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性 亚理斯多德说，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某种优良品质的缺乏。毕达哥拉斯也认为，世上善的法则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而恶的法则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所以叔本华告诉我们：女性是第二性的，第二性即女人在任何方面都次于男性，若对她们表示崇敬是极端荒谬的。 作为一个智性女人，弗吉妮亚·伍尔夫当然不愿意接受这种第二性的地位，尤其厌恶她母亲所扮演的“房中天使”一类的女性，羞怯、纯洁、优雅，这一直困扰着她的创作，让她懊恼愤怒，但她自己总是不知不觉又扮演着“房中天使”的角色。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这样描述同时代的女性：“她对婚姻的顾虑影响着她的言语、思想和行为。”这种女性甘愿做第二性，并把对抗看作是愚蠢的错误，这是一群被父权规范所造就出的女性。波伏娃发现男人所谓的“女性气质”是轻浮、幼稚、软弱和无责任感，会烹饪、缝纫和持家，以及懂得怎样保养容貌，怎样显得端庄，这其实和伍尔夫所言的“房中天使”并无二致。而相反的气质，譬如过分的有胆量，过分有文化知识，过分有个性，或者过分聪明都会把男人吓跑。 波伏娃的《名士风流》中的安娜，虽不是典型的“房中天使”，却也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女性，她是一位出色的精神分析大夫，一直在职业和家庭的正常轨道上习惯地运行。她比较少自我意识和冒险性，主要是在丈夫的活动框架内工作。不过在战后时期，安娜身上产生了与原来完全反向的自我个性的觉醒，婚外情几乎使她滑出原来的生活轨道与心理轨道。而另一个既无事业又无独立经济能力的恋爱中的女人波尔，最终还是囿于传统把整个生活献给了爱情，她在否定他人自由的同时，也使得自己失去了重心，最终导致精神崩溃。在波伏娃那里，想要自己自由也就是想要他人自由，自由也意味着令人畏惧的责任，逃避自由也是在逃避一种责任。 “雌雄同体” 人类的大脑同时具有男女两性的性格特征，“双性同体”既是两性关系的理想状态，也是作家创作的最佳状态。两性之间理应互相包容、互相尊重，从而消弭性别对立，走向自由、平等。在心理学上，雌雄同体指同一个体既有明显的男性人格特征，又具有明显的女性人格特征。“雌雄同体”这一概念由柏拉图首先提出，伍尔夫将它提升为理论。《奥兰多》其实是伍尔夫关于女性写作的一种奇幻思考，其中也不乏她个人的生活体验，是她对雌雄同体理论的最好诠释。奥兰多的原型，是伍尔芙的好友维塔·萨克维尔·威斯特，她出生于名门望族，是个诗人，美丽优雅风流大胆，是当时有名的“女同性恋者”。她曾为继承权卷入官司，因非男嗣而败诉。这给了作家无限的遐想，于是一个跨越时间、跨越空间和跨越性别的人物——奥兰多便诞生了。作家安排“同一个人”来体验男人和女人的两种人生,结果所遭遇的命运却大相径庭,小说借此嘲讽父权社会对两性角色的荒谬认定。奥兰多集男性和女性的优点于一身,同时也兼有两性各自的弱点。伍尔夫认为,由于男性和女性都具有“可悲的缺陷”,所以无论是以男人的视角还是以女人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都是不完整的,为此必须超越单一性别的界限,结合两性之长,才能对世界进行完整正确的概括。 在17、18世纪的欧洲，女作家被当作疯子和怪物。即使到了19世纪，妇女也很少有时间、更得不到鼓励去写作，所以写作最终变成了很多智性女人反抗暴政追求自由的一种方式。伍尔夫的“雌雄同体”理论意义在于，它表达了作家内心深处期盼着男女两性的和谐统一，这有一定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依据。波伏娃也认为，“和谐这个概念是女性世界的关键之一；它意味着一种固定的完美”。