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年前(1987年),我写过一篇《〈金瓶梅〉作者诸说分析》的文章,收在由我主编的《金瓶梅作者之谜》(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一书中,当时被认为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人数已逾三十。到现在,据说被认为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人数已逾七十。我的文章印出之后的这十二年中,不断有友人将其关于《金瓶梅》作者考证的专著、论文惠赠予我,客气地或礼节性地让我谈点意见;也时而有友人来信问及《金瓶梅》作者考证的进展情况,我对作者考证的新见解等。现将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我对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的看法、我认识到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与途径等作一简要叙述,算作我对这些友人的公开回复,也借此向这些友人与海内外的专家学者请教。而这对于关心《金瓶梅》作者考证的读者,或正在进行《金瓶梅》作者考证的同行,或许是有益的。 一、 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的回顾正如我在《〈金瓶梅》作者诸说分析》一文中所说,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明代人多传闻之语,清代人多推测之词。《金瓶梅》作者的认真考证是本世纪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的事。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中的若干禁区开始被打破了。1979年,《社会科学战线》杂志在第2、3、4期连续刊载了朱星先生关于《金瓶梅》考证的三篇文章,其中第二篇文章的题目就是《〈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1980年10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朱星先生的《金瓶梅考证》一书。 1979年第5期《复旦大学学报》刊载了黄霖先生的《〈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与朱星先生商榷》。1980年第4期《徐州师范学报》刊载了张远芬先生的《新发现的〈金瓶梅〉研究资料初探———兼与朱星先生商榷》。1982年第3期《徐州师院学报》又刊载了张远芬先生的《〈金瓶梅〉作者新证》,并于1984年1月由齐鲁书社出版了他的《金瓶梅新证》一书,考证《金瓶梅》作者是山东省峄县的贾三近。1983年第3期《复旦大学学报》刊载了黄霖先生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是浙江宁波(鄞县)的屠隆。人们很快就对《金瓶梅》作者贾三近说、屠隆说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与此同时,关于《金瓶梅》作者的新说不断涌现。《金瓶梅》作者考证的序幕拉开了。而与考证作者的同时,人们也对《金瓶梅》的成书年代、版本、思想、人物、艺术等等101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金瓶梅》研究的热潮兴起了。到了1987年,也就是我写《〈金瓶梅〉作者诸说分析》的时候,被认为可能是《金瓶梅》作者的人数已逾三十。这三十多位《金瓶梅》作者候选人包括明、清时代人传闻、推测的作者在内,真正做过比较认真的考证的有姓名可考的主要有王世贞、李开先、贾三近、屠隆、汤显祖、梅国桢门客、李先芳、谢榛、刘守(刘九)等人。 王世贞说:关于王世贞作《金瓶梅》的传说很早,崇信者很多,只是本世纪三十年代吴晗先生提出了较为有力的质疑。迨七十年代末,如上所述,朱星先生又加以论证,而周钧韬先生又进一步加以阐发①。李开先说:最早由吴晓铃先生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编撰的《中国文学史》的注释中提出,而卜键先生有《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一书②。贾三近说:如上所述,由黄霖先生提出,后来又作过续考;台湾的魏子云先生,特别是宁波师范学院的郑闰先生,用力甚勤。汤显祖说:由美国学者芮晓卫先生提出,有《汤显祖作〈金瓶梅〉考》③。杨国桢说:由美国学者马泰来先生提出④。李先芳说:由叶桂桐、闫增山提出,见其所著《李先芳与〈金瓶梅〉》⑤。谢棒说:由王莹、王连洲兄弟提出⑥。刘守说:由戴鸿森先生提出⑦。自我的《〈金瓶梅〉作者诸说分析》刊印以后,即1989年以来,除对上述诸说中提出的一些作者,有人又不断提出新的材料加以补充外,又不断有新的《金瓶梅》作者人选被提出来,这其中有专著、论文刊发且影响较大的,据笔者所知,主要有《金瓶梅》作者王稚登说、冯梦龙说、贾梦龙说、丁惟宁说。王稚登说:由鲁歌、马征提出。二位有《〈金瓶梅〉作者王稚登考》⑧,内中开列了王稚登作《金瓶梅》的十三条论据,如“王稚登最先有《金瓶梅》抄本,而且是有抄本者之中唯一具有作者资格的人”;“王稚登是古称‘兰陵’的武进人”,“世传《金瓶梅》系‘嘉靖间大名士’、‘世庙时一巨公’所作”,“这也合于王稚登的身份”等等。 冯梦龙说:关于冯梦龙作《金瓶梅》的说法提出得较早,而且有多人有所阐述,我所以把这一说法放在这里加以叙述,是因为1989年以后,我又见到了更为认真地对此说加以论述的一文、一书,这就是台湾朱传誉先生的《明清传播媒介研究———以金瓶梅为例》⑨一文,陈昌恒先生的《冯梦龙 金瓶梅 张竹坡》一书⑩。 贾梦龙说:由许志强先生提出○11,认为山东峄县人贾梦龙具备写作《金瓶梅》的条件。丁惟宁说:由张清吉先生提出○12,认为《金瓶梅》作者应是山东诸城人,而丁耀亢的父亲丁惟宁具有写作《金瓶梅》的条件。 以上就是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的大体情况。 二、 正确评价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是由朱星先生开始的,考证的思路或思维方式也是由朱星先生确定的。 