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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光在《“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一文中，称罗尔纲先生的《水浒》研究是“袭用”他的“双两说”，指责后者“学风不纯”。这是一种污蔑不实之词。罗先生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追随其师胡适、郑振铎，悉心研究《水浒传》。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突破了60多年来定下的《水浒传》原本为一百回的框框，提出了许多有影响的真知灼见。罗先生研究《水浒传》有着与张国光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立论基础、研究方法以至结论。如果非要说两人有什么相同的话，那只能是张国光的主要论点同罗先生几十年前曾有过的观点在本质上相同。 最近读了张国光先生连篇累牍的文章（注：《“两种〈水浒〉说”与“两截〈水浒〉说”》发表于《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0年第5期转载；《鲁迅等定谳的金圣叹“腰斩”〈水浒〉一案不能翻——兼批周岭袭据罗尔纲抄自周村的误说之谬》，见《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声称罗尔纲先生的《水浒》研究是“抄袭”其“双两说”，是“双两说”的“翻版”，不是“新说”，而是一个“学风不纯”的问题。读后令人十分震惊！这纯属不实之词，必须予以驳斥。 一、请看张国光当年是怎样说的 1982年，概述罗尔纲研究“水浒”基本观点的《水浒真义考》一文在《文史》发表后，罗尔纲曾寄赠给张先生请教。当时得到张先生的两封回信： 1983年3月24日他写道“大作的发表必将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窃以为大作的中心观点可概括‘两截水浒’四个字。这种看法与拙见‘两种水浒’是很不同的（重点系笔者所加，下同）”。 同年4月30日的来信又一次肯定“《水浒真义考》一文的发表，对《水浒》研究讨论的开展，亦显然有促进作用”。他在介绍了自己的“双两说”之后，再次指出“而今先生则提出了又一新观点”，并认为文章的发表“对于历来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水浒》论’，也是一个有力的冲击。”虽然罗先生从未赞成过将他的研究概括为“两截水浒”说，也从未与张进行过什么论战，但是，张国光认识到罗说与他的“两种水浒”说是很不同的。这个看法还是实事求是的。 再看1985年8月举行的第三届全国《水浒》学术讨论会，大会的筹委会负责人正是张国光。他将罗尔纲列在被邀请出席的专家学者名单的第一位，罗因病不能与会，又请罗写出书面意见，把它全文刊登在大会第一期简报上。会后又致函罗尔纲说：“承蒙您寄来大著的打印稿，我们已分发给与会代表。您所提的建议，我们已全文编在简报中……在开幕词中和报道中我们都特别提到了您。今后有这方面的材料，我们将陆续寄请您指正。” 由此可见，张先生当年对罗先生的《水浒》研究是尊重的，也反映了他当时对待与他持不同观点的罗尔纲的真实态度。如果张国光认为罗尔纲是抄袭其“双两说”的，他会邀请罗尔纲赴会并一再报道他吗？这与15年后的张国光判作天渊，其中的玄虚张国光最为清楚。这种对已故之人加以诽谤且蓄意剥夺其本人亲自辨诬的权利的做法是必须首先揭露的。 二、罗尔纲研究《水浒》的进路 张国光毫无根据地断言罗尔纲是读了他1980年下半年出版的书之后，才引起对《水浒》研究的“很大兴趣”，开始“染指”《水浒》的。真相是怎样呢？罗尔纲在80年代曾在多本著作中谈及他这一生探索和研究《水浒》的过程。特别是为纪念《文史》复刊10周年专号上发表的《庆祝的感想》（注：载《书品》1988年第3期。）一文有相当详细的回忆。现在我们把它们集中起来并简要地补充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 20年代末期，罗尔纲就读中国公学中国文学系时，对水浒研究就很感兴趣。1929年他对他的老师胡适、郑振铎等人否定《水浒》有七十回古本之说表示怀疑。