就两性的合作无间和女性争取自由的生存和精神空间这两方面来说，莱辛即便不是一脉相承于伍尔夫，但她们的相似之处也是有迹可寻。《一封未投递的情书》中女主角说的话与伍尔夫非常相似：“我是艺术家，因此是男女同体。” 自由女性 《名士风流》里的纳丁娜是个极具叛逆个性的年轻女孩，她玩世不恭，对任何有价值的事物都采取嘲讽的态度，对任何有意义的事都拒不承认。纳丁娜对限制的有意冲撞，代表着她的抗议，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彻底自由了，这种反抗最终导致的是迷失与危机。《女客》中的伊丽莎白一直认为自己“坚强而自由”，这很让人怀疑。伊丽莎白逃避自由是通过女性的牺牲方式实现的，因为这对于她来说最容易接受。一场决裂，目的是使她自由和独立，最终却以一种像被遗弃的方式实现。《金色笔记》中的女性拥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因为没有束缚，表面看来“新女性”在职业、精神追求和两性关系上都同男性一样自由，她们可以成为习俗外的一员，但她们并没有从男人中“自由”出来，甚至也不想从男人中“自由”出来。因为她们对很多东西的态度太模棱两可，或者说非常矛盾，她们既厌倦家庭的束缚，又想享有家庭生活的幸福和谐；既想维护自己的精神自由，又害怕独自一人时孤寂和凄惶，所以没有纯粹的绝对的“自由”。我们可以看到小说中安娜和摩莉的言论焦点大多集中在对男性的忠诚，包括对婚姻家庭生活的渴望之上，她们在很多地方的言行，包括对男人的判断也似乎自相矛盾，一方面很轻视不合她们标准和趣味的男人，另一方面又不断参加交友聚会。摆脱了传统、家庭、保守势力和开明男人的压力，女人是否就一定能独立自由呢？《金色笔记》的结论是否定的，答案的寻求还是要回归女性自身。 我想，“自由女性”之所以感觉痛苦，一个原因即在于她们的内心感觉不到自由的全部快乐，所有极力要摆脱的束缚也是她们维系安全的纽带。在莱辛笔下，自由和囚禁的对立状态在女性的经历和体验中变得互相依附，女性自由之中往往包含无形的束缚，这既形成了女性自由的悖论，又是女性获得完整身心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这种束缚可能来自男性，也可能来自社会因素，也可能是女性自身。两性之间和谐状态的达到是女性真正获得身心自由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个体与社会的和谐也很关键。 不仅在心理层面，现实中自由之于女性也存在着某种虚拟性。爱和自由是人类的两大精神需求，但是女性往往把依附于男性的所谓爱情跟自由混为一谈，活在虚幻的幸福中，或者在社会的道德禁锢中与自由失之交臂，或者以极端的性解放陷入女性自由的另一个误区。社会地位的相对弱势，使得女性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在心理上和感情上依附于男性，也不得不按照男性的眼光来塑造自己。 西方知识女性的精神求索虽艰辛也很有历史传统，早在启蒙时期一些自由主义女性就赞同这样一些基本信条如：信仰理性；坚信女性拥有和男人一样的灵魂和理智；相信教育是影响社会变迁乃至改造社会最有效的手段；认为每个人都是孤立的个体，他独自寻找真理，他的尊严取决于这种独立性；赞同天赋人权之说。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醒过人们，男女之间会永远存在某些差别，在平等中求差别的生存是可以实现的。在两性和谐的基础上，女性要获得独立自由，首先要有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人生目标的确立以及自我生命意义的追求。所以，可以说自我追求是支撑一个人跨越性别文化差异的支点。艺术和文学在很多时候便可以成为这样的支点，“艺术、文学和哲学，是试图以人的自由，以创作者个人的自由，去重建这个世界”。 原载：《文艺报》2009-03-0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