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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诸葛亮这个形象,历来许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探讨与评点,这一形象的思想价值美学意义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深度挖掘。本文基于当下文论话语立场,站在读者接受的角度,将文本作一番全新的阐释与审视,揭示出形象自身在强力意志张扬方面所抵达的艺术高度。 在我们今天看来,作者无疑试图通过文本展示诸葛亮有智慧有能力有品质的形象内涵,让其“智绝”光耀千古,使其“忠义”名扬万代。将他塑造(严格意义上是整理加工)成中国古代封建知识分子的典范。因而无论在军事外交还是政治文化上都可见他杰出优秀的表现。似乎在一些人眼里,他就是一位生逢乱世“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旷世奇才。“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即使是这一形象身上的缺陷也只停留止步于智者之愚的浩叹。而事实上这位辅国安邦贤相名臣在其光辉业绩背后给予我们的思考和认识远不止这些。 “欲显刘备之长厚则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鲁迅先生显然明白了这一形象的不足。浪漫化的描写神秘化的叙事所带来的是,诸葛亮身上那潜藏着的狂儒气质。这一切隐喻着一个意志超人的全部踪影。这个超人形象已经走出了一位封建儒家知识分子应有的光环和神晕,他在“内圣外王”儒家价值文化熏陶下的所思所叙所作所为不仅达到并且超越了儒家积极入世的理念准则,他的济世思想比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任一封建君子形象要强烈和迫切。文本中他建功立业的意识与兴邦立事情怀完全超离了一位古代儒生政治家对人生的最高企望与追求。换言之,作为社会个体他的强力意志极度张扬。“生物所追求的首先是释放自己的力量———生命本身就是强力意志。”另一方面,“意志自身在本质上是没有一切目的、一切止境的,它是一个无尽的追求。”可以说,从文本第38回出山开始甚至更先的第35回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超人诸葛亮形象。水镜先生司马徽对他的评价是:“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张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也”。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位智慧超凡的卧龙先生未出隆中就已意识到,他即将替刘氏汉室所付出的心血会是无果而终徒劳无益的。在刘备见他之前,司马徽就曾感叹“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而且作品第37回写刘备于去茅庐途中巧遇一个叫崔州平的人,他暗示刘备请诸葛亮出山的无用,说:“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老”、“数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崔司两人都为诸葛亮隆中密友,他们常在一起晤谈观点看法很可能相通,况孔明聪明知世,这样密友能预料的结局他绝对能想到,但刘备最后请命他却一口应承表示愿“效犬马之劳”并在隆中就和刘谈起“东联孙权北却曹操三足鼎立”之战略政治构想。再看其弟诸葛均拥炉抱膝所唱“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乐躬耕于陇亩兮,吾爱吾庐;聊寄傲于琴书兮,以待天时。”歌声袅袅也是从侧面传递其兄潜龙藏渊英雄隐世以图飞黄腾达之志。 读书耕种一朝用世“生活就成了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一个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如何相机而行把握机遇以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和抱负成了诸葛亮挑战自我事业障碍的关键,他深知攀缘人生颠峰必由之径。“政治权威需要一种最基本的合法性与支持,而这主要来自知识分子与掌权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紧张和矛盾的关系,总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当参与一种社会———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政治权势者参与各自都具有什么样的性质、规模和相对自主性。而这种紧张矛盾关系又是植根于他们持续不断的相互依存之中”。一位封建儒士萌动的意欲促使他很快抓住刘备提供给他施展抱负的舞台或平台,借助其将自身超凡智慧与才华演绎得淋漓尽致。更可幸的是他的主人恰又是怀有仁慈厚生之德的贤君,惺惺相惜背后是复兴汉室渴望与超人自我主宰时局征服历史实现强力意志的水乳交融。 “宇宙本来在‘我’———每一生命为中心,环之宇宙皆其所得为宰制。一切生活都由我,必有我才活动才生活”。文本里的诸葛亮始终沉醉于一种智慧游戏的优越感中,作者也始终让他保持一份超然象外俯瞰芸芸众生的另类姿态。战事上他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外交上他谈笑风生纵横捭阖;政治上他英明能断识才护主。上晓天文下知地理。几乎无所不通无所不能,可凭大雾借曹军十万羽箭,也可用几百残兵演一出惊天的空城计。