郑振铎据已发现的《水浒传》版本没有一种是七十回的，就认定金圣叹腰斩百回《忠义水浒传》，强造了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来。而罗尔纲则以为没有发现《水浒传》七十回本，有三种可能：一是《水浒传》原本只有传抄本而根本没有印过；二是印本不存在了；三是尚未发现。因此还应该进行探索。1934年他在《大公报》发表万余字的论文《水浒传与天地会》（后收入《天地会文献录》一书内），表达了他对《水浒传》倾向性的看法。该文随即为左翼刊物《太白》转载，解放后又被录入一些《水浒传》研究资料汇编中，为数十年研究水浒或天地会的学者所引证。30年代中期，罗尔纲认为赛珍珠把七十回本《水浒传》书名译作“皆兄弟也”不对，但却受到了“顾名思义”这句老话的启发，认为探索《水浒传》的宗旨可由书名入手。他心中一直惦念着这个问题，1944年从《诗经》中看到“水浒”的词源后，又查对了有关资料，初步认定作者取“水浒”作书名是为了表明梁山泊与宋皇朝对立，建立新政权的主题思想。全书七十回，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后二十九回系明朝宣德、正统以后的人所加。由于藏在心中多年的结子一旦解开，真是大喜过望，逢人就说。从此他就转向七十回原本说方向去探索了。 由于其他业务缠身，罗尔纲当时无法执笔写一篇数万言的考证，但他一直念念不忘此事。1975年报刊突然对《水浒》展开大批判。他十分不以为然，并对家人说他的考证如果早写出来就好了。他要写文章澄清《水浒传》原本不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等等。由于1964年他在李秀成问题上受到大批判所带来的苦头，家里人坚决反对他再唱对台戏，还请了亲友来说服他。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现在我们整理他的遗物，还找出一捆1975年他收集的批判《水浒传》的剪报，而对他的李秀成研究大批判的剪报则一无所有。可见他对批《水浒》问题的重视和有朝一日要把考证写出来的决心。今查到他在1977年拟订的简单写作纪要，这时他的顾虑其实还未打消，其后随着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1978年、1979年他又拟订了更详细一点的提纲。至此他文章的主导思想、基本结论已见诸于文字，所以当《文史》杂志编辑同志来组稿，他才得以把自己过去探索《水浒传》的经过和撰写《水浒传》原本是七十回还是百回，是反抗封建统治到底、宣扬农民起义的名著，还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才传这个专题提了出来，得到编辑部的支持和鼓励。1981年3月13日《水浒真义考》一文已经撰成。文章从《水浒》的书名取义入手，提出了《水浒传》原本的主题思想及其版本问题。他认为这正是研究《水浒传》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数百年来特别是半个世纪以来争论的问题。他把主题、版本、作者的时代背景作综合的探讨，初步得出《水浒传》原本是罗贯中于明初洪武末年撰著的，原本只到梁山泊大聚义后惊恶梦结束，是一部热烈歌颂农民起义、反抗官府到底的小说。百回本《忠义水浒传》的后二十九回半，则是明朝宣德、正统以后对朱元璋诛杀功臣愤愤不平的人所续加的。接着他又将罗贯中早期作品《三遂平妖传》二十回古本与《忠义水浒传》对勘，从而进一步证实了《水浒真义考》的结论：《水浒传》的著者为罗贯中，原本为七十回，七十回半以后是后人续加的，也否定了金圣叹说《水浒传》原本的作者为施耐庵，七十一回后为罗贯中狗尾续貂的说法，撰成《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其后又撰成《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的问题》、《关于用罗贯中〈三遂平妖传〉对勘〈水浒传〉作者和原本的问题》（答复商韬、陈年希两同志的商榷）、《从〈忠义水浒全传〉与〈忠义水浒传〉对勘看出续加者对罗贯中〈水浒传〉原本的盗加和删削及盗改》等6篇《水浒传》考证文章，汇编成《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研究》一书，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并以这些考证的结果为基础去进行恢复《水浒传》原本精神面貌的尝试工作，完成罗贯中《水浒传原本》考订，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这就是罗尔纲研究《水浒传》的大致经过。 