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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实生活挂起钩” 大江健三郎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日本小说家之一，这和他在199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着很大的关系。此前，他的作品的中文译本很少，但是随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的每一部作品刚刚在日本发行，随后就被翻译成了中文，而且，大江健三郎也多次来到中国进行访问和交流，并且和莫言等中国作家建立了非常友好的互相倾听和欣赏的关系。而我最倾心于大江健三郎的，是他关于“建立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个说法，纵观他一生的努力，实际上，都在为建立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而努力，并以他所获得的巨大成果，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和褒奖。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于日本四国岛的爱媛县喜多郡的山村里，在具有原始风貌的森林边，大江健三郎度过了他和自然亲和的童年，并且阅读过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和瑞典女作家拉格洛芙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这两部作品给他的童年带来了幻想的翅膀，也是促使他后来走上文学道路的发蒙之作。上中学的时候，他就编辑了学生文学刊物《掌上》。1954年，18岁的大江健三郎进入东京大学文学系，攻读法国文学，受到了法国存在主义小说家加缪、萨特等人的巨大影响，而日本现代派作家安部公房的作品也给了他很大影响。不过，这个时候，大江健三郎已经确定了自己要追求的文学方向：“那时候，我喜欢安部公房，阅读了安部和卡夫卡的作品，觉得有人写作如同寓言一样的小说，这真有趣。不过，我还是告诫自己，不要去写寓言小说，而是要尽量与现实生活挂起钩来。就这样，我决定写出与同在日本并同一个时代的安部公房所不同的、自己的独创性来。”（见《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中文版46页，新世界出版社版） 1957年，大江健三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奇妙的工作》，讲述的是在战后的时代里，作为少年的主人公要去打狗杀狗的故事。一个少年应聘，发现他要干的工作竟然是杀掉150条狗，要求他在两三天的时间内干完。这么一个带有存在主义思想痕迹的小说里，弥漫着一种日本战败之后的失落和阴暗情绪。随后，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死者的奢华》和《饲育》。《死者的奢华》讲述青年男主人公和一个怀孕的女大学生一起，为医学院的解剖室搬运尸体的故事，对生命、女人、性和死亡的沉思，对时代内部病症的敏锐体察，对青春期成长的复杂体验，是这篇小说的着力点：“浸泡在浓褐色液体里的死者们，胳膊肘纠缠着，脑袋顶撞着，满满地挤了一水池。有的浮在表面，也有的半沉在水中。他们被淡褐色的柔软的皮肤包裹着，保持着坚硬的不驯服的独立感，虽然各自都向内部收缩着，但却又互相执拗地摩擦着身体。他们的身体几乎都有着难以确认般模糊的浮肿，这使他们禁闭着眼睑的脸旁显得更丰腴。挥发性的臭气激烈地升腾，使禁闭的房间里的空气更加浓重。所有的声响都和黏稠的空气搅拌在一起，充满了沉甸甸的重量感。”这是小说的开头，可以体会到大江健三郎那种压抑沉闷和病态的心绪。 而短篇小说《饲育》的背景则是“二战”期间，在日本偏僻的山村中，一群少年俘获了一名美国空军的一架坠毁战斗机的黑人驾驶员，他们对这个俘虏进行“饲育”和虐待，最终杀死了这个黑人俘虏。“二战”对日本民众和孩子们的影响深入到了四国的森林和人们的内心深处，一股莫名的哀伤贯穿全篇。《饲育》获得了1958年的日本最重要文学奖芥川文学奖，使年仅23岁的大江健三郎名声大噪，并且逐渐成为战后日本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这一年，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人羊》、《搬运》、《鸽子》，长篇小说《掐死坏苗，勒死坏种》（又译《感化院的少年》）。《掐死坏苗，勒死坏种》描述了15个被关在感化院里的少年如何寻求成长的故事。小说的叙述者是第一人称“我”，可以看到，日本刚刚从战败的灰烬里站立起来却又摇摇欲坠的时代状况在少年的心灵世界里的投影。