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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金瓶梅》批评已经深入到小说的审美内涵，虽然其批评还缺乏一种自觉的理性精神，但是它却开拓了《金瓶梅》批评的眼界和思路，规范了《金瓶梅》批评的方向，清代著名《金瓶梅》批评家张竹坡，沿此径继续攀援，最终成就了他小说批评的伟业。［（１）］ 一、强烈的主体意识 张竹坡的《金瓶梅》批评，可谓是集大成、建体系、踞高峰之作，他历史地继承了前人的理论成果，并加以扬弃、拓展、深化，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批评体系，完善了中国传统评点式小说批评的系统模式。 张竹坡小说批评的成就，是他主体精神灌注的结果。通观张竹坡的评点文字，人们突出的感受到他批评的主体旋律是袒露与实现自我的精神世界。张竹坡曾坦言他批点《金瓶梅》的目的是为了“救穷”、“养生”［（２）］，张竹坡确也穷愁，批书也可获利，为救穷计，非为不可，但细察，张竹坡说的评点《金瓶梅》只“不过为糊口计”，虽含实情，但骨子里却是牢骚和遁辞，乞望“仁人君子”对评点本宽容些，“兰不当门，不锄何害，锄之何益？”［（３）］张竹坡的救穷固是目的之一，但单一的救穷目的往往令文字屈从于权贵或时俗，而张竹坡的评点，既不屈从也非迎合，反倒是借他人之酒杯消己胸中的垒块，可见他的批评有着更为深沉的目的：渲泄自我的精神世界，呕吐积淤胸中的块垒。这也就决定了他批评中的强烈的主体意识。 读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他那满腹的愤懑与不平、酸愁与忧思、咀咒与期望，那不加矫饰的真情与坦诚的思绪，俱投射在评点文字中，给他的评点带来一股激荡情怀的生命力。张竹坡的《金瓶梅》批评是张竹坡生命存在的形式，张竹坡的批评，强烈地表达了他对精神主体客观实现的执着意向。 张竹坡说：“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前后拮拘，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住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也哉！”［（４）］ 对社会和人生的良深感触，欲自撰一部世情书而难能，在《金瓶梅》中寻找到了自己情怀的对映物，因之也就寻求到了以批评替代创作的渠道，张竹坡尽可以在他的评点中畅抒自己的情怀，倾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美好理想，因此，张竹坡反复申说他的《金瓶梅》评点是“我自作我之《金瓶梅》”。的确，张竹坡不是亦步亦趋地诠注《金瓶梅》，而是借评点在注我、证我、评我、抒我，张竹坡在评点中充分坦露了他的精神世界，展现了他具有独立个性的价值观。在张竹坡的评点中，我们随处都可以感受到他那强烈主体意识的灌注。 张竹坡以其独具的慧眼，发现了《金瓶梅》的美，并想把他的发现昭之于天下，使天下人共赏《金瓶梅》的文字之美，这是张竹坡评点《金瓶梅》主导指向。张竹坡的弟弟张道渊在《仲兄竹坡传》披露：“（兄）曾向余曰：‘《金瓶》针钱缜密，圣叹既殁，世鲜知者，吾将拈而出之。’遂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或曰：此稿货之坊间，可获重价。兄曰：‘吾岂谋利而为之耶？吾将梓以问世，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不亦可乎？’遂付剞厥，载之金陵。”［（５）］张竹坡自己在《竹坡闲话》中笔言：“《金瓶梅》，我又何以批之哉？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闲窗独坐，读史、读诸家文，少暇，偶一观之曰：如此妙文，不为之递出金针，不几辜负作者千秋苦心哉！”［（６）］明确的美学指向，使小说评点之船紧紧咬住美学的航标向美学的目的驶进。自觉地理论探讨意识，成就了张竹坡小说批评的美学高度。 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体系，在我国小说批评史上可以称得上是最完善的体系设计。张竹坡继承传统批评模式，有回评、眉批、夹批、圈点，他还创造性的就批评中贯穿始终的几个基本理论命题进行了集中的单篇论说。《竹坡闲话》论述《金瓶梅》作者著书的动机以及自己评点《金瓶梅》的缘由；《冷热金针》、《寓意说》、《苦孝说》、《第一奇书非淫书论》等文的主旨如题目所示；《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是对自己小说评点的美学原则和相关问题的说明，具有较为深刻的美学价值。 张竹坡批评体系的结构设计，是依据《金瓶梅》自身的美学特征和形态结构特征而采用的相宜的批评手段。“《水浒传》圣叹批处，大抵皆腹中小批居多。予书刊数十回后，或以此为言，予笑曰：《水浒》是现成大段毕具文字，如一百八人各有一传，虽有穿插，实次第分明，故圣叹只批其字句也。