罗尔纲的研究是总结了乃师胡适、郑振铎从20年代以来研究《水浒传》原本的得失，并吸取了他们积累的材料，经过他自己长期艰苦的探索，才突破了60多年来定下《水浒传》原本为百回的框框。他力图一举解决《水浒传》的主题、版本、作者三大疑案，这是一条与几十年来的《水浒》研究完全不同的进路，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的勇气和敢于承担其学术责任的行为。本来，张国光从他研读过罗尔纲的不少著述，就已经了解到罗老从20年代开始探索《水浒》的全过程以及与其研究思路根本不同，但他就是视而不见，一笔抹煞，甚至编造罗尔纲到80年代才“染指”《水浒》，至1991年还说“罗氏实际用来研究《水浒传》的时间，不到6个月”。现在又说罗是通过读其赠书，“抄袭”其“双两说”而成所谓“两截说”的。张国光这种奇思妙想，只要是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识别出其虚假性。他在读完《水浒真义考》一文后，也感到罗尔纲对自己的“双两说”并不了解，还特别在致罗的复函中详加介绍。所以连张国光本人的作为都证明了什么“抄袭”说，什么“翻版”说，纯属无稽之谈。 三、驳所谓抄袭“双两说” 张国光为了诬蔑罗尔纲“袭用”他的“双两说”，竟然挖空心思拿一条小注大做文章。他写道，1982年他在读了《水浒真义考》后，“我特别注意到罗氏文末的一条小注，明确地写道：鲁迅1929年在《流氓的变迁》文中批判宋江等，‘终于是奴才’之说，与其1923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赞《水浒》是反对（封建）政府的书之说，并不矛盾；因为前者是指《忠义水浒全传》而言。后者则是鲁迅读七十回本以后得出的认识云云。这使我为之一惊！这不正是我要倡明的‘《水浒》双两说’的重复么？” 张氏的这段话，真使我们感到莫名其妙。首先必须说明，上面所谓罗氏“明确地写道”的这个注，是张氏根据自己的愿望编造出来的，罗老的原注只有如下的文字：“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里论《水浒》的话，是指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和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来说的。他对七十回本《水浒传》的意见，则见于上引《中国小说史略》内。” 罗老这个注是在全文论证曾经有过七十回原本《水浒传》的主题行将结束，附带研究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的本子的问题时做的。他引用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内讨论七十回本《水浒传》中的一段话，得出结论说鲁迅并没有对七十回古本《水浒》的有无作出“断案”。他就在“断案”两字下作了这个注（注：这条小注见《文史》第15辑刊本，后来当罗尔纲再次审核修订原稿时，发现自己对鲁迅这段话理解得不准确，故在再版时就将文中有关鲁迅并不曾对有无七十回古本作出论断的结论连同这条小注一起删去。），其意是想洗雪《水浒》不白之冤，把原本与非原本区别开来，既然鲁迅对有无七十回古本尚未断定，故他在《流氓的变迁》里论《水浒》的话就不应包括七十回古本在内，而只可能指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来说的。而且，1975年罗尔纲还有相当清晰的印象，当时他回忆说，当年住在胡适家时，曾见过鲁迅对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有过不好的评价。