朱星先生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一文中,依据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的那段话,总结了《金瓶梅》作者所必须具备的一些条件(特别是“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依此来断定谁具备这些条件,然后进行考证。 尽管二十年来进行《金瓶梅》作者考证的学者由于各自的学养、经历、资料条件、治学方法等等很不相同,因此在具体的考证过程中,情况也不尽一致,但从大部分学者的实际操作结果来看,实在并未真正超越朱星先生所确定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仍然有点先入为主的意思,颇有点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嫌疑。而且在具体的《金瓶梅》作者考证中,出现了下列一些情况: 1.在考证之前所确定的那些《金瓶梅》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有些其实是需要进一步论证其是否可靠的,比如所谓“嘉靖间大名士”等。2.在材料使用时不仅时有“硬伤”,而且颇多牵强附会之处。3.有的研究者甚至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自说自话”。4.有的研究者所据材料并不充分,却遽下肯定性结论,不留退路,言之凿凿,不可更易。5.结果,被论定为《金瓶梅》作者的队伍越来越长。 因此种种,人们便对《金瓶梅》作者考证颇为怀疑,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有人甚至对这种考证一概加以否定。 我以为人们对于《金瓶梅》作者考证的这种反102映,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作为《金瓶梅》作者考证的学者,应该借此认真总结自己考证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尽量减少“硬伤”,少一点牵强附会,既要敢于坚持真理,又要勇于修正错误,要敢于不断地超越自己,使自己不断进步,不要老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当然,我也不赞成那种对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一概否定的看法,实事求是他说,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还是很有成绩的,这我们只要看一看现在人们对于《金瓶梅》作者的认识较之二十年前有了多大的进步,就很清楚了。尽管在《金瓶梅》作者考证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成绩不可抹杀。我认为《金瓶梅》作者考证如上所述,开启了《金瓶梅》研究的热潮,带动或促进了与作者研究直接有关的一些基础研究,比如关于《金瓶梅》的成书年代、版本、方言、习俗等等的研究。《金瓶梅》作者考证所作出的贡献已经超越了作者研究的范围。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新的《金瓶梅》作者候选人的提出,都为《金瓶梅》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因为每一个新的作者的提出,考证者都要开列出一些“内证”与“外证”。这些作者候选人的确可能与《金瓶梅》的实际作者相去甚远,你可以不承认考证者的结论,但不应该拒绝接受考证者所提供的新的资料。比如,我在一开始将王莹、王连洲兄弟的关于《金瓶梅》作者为谢榛的论文收入我所主编的《金瓶梅作者之谜》一书中的时候,就不认为谢榛是《金瓶梅》的作者,我认为谢榛可能死于万历七年,《金瓶梅》中的谢榛去世以后的事情,但我以为王莹兄弟关于《金瓶梅》中的临清地名考证,对于《金瓶梅》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因此我还是要将其论文收入书中。其他《金瓶梅》新作者的考证也大体如此,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不仅如此,而且我以为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虽然离考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还相去甚远,但应该承认我们对于《金瓶梅》的作者的真面目的认识是越来越清楚了。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使我们对于哪些是《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对于这些重要线索应该如何看待,都比二十年前更加清楚了。这对于我们今后的《金瓶梅》作者考证,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 《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经过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的实践,我以为以下线索对于《金瓶梅》作者考证,似乎更为重要,现逐一加以简要的介绍。 1.沈德符沈德符不仅拥有《金瓶梅》全抄本,是《金瓶梅》初刊本付刊过程的知情人,而且也应该是《金瓶梅》作者的知情人,他跟当时很多与《金瓶梅》有关系的人都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他的确是《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人物。他在《万历野获编》中的关于《金瓶梅》的那段话,是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考证中无人不予注意的,它引导着、范围着、也限制着《金瓶梅》的作者考证。(对于沈德符的这段话在《金瓶梅》作者考证中的功过,我下边还要谈到。) 2.冯梦龙我认为冯梦龙写作《金瓶梅》的可能性很小,但他却有可能是初刊本《金瓶梅》的刻印人,有可能是将词话本《金瓶梅》改写为崇祯本《金瓶梅》的人。他在泰昌版《新平妖传》的序言中化名垄西张无咎评价《金瓶梅》说:“他知《玉娇丽》、《金瓶梅》,如慧婢作夫人,只会记日用帐簿,全不曾学得处分家政,效《水浒》而穷者也。”但在重印本《新平妖传》的序言中却化名楚黄张无咎评价《金瓶梅》说:“他如《玉娇丽》、《金瓶梅》,另辟幽蹊,曲终奏雅。