若《金瓶》乃隐大段精采于琐碎之中，只分别字句，细心者皆可为，而反失其大段精采也。然我后数十回内，亦随手补入小批，是故欲知文字纲领者看上半部，欲随目成趣知文字细密者看下半部，亦何不可。”［（７）］张竹坡于何处“细说”、何处“分注”，都有通盘考虑。［（８）］ 小说批评体系的完善，标志批评者思维结构的系统化，有序的思维结构，说明批评者理性精神的自觉与增强，因此，张竹坡小说批评体系的完善，表明中国古代小说批评已经摆脱了随感式而进入了自觉的理性世界。 二、完善的小说观 张竹坡的小说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张竹坡认为，小说是寓言，寄寓着创作主体的精神世界；小说以写人述事为主，所写之人所述之事，都是假捏幻造，风影之谈，纯属虚构，虽为虚构，又必须是依山点石，借海扬波，以社会现实生活为根源；小说借助形象，“凡小说，必用画象”［（９）］；小说的生命在于情理的真实。张竹坡认定小说是小说家呕心沥血的创造物，因此读者在阅读小说的时候要透视作者的文心，领悟将文心物化出来的妙法，这样才能深得小说的神髓。张竹坡的小说意识溶解在了他的具体评点里面，而在《＜金瓶梅＞寓意说》一文中，予以了相对集中的概括：“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１０）］ 细析张竹坡的小说观，大致可有下列诸方面： １．“稗官者，寓言也。”承传统文化小说观的影响，张竹坡袭用传统语汇“寓言”，但其概念的内涵却有了本质的新变，非以此喻彼，象征折射，象中寓理的寓言，而是情寓象中、情与象的完美结合体。象中寓情是张竹坡“寓言”的本质，张竹坡认为“作者无感慨，亦不必著书”。（《读法》３６）小说的形象系列，饱含着作家的主体精神世界，作家对社会人情事理的观察、体验、思索与悟得，“作者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以自泄。”［（１１）］《金瓶梅》“乃是作者满肚皮倡狂之泪没处洒落，故以《金瓶梅》为大哭地也。”（《读法》１０８）张竹坡认识到作为小说的《金瓶梅》是小说作者精神世界的物化物。基于此种认识，张竹坡对小说创作的主体论述、评点很丰富。小说寄寓着创作主体的情感世界，张竹坡的认识是自觉的、明确的，是我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关于小说即作家之“我”的较早而较为全面的论说。 ２．假捏、幻造。张竹坡明确指出小说是虚构之物，他曾多次批驳《金瓶梅》的“帐簿说”：“常见一人批《金瓶梅》曰：‘此西门之大帐簿’。其两眼无珠，可发一笑！夫伊于甚年、月、日见作者雇工于西门庆家写帐簿哉！”（《读法》８２）关于小说创作的帐簿说，在历史演义小说论中有之，在有关的《金瓶梅》作者的传说中也有：“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１２）］帐簿说的实质是模仿，然而比模仿更远离艺术，帐簿说认为小说在机械的照像式的记录生活，小说是生活的流水细帐。这是对小说艺术与生活关系的极大误解，将作为艺术的小说同现实生活之间简单地画上了等号。张竹坡的理论异于此说，视小说为人依据生活而创造出的美的艺术作品，他批点《金瓶梅》的目的，也在于“变帐簿以作文章”［（１３）］，改变人们的帐簿说，将《金瓶梅》的阅读与批评导向美的领域。 张竹坡认为，小说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既然小说是小说家假捏幻造劈空撰出的，自然也就不会等同于现实，所以“看《金瓶》，把他当事实看，便被他瞒过，必须把他当文章看，方不被他瞒过也”。（《读法》４０）当“文章”看的实质就是确认小说是人类的精神产品，是艺术创造。 ３．小说虽为虚构，但并非是无根之谈，归根到底，它还是以生活为本源的。张竹坡借山海石波之喻，揭示了生活与小说间的关系，小说“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山与海，是客观存在，石与波是小说家点与扬的产物，依现实之山点小说之石，借生活之海扬小说之波，山为石之根，海为波之源。张竹坡以石、波喻小说中假捏之人幻造之事，所以小说家之假捏幻造亦必是依山借海即现实生活为根本、为本源。这是张竹坡小说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此种认识出发，张竹坡重视作家对生活的亲历，认为小说家只有亲历“患难穷愁，人情事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读法》５９）无疑，张竹坡认为作家的生活经历与生活体验，是小说成功创造的必要条件。 ４．张竹坡认为情理是小说的核心内容，“做文章，不过是‘情理’二字，而“《金瓶梅》处处体贴人情物理”。（《读法》４３） 情理在我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叶昼在《水浒传》批评中已经运用了“人情物理”的语汇，认为《水浒传》的“妙处都在人情物理上”［（１４）］。金圣叹批评《水浒传》有“声情”与“神理”的评说［（１５）］。他们已经将“人情物理”、“声情神理”作为小说的批评标准。