其后一直查不到出处，直到1990年从海外传回1923年12月28日鲁迅致胡适函，才得到了印证（注：见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订本）《新发现的鲁迅致胡适书简》，鲁迅在此简中向胡适介绍他所见到的一种百二十回本《水浒传》，并明确地指出：“此书之田虎、王庆诸事，实不好，窃意百回本当稍胜耳。”）。至于小注的第二句话，罗尔纲不过是想指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内对七十回本《水浒》还有作者、文字以及刊落的原因等等的意见，罗老只引了其中关于古本的一部分，请读者参阅。事实上，1923年《中国小说史略》内从头到尾根本没有“反对（封建）政府”的话，张国光为什么要强加给鲁迅，继之又要强加给罗尔纲呢？鲁迅倒是在1924年《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谈到《施公案》、《彭公案》一类的小说，与《水浒》人物的区别时，指出过“《水浒》中人物在反抗政府”。但鲁迅在这里是泛指《水浒》，从全书的精神来看，也看不出系专指金本《水浒》。张国光如此无中生有，强加于人，真是匪夷所思！ 我们还应该郑重地指出，早在张氏津津乐道由他“倡明的《水浒》双两说”问世的数十年前，罗尔纲在1934年发表的《水浒传与天地会》一文中就已强调了两种水浒、两个宋江的观点。尽管那时他对否定有七十回本《水浒传》原本持有怀疑，但因证据不足，故此文仍沿用当时学界百回本原本说。尽管他对天地会理想渊源的阐述不够清晰，有些看法还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但重要的是，他能够以金圣叹七十回本梁山泊聚义的誓词来考证天地会名称的来源，强调“天地会创立的宗旨在推翻满清统治”以“恢复祖国创建太平世界为目的”，从而显扬了七十回本《水浒》的积极意义。他在文中明确地指出有两种水浒、两个宋江，其中两种水浒是： 一种是“金人瑞删去招安以后事的七十一回本水浒传”，“变成一部反抗政府到底的小说”； 另一种是“百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忠义的水浒传”，它“以忠义为信条”，建立一个“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团体”。虽然，它是“处处要杀尽酷吏赃官，但同时却希望得到招安，时时忘不了要‘忠心报答赵官家’”的小说。 两个宋江是：一个是“施耐庵恭维（的）宋江”； 另一个是“金人瑞的七十一回本因不愿以忠义许宋江（等），故删招安以后事”的宋江。 张国光对罗老将水浒传与天地会及其他农民起义联系起来的研究是十分重视的。他早在1964年前就仔细研究过这篇论文，并且不只一次地加以引证以作为证明金本革命意义的重要依据，因此才有他此后先主动赠书给罗老“以表谢意”一事。明眼人不难看出，只要掌握了罗说的“密码”，将罗老说的“一部反抗政府到底的小说”改成解放后的术语：一部“武装斗争到底”、“人民起义的教科书”。将罗老所谓希望得到招安的《忠义水浒》，用“文革”中的语言上纲上线为：一部集忠君思想之大成的贯串着“投降主义黑线”的小说，不就在实际上变成了张国光的“两种水浒”了吗？按照张氏的逻辑，不正是他把罗老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的“实质取去”而构成张氏的“双两说”的“核心内容”吗？当然我们不愿按张氏的霸道逻辑把他栽赃给罗老的那些尖刻用语不折不扣地奉还给张先生，更不是要争夺什么“双两说”的发明权。我们之所以要在罗老早期的文章中分析和重建出两种水浒、两个宋江的构架，只是为了反驳张国光的诬陷。实际上，明确看到有两种水浒、两个宋江的冲突，只是罗老思想历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决不是他解决“水浒”问题的关注点。自从1944年他把握了水浒的真义，并以此为出发点，重新审视整个“水浒”问题后，思想上才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飞跃。从此，他彻底抛弃了百回原本说的旧轨，踏上了一条全新的“水浒”探索之路。在这样一个新的研究纲领和新的范式中，诸如“两种水浒”或“两截水浒”之类的概念对他已无任何意义。 四、捕风捉影、张冠李戴、信口雌黄的证据 张国光为了给罗尔纲罗织罪名，到了捕风捉影、不择手段的地步。