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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第9期《文史天地》载有王文斗《对梁山好汉的七点质疑》一文，对《水浒》“梁山好汉”称谓提出七点石法。读后始觉有不同见解。 王文斗文章(以下简称王文)虽系“各抒己见”，但对我国几百年传诵之伟大文学巨著《水浒》中的“英雄”称谓和史家之“农民起义”说法不顾历史背景和地域界定地提出“质疑”，本人实在不能认同。 “梁山好汉”(梁山英雄)的称谓井非是“好”、“坏”论人时代的产物。为什么把“梁山好汉”的义举称为“农民起义?”又为什么把梁山兄弟称之为“梁山英雄”?这是后人针对北宋末年封建王朝专制下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被迫奋起反抗行动的综合反映。又由于起义所在地是远离城市的农村，边远荒野，就义举发生的地域而言，显然应称之为农民起义。 就参与起义造反的大多数无职无收，生活无着的“流民无产者”而论，可以说大多为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这些人如果都有吃有穿，不是底层劳苦大众，他们断然不会不“安分守纪”而与朝廷作对。而生活在底层的“喽罗”，就当时的社会成分而论，这些人不是农民占大多数，难道是达官贵宦不成?他们如果不是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是一些有吃有穿的官宦，他们当真会神经过敏而要聚众闹事?王文称史进的父亲说史进“不务正业，专爱使枪棒”进而断定史进非农民，事实上我们不能如此简单地认识农民这个阶层。我们认为:凡从事农收生产，以农收生产获得收益的群体阶层，应该说都是农民。只不过农民生活也有较富裕农户和极度贫穷的雇佣农民而己。史进的家庭虽然是当时农村的封建大地主，占有农收生产资料——土地，是靠农收收益获得生存资本的。史进后来因人告密，被迫占山为王，当了“草寇”，但他作为农村农民这个阶层利的维护者的地位并没有变。中国革命队伍中，有些同志并不是工农出身，但他经过革命洗礼，己经成为工农利益的代表者。 再说，梁山英雄并非就专指几个头目，它是一个集体的称谓，指参与起义的大多数人。作为加工后的文学作品，主要是通过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来反映社会现实和主题的。不能因为某些头目出身和起义前的地位不是农民就断定梁山聚义不是“农民起义”;进而断定他们非“英雄义举”。 从统治者对待农民起义及其对待主要人物的歧视态度来看，亦可看出梁山起义的人们系“农民起义”和“农民英雄”。北宋各层统治者均把梁山农民聚众造反藐称为“山林草寇”。而在当时封建专制下谁最有可能组成这样的群体?当然是绝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由此可见，梁山起义不是农民，难道是官军造反?就以头目宋江而论，宋三番五次不肯上梁山“落草”，不就是嫌弃“梁山好汉”们的地位低下，怕入伙有辱其封建家族的门面吗?连宋江这样的县衙官府小吏都很瞧不起梁山的义举，把梁山起义者们看得很轻，能说这些人不是农民或是由农民失收者组成?由此可知，“梁山好汉”们完全是因为当时封建专制的腐朽反动搞得农民或其他无路可走的失收流民高举义旗造反的结果。这些自发起义奋起反抗的被压迫者们不称“英雄”，又该称什么呢？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