张竹坡在小说批评中对“情理”概念运用更加自觉和理性，视情理为小说与生活相互联系的纽带，是衡量小说艺术生命的标尺。在张竹坡的小说批评中，情理是个关键的概念。 作为小说核心内容的“情理”，内涵包蕴着人情与天理这样两个既相联系又相区分的方面。其中，人情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思与爱，喜怒哀乐悲恐惊，是人的内宇宙的总和；而物理则是外在于人的自然和社会发生发展及运行的客观规律，它不受人的意志的左右，却时时地在制约着人的命运、行为。人情与天理交合而成的情理结撰为小说的脑髓神经五腑六脏四肢百骸，使小说具有了神奇的生命活力。 张竹坡推重人情，视人情为天理展现的基础，他认为，在人世间，天理存在于人情之中，因此在小说中，得人情即可得天理。“其书凡有描写，莫不各尽人情，”（《读法》６２）“其各尽人情，莫不各得天道。”（《读法》６３）所谓得天道，就是“似真有其事”，“即千古算来，天之祸淫福善，颠倒权奸处，确乎如此。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吾故曰得天道也。”（《读法》６３）尽了人情即是得了天道，天道即得，小说便“似真有其事”。这里，我们看到，情理是张竹坡小说理论中的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契合点。人性与天道分开为二，尽了人情即得了天道，合起为一，这一便是情理。艺术真实的关键不在于小说中描写的一颦一笑与生活现实的吻合而在于这一颦一笑描写中是否尽了人情得了天理，这就要求小说家要向人情中讨出天理，把握住人情，在人物情感的演化过程中展现客观生活的规律即天理天道。小说中的人物在他们所生存的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的复杂环境中，通过语言、行为和内心情感的交织以及诸多人物性格的矛盾冲突，生动活泼地演化出客观世界的运行规律，即便小说中的人物事件是假捏幻造出来的，亦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入本三分地揭示出生活的本质内涵。 天理、天道作为事物的规律具有普遍性，每一个不论多么具体的人或事，都必然地体现着天理、天道的某个方面。人情是与具体的人的心灵联系着的，而体现在这个人的行为、语言以及心理活动之中，因此人情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张竹坡说人情要一个个讨出来，即通过对每一个人物的分析去把握他的人情。 人情与天道的关系，张竹坡主张尽了人情就是得了天道，小说在对具体的活生生的普通人的情感世界的真实描绘中，自然而然地就显现了天道的该然，天理、天道蕴含在人情之中，因此张竹坡否定在天理、天道的挥指之下去描述人情，那样会扭曲人物性格，造成虚假。 总括张竹坡小说批评中的“情理”概念，我们认为“情理”是指在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活，处在特定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人物，通过行为、语言及心理所表现出的丰富的内在情感世界以及性格得以形成的必然因果，并在诸多人物性格的交织中，自然地呈现出客观世界的演化过程和规律，即天理。 这样，张竹坡也就透过情理概念把握到了小说艺术中人物的典型性问题，所以他能够精辟地指出《金瓶梅》是“因一人写及一县”。（《读法》８４）情理说是张竹坡艺术典型论的理论基点。 张竹坡认为，把握住了“情理”，性格塑造则得心应手，“今做此一篇百回长文，亦只是‘情理’二字。于一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人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非其开口便得情理，由于讨出这一人的情理方开口耳。是故写十百千人皆如写一人，而遂洋洋乎有此一百回大书也。（《读法》４３）把握住了“情理”，行文之时笔底波澜自然而然会随机而生，“文字无非情理，情理便生出章法”，（第四十回前评）《金瓶梅》之所以用犯笔而不犯，就是因为作者把握住了人物的情理蕴含，小说中的文字顿挫处是人物间“不得不然之情理”所致。（参阅第二回回前评）。 情理还联系着小说情节的展开，是小说情节演进的制约力。小说中情节的起伏波折不应是作者的臆造，而是体现在人物性格及人物间关系的必然结果，《金瓶梅》第十七回李瓶儿许嫁蒋竹山，出乎读者预料，张竹坡认为“是盖于人情中讨出来，不特文字生活而已。”（第十七回回前评） 情理存在于真实的生活之中，被创作主体体悟、发现、认知、析出并且凝结在他所假捏幻造的人物性格之中，因此现实生活与艺术创造所体现的质的内涵－－情理，是一致的，张竹坡称世事为真，称文章（小说）为“假”，而情理则是将生活之真与艺术之“假”联结起来的桥梁。 情理，是张竹坡小说批评中的十分重要的概念。 ５．“凡小说，必用画象”。（第二十九回回前评）张竹坡准确地把握到了小说艺术的重要的美学特征。小说是用语言塑造形象再现社会生活的现实与表现作家主体的情感世界及特有的审美意趣。只有把握住小说的这一重要美学特征，小说批评才不会隔靴搔痒。 