他特地引用1989年出版的《水浒传原本》罗老在前言中的一段话：“有一位闻名的文艺理论家，曾经致力于《水浒传》的研究，他看出《水浒传》故事发展到梁山泊英雄大聚义，已经到了故事的顶点，就此作为小说的结束，正是现实发展的正确反映，与后部应该是两部不同的著作。可是，他由于受了前人的限制，竟用农民起义的局限性作为解释，认为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为原本”。张国光见到这段话，饥不择食，便急急忙忙地把“闻名的文艺理论家”的桂冠硬往自己头上戴，而对罗老在这里所用的“前人”、“曾经”等字眼的可能含意视若无睹，就断定：“这段话明是罗氏已承认他读过拙文之证。但为了回避袭用‘双两说’之嫌，于是又蓄意对‘双两说’加以歪曲（指用局限性作解释——笔者）”，“企图蒙混过关”。事实上，罗尔纲在这里指的闻名文艺理论家是早于1976年已故的冯雪峰同志（罗的写作提纲中有记载）。冯老这个观点，当年在文艺界和历史界是普遍了解的，读者可以从冯老在1954年第3、5、6、9期《文艺报》发表的《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中找到罗尔纲概括冯雪峰这个观点的全部内容。冯雪峰指出：“宋江及其他的英雄的性格，都在第七十一回前已经在根本上展开，并且已经根本上完成。”“已经根本上充分体现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革命精神”。冯又指出：全书前后精神相抵触，后半部中宋江等人的性格很不符合前半部宋江等人的性格。冯认为“前半部和后半部确实好象出于两个不同的作者之手”。罗老之所以重视冯老正确方面的意见，是因为这与他自己对《水浒》真义的理解完全一致。但他对冯雪峰反复以农民起义的局限性来解释《水浒》前后的矛盾，认为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为原本，则不以为然。罗老这段话与张国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然而张国光先生却不请自到，还倒打罗尔纲一耙，真是使人啼笑皆非，不过我们倒可以从中看出张氏思维程式的一些特色，有助于解读他这几篇污蔑罗尔纲的文章。 我们再举一个张氏毫无根据的指控。张国光在文中没有举出任何的例句，没有做任何的说明，就下结论道：“罗氏所有赞扬罗贯中创作七十回本《水浒》的语句，都和拙著中赞扬金批七十回本《水浒》的言论如出一辙”。 诚然，两人都赞扬农民起义，在语句和言论上没有某些相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仍根据张氏的指引，对罗尔纲所有赞扬七十回本《水浒》的语句与张氏的“双两说”加以比较。在两人共约数十万字的著述中，除“歌颂农民起义”这几个字外，还真的没有发现什么一样的语句。原因是两人赞扬七十回本的语句是各行其辙，从不同的轨道而来的。一个是为金圣叹翻案而作的评论，一个是考证原著的主题思想和书中诗词作出的结论。读者只要把张、罗两人的著作认真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张氏在信口雌黄。 在这里还要附带向读者说明两点： 一、罗尔纲在80年代初期撰写《水浒》文章时，参考了胡适的观点。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罗尔纲在解放后，除了写自我批判的文章以外，一般都不愿提及与胡适的师承关系，故文章援引胡适某些人所熟知的观点未加注明，这是能为读者所理解的。直到1986年报上公布了建国以来首次发表胡适、陈独秀传记的消息，罗尔纲才解除顾虑，开始在许多著作中谈及胡适对他的学术影响，也详细记述了在《水浒传》考证中，哪些观点是受胡适启发，哪些观点又与胡适不同。 二、罗尔纲研究王圻《稗史汇编》记罗贯中《水浒传》起讫的材料，据他在《水浒传原本》前言中说：“50年代后期，有人引用了王圻记载，就立刻有人说王圻说的梦，安知不是百回本第一百回‘徽宗梦游梁山泊’的梦”，并无人对这一条推翻郑振铎论断至关重要的记载进行讨论”。我们知道，在周村文章发表之前，至少有丁力和金兆梓等人引用过王圻惊梦的记载。罗老回顾了这一情况，可见他并没有将王圻惊梦结束《水浒》说的发现权归功于自己。到他撰写《水浒真义考》一文时，是叫我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去抄录该材料，并由他亲自校改于家藏马蹄疾编的《水浒资料汇编》上。