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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中的蜀国承相诸葛亮足智多谋、神鬼莫测。他能预卜吉凶、呼风唤雨，鲁迅说他半人半神而“近于妖”。其实诸葛亮能有这些本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通晓天文，精于观星占验，也就是占星术。占星术又称星占或星占学，占星术作为古代的一种独特文化信仰，它源起于原始宗教活动，其所反映的天人关系，形成了古天文学的宗教人文内容，并对传统文化和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星象占验涉及到对天的看法。古人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认为天是最高的神，是宇宙万物的主牢，并按照人间社会来描绘天界，然后又倒转过来，认为人间社会只是天上这个神灵世界的投影。天上星象跟地上人事一一对应，地上有什么人和事.天界便有相应的星座.人间社会随天上的变化而变化。“国命系于众星，列宿(星的位次)吉凶，国有祸福;众星推移，人有盛衰。”①天文与人文相结合，形成了“天人感应”思想或原始“天命观”。根据这种感应，人们就可以通过天文观测以预知人间祸福。《易经·象传》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在“天人感应”思想指导下，历代统治者极其重视对天象的观测占验，并据以作为统治阶级制定军事政治决策和判定国运盛衰、人事吉凶的重要依据，从而形成了占星术迷信。 《三国演义》中对星象占验的描写特别丰富，诸如荆州牧刘表、曹操、关云长、张飞、诸葛亮、刘备等人的死都有天象显示;在政治军事决策方面，如刘备称帝、蜀吴联盟、诸葛亮设坛借东风火烧赤壁、蜀国北伐中原等等，几乎都附会天象占验为依据。 以诸葛亮“禳星”为例。诸葛亮在五丈原扶病观天文，惊恐万状，谓姜维曰:“吾见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隐，相辅列耀，其光昏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如图)远在成都执掌司天台的谯周亦奏称:“巨昨夜仰观天文，见一星，赤色，光芒有角(指星体的亮度变化)，自东北落于西南，主丞相有大凶之事。”（《三国演义》第106回)不久，司马懿“夜观天文，见一大星，赤色，光芒有角，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坠于蜀营内，下投再起，隐隐有声。懿惊喜曰:孔明死矣!”(第104回)此前，诸葛亮为了扭转天象，借用“禳星”之术，设坛祈祭北斗以延长人寿。他披发仗剑，步罡踏斗，压镇将星，俯伏待旦，经历六昼夜而主灯光亮不灭，故有“下投再起”之兆。谁知最后第七夜魏延闯入，将主灯扑灭。诸葛亮弃剑而叹曰:“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第103回) 占星术反映了古人对天、地、人关系的非科学认识，其哲学思想基础是宗教唯心主义天命观。“天人感应”思想萌芽于先秦时期，至西汉时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糅合儒家纲常理论，还吸取了天文观测的某些科学成果，进一步将天人关系发展成为庞大而系统的思想系统，即“宁宙系统论”。它包括星体命名、星官体系和分野学说，从而奠认了占星术的理论基础。 星体命名和星区体系的构建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早期星体命名直接反映农牧社会的生产生活情况，并与古文字的象形有关，如牛郎、织女、箕(簸箕)、斗(盛洒器具)、奎(大猪)、娄(牧畜之苑)、毕(猎具，带网的叉子)、张(逮鸟之网)、翼(鸟翼)、轸((鸟尾)等。有的命名出于古人想像和传说，如东方苍龙的角、亢(龙颈)、氏(龙足)、房(龙腹)、心、尾等星宿，各以龙的一体命名，组合起来，东首西尾，如龙之腾跃于空。自阶级社会出现以后，星名中逐渐出现了帝、太子、后妃(勾陈)、将相等名称;并出现了离宫、大理、天牢、天原、天厩、天苑、华盖等国家机构、建筑、庄园、器用等星名。房宿四星如马状列而称天驷（马）;又以其星体明亮，便于作中星观象授时，为古人所重视，星占家附会称:“房心为明堂，天王布政之宫。”②北斗七星位于北极中央天区，以其斗柄机运旋转授时功能而被附会为天帝的御驾:天帝乘北斗运筹于中央，统驭四方、阴阳、四时、五行，成为“七政之枢机，阴阳之元本”。③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