小说要为各种人物画象，而成功的小说人物形象应该是栩栩如生的，如张竹坡所说“真生龙活虎，非耍木偶人者”，（第五十九回夹批）生龙活虎的形象，应该是既有外在的形，又有内在的神，步入“描神追影”的境界，《金瓶梅》恰恰是把人物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了，“如此回凡《金瓶梅》内有名人物，皆已为之描神追影，读之固不必再画。而善画者，亦可以即此而想其人，庶可肖形，以应其言语动作之态也。”（第二十九回回前评）张竹坡重视小说人物形象的生气与神韵，在他的文体评点中，有大量的笔墨倾注在人物形象之上，指点形象佳妙之所在，并且进而分析作家的匠心与技法。 ６．小说是作家心智的创造。《金瓶梅》是作家用金线织就的一幅花团锦绣文字，作家耗尽心血，其间“费许多经营，许多穿插裁剪”之功，（《读法》３９）张竹坡立志要窥探作家心灵的奥秘，度出金针，以不辜负作者的千秋苦心。在张竹坡的文本批评中，处处留下了探求作家文心妙法的痕迹。 《金瓶梅》的作者“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人来”，那么它是“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的？批评家必须思考。劈空结撰，收扰发放，对于创作者，表现在构想方面为文心，表现在物化方面为妙法，文心经妙法而长存，妙法得文心而灵化。在小说《金瓶梅》中，文心妙法无处不在，渗透在人物塑造、场面描绘、情节设计、结构安排等等方面。文心妙法对于创作主体来说，是一种心智运作，文心妙法的心智运作，使《金瓶梅》花团锦绣，而对文心妙法的批评，也就构成了小说批评的美学层面。 既然小说是作家心智创造的产物，那么作家之所以能够塑造出许许多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张竹坡的小说批评已经深入到了作家创作心理机制的探讨。 在我国小说批评史上，金圣叹首先较为全面地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作家“一心所运”而人人“入妙”，是因为作家经过“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的结果，“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而在临文之际“动心”化为所塑造的人物，这样，写一豪杰，即居然为豪杰，写一奸雄，即居然为奸雄，写一淫妇，即居然为淫妇。金圣叹的“动心”说，认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凭借神思翅膀，使自己化为作品中的人物，动心而化，便会写什么便“居然”是什么［（１６）］。张竹坡沿金圣叹开拓的理论道路去思考，提出了“入世－－专心－－现身”这一小说创作心理机制模式，全面地揭示了小说家创作的心理过程。 入世。从小说的创作本源出发，张竹坡认为作家进入创作过程，首先是“入世”，“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脚色摹神”。（《读法》５９）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刻的人生体验，是成功地塑造艺术形象的前提，但是，作家终究是脚踏实地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他的身心受着客观世界时空环境的诸多制约，绝难将世事“色色历遍”，张竹坡认识到“作《金瓶梅》，若果必待色色历遍，才有此书，则《金瓶梅》又必做不成也。何则？即如诸淫妇偷汉，种种不同，若必待身亲历而后知之，将何以经历哉！”（《读法》６９）作家必须入世，入世也难将世事色色历遍，而小说又必然涉及许多作家未曾经历过的事，这一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张竹坡认为作家虽然不能历遍世事而又可能无所不通，关键在于作家的“专在一心”。（《读法》６０） “专在一心”即专心，作家集中精力认真体察人物的内心世界，讨出人物的内在“情理”，“于一个人的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读法》４３）讨出了人物的情理就把握住了人物性格塑造的纲绳准则，人物的声情笑貌也便植入了作家的头脑，这就是“一心所通”，进而是“现身一番”，即“身现各色人等”，（《读法》６１、６２）这样小说中活灵活现的人物便被塑造出来了。 “现身”、“化身”，是作家依据入世，专心从人物心中讨出来的情理为轴心，在脑海中演化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人物的行走坐卧言谈举止精气神韵等，人物活现在作家的心底眼前，进而模拟“现身”、“化身”为作品中的人物，然后运施“妙法”，将其物化，描绘出来，这样创作出来的人物，虽存在于纸上，却立在纸上，活在读者的心中。 张竹坡关于作家创作心理的探讨，源于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物化论，我国的诗画批评较早的引借了这一思想评论诗人画家的创作心理过程，在小说、戏曲批评中，金圣叹和李渔，都是用这一哲学思想为基础，分析作家创作心理的，论述深刻而精采。