然一方之言,一家之政,可谓奇书,无当巨览,其《水浒》之亚乎!”这种对于《金瓶梅》评价的前后矛盾,颇有点令人费解。当然,就是这种矛盾,也仍然是重要线索。 又,不少人以为所谓“东吴弄珠客”就是冯梦龙的化名。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条新的线索。通常我们所见到的东吴弄珠客的序言的末尾署名落款是“万历丁已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但已故的叶玉华先生在《王世贞撰写世情小说和明刻〈金瓶梅词话〉的差别》○13一文中,说东吴弄珠客序言末尾的署名落款是“万历丁已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之划一庐”,即多了“划一庐”三个字。叶玉华先生言之凿凿,而且对“划一庐”三个字加以考证,可见其必有所据,但不知其何所据也,可以再作调查。 3.袁无涯以往人们对于袁无涯与《金瓶梅》的关系不大重视,但据王利器先生在《〈金瓶梅〉成书新证》○14一文中考证,这个袁无涯跟《金瓶梅》关系十分密切。王利器先生引用了袁小修在《游居柿录》中万历四十二年(1614)甲寅七月二十三日以后写的一段话:袁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予病中草草视之。记万历壬辰103(1592)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钞写此书,逐字批点。……今日偶见此书,诸处与昔无大异,稍有增加耳。……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蠹俗乎! 又引用了袁小修当年九月初六日以后写的话:袁无涯作剧,觅予诗文入梓。 王利器先生以为袁无涯去见袁小修,目的有二:一是送自己刻印的《水浒传》给袁小修;二是想从袁小修那里借《金瓶梅》抄本,以便刻印。但袁小修不同意,未给他。于是袁无涯就又取道麻城,从刘承禧那里借到《金瓶梅》抄本刻印了。王利器先生以为兰陵笑笑生就是袁无涯。王利器先生的结论是否确当,人们自可讨论。但王利器先生所引用的上述袁小修的话,的确很值得深思。 又,据王利器先生说,《金瓶梅》中用的《水浒》原文是“天都外臣”本,这个本子是百回本,无田、王二传,但《金瓶梅词话》开头就大书特书“那四寇:山东宋江,淮西王庆,河北田虎,江南方腊”,这是因为袁无涯刻了一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全传》,因之,这回由他订补的《金瓶梅词话》,就顺水推舟地捎带一下而为《忠义水浒全传》张目耳。这是很值得人们深思的。 4.刘承禧刘承禧是收藏家,手中拥有《金瓶梅》全抄本,又与梅国桢有姻亲关系,而如上所述,梅国桢门客被认为有写作《金瓶梅》的可能,因此,刘承禧实在也是《金瓶梅》作者考证中的重要线索人物。 5.《新刻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山中一夕话》“三台山人”序、《遍地金》“哈哈道士”序现存明清文献中,已知的述及到“笑笑生”、“笑笑先生”的共有四处:除了《新刻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山中一夕话》“三台山人”序、《遍地金》“哈哈道士”序之外,还有一处,就是《花营锦阵》中。《花营锦阵》刊于1610年,是春宫画册,共有春宫画24幅,都配有曲词。其中第22幅画图所配的是一首《鱼游春水》词,署名“笑笑生”。24首词署了24个作者的名字:桃园主人、风月平章、秦楼客、南国学士、探春客、万花谷主、风流司马、忘机子、掌书仙、烟波钓叟、撷芳主人、醉月主人、五湖仙客、留香客、玉楼人、惜花人、方外司马、侠仙、醉仙、适适生、有情痴、笑笑生、花仙、司花史(吏)。很显然,这24个署名实际上是随意编造的。这也可以证之于刊于1606年的另一种春宫画册《风流艳畅图》,其中也有24幅春宫画图,也配有诗词,署名也是如此。因此这里的“笑笑生”这一名字对于《金瓶梅》作者考证用处不大,可以不去管它。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另外的三位“笑笑生”与“笑笑先生”的情况。《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匿,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哂而忘忧也。……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虽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绰有可观。 序末署名为: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山中一夕话》序:……春光明媚,偶游勾曲,遇笑笑先生于茅山之阳。班荆道故,因出一编,盖本李卓吾先生所辑《开卷一笑》,删其陈腐,补其清新,凡宇宙间可喜可笑之事,《齐谐》游戏之文,无不备载,颜曰《山中一夕话》。予见之不禁鹊喜。……世之论卓吾者,每谓《藏书》不藏,《焚书》不焚,徒灾梨枣,讵意《藏书》《焚书》之外,复有如许妙辑。予固知勾曲茅山为洞天福地,此中多异人,人多异书。不谓邂逅得此。此书行世,行看传诵海宇,脍灸尘寰,笑柄横生,谈锋日炽,时游乐国,黼黻太平,不为无补于世。……末尾署名为:三台山人题于欲静楼。《遍地金》序: ……《遍地金》者,为笑笑先生之奇文而名也。……笑笑先生胸罗万卷,笔无纤尘,纵横古今,椎凿乾坤,举凡缺陷世界,不104平之事,遗憾之情,发为奇文,登诸梨枣,传诵宇内,莫不作金石声。是先生之文,即大地之金也。《补天石》告成,继以是编,此《遍地金》之所由名耶。行看是书行世,纸贵洛阳,穷谷遐陬,无人不读先生之文,斯无地不睹先生之金。名曰《遍地金》,谁曰不宜?…… 末尾署名为:哈哈道士题于三台山之欲静楼。对上述引文稍作比较,我们不难看出,《山中一夕话》与《遍地金》的序言出于同一人之手,这不仅从其对笑笑先生的描述相似、用语的雷同中可以看出,而且从其末尾署名落款均在“欲静楼”这同一个地方,更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山中一夕话》、《遍地金》二书的序言中的“笑笑先生”与《新刻金瓶梅词话》“欣欣子”序中所形容的“兰陵笑笑生”也非常相似,而且《新刻金瓶梅词话》中引用了《山中一夕话》中的诗文。因此,《新刻金瓶梅词话》、《山中一夕话》、《遍地金》对于我们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线索。 