对这条资料他曾作过苦研，并曾向明史和语文专家多方请教。至于张国光提出罗尔纲“借用”周村所说金圣叹并未腰斩《水浒》说一事，并非事实。罗老系从张国光读了他的《水浒真义考》的复信中才得悉周村曾发表文章的。他于是致函周村了解情况，得到周老惠赠所作文章。两人对彼此以王圻惊梦结束《水浒》的观点不谋而合，十分高兴。罗老为考证周村这篇文章，又叫我到图书馆去借周文所引据的《稗史集传》。他随即详细复函周老，对周文提出不同的看法。譬如周老认为王圻《稗史汇编》记罗贯中《水浒传》资料是元人记元事。“国初”指“元初”，“乃遇真主”不是朱元璋。而罗老则认为这段资料系王圻据“旧闻”撰写，“国初”指“明初”。通篇以罗贯中比拟隋末虬髯客。“有志图王”的罗贯中于元末因“遇真主”朱元璋，只好“传神稗史”，其撰著《水浒传》的年代是明洪武末年。周老同罗老两人对这段史料的考证竟然相差了一个朝代。罗老的《水浒真义考》是与著者罗贯中的历史、时代背景以及与反映这一时期的《水浒》杂剧密切相关，因此他从道理上也是不可能“借用”周说是显然的。 五、两种观点对立，不可鱼目混珠 张国光评论《水浒》是以为金圣叹翻案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他接受郑振铎等人《水浒传》祖本即百回《忠义水浒传》的说法，称经金圣叹腰斩后的《水浒传》把投降主义的主题改为鼓吹武装斗争到底的主题。而罗尔纲研究《水浒传》有着与张国光完全不同的出发点、立论基础、研究方法以至结论。如果硬说相同，那就是张国光的主要观点同罗尔纲几十年前曾有过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罗尔纲研究“水浒”，只是他一生“怀疑虚谬、追求真实”学术思想的反映。他以实际行动来拥护百家争鸣，他欢迎批评，但对于一些无理的攻击，却不予理会。近年来陆续发表了一些认为存在七十回“水浒”原本和有续加证据的论文。这些进展是和作为“双两说”立论基础的腰斩说相冲突的。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瑞典著名语言学家、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Karlgren)已进行的工作。他通过对《水浒传》不同版本的语言进行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一百二十回‘水浒’的后五十回跟前七十回不是同一个作者。小说的最初版本中不包括后五十回，它们是后来补充进去的。”（注：据苏联И．Т．зограф《中古汉语研究概况》，见《国外语言学》1980年第6期。）高本汉依据八个语言事实得出的结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注：见李思明《通过语言比较来看〈古本水浒传〉的作者》，见《文学遗产》1987年第5期。）这和罗尔纲从不同的方面、用传统的对勘法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而相反，腰斩说却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这里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罗尔纲的观点与张国光的根本区别，两者截然不同，决不能混为一谈。罗尔纲的“水浒”研究必然要求深入去发现原本和非原本的区别，剔除盗加、盗改，复原原本，而张国光只求给金圣叹翻案就大功告成。现在在科学实践的检验面前，有可能使“双两说”面临“冰消瓦解”。张国光不是老老实实检验自己的论据，而是采取谩骂的方式，甚至掉转头来将罗尔纲的研究与他的工作混为一谈，并诬蔑罗尔纲的研究是“抄袭”他的“双两说”。我们认为，张氏行为已严重地侵犯了罗尔纲的名誉权。他的鱼目混珠、故意搅混水的做法，对于学术研究是十分不利的。我在这里最后要说明的是，我不是“水浒”学界的学人，本无意参加“水浒”的争论，但为了对社会、学界和读者负责，作为罗尔纲的助手，我有责任揭露张国光对罗的诬蔑，以还事物的本来面目。我们相信，是非自有社会公鉴。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0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