张竹坡沿循他们的理性思维脉络行走，更为自觉和系统地分析了《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心理，这一部分理论，是张竹坡小说理论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丰富的文本批评 我国小说评点派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小说文本的具体评点，在小说行文中间，随时插入点、评、批，或抒写自己的审美感受，或揭示小说的意蕴，或对人物进行道德的评判，或指出技法的高超，自由度很大。张竹坡的评点文字，既有大量审美感受的记实，也有对感受到的美的理性提炼。张竹坡的文本批评，是他的小说观得以提炼的基本原素，同时，也是他在自己小说观指导之下的具体批评。 评点文字是随小说情节的展开随读随评的，因此，从表现形态上看，有一种零散、琐碎、重复之感，缺乏文气地连贯性，但是，由于评点是在评点者的世界观、审美观、小说观的制约下进行的，所以，看似散碎的评点文字，其间也有着一统的精神贯注，是个整体，只是条分缕析起来较为困难罢了。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以及每回的回前评中进行了一定的概括，这样我们对他的文本批评的审视就方便得多了。 张竹坡的文本批评，审视点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 １．申说寓意 张竹坡极为看重小说的寓意，视小说寓意如生命，并为此撰写《金瓶梅寓意说》，认为《金瓶梅》“大半皆寓言”，“乃作者一腔炎凉痛恨发于笔端”，他在《金瓶梅寓意说》中详尽地列举分析了小说寓意之所在，在小说的文本批评中，随机而发指点寓意，在张竹坡的眼中，《金瓶梅》的寓意，几乎无所不在。 探寻寓意是我国文学批评的传统。寓意是作品形象系列的思想蕴含，由于成功的艺术形象包蕴的丰富性、复杂性致使持有不同世界观、审美观的评论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再加之时代、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某一具体作品的寓意的探寻和阐释，有时竟天壤之别，至今，关于《金瓶梅》的寓意依然是众说纷纭。 其实，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根本没有必要统一寓意的标准答案，对寓意理解与阐释的多义性，于小说自身，恰恰是其形象生动、蕴含丰富的表现，何况我国的小说作者也有在小说中植埋寓意的传统；而于评论者，由于各自的主体性格不同，审视角度各异，歧义的理解也是必然的，合情合理。小说批评不能不涉及小说寓意，这是小说社会价值判断的前提，但是，如果过份沉溺于寓意的推敲，也有碍小说批评美学目标的集中。 张竹坡过犹不及，他眼中的《金瓶梅》，寓意无所不在。结构布局，人物的名号性格命运交往冲突，词曲小令笑话，小说的各方各面均含寓意，张竹坡甚至是一字一词地寻觅小说微言大义之所在。在文本批评中，由于过份地注重寓意探求，弄得玄玄乎乎，在较大程度上冲淡了人们对小说审美的注意，也为我国后来的小说批评打开了一扇寻幽探赜的闸门，以致形成了考据、索引、挖掘所谓微言大义的非审美的小说批评流派。 张竹坡申说寓意的积极意义在于，借助寓意的申说，表述自己的社会观，借《金瓶梅》揭示财色的罪恶、冷热的世情、真假的人际，从中透视人生批判社会，有力地斥驳了关于《金瓶梅》的“淫书论”，为《金瓶梅》的社会价值进行争辩，保护了《金瓶梅》的社会存在和传播，功不可没。 ２．评点人物 人物，作为小说的核心，是张竹坡小说文本批评瞄注的重点。在中国重伦理道德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张竹坡有大量笔墨针对人物的道德评价，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善与恶的判断。善恶判断是对人物性格的基本把握，也是对小说倾向的基本确立，小说批评中的道德评价是不可少的。张竹坡对《金瓶梅》中人物性格的善恶判断基本吻和人物性格，“西门庆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惠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读法》３２） 作为美文学的批评，张竹坡的重点依然在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艺术生命，张竹坡在阅读中突出地感受到了诸多人物形象的生命活力，生龙活虎，描神追影，栩栩如生，大有呼之欲出之感，那么，人物的生命活力是如何获得的呢？张竹坡认为小说中人物的生命活力的获得在于人物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具体表现在人物的语言、行为及心理活动的独特性上。