当然,因为这三种书的刻印时间都没有真正弄清楚(对此,我下边还要论述),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材料时必须十分谨慎。 6.邱志充据谢肇浙《金瓶梅跋》记载:邱志充拥有《金瓶梅》抄本。又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邱志充手中还有《玉娇丽》一书,而《玉娇丽》也出于《金瓶梅》作者之手。因此,邱志充不失为《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 7.丁耀亢丁耀亢曾从拥有《金瓶梅》抄本的董其昌游,二人关系十分密切;丁耀亢与拥有《金瓶梅》抄本和《玉娇丽》抄本的邱志充之子邱石常不仅是同乡,而且情谊非常深厚;丁耀亢又是《续金瓶梅》的作者,因此他自然也是考证《金瓶梅》作者的极为重要的线索。 四、 《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途径与应当注意的问题 (一)从文学流播的角度来考证《金瓶梅》的作者八十年代中期,我在进行《金瓶梅》作者考证时,走的也基本上是朱星先生所设计的路子,不过也多少有些不同。我的想法是先确定出《金瓶梅》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再根据这些条件确定出《金瓶梅》作者的候选人,然后再在这些候选人中找出真正的作者。所以,当我与我的朋友闫增山在撰写《李先芳与〈金瓶梅〉》时,只是把李先芳作为一个《金瓶梅》作者的候选人,怀疑李先芳可能是《金瓶梅》的作者,因此,我们的书的名字不叫做《〈金瓶梅〉作者李先芳考》,而叫做《李先芳与〈金瓶梅〉》。 当《李先芳与〈金瓶梅〉》出版以及我撰写的《〈金瓶梅〉作者诸说分析》刊印时,即1988年夏,我已经意识到这种《金瓶梅》作者的考证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不管我们把《金瓶梅》作者的候选人的范围确定的多么大,但谁都难以保证《金瓶梅》的作者一定就在这个范围之中。但到底应该如何进行才好,很不明确,甚至感到有些困惑。这时,我正在北京师大作国内访问学者,师从钟敬文、张紫晨两位先生学习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手头作的一个题目是民间文学的流播。于是便很自然地想到从文学流播的角度来考证《金瓶梅》的作者。于是,我开始制定研究规划,首先是翻阅《明版刻综录》,然后到北师大、北大、北图、中央民族大学等图书馆翻阅明代的善本书,一是为了增加点版本知识,二是为了作更为广泛一点的调查。 不久,即1989年夏,在江苏的徐州举行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我也去参加了。台湾的朱传誉先生虽然未到会,但却给大会提交了论文,题目是《明清传播媒介研究———以〈金瓶梅〉为例》。朱先生也是主张从文学传播的角度来考察《金瓶梅》的作者,这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我这一段时间调查研究的结果是以为《山中一夕话》的序言的作者“三台山人”可能是出版商兼通俗文学作家的余象斗(详见我的博士论文《论金瓶梅》,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然,我并没有说余象斗就是《金瓶梅》的作者,而只是想从余象斗这里突破,从而进一步追查《金瓶梅》的真正作者。 十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认真地想一想,明确地提出要从文学流播的角度来考证《金瓶梅》作者固然是朱传誉先生,但黄霖先生等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而他们的《金瓶梅》作者考证实际上不也是从这种角度来进行的吗?因此,我们可以说,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使我们清楚地意识到,从文学流播的角度来进行《金瓶梅》作者考证,实在是一条重要的途径。 (二)对现存的文献资料认真加以考察,对以往的权威说法重新加以审视105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的实践,也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对现存的文献资料认真加以考察,必须对以往的权威说法重新加以审视。现将几种必须认真考察的重要文献资料以及必须重新审视的重要权威说法开列出来,并加以简要地论述。 1.现存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时间与地点不清楚 目前,中外学术界多半称现在存世的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日光轮王寺慈眼堂、日本德山毛利氏栖息堂、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23回残本)等处所藏三种全本和一种残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为“万历本”《金瓶梅》。其实,这几种《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刻印于明万历年间,是颇有疑问的。事实上,这几种《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准确刻印时间我们并没有真正搞清楚。 现在真正搞清楚刻印时间的最早《金瓶梅》版本是崇祯本,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版本中,有的版本可以确考为崇祯年间的刻本。这不仅有刻工的姓名可证,有为了避讳崇祯皇帝朱由检的名字而将“由”字刻为“繇”字、将“检”字刻为“简”字的证据,还有日本学者荒木猛通过对崇祯本《金瓶梅》的封面用纸的考证,从而“判明了崇祯本出版的书坊为杭州鲁重民”○15这样的确证。 但是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我们却缺少其刻印时间与地点的确凿证据: 第一,缺少崇祯本那样的刻印避讳证据学术界普遍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在刻印时没有任何避讳,只有鲁歌、马征二位先生以为该刻本后半部分将“花子由”的“由”字刻为“油”字,这证明其刻于天启年间(见其所著《〈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我以为这种避讳方式比较少见。