可以说,以不凡的智慧和才华为后盾,行走于水深火热的权力场中,他意气风发也游刃有余得心应手,胜利与成功接踵而至,他的视野里几乎找不到真正的对手与敌人。而反过来当面对这些时,诸葛亮温文儒雅外表下看似静如止水的内心欲求和渴念也随之急速扩张膨胀。这位传统语境下的谦谦君子不仅仅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此时如何保持旺盛的竞争意识如何拓展人生追求的空间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他更需要拿不断的事业高度来证明自己的超凡实力,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甚至有时出于自我的考虑他可无视、牺牲他所维护的集团利益。于是就有了让关羽截守华容道、自己南征七擒孟获的故事。明明懂得截守华容道对捉拿曹操的重要与关键,却偏偏派了关羽,事后还说“亮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这样的顺水人情表面是遵循天意,似乎他的所有作为都以天命为依凭,可实际上诸葛亮出山本身就是有违天意(前面已论叙过),在这里我们惟一能找到的合理解释就是其狂突内心担忧失去对手的孤独感作祟。再看七擒盂获,在作者轻描淡写的笔下,战场的血腥和残酷踪迹全无,凸显于读者眼前的惟有丞相的睿智和天才。为了部落首领心服口服擒了又放放了又擒这样的游戏情节实在令常人不可思议。它的必要性依今天的军事思想来衡量匡范其意义也会大打折扣。但在诸葛亮独特的价值视野里,由此带来的个人心理快感、满足感、成就感是无法言喻的,也是必不可少的。“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意志有所追求,一个追求满足了又重新追求,为此永远不息。是的,人的幸福和顺遂仅仅是从愿望到满足,从满足又到愿望的迅速过渡。因为缺少满足就是痛苦,缺少新的愿望就是空洞的向往、沉闷、无聊。”儒家“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出世文化催生下的封建文人诸葛亮胸中压抑不了的是激荡澎湃的豪情逸志,是传世扬名的立业冲动。竞争意识与功名焦虑郁结其心挥之不去。因而我们看到刚平定南蛮,他就不顾军队劳顿,文本第91回写他急切上了《出师表》欲伐中原。文中有一段话体现了君臣及大臣之间的分歧。“后主览表曰:‘相父南征,远涉艰难,方始回都,坐未安席,今又欲北征,恐劳神思。’孔明曰:‘臣受先帝托孤之重,夙夜未曾有怠。今南方已平,可无内顾之忧。不就此时讨贼,恢复中原,更待何日?’忽班部中太史僬周出奏曰:‘臣夜观大象,北方旺气正盛,星濯倍明,未可图也。’乃顾孔明曰:‘丞相深明天文,何故强为?’孔明曰:天道变易不常,岂可拘执?吾今且驻军马于汉中,观其动静而后行。’谯周苦谏不从。”这段话透露出诸葛亮的固执专断恃才居功自傲自负。自我中心意识左右着他,让他无视一切,哪怕是正确合理的见解决策。“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有文才武才之分,但都把‘立功’和‘留名’作为一生的奋斗目标和精神支柱。有些人能够如愿以偿,有些人未必能达到目的。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有一条很值得后人注意,就是他们的功名之心能得到正常的发挥,就会‘立功’‘留名’;如果不能得到正常的发挥,不管本领多大,‘功名’欲望多强,也只能以悲剧告终,充其量不过被后人誉为失败的英雄罢了。”完全可以说,不顾蜀汉积贫积弱现状一意孤行的诸葛亮永远都处于一种强力意志的掌控支配之下,他可以摆脱来自外界外物及客观环境的任何束缚和干扰,但却无法摆脱无法卸下压在自己身上沉重的功名精神枷锁。不仅如此,相反越到最后这样的枷锁压迫愈来愈彰显。他被一条无形的绳索导向着自己的意识言行,不由自主而又不能自拔。然而,“历史既不与人缠结在一起,又不与任何特殊对象缠结在一起。” 在一位儒家超人与历史发展必然的拔河比赛中,结局是不言自明的,悲剧也是不言自明的。他最后不但没有实现自我作为传统儒士借助超凡实力攀上人生颠峰的梦想,而且在夙兴夜寐中病势于五丈原上。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使面对死亡面对自然生命的萎谢,这位封建狂儒亦展示了主体意志意欲主宰征服的非常情结。他借天象骧星作法祈望延寿,只是不曾如愿,留下千古遗恨。 “乱世出英雄”,诸葛亮无疑是英雄,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悲剧英雄。他的非凡智慧事实上是他强力意志的发动机,让他经历了人生轨迹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全过程。而作为实现自我超常意志手段与条件的忠于蜀汉义举,千百年来却又依附单向度阐释的封建正统道德观成了他个人主体形象的放大镜,让他久放光彩。从他的身上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所领悟到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济世价值观与西方唯意志论哲学思想的某些相通之处。两者都强调“创造、奋斗、进击和热爱的肯定生命意志的精神” 。诸葛亮的身上承载着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也是一位封建知识分子不能承载的智慧道德情操能力之重。他的人生意志因此也比一般封建儒生走得更远。正是就这个意义来看,诸葛亮是狂儒也是位东方式超人。当那些内敛的强力意志外化为建功立业扬名显世的人生追求时,当他背着厚重的超人意志在特定的历史时空里叱咤风云之时,他不知道,失败和悲剧总站在看似频频而至的成功喜悦的不远处注视他等着他。他的悲剧命运实质上也为中国古代无数儒生打造了一个最佳人生标本。尽管不可企及十分悲壮但却很有代表性、启示性! 原载：《社科纵横》2007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