《金瓶梅》塑造出一群女性的形象，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绝无雷同，张竹坡赞赏《金瓶梅》人物塑造的成功，“写王六儿，的是王六儿；接写瓶儿，的是瓶儿；再接写金莲，又的是金莲。绝无一点差错。”（第六十一回夹评）构成人物性格独特性的，是人物的个性化的语言，独特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等，评点中，张竹坡随时点及。 张竹坡还总结了《金瓶梅》突现人物个性的艺术手段：“善用犯笔而不犯”（《读法》４５）的性格塑造法。由于个性是小说中人物生命活力之所在，所以小说家无不追求人物个性的实现，大手笔总是善于突现大体相同性格人物的更为深层次的个性化特征，使得人物独特的精神世界更加鲜明，从而塑造出生动的“这一个”，我国古代小说批评家对这一艺术手段进行了总结，叶昼、金圣叹都曾论及，叶昼在总结《水浒》人物形象塑造的经验时，就曾用“同而不同处有辨”概括，“如鲁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刘唐等众人，都是性急的，渠形容刻画来，各有派头，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读去自有分辨，不必见其姓名，一睹事实，就知某人某人也。”［（１７）］金圣叹在总结《水浒》的文法之时也有类似的正犯法略犯法之说［（１８）］。张竹坡继承前人的思想资料，明确指出“《金瓶梅》妙在善用犯笔而不犯”，“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人的身分，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又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功，又各各不乱一丝。写一王六儿，偏又写一贲四嫂；写一李桂姐，又写一吴银姐、郑月儿；写一王婆，偏又写一薛媒婆、一冯妈妈、一文嫂儿、一陶媒婆；写一薛姑子，偏又写一王姑子、刘姑子。诸如此类，皆妙在特特犯手，却又各各一款，绝不相同也。（《读法》４５）善用犯笔而不犯，需要作家入世最深，有高超的艺术造诣，善于化身为小说中的人物，并且能够娴熟地运用多副笔墨，这样用犯笔才能不犯。 文本评点准确地指出，《金瓶梅》作者善于在塑造不同性格的人物时运用不同的笔法。“于西门庆，不作一文笔；于月娘，不作一显笔；于玉楼，则用俏笔；于金莲，不做一钝笔；于瓶儿，不作一深笔；于春梅，纯用傲笔；于敬济，不作一韵笔，于大姐，不作一秀笔，于伯爵，不作一呆笔，于玳安儿，不着一蠢笔。”（《读法》４６）不同笔法，是以人物的基本性格为依据的，笔法与人物性格的一致性，有利于创造一个良好的性格氛围，可以保持人物性格的稳定性、独特性，令人物的个性特征更加鲜明。塑造不同性格的人物，运用不同的笔法，可视为小说塑造性格的不二法则。 张竹坡十分重视白描、细节在性格塑造中的重要作用。张竹坡在文本批评中对生动的白描和精采的细节总是要给予特别点指和评说。 关于白描，张竹坡真诚地告诫读者：“读《金瓶》当看其白描处。子弟能看其白描处，必能自做出异样省力巧妙文字来也。”（《读法》６４）《金瓶梅》的白描，精采纷呈，应接不暇，精炼简捷的三言两语，生动准确地勾勒出人物的音容笑貌，性格活跳，蕴味悠长，“描写伯爵处，纯是白描，追魂摄影之笔。……俨然纸上活跳出来，如闻其声，如见其形。”（第一回回前评）白描是《金瓶梅》塑造人物描绘事件的重要手段，张竹坡准确地拈出，评点，总括，目光如炬。 细节是小说的血肉，剔掉一部小说的细节，遗留下的只能是一套故事的枯骨，小说的血色和神韵也就失掉了。细节能够深入骨髓揭示出人物的性格，能够更为直接更为细微地表达作家的情感倾向，在不知不觉中激起读者爱憎褒贬的情绪，张竹坡说：“小小一物，文人用之，遂能作无数文章，而又写尽浮薄人情”。（第八回回前评）细节还是情节发展与转折的联锁手段，对此，张竹坡在文本批评中有许多批注。张竹坡倾心细节的美感力量，他多次强调指出《金瓶梅》是“隐大段精采于琐碎之中”，［（１９）］“琐琐处，皆是异样纹锦，千万休匆匆看过。”（第二回回前评）张竹坡认为《金瓶梅》的细节描写超越了其他的小说，告诫读者“不可忽此闲笔。千古稗官中不能及之者，总是此等闲笔难学也。”（第三十七回回前评）脍炙人口的细节，是小说艺术成熟的标志，是小说家深湛功力的表现，据此可以认定，《金瓶梅》艺术造诣的不凡。 张竹坡发现和总结出的人物形象塑造法，丰富了他小说观中的“凡小说，必用画象”的原则，使这一美学原则更为具体化了。 张竹坡还十分重视人物赖以生存和活动的空间环境，重视环境对人物性格形成的作用。 空间环境是人物活动的场所，张竹坡在《杂录小引》中说，看书“必看其立架处”，所指即此，认为《金瓶梅》精心设计的空间环境，为作品中人物活动提供了便利而又合乎情理的舞台，于无形中将作品中的人物联成一体。 人生存于环境之中，社会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关于潘金莲性格的形成，张竹坡没有简单地归结为人的天性使然，而是强调环境对她的熏陶和影响。张竹坡说：“王招宣府内，固金莲旧时卖入学歌学舞之处也。