况且,如果刻印者已经是有意要避讳的话,那么他应该像崇祯本那样,连同“校”字一起避讳,但他却并没有那样做。因此,这并不能证明该刻本刻于天启年间。 第二,学术界普遍认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早于崇祯本《金瓶梅》,最为重要的甚至被认为是铁证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第九卷题作“新刻绣像批点金瓶梅词话卷之九”;日本天理本,天津图书馆本,上海图书馆甲本、乙本第七卷题作“新刻金瓶梅词话卷之七”;《新刻金瓶梅词话》刻错了的地方,崇祯本相沿而错。但人们却似乎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新刻金瓶梅词话》不一定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如果崇祯本《金瓶梅》早于现存本《新刻金瓶梅词话》,那不就是崇祯本错了,而词话本也相沿而错了吗?如果现存词话本一定早于崇祯本,崇祯本是据现存词话本改写而成,那么,据专家们考证,词话本第53、54两回文字与其前后文字脉络贯通,风格也较一致,而崇祯本的这两回却描写粗疏,与前后文风格亦不太一致,就崇祯本改写者所表现出的实际文字水平而言,他既然是据现存词话本进行改写,那就肯定不会越改越糟,至少会保留原来词话本的文字。 第三,《新刻金瓶梅词话》卷端为“欣欣子”序,序中开头就明确地说《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但明清两代学者却没有一个人提到过这个“兰陵笑笑生”,也没有人提到“欣欣子”的这篇序言,包括见到过初刻本《金瓶梅》的薛冈、沈德符,包括明确说明自己是依据词话本《金瓶梅》为前本作《续金瓶梅》的丁耀亢,包括评点批评《金瓶梅》而曾经对《金瓶梅》作者大发议论的张竹坡,都没有提到这篇“欣欣子”的序言和什么“兰陵笑笑生”。相反,薛冈却说他见到的初刻本《金瓶梅》的卷端有序,而那序正是东吴弄珠客的序;而为《续金瓶梅》作序的人,其序言中的口气也是针对东吴弄珠客的,而不是针对欣欣子的序言的。欣欣子的序言来路不明。第四,据我考证,丁耀亢作《续金瓶梅》时所使用的词话本《金瓶梅》,卷端不仅没有欣欣子的序言,就连《新刻金瓶梅词话》开头的那四首《行香子》引词、四首“四贪诗”也没有(详见拙作《从〈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 第五,据郑振铎先生说,《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北方刻本。但如果这个刻本是初刻本,那么它应当刻于南方的苏州,而不会是什么北方刻本。可见,这个《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地点也不清楚。总而言之,现存所谓“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时间、地点,迄今我们并没有真正搞清楚。 2.抄本《金瓶梅》、初刊本《金瓶梅》、《新刻金瓶梅词话》、崇祯本《金瓶梅》之间的关系没有真正搞清楚。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否是《金瓶梅》的初刻本?如果还有一种《金瓶梅》初刻本,那么,抄本《金瓶梅》、初刊本《金瓶梅》、《新刻金瓶梅词话》、崇祯本《金瓶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很显然这与《金瓶梅》作者考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迄今为止,学术106界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分歧很大。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下: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之前有一种《金瓶梅》初刊本,刻于万历45年或稍后的一二年,它的名称就叫做《金瓶梅词话》,是以刘承禧所藏抄本为底本刻印的,但该抄本缺第53—57回,刻印者补以入刻。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又有两种子系统,一是每页10行本,无廿公跋;一是每页11行本,有廿公跋。仅就系统而言,前者早于后者,但其最早刻本都刻于崇祯年间。第一种子系统以初刊本《金瓶梅词话》为底本,也可能参照过手抄本《金瓶梅》。第二种子系统以第一种子系统为底本,但参照过初刊本《金瓶梅词话》,甚至手抄本《金瓶梅》。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刻于崇祯本第二种子系统之后,大约在清初才刻成,是以初刊本《金瓶梅词话》为底本,但也参照过手抄本《金瓶梅》,不仅其53、54回不同于《金瓶梅词话》,而且加上了“欣欣子”序,收入了第二种崇祯本《金瓶梅》子系统中的廿公跋,加上了四贪词和四贪诗,当然还有其他不同。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较晚,对此,我在1988年刊载于1989年第2期《吉林大学学报》的《从〈续金瓶梅〉看〈金瓶梅〉的版本与作者》中就已经表述过。后来见到香港的梅节先生也持此种见解。这种见解所遇到的最为有力的驳难是:如果《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那么,在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中,为什么会在卷题中出现“金瓶梅词话”甚至“新刻金瓶梅词话”这样的卷题?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中出现“新刻金瓶梅词话”这样的卷题,是崇祯本系统《金瓶梅》参照过《新刻金瓶梅词话》,因而也晚于《新刻金瓶梅词话》的铁证!我也曾一度相信这是铁证,但后来经过认真比较,才发现其实这并非是铁证,而只是孤证。崇祯本《金瓶梅》与“词话本”《金瓶梅》是两种不同系统的《金瓶梅》,在崇祯本系统的《金瓶梅》卷题中出现“词话”字样,这可以说是反常;但在整个崇祯本系统的卷题中都出现过“词话”,这又成了正常;只有上海图书馆藏本等个别版本卷题中出现“新刻金瓶梅词话”,则其中的“词话”二字正常,“新刻”二字也正常,因为整个崇祯本系统都有“新刻”二字,不过是以将“新刻”与“绣像批评”连在一起为正常,而将“新刻”与“金瓶梅词话”直接相连是反常,是孤证。