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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瓶儿是《金瓶梅》中重笔刻划的女性形象之一。西门庆共有妻妾六人，李瓶儿是最后娶来的，故为“六娘”。她与五娘潘金莲一样原是有夫之妇，先与西门庆通奸，后被迎娶，但她的身世却与潘金莲迥然不同。李瓶儿原是大名府梁中书的小妾，后为御前班直花太监的侄媳，并随任到过广南，手中广有金银，还有西洋珠宝，显系贵族妇人。这标志着她所受的教养、见过的世面，不仅是市井贫民出身的潘金莲无法比拟的，就是千户之女、大娘吴月娘和富商遗孀、三娘孟玉楼也望尘莫及。因此，她的思想性格必然打上贵族阶级的烙印。在《金瓶梅》人物画廊中，李瓶儿独以犹存贵族风范的富豪宠妾的姿态站立在读者面前。 以往的一些评论都指出李瓶儿再嫁西门庆前后的性格矛盾间题，如社科院文研所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评论说:“李瓶儿对待花子虚和蒋竹山是凶悍而狠毒的，但是在做了西门庆的第六妾之后却变得善良和懦弱起来，性格前后判若两人，而又丝毫看不出来她的性格发展变化的轨迹。”其实，只要从全书描绘的社会环境出发略作分析，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什么性格矛盾，而是人物为适应变化了的生活环境所产生的性格的变化，而这种性格变化又是有明显的轨迹可寻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李瓶儿再嫁后性格的确有所变化，这正是环境创造人的结果。读者一定对李瓶儿再嫁时的情景有深刻的印象。西门庆因愤其招赘蒋竹山故意冷落她，三天不入洞房。闻其自尽，不但不劝，反而抽了她一顿马鞭。李瓶儿“想起蒋竹山说的话来，说西门庆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思量我那世里晦气，今日大睁着眼又撞人火坑里来了。;(《金瓶梅》第十九回)可以想见，这进门的见面礼会对李瓶儿产生怎样强烈的震动和影响，耳闻不如目睹，目睹还不及身受。李瓶儿再嫁之初就被迫认识到:时过境迁，以往贵族主妇式的生活永远结束了。面前这位新夫西门庆，不是听凭喝骂的花子虚，更不是寄食门下，随自己任意摆布的蒋竹山，而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本性凶残歹毒的人。从此以后自己必须收情敛性，谦卑恭顺。可以说，这一顿马鞭是李瓶儿性格变化的契机。继之不久，李瓶儿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所处环境之险恶。西门庆共有一妻五妾，自己位居人后。尽管堂堂正妻吴月娘还算和气慈善，但五娘潘金莲的尖酸刻毒实在令她畏惧。况且西门府中几乎所有的大丫环与有头脸的家人媳妇都和西门庆有私，因此自己不仅在妻妾群里必须做小伏低，忍让顺从，就是在这些半奴半主的人们面前也不得不谨慎行事，多赔小心。常言道:“在人矮槽下，怎敢不低头”，就是这个道理。我以为，这就是李瓶儿再嫁后的真实心理状态，也是她性格前后判若两人的根本原因二关于性格和环境的关系问题，焦菊隐同志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人物性格要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它的外貌。性格的‘种子’，只在最有关键性的矛盾契机当头，才会集中突出地表现出来。在甲环境中，人物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也许不是‘种子’，而是性格的第二面。在乙环境中，也许是他性格的第三面最为突出，而第二面又退居次要地位或全部隐蔽。要写多面的、有发展的性格，作家的构思里就要出现多样的生活环境。”(见《焦菊隐戏剧论文集》)正因为《金瓶梅》的作者给李瓶儿安排了两种不同的生活环境，才使其性格有了明显的发展变化，由此显示出较多的层次和不同的方面。 其实，李瓶儿和恭顺忍让与藩金莲的妒忌泼悍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争取并且巩固自己在这个妻妾成群的家庭中的荣宠地位。这是封建时代妇女悲剧命运的具体体现，是在封建的男尊女卑观念支配下的不平等的家庭环境中产生的必然现象。中国封建社会虽然在礼法上规定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事实上却实行允许娶妾的一夫多妻制。在由男性支配的封建宗法社会里女子只有依附于男性才能生存下去，她们一生最高的标准就是嫁人。这种人为的女子对于男子的极强的依附性，造成了女子对于失宠的极端恐惧心理。一旦丈夫再娶，必然心生妒忌，便凭仗着踞于妾之上的妻的地位，泼悍地虐待后来者。娶妾愈多，妻妾间的争斗也就愈加激烈持久。这是女性间的自相摧残，丝毫不能触及罪恶的封建宗法制度及其迫害妇女的纲常礼教。她们妒忌，“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可怜的反抗，，’(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她们争宠，只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然而，妒忌和争宠向极端发展，便引导女性走向邪恶、堕落和毁灭。妻妾纷争是为了固宠。所谓固宠，也只能是想方设法把男子笼络住，自己供其淫乐而已。因为，在西门家宅中，男女之间除了禽兽般赤裸裸的肉欲关系，找不出真正的情感、真正的性爱。明中叶以后，黑暗、腐朽、堕落的社会环境造就了《金瓶梅》中所表现的这些可鄙、可悲又可怜的女性，读之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