今看其一腔机诈，丧廉寡耻，若云本自天生，则良心为不可必，而性善为不可据也。吾如其自二三岁时，未必便如此淫荡也。使当日王招宣家，男敦礼义，女尚贞廉，淫声不出于口，淫色不见于目。金莲虽淫荡，亦必化而为贞女。奈何堂堂招宣，不为天子招服远人，宣威扬德，而一裁缝家九岁女孩至其家，即费许多闲话，教其描眉画眼，弄粉涂朱，且教其做张做致，娇模娇样。其待小使女如此，则其仪型妻子可知矣。……作者盖深恶金莲，而并恶及其出身之处，故写林太太也。”（《读法》２３）小说第一回潘金莲嫁与武大之后，主动提出卖掉自己的首饰，凑银子典房居住，以避社会浮浪子弟的骚扰，张竹坡在文中夹评道：“本来犹可为善，则王婆可剐也。”王招宣家的熏染和王婆的设计引诱，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中，终于使主客情境遇合，导致潘金莲走上了她特定的人生旅程。在环境与人物性格的关系上，张竹坡的见解深刻。 ３．拆解结构，析出技法 折解结构是张竹坡小说文本批评的重要内容。他说：“做文如盖造房屋，要使梁柱笋眼，都合得无一缝可见；而读人的文字，却要如拆房屋，使某梁某柱的笋，皆一一散开在我眼中也。”（第二回回前评）《金瓶梅》的作者将纷杂事件、众多人物结撰成一部完整的小说，的确是匠心独运，欲知其妙，必须对小说的结构进行拆解分析，这样对小说的审美理解也会加深。张竹坡说：《金瓶梅》“劈空撰出金、瓶、梅三个人来、看其如何收拢一块，如何发放开去”，拆解就是分析这收扰与发放之法。 技法，涉及面广，行文布局、人物塑造、情节安排、氛围创造、细节白描乃至一语一词的运用，无不关涉技法。技法是作家匠心独运，将头脑中酿成的形象物化出来的艺术手段，没有对技法娴熟掌握与综合运用，就没有小说的艺术可言，小说批评如果抛弃技法的分析，也绝对成不了美学的小说批评。叶昼、金圣叹、毛宗岗等小说批评大家都非常重视技法的分析与概括，张竹坡继承了他们的传统。张竹坡十分赞赏《金瓶梅》“于作文之法无所不备”，（《读法》５０）“文心活泼周到，无一点空处”。（第四回回前评） 在张竹坡的文本批评中，我们清理出张竹坡关于小说技法实施的美学原则： （１）技法的运用需符合小说人物的“情理”，悖离“情理”的技法，无艺术生命力可言； （２）技法应该自然天成。自然天成是技法实施的最高层次，是对技法的浑然运用，“文字如行云冉冉，流水潺潺，无一沾滞死住”，“真是公孙舞剑，无一空处。而穿插之妙，又如凤入牡丹，一片文锦，其枝枝叶叶，皆脉脉相通，却又一丝不乱。而看者乃五色迷离，不能为之分何者是凤，何者是牡丹，何者是枝是叶也。”（第十回回前评）自然天成是依据情理荡漾文笔，忽作迅雷惊电之笔，忽又杨柳松花，总之，涉笔成趣，枝枝叶叶总关情，花瓣花蕊皆入理，自然天成，非人工刻意雕琢斧凿而出，而是文成法备。 在文本批评中，张竹坡十分看重小说家的多副笔墨，一笔万用而“不露痕迹”（《读法》１３）；笔墨轻灵，“笔不到而意到”（第一回回前评）。特别是如前文所指，依据人物的性格特征，而用多种不同的笔墨。笔法的多副使小说丰富而充满变化，波诡云谲，蕴味深含，耐咀嚼。 ４．小说阅读的审美指导 阅读与欣赏的指导是有责任心的批评家义不容辞的社会天职，同物质产品的消费需要指导一样，精神产品的消费也需要指导。由于生活经历、艺术修养等方面的原因，一般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往往难于领略作品的美的精微，甚至有时会有一种茫然之感，什么美丑优劣浑然无觉，文艺批评家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以其超群的艺术眼光和深刻的美学见解，揭示作品的社会和美学的价值蕴含，揭示作品的精微所在，指导读者领会作品的内容和赏析作品的艺术之美。这样，全社会的审美鉴赏力才会全面提高，有益社会的精神文明。张竹坡的文本批评，对《金瓶梅》的阅读，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 张竹坡重视小说导读，从文本评点中我们看到，他的心目中是有读者的，有许多话都是面对读者而言的。张竹坡十分愤慨社会对《金瓶梅》的曲解、误解，他认为世上“读《金瓶》者多，不善读《金瓶》者亦多”，张竹坡批评一些人“止因自己目无双珠，遂悉令世间将此妙文，目为淫书，置之高阁，使前人呕心呕血做这妙文，……乃为俗人所掩，尽付东流水，是谓人误《金瓶》。”张竹坡批评一些读者“全不知作者行为的一片苦心”，正是因此，“作者叫屈不歇”，所以张竹坡要奋起“代为争之”，并且告诫读者读《金瓶梅》如果“全以我此日文心，逆取他当日的妙笔，则胜如读一部《史记》”。（参阅《读法》８２） 张竹坡重视小说阅读中的审美介入，张竹坡虔诚地写道：“读《金瓶》必置名香于几，庶可遥谢前人，感其作妙文，曲曲折折以娱我。”（《读法》９８）申说自己“只赏其文之妙”。（《读法》３５）因此，他对读者反复叮咛“看文者休辜负了人家文字”。（第七回回前评） 张竹坡是以自己的文本评点实践进行有成效的导读的，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了阅读者的立心、善读、置身等阅读指导有关的理论问题。 立心，就是阅读者立心要正。“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止知看其淫处也。”