我以为这个所谓的“铁证”只不过是这种本子的刻工在刻第七卷卷题时,漏刻了“绣像批评”四个字,即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词话”刻成了“新刻金瓶梅词话”。《新刻金瓶梅词话》刻成于清初,所以它也就难以流传。我向来不大赞成台湾魏子云先生将《金瓶梅》视为政治影射小说的观点,但《新刻金瓶梅词话》刻成于清初,则不管刻印者有意还是无意,它却的确成了影射政治、讥讽现实的小说了:奸臣误国,导致了金人(清人)南侵。所以清代崇祯本与“词话本”《金瓶梅》都不怎么流传,只有“第一奇书本”独领风骚,那是因为“第一奇书本”《金瓶梅》把《金瓶梅》中那些太刺清人眼睛的词儿都做了修改,比如将“虏患”改为“边患”,将“夷狄”改为“边境”,将“匈奴”改为“阴山”,将“突厥”改为“河东”等等。丁耀亢作《续金瓶梅》,正因为书中有这些太刺清人眼睛的词儿,就坐了一百多天监狱,差一点丢了性命;而后来的刻印者不得不将《续金瓶梅》改为《金屋梦》、《隔廉花影》,并像张竹坡一样,去掉或者改换那些太刺清人眼睛的字眼。了解了这些情况,《新刻金瓶梅词话》的不能广为流传,则思过半矣。当然,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是几句话能讲清楚的,笔者将用专文加以论述。 3.《山中一夕话》、《遍地金》的刻印时间也未真正搞清楚黄霖先生考证《金瓶梅》的作者为屠隆,其重要证据就是依据《山中一夕话》与《遍地金》的序言。他认为这两种书都是明代刻本。他先见到的《山中一夕话》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这个藏本我也见了,但却著录为清代刻本。后来他又见到过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本,为石渠阁本,但《中山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题解定为“清初梅墅石渠阁刻本”,而且在“笑笑先生”前也加上“清”字。据说,这是根据墨色、纸质等来判断的。除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山中一夕话》之外,我也见到过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所藏的两种版本的《山中一夕话》,一为民国年间的排印本,价值不大;另一种就是王利器先生著录过的本子。对于这个本子王先生著录甚详,以为是明代刻本,可以参见○16。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也著录为明代刻本。有一次,台湾的魏子云先生也对我说,《山中一夕话》刻于明天启年间。 据我所知见,无论是中央民族大学的藏本,还是北京大学的藏本,《山中一夕话》都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用的都是《开卷一笑》的旧版,后一部分的107内容两种本子不同。前一部分的《开卷一笑》中,“编校”、“校阅”的“校”字均作“较”,这有可能是为了避讳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字。但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开卷一笑》则是开启刻本,而此时,李卓吾已经死去十八、九年,屠隆也已经死去十五、六年,怎么可能再编辑这本《开卷一笑》呢?《山中一夕话》是用《开卷一笑》的旧版又加以扩充而成,是否刻于天启年间,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其是否真是明代刻本,还需要加以考察。 为了人们考查方便,现提供一点线索: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山中一夕话》扉页的第二页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印章之下,还有四枚私人印章,当为原藏书人的,如果藏书人是得到该书后即加盖的,似可作为考证该书刻印的时间。这四枚印章有三枚是篆体阳文,为:黄天玺印,玉辛,鹤琴;一枚是篆体阴文,为:少棠。(我用的是拍照的相片,字迹不是太清楚,辨认得不一定准确,可以复审。)如果说《山中一夕话》的刻印时间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的话,那么《遍地金》的刻印时间问题更大。据说《遍地金》只有大连图书馆有藏本,我没有见到过。据欧阳健先生著录,“是书实割裂《五色石》之前半部而成,且即用其印版而篡易之”。而且还说,“回后总评皆删,而文中夹批仍在。故知所谓笑笑先生‘《补天石》先成,继以是编’乃书坑之假托耳”。○17《补天石》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本,我也未曾寓目,据欧阳健先生介绍说,“此书实割裂《五色石》之后半部而成,且倒易其次第”。○18 既然《遍地金》与《补天石》都是割裂《五色石》而成书,那么我们看看《五色石》是怎么回事。《五色石》八卷,题“笔炼阁编述”,其自序署名为“笔炼阁主人题于白云深处”。学术界多以为“笔炼阁主人”即清人徐述夔,徐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人。不过,大连图书馆编辑之《明清小说序跋选》则以为“笔炼阁”似非徐述夔。 丁锡根编辑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在《五色石序》前加了按语,也以为《遍地金》、《补天石》为割裂《五色石》而成。 黄霖先生根据《五色石》中的八个故事开头叙述故事的时间得出结论说: 这八个故事有以下几点可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没有演述清代的故事。二、讲前朝故事时都加以“唐”、“宋”、“元”朝代名。三、演明代故事均无“明”字而直写年号。显然,这是明人的口气。再检书中内容,似也无入清的痕迹。故我认为,《遍地金》的作者,也即《山中一夕话》的增订校阅者,实为明人。———《〈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复旦大学学报》1984年5期黄霖先生的推论不无道理,但却缺乏版本依据,而现存版本则与其推论相左。 4.“兰陵笑笑生”来历不明兰陵笑笑生是我们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的最主要对象,特别是“兰陵”二字,甚至成了判断某人是否具备《金瓶梅》作者资格的重要依据。