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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中表现了浓重的天命鬼魂及轮回报应观念。这种观念既关涉到作品的思想主题，又影响着作品的艺术构思和艺术描写，这种观念与中国传统的文化特别是儒佛道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有必要加以深入探讨。 一、关于《金瓶梅》的天命观 天命观念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早在殷商时代，我们的先人就有了天命信仰，至周代已形成了初步的“天命观”的神学理论。《泰誓上》云:“天佑下命，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子曷敢有越厥志”就表现了上帝主宰人事，人不能违抗人命的思想。 西汉初年随着祀神求仙风气的流行，董仲舒便创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学理论。他将自然的“人”赋以政治和道德的属性。使之人格化。把“人”说成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局主宰，奉“人”为“百神之大君”(《春秋繁露·郊义》)。他认为凡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节序的更替，以及人类社会的兴衰治乱，个人的生死祸福，均是由“天”这个“大君”的意志来决定的。他认为是人创造了人类“人之为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为人者人》)。因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感应的关系，他运用“天人感应”的观点和“天人比附”的手法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相互比附，混为一谈，认为社会的君权的建立，封建伦理“三纲五常”的形成，以及自然灾异的变化等均是由“天”决定的，是“天意”或“天命”的安排。认为君主受命于人，故其能体察人意，并代表“天”来行使“天命”，君主是“承天意以从事”(《汉书·董仲舒传》)，当君主的作为符合天意时，天会降符瑞以示褒奖:如果君主的表现违反了天意，人就会降下灾异以示警告，屡告不改的君主就要受到天的惩罚。这样董仲舒就在“天人感应”观念基础上发明了天神“灾异谴告”之说。董仲舒的这种天命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成为后来宗天神学的重要来源。 东汉以来逐渐形成发展的道教“杂而多端”，综合汲取道家、儒家、墨家以及神仙家的思想，也有了一套天命观念。道教所谓的“天”是指玉霄之上的神仙世界，其中有天庭，天庭中有“天君”（或称上皇、虚皇)和臣僚、使役等，是一个凌驾于人间土国之上的庞大的权力机构。这个“天”有人格化的神在统治着，具有无限的权力，是宇宙的主宰。自然界的各种现象都是天神意志的表现，因为“天人一体”(《太平经》)，相互感应，所以各种吉利祥瑞或灾怪变异都是“天”受感应后对人世奖惩的表现。道教认为人神具有极大的威力，其意旨神圣不可违背，人类只能顺应天命，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天可顺不可逆”，“逆之令人衰，失人心意亡矣”“天威一发，不可禁也获罪于人，令人妖死”(《太平经》)。天时时照察人间，视其是非过失而给以相应的预示或警告，“天之照人，与镜无异”，“五星察其过失”(《太平经》)。很明显，道教汲取了董仲舒的“天人一也”及“天人感应”的天命观念，并把“天”进一步人格化、社会化、神化，形成了道教的主宰人间和宇宙的神权机构。“天”在道教教义中成为神的王国，成为神权的体现者。 …… 点击附件浏览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