（《读法》５３）这是《金瓶梅》的悲哀，是人误《金瓶梅》而非《金瓶梅》误人，他要求读《金瓶梅》首先要正心。这是阅读行为的出发点。 善读，即阅读的原则与方法。首先，不可把小说“当实看”，“必须把他当文章看”，（《读法》４０）方能体会小说蕴含的情理及美韵。其次，对小说的情理与美妙必须作宏观的瞰视，“一百回是一回，必须放开眼作一回读，乃知其起尽处”，（《读法》３８）“不可零星看，如零星，便止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间，一气看完，方知作者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读法》５２）宏观瞰视，是把小说作为整体，观察其结构的绵密和情理的必然，体察小说整体氛围。第三，对小说美妙的细部不可囫囵吞枣，“读《金瓶梅》小说，若连片念去，便味如嚼蜡，止见满篇老婆舌头而已，安能知其为妙文也哉！”（《读法》７１）因此对小说的细节、白描、结穴、关锁、笔调，一笑谈，一小曲，皆应仔细推敲，方能体悟到作家的灵心妙手。阅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应该细读（《读法》７１）细玩（《读法》６８）咀嚼作品美的英华。第四，要善于在无文字处品味小说的神韵及作者的文心与妙法。“文章生动处，不在用笔写到之处”，“文字妙处，全要在不言处见”。（第一回回前评）张竹坡认为，“其不着笔墨处，又有无限烟波，直欲藏一部大书于无笔处也。此所谓笔不到而意到者。”（《读法》２３）这种“以不言写之”，“以不写处写之”（《读法》１６）的笔墨更为活泼，韵味也更为深长。因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应该善于体悟无字处的佳妙。自然这里面又涉及到阅读过程中作为主体的读者的积极介入问题，即置身。 置身。小说的阅读与欣赏是具有再创造性质的精神活动，如果失掉再创造性，则难以品味出作品美妙之所在，阅读也就味同嚼蜡。张竹坡重视作家创造过程中“现身”为作品中的人物，同时也强调阅读与欣赏过程的身心介入，即读者应该置身于作品所创造的情境中去，化身为作品中的人物，去体察去品味去思考。张竹坡认为小说中有许许多多的妙处是难以言传的，只有“将身即作”小说中的人物，游历一番，“方知作者无一语不神妙难言”，“然后作者之心血乃出，然后乃不负作者的心血。”（第二回回前评）张竹坡的“将身即作”的理论实质是欣赏过程中的积极的形象思维活动，也是文学欣赏的重要的心理过程。 张竹坡的小说导读，是他小说理论批评的重要构成部分。 承继崇祯本《金瓶梅》评点，张竹坡由于强化了自我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的美学指向，对《金瓶梅》的艺术美进行了深入一步地开掘，并且完善了我国小说批评的文体结构模式，他的小说批评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小说批评的完善形态。 张竹坡小说理论的深刻性以及体系的完善性，使他的《金瓶梅》批评雄踞了我国古代《金瓶梅》批评的颠峰，并且在我国古代小说批评史上占据了熠熠闪光的一页。张竹坡之后，清代的《金瓶梅》批评，虽未绝，也时有可采之珠，但总的说来已经黯然。至近代，由于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美学观的变化，投射到《金瓶梅》批评，使《金瓶梅》批评别开生面，但其影响，远不及张竹坡的深刻和久远。 注释 （１）参阅拙作《明代＜金瓶梅＞批评论》，《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２）（３）（１３）张竹坡《第一奇书非淫书论》。 （４）（６）（１１）张竹坡《竹坡闲话》。 （５）张道渊《仲兄竹坡传》。 （７）（１９）张竹坡《第一奇书凡例》。 （８）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第４９、５０则。后文引述随文注《读法》及则数。 （９）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二十九回回前评。后文引回评、夹评随文注。 （１０）张竹坡《金瓶梅寓意说》。 （１２）袁中道《游居柿录》。 （１４）（１７）明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九十七回回评、第三回回评。 （１５）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五十七回回评。 （１６）参阅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五十五回回评。 （１８）参阅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读法》。 原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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