但这位“兰陵笑笑生”只出现在《新刻金瓶梅词话》的“欣欣子”序言之中,而如上所述,《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时间、地点都还未真正搞清楚,明清时期,特别是明末清初那么些与《金瓶梅》发生密切关系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所以我以为这个“兰陵笑笑生”来历不明。 5.“大名士”说殊可怀疑沈德符在谈到《金瓶梅》的作者时说“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因为沈德符是《金瓶梅》的知情人,所以他的话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我们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几乎没有人不奉为圭皋的,可以说毫不夸张地说,“大名士”说影响、围范、限制、左右了我们的二十年《金瓶梅》作者考证。 但《金瓶梅》作者到底是否具备“大名士”的资格呢?这是殊可怀疑的。 王利器先生在《〈金瓶梅词话〉成书新证》○19一文中专门有一节《〈金瓶梅词话〉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辨》,来考证《金瓶梅》的作者是否是大名士。据王先生考证《金瓶梅》作者不知“蜜脾”为“蜂房”,在引用《水浒》中原有的诗歌时竟改为“蜜甜”,“不仅点金成铁,而且还走了韵,若此落韵之诗,而云‘为大名士手笔’,其谁信之!”又说《金瓶梅》作者“把《水浒传》之《鹧鸪天》词,妄改为七言律诗,而尚名之曰《鹧鸪天》,如果出于‘大名士手笔’,不会连诗词都分不清楚的。并且重出‘情深’、‘深情’、‘溺爱’、‘爱阔’等字眼,全然不懂律诗规格。词不是词,诗不像诗,如此恶札,而亦为‘大名士手笔’乎?想来沈氏亦不称置信,故云‘闻此’。‘闻此’云者,指所闻为不根之108谈,亦‘疑以传疑’之意云耳。然则《金瓶梅词话》,当亦出自书会中人之手耳。以此,在书保存着许多说唱话本的家风,如留文之使用,即其一也。” 我在《金瓶梅》作者考证过程中,也曾一度笃信沈氏的“大名士”说,但细审《金瓶梅词话》的文字,又颇感疑惑。于是,我在1990年、1991年临清和长春两次全国《金瓶梅》讨论会上发言说:“我们现在与其这样争论《金瓶梅》作者是否是‘大名士’,还不如坐下来,认真地考证一下《金瓶梅》作者到底读过那些书,这样倒可以判定其是否具备‘大名士’的资格。”当然,正如严羽所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通俗小说作家未必是饱学之士,饱学之士未必能写出优秀的通俗小说。但“大名士”则不然,他必须读过一定数量和一定质量的书。通过对《金瓶梅》作者所读书目的考察,可以比较清楚地判定其到底是否是“大名士”。 通过以上叙述,不难看出,我们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是在怎样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仅从作者考证的角度而言,我以为我们实际上可以说是沙上建塔,我们的很多推论正是建立在很不牢固的基础之上。我们对上述跟《金瓶梅》作者考证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尚且未弄清楚,就想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怎么可能呢?已之昏昏,岂能使人昭昭? (三)古典文学研究要引进现代化科技手段上面我说到与《金瓶梅》研究相关的若干文献典籍的刻印时间、地点(书坊)与版本情况,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搞清楚。由于种种原因,这些问题要真正搞清楚,单在文献范围中搞清楚是很困难的。因此,我在八九年前的临清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就呼吁,为了解决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难题,我们应该引进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这一想法是这样产生的:为了弄清《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刻印时间与书坊,我曾经到北京琉璃厂去向人请教,他们对我说,你把刻本拿给个别老先生看看,或者有可能。但现在这样的老先生已经不多了,何况你又拿不来版本,怎么行呢?我又向老师启功先生请教。我说:“启先生,明代的书坊,都有自己的写工,因此各书坊所刻印的书字迹不同,能不能通过现存刻本字迹的比较来判别该书是哪个书坊刻印的?”启先生笑着说:“我没有这个本事,恐怕公安局都未必能真正做到。”我又向北京师大化学系的先生请教,我说:“如果把台湾故宫博物院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和现存的当时一些书坊刻印的书进行纸张比较,能否准确地判别出它是哪个书坊刻印的?”他说:“判别这本书与另外一些书的用纸是否相同,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容易的事儿,根本用不着破坏这些书,只要对这些书进行紫外线光谱分析就可以了。”我又向当时国务院自动化办公系统设计的总工程师请教,问他:“过去各书坊刻书写工不同,字迹也不同,给你一些书,能否用电脑通过对字迹进行分析,准确地搞清楚某本书是哪个书坊刻印的?”他说:“可以做到,不过这种程序你编不了,而且要有不少的经费,你能弄到吗?”我办不到,但他总算给了我一个比较满意的回答。 十年过去了。现在电脑普及了,大概我的想法有实现的可能了。 (四)努力发掘新资料 凡是参与《金瓶梅》作者考证的人,以及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几乎都认为《金瓶梅》作者的确定还需要靠新资料的发现。但也有人断言:《金瓶梅》的作者原本就不想让人知道书的作者是谁,现在四百年过去了,更不可能再有新的资料发现了。这恐怕有点过于悲观了吧!台湾的朱传誉先生说:“没有公开的明清史料还很多,有待我们继续努力。”○20朱先生的话是不错的。 在国内的《金瓶梅》研究未免处于冷寂的时候,1999年4月20—22日,在山东省的临清市召开了“山东省《金瓶梅》文化委员会成立”大会。山东省诸城市的李增坡、张清吉同志参加了大会。如上所述,诸诚与《金瓶梅》关系十分密切,那里也有人在考证《金瓶梅》的作者,因此与会的同志很想知道他们近来在做些什么工作。