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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中国现当代文学究竟是不是垃圾，我就寻思，怎么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就没有人敢说某某国家的文学也是垃圾呢？ ●在我们的语境中编写外国文学史时，所谓“经典”的取舍，光听洋人说是不能算数的；与其编译外国人的本国文学研究成果，不如多多考虑中国读者的接受问题，站在中国读者的立场上梳理外国文学作品，重点关注那些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作品的价值，以及它们在中国的影响。 张伟劼:青年学者，现任教于南京大学外语系。 一番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尖锐批评，经由媒体加油添醋，变成了“中国文学垃圾论”，这让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愈加名声大噪。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去年已隆重上市。在购买此书的读者中，我想有很多人是一门心思要看看顾老师是怎样把中国文学说成“垃圾”的吧。 不管中国现当代文学究竟是不是垃圾，我就寻思，怎么我国的外国文学界就没有人敢说某某国家的文学也是垃圾呢？按说现在市面上由国人编写的外国文学研究论著已多如牛毛，不管是最笼统的西方文学史，还是细到某国某个阶段某文学体裁的历史，皆不乏其书，可有多少著作是抱着独立批评的态度的？ 史书大体上有两种写法，一种是科学家式的，板着理性的面孔逐一道来，另一种是诗人式的，用直觉的、审美的眼光描述历史。具化到文学史，则有教科书式的、注重资料的完备与平衡的写法，和个体创作式的、力求创新、显示个人独特眼光的写法。这样的划分您要是同意，则顾彬先生当属后一种，而今日所见中国人撰写的外国文学史，多为前一种。 我无意于贬低教科书式的外国文学史著作的价值。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界为介绍优秀的异域作品、促进国人心态的开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若是没有几代学者的辛勤劳作，我们对外国文学发展脉络的认识还只能局限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条条框框里，而不知象征主义或意识流为何物。我们需要这种系统全面的引进工作。 可到了今天，当我们处在全球化语境之中的时候，当国人已经能用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外国文学史的写作是不是该更进一步了？ 在今天这样一个“知之为知之，不知google之”的时代，信息资源的极大丰富大大方便了外国文学史的编撰。写一本某某国文学史有何难？不就是找几本外国教材再到网上搜点最新资料剪切拼凑一下吗？当然，这是不负责任的写法。负责任的会找上几十本乃至上百本书作参考，并且找机会去国外搜集材料。但无论资料收集得有多完备，史上研究成果介绍得有多全面，若是没有自己独到的立场、方法论和观点，这样的写作还不能说做了重大突破。须知用中文写出来的外国文学史，主要是拿给中国读者看的，而在靠着出专著搏职称的诸多学者中，有多少人真正考虑了我国文学爱好者的欣赏趣味呢？ 文学史上不乏“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很多在本国卖不动的文学作品，给介绍到其他国家竟大放异彩，反之亦然。这与文化差异、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因素都有着微妙的联系。比如《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地位，是法国的文学批评家无法想象的。而西班牙人奉为经典名著的十九世纪大文豪加尔多斯的写实主义系列小说，却摆在南京街头专卖打折旧书的小店里填塞书架。由此可见，在我们的语境中编写外国文学史时，所谓“经典”的取舍，光听洋人说是不能算数的；与其编译外国人的本国文学研究成果，不如多多考虑中国读者的接受问题，站在中国读者的立场上梳理外国文学作品，重点关注那些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作品的价值，以及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我们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也让我们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史。 更进一步说，我们应当有足够的自信，站在和他者的文化进行对话的角度上来写中国人的外国文学史。我们完全可以用独具中国特色的审美眼光，来看外国的文学史，提出原创性的观点，这不仅有益于我们的文化建设，也一定会是“老外”们乐见其成的事情——在这个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时代，每一个民族都对自身形象在另一种文化中的投射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这种投射、这种由他者的文化所作的解读反过来也丰富了自身的价值。无论是歌德、哈姆雷特还是李白、孙行者，这些大文豪、这些文学形象的意义都早已超越了一国的界限，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进行“不断的延异和播撒”(德里达语)，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数千年的文化交流史表明，虽有语言的隔阂，不同民族的心灵终究是可以相通的。当我们能真正抬起头、挺起胸来观照外国文学的时候，我们也就更自然地融入了世界。 可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了站在文化交流的角度上编写的外国文学史著作的出现。为避软广告之嫌，这里我就不列举它们的标题了，只是希望在用汉语写的外国文学史著作里，除了教科书式的宝典之外，还能再多一些具有个性和创新精神的好书。不论对于中国读者还是国外的文学界，这都是值得期待的。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04-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