊戈蒂付之一炬，本人却躲进一个双目失明的女人家中，隐姓埋名，苦挨岁月。 此后，富恩特斯完成了被认为是他“最为全面、最为完美、成就最为显著”的小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1962)，同样以墨西哥革命为主要题材。它通过墨西哥新闻界大资本家阿尔特米奥·克罗斯的临终回忆，叙述了他从贫苦孤儿成为革命军官，后又变为百万富翁，从投机革命到打入政界的坎坷、堕落的一生，展现了1960年革命前后墨西哥社会的风云变幻。小说《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1999)，则讲述了德国移民的后裔劳拉·迪亚斯丰富的生活和精神追求，她与亲人和朋友们的悲欢离合，以及她所见证的墨西哥的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通过女主人公的一生和家世，揭示了有着特殊历史、文化和种族渊源的墨西哥人民的苦难，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从魔幻现实主义，经幻想文学，再回到现实主义，在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富恩特斯力图将社会与个人、现实与神话、历史与现状、物质世界与精神活动熔为一炉，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再妙笔生花，创作出一部部内容崭新丰富、题材多姿多彩，形式别具一格的作品。然而，纵使创作形式经历再大的变化，在他的作品中，不变的是对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深沉思索。在《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中，富恩特斯赋予了克罗斯之死以深刻的含义，时间周而复始，这一位克罗斯死了，而另一位克罗斯还会继续，从而对墨西哥循环往复的悲剧历史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同样，在《最明净的地区》中，富恩特斯借诗人曼努埃尔·萨马科那之口，从其反面来阐述和完善自己对墨西哥前途的看法。在他看来，墨西哥人应着眼于未来，把继承民族传统、接受欧洲精神财富和推陈出新结合在一起，继往开来，开创新的历史篇章。 2 “作为一位扎根于墨西哥美妙神话的世界性小说家，他满腹经纶、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说着三种语言，昂首阔步地遨游于半个世界；口才令人陶醉，笑容自然亲切，举止日益潇洒。”经由英年早逝的秘鲁现代诗人巴列霍对富恩特斯的描述，世人得以一窥其超乎寻常的个人魅力。富恩特斯本人因创作着眼于宏大叙事，绝少关乎生活经验，有关他的个人经历更是鲜为人知。然而，《狄安娜，孤寂的女猎手》(1994)的问世，打破了富恩特斯的“神话”。小说故事源于富恩特斯的真实经历，女主人公琼·狄安娜，原型就是美国女影星琼·赛贝格。1970年，富恩特斯在墨西哥邂逅来此拍戏的琼，两人同居了两个星期，过了一段激情似火的生活后旋即分手。这位曾因饰演圣女贞德而当红一时的明星，回国后就被联邦调查局诬蔑为资助黑豹党的左翼活跃分子和私生活糜烂者而身败名裂，患精神病后死去，甚为凄凉。富恩特斯并没有因为和琼分手，及她回国后的悲惨境遇，讳言自己对她的爱和回忆。“我回忆、写作，为的是重现她那天晚上和我在一起(她将永远如此)的那一时刻。”然而，纵使爱情如火如荼，对他而言，“文学才是我真正的情人”，其余的一切，包括性爱、政治、宗教和死亡，都只是文学的一种体验。 1928年，富恩特斯出生在墨西哥城，由于父亲是外交官，他的生活常常飘泊不定。7岁时他便开始写作，11岁即在智利发表了第一部小说。1950年，富恩特斯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法律系毕业，赴日内瓦深造，同时作为墨西哥代表团成员，在国际劳工组织工作，从此开始其外交官生涯。后曾历任文化参赞、外交部文化关系司司长、驻法大使等职，工作之余从事文学活动。1955年回国后，他主办了《墨西哥文学杂志》，仅仅过了三年，杂志即告停刊。为谋生计，富恩特斯双管齐下，一面用西班牙文从事多种文学样式的写作，一面直接用英文为美国报刊撰稿。他与人合作，还将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的《追捕》、墨西哥作家鲁尔弗的《佩德罗·巴拉莫》等拉丁美洲文学名著改编成电影脚本，搬上银幕。1959年，令他一举成名的《最明净的地区》问世，富恩特斯正式走上专业创作的道路。 有评论者称:富恩特斯的学识与人格力量，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知识分子可以媲美。拉美的贫困与落后同欧美的发达形成鲜明的对照，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促使他以比较的手法观察与思考拉美不发达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的设想。他说过:“我希望给我的人民幸福与进步，但是，我也希望大家别忘记，历史不是完美的，我们是容易受骗的可悲的人们，尽管我们有能力创造更好一点的社会。”有鉴于此，墨西哥学者埃曼努尔·卡瓦略对他作了这样的评价:“当21世纪开始时，在墨西哥有大知识分子吗？我认为很少，只把卡洛斯·富恩特斯留给了我们，他是一位360度的知识分子。” 原载：文学报2008-11-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