他们说他们正在努力发掘明清时期的资料,虽然还没有发现与《金瓶梅》直接有关的资料,但却发现明末清初与丁耀亢同被称为“诸城十才子”而诗名远过于丁氏的李澄中的手稿,另外还有几种。据他们说,诸城民间仍然有不少明清时期人的资料没有公开,他们正在努力发掘。诸城如此,别的地方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努力加以发掘! 五、 结语: 当务之急是倡导一下“汉学”检视一部中国古代学术史,就治学方法而论,大抵无非是“汉学”与“宋学”两种样式。比较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汉”“宋”并举,但事实上很难做到。历史总是在二律背反中前进的。“汉学”发展到极致,则以“宋学”纠其弊;“宋学”发展到极致,则用“汉学”以109正之。鉴古可以知今。我们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多半采用“宋学”方法治学,用“汉学”方法治学的比较少。用“宋学”又多半缺乏“宋学”那种宏伟气魄与开创新体系的本事,不乏的是贩卖西方货色的商贾。虽云商贾,又缺少西门庆那样的大商人的魄力,而不乏李三、黄四,甚至韩道国之类的角色,不敢买下整个西方世界的“金沙”,装入中国的八卦炉中,烧炼出新的金丹,所以也算不上真正的“宋学家”。《金瓶梅》作者考证原来是“汉学”的营生,操此术者,乾嘉学人可谓达到了极致,至少可说是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但我们却缺乏乾嘉学人的根底与实事求是的作风,多半是空对空导弹,而缺少地对空导弹,因此那考证便不免捉襟见肘,时露破绽。 由《金瓶梅》作者考证而推及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与编写,那情形正十分相似。最近,新编的文学史著作亦不算少,那成就也相当可观,但多半是用“宋学”方式,以新颖的见解取胜,而少有“汉学”式的突破。比如,像《孙雀东南飞》这样划时代的名作,几乎没有一种新编的文学史不是沿用旧说,即将其视为乐府歌诗,并在此基础之上再生发议论,殊不知明清学人已经对此提出质疑,以为它不是乐府歌诗,而是一种民间演唱。据笔者考证,实际上《孔雀东南飞》不过是文人赋。类似情况正多,用不着一一列举。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如无“宋学”的导引,“汉学”会迷失方向;而无“汉学”作为根基,则“宋学”势必流于空泛的议论。“汉”“宋”总是在相互为用中进步。我们现在不少中青年学者喜欢用“宋学”方式治学,而又不能真正建构起中国式的文学评价体系,原因固多,但缺乏“汉学”的根柢,则不能不是原因之一。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固然需要“宋学”,但当务之急是要倡导一下“汉学”,这不仅是以其济“宋学”之穷,而且是使“宋学”得以真正建立起来。我们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的最大经验教训,不在于我们没有考证出《金瓶梅》的真正作者,而在于这一过程检阅出了我们的“汉学”的根柢的薄弱。二十年《金瓶梅》作者考证的实践,远远超出了《金瓶梅》作者考证本身,超出了《金瓶梅》研究,其中的经验教训,不仅适用于整个古典文学研究,而且也适应用于整个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这就是二十年来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的真正的价值。 注释: ①周钧韬《金瓶梅新探》,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版。 ②卜键《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版。 ③(美)芮效卫《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徐朔方编选校阅《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7月版。 ④马泰来《麻城刘家和〈金瓶梅〉》,《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一辑。 ⑤叶桂桐、闫增山《李先芳与〈金瓶梅〉》,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⑥山东聊城《水浒》《金瓶梅》学会编《金瓶梅作者之谜》,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版。 ⑦戴鸿森《我心目中〈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读书》,1985年4期。 ⑧鲁歌、马征《〈金瓶梅〉及其作者探秘》,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年12月版。 ⑨朱传誉《明清传播媒介研究———以金瓶梅为例》,1989年徐州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论文。 ⑩陈昌恒《冯梦龙 金瓶梅 张竹坡》,武汉出版社,1994年9月版。 ○11许志强《〈金瓶梅〉作者是贾梦龙》,《新华文摘》1991年3期。 ○12李增坡主编《丁耀亢研究———海峡两岸丁耀亢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1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1期。 ○14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究集》,齐鲁书社,1988年1月版。 ○15荒木猛《关于〈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内阁文库藏本)的出版书肆》,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10月版。 ○16同○14。○17○19《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2月版。 ○18同○14。 ○20朱传誉《无心插柳》周钧韬、鲁歌主编《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成都出版社,1991年7月版。 原载：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