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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大约没有人愿意活在绝望之中。然而，当一个人不得不置身绝望的时候，又该怎么办？有三种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一种是拼力挣扎，其结果发现仍然摆脱不了困境，就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那样徒劳无功。另一种是消极、沮丧，在愁眉不展和唉声叹气中走到末路。还有一种是既然绝望不可祛除，不如快乐地身处其中，消解这种困境，体味生之兴致。法国女作家杜拉斯选择了第三种态度，厚厚的随笔集《外面的世界》堪称明证。 一个人绝望总有外在或内在的缘由。股票暴跌或情感破裂，无以谋生或贪污被抓，如此等等，均会使人掉进绝望的陷阱。但这些都不是让杜拉斯绝望的根源，她在具体生计上并无不可克服的难题，她关心外面的世界，正是那个世界的各种问题成为她绝望的由来。于她而言，书中涉及的每件事都是组成困境的一分子。“绝望是所有的不公平——第二次世界大战、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苏联入侵东欧；绝望是所有的美好走向毁灭的必然；绝望是这冬天的雨，而在这冬天的雨中，去年为你撑伞的人已经离去；绝望是眼睁睁看着却无能为力。” 怀抱杜拉斯小说的小资们也绝望，她们模仿着杜拉斯苍凉的眼神，在新马泰旅游购物归来的闲暇中，坐在酒吧里感慨人生的虚无主义。有那么一段时候，杜拉斯、村上春树、米兰·昆德拉、卡夫卡、张爱玲等人的作品都成为小资的经典读物，没有读过《情人》、《挪威的森林》就谈不上小资的格调。想想看，杜拉斯的身世传奇，对酒与性的迷恋，前卫的电影导演，这些都是小资们津津乐道的东西。她们跟在杜拉斯的后面，宣称不在酒吧里就在去酒吧的路上，宣称青春是多么残酷，活着就很无聊很绝望。 当虚无主义成了一种时尚标签，真实的杜拉斯早已远离小资们而去。她们并不喜欢或从不读杜拉斯《外面的世界》，她们喜欢模仿杜拉斯小说里的私人化语调写博客、从事身体写作。在许多女性作家那里，她们最爱贩卖的是闺房经验，把私人情感故事写得兴趣盎然，抚摸着自己的玉体进行文字呻吟，也赢得了市场的成功。她们从不关注广阔的生活世界，对活在周围的人们视而不见，她们只迷恋自己的个人趣味并善于将其包装出售。她们很前卫，但跟真正的先锋无关，跟在创作上从不妥协的杜拉斯无关。 的确，《外面的世界》与《情人》相比，差别是如此刺眼，前者深深卷入这个世界的各种事件之中，而后者却只是平静讲述个人的情感经历。在《外面的世界》中，杜拉斯写作的内容之驳杂，跨越年度之大，实在令人吃惊。书中收集的大多是报刊专栏随笔，但跟时下流行的小情小调式专栏文章大相径庭，杜拉斯把笔伸向了各种社会病症，也伸向了那些生性美好天真的人们。当年巴黎的种族主义，滥施暴力的警察，面黄肌瘦的孩子，杜拉斯对社会不公的批判比比皆是。其中有一篇文章是对上世纪50年代发动布达佩斯大屠杀政客们的怒斥，用语极其尖锐激烈，叫人很难想象出自杜拉斯之手。 这个自称不加入任何党派、坚持个人观念的女人，认为没有不涉及伦理道德的写作，即便是在新闻写作中也是如此。写报刊专栏除了稿酬之外，更大的原因是外面发生的事儿，让杜拉斯觉得发疯必须蹿出去，走到大街上写下那些批判性的文字。《外面的世界》涉及太多令人绝望的事件，而她必须体味这些而不做逃避的姿态，收获绝望中的快乐。 尽管杜拉斯偏爱特立独行，并不赞成萨特的文学“介入”社会的观点。但从某种程度上讲，她跟众多同时代法国知识分子一样，如萨特、福柯、尤瑟纳尔等，这些人身上都继承了作家左拉以来的批判传统，拒斥犬儒或鸵鸟哲学。《外面的世界》写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其间欧洲发生过各种社会思潮和动荡，在书中都有直接或间接体现。与众不同的是，杜拉斯喜欢用写小说的笔法来写真实的社会事件，至今读来仍显生动而不枯燥，在她那儿看不到报刊专栏随笔速朽的特点。 杜拉斯的“私人化”小说创作，之所以没有沦为中产阶级式的无病呻吟，没有沦为个人经验的摆弄，是因为这些作品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就是她对“外面的世界”的强烈体察，而不是对之漠不关心。由于个人和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她的私人化写作具有了张力。她在《情人》、《广岛之恋》等小说中淡化了种族差异和历史背景，反而使作品更有感人的力量。相比之下，我们的小资女作家们却只会兜售情欲故事。 在杜拉斯的字里行间，总是弥漫着一股绝望气息。如果说外面的世界催人发狂，那么，她在内心里又怎么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之所以让她绝望，在于她把它放在心里，像内心的情人那样放在心里。情人之间的争吵再激烈也仍然是出于爱，而爱本身最终必定走向绝望，杜拉斯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外面的世界和内心的情人，两者本质是相似的，因为爱而无法摆脱，因为爱的绝望而唯有置身其中才能领略生的大欢喜。 美国大诗人弗洛斯特临终时要求在墓碑上刻写一句话：“我与这个世界发生过情人般的争吵。”这种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或许也适用于杜拉斯，虽然她跟弗洛斯特毫无关联。 原载：《北京日报》2008-11-2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