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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问题，笔者曾在《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兼说嘉靖本非最早刻本亦非罗贯中原作》(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中指出，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不是最早刻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明书林黄正甫刊本才是今见《三国演义》各诸本中的最早刊本。最近，拜读徐朔方先生的《论〈三国演义〉的成书》一文(见徐朔方《小说考信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0月版)，徐先生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问题作考证，其结论是:嘉靖本早于其他各本，其他各本都出于嘉靖本。”在该文的《附记》中，又用了不小的篇幅对拙文提出质疑。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再补充一些证据，以见嘉靖壬午本与黄正甫刊本所出之先后，求教于徐朔方先生及学界方家。 一 明清两代，由于《三国演义》深受读者欢迎，致使各书坊竞相刊刻，今所知见的刊本尚有30多种。因此确定这些版本刊刻的先后就成为我们认识该书的形成的时间、作者乃至其思想性、艺术性的关键。徐先生是在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万历年间“闽建书林郑少垣梓”的联辉堂刻本(简称郑本)对勘之后得出“嘉靖本早于其他各本，其他各本都出于嘉靖本”这一结论的。其实，早在70余年前郑振铎先生就已经提出这个观点来了，郑振铎先生在他1931年所作的《罗贯中及其著作》(《青年界》一卷一期，1931年1月)就曾说过:《三国志通俗演义》“是被后人修改得最少的一部，……近来古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发现，不止一本，其面目大都无甚异同，可证其为罗氏原作无疑。”他得出这个结论，也是在拿万历诸本(包括郑本)以及二李本与嘉靖本对勘后得出的。他认为万历诸本以及二李本，回目皆同，惟分段有所不同而已，在文字上，万历诸本与这个本子(指嘉靖本——笔者)无大差异。”嘉靖本《〈三国志演义〉的发现》)这一观点，后来又自接写进他的插图本《三国文学史》中。“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原本”这一说法几成定论，为后来的大多数论者所遵依。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间，学界曾一度形成了一个讨论《三国演义》的热潮，有不少论文发表，并出版了董每戡的《三国演义试论》，孙昌熙的《怎样阅读<三国演义>》和鲁地的《三国演义论集》三本专著，但这一时期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作者和版本源流的研究却并没有多少进展。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其出版说明中，又进一步加固了郑振铎先生的观点，不仅定此书为罗贯中作，并据该书卷首庸愚子蒋大器的序文，推测说“嘉靖本可能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刻本”。这一说法又进一步加固了郑振铎先生的观点。 与此同时，海外学人也在对这一问题作深入地探讨。1976年，寓居澳洲的柳存仁先生撰成《罗贯中讲史小说的真伪性质》一文，对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万历以后诸刻本《三国志传》的关系，先从诸本标名、署题及版刻情况等方面作了分析，又以今藏于英国博物院的乔山堂梓行《新锓全像通俗演义三国志传》与普通坊本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并同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了文字方面的对勘，尔后得出结论，认为“《三国志传》之古朴，似仍可代表罗贯中生存时期说部之文字风格。”而“此类《三国志传》之刻本，今日所得见者虽为万历、甚至天启年间所刊刻，时间固远在嘉靖壬午《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然其所根据之本(不论其祖本为一种或多种)，固有可能在嘉靖壬午以前。易言之，则目前为吾人所见之数种《三国志传》其所保存《三国》小说之旧有形象，实当更在嘉靖本以前无疑。”(见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台湾香港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柳氏是对版本考据极有功力的学者一，所以他的这番考校所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很有说服力的。但大抵是因为彼时国门尚俄未打开，他对于国内所藏《三国演义》诸版本，未能亲见，故对这一问题未能作出更具体确切的结论。关于版本，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志传》本有可能早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而存在，但都没有可靠的证据来产生什么反响，兹不赘述。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