大江健三郎的故乡四国森林的生活和童年的经验，以及日本战败之后的社会景象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底色。 1959年，大江健三郎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法国文学专业，他的毕业论文是《论萨特小说里的形象》，并发表随笔《我们的性世界》和长篇小说《青年的污名》、《我们的时代》。《青年的污名》是一部小长篇，讲述日本边缘人的灰暗生活。小说的地理背景是日本偏僻的海岛阿若岛，讲述在某一年，青鱼的精液将海面染成了乳白色，结果，当地的阿伊努人被灭绝了，一群渔民青年人在性的欢愉和享乐主义的状态下，找不到人生的意义，遭到了自然和其他社群的惩罚，背负着岛屿无法捕捉青鱼的污名。小说有着神话和传说的力量，以原始的材料和传说入手，讲述了海岛上传统和现实的冲突，青年和统治者的冲突，隐约传达出神话原型理论的影响。《我们的时代》也是一部小长篇，小说里弥漫着一股躁动和欲望的气息，它通过一个23岁的青年靖男的性遭遇和性冒险，以性的角度来观察青年的独特存在和精神状态。靖男试图以道德堕落来摆脱伦理的束缚，但最终也没有获得解放，肉体的颓废带来的是精神上更大的创伤和虚无，心灵不仅没有获得安慰，还加速了靖男自身的毁灭过程。 1960年，25岁的大江健三郎和著名电影导演伊丹万作的女儿伊丹缘结婚。此时，他积极地参加反对日本和美国缔结安全条约的抗议活动，在这年的５月，他作为日本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中国。９月，他在《新潮》杂志上发表了长篇小说《迟到的青年》。这部小说分为两部，在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讲述了“我”自1945年夏天日本战败后所经历的痛苦岁月，描述了“我”在森林和山区长大后，离开故乡来到了大都市东京，寻找出路的故事。外地人和边缘人、青年人的压抑和性苦闷，都市的广大和冷漠，在这部小说中都有所表现。此刻的大江健三郎，就像是萨特在日本的文学传人那样，以介入的姿态，勤奋地书写他对时代的感受。所谓的“存在主义文学”风格，我想，主要有两个基点，一个是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本质观念和存在本身的探讨，另外一面，就是提倡介入文学，要作家明确地对当代社会采取批判的姿态。因此，大江健三郎这个时期的作品，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掘进。在社会的介入性方面，大江健三郎明确反对日本右翼势力，反对日美安全保护协定。1961年，他根据当时日本社会党委员长被右翼青年刺杀的事件，写出了中篇小说《十七岁》和续篇、短篇小说《政治少年之死》，表达了他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强烈批判态度，他也因为发表了这样的小说遭到了右翼势力的威胁。这一年，他去巴黎旅行，期间，曾经专门拜访了对他影响很大的法国思想家、作家萨特，言谈甚欢。 性的人和世界 在探讨日本人存在状态方面，大江健三郎以《性的人》、《我们的时代》、《迟到的青年》、《个人的体验》为主，从性的角度积极探索人的精神状态，取得了别样的收获。 1963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性的人》，带有着一种野蛮和青春荒凉的气息，从性的角度，描述29岁的青年摄影师J和他周围的人和社会关系，呈现了日本战后迅速发展的社会状况给人们带来的精神痛楚和欢愉。性是大江健三郎一生都着力开拓和深挖的一个领域，他甚至认为，20世纪的小说，已经将能写的大部分领域都触及到了，只有性的领域，是可以继续去探索的。日本在战后经济迅速腾飞，同时社会也充满了变化，这个时期的大江健三郎敏锐、病态和锋利，他以人的精神状态的异常，来折射日本在“日美安保协定”保护下青年人的反叛和对日本未来的迷茫感。同一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叫喊声》，这部小说依旧描绘了日本社会的边缘人的生活，以第一人称、主人公“我”来讲述，塑造了三个鲜明的青年形象：男妓阿虎以卖淫的方式来寻求对自己的惩罚，以手淫自娱的吴鹰男最终堕落到强奸杀人的地步；主人公“我”作为见证人，讲述了他们在东京急剧变化的商业社会中，在堕落与升腾之间的游走，带有强烈的存在主义小说印记。 在1963年，大江健三郎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他的儿子大江光诞生了。但是，大江光是一个先天头骨有残疾的孩子，因此，在智力上也有些障碍。也就是说，第一次当父亲，他就和妻子生育了一个弱智儿子。这个私人生活中的不幸事件带给他巨大的刺激，他体验到生命的焦灼和生存的艰险。一度，大江健三郎甚至想放弃承担养护这个弱智生命的责任，但最终，他还是果断地承受了这个事实，用了很多年的时间，终于把弱智儿子大江光培养成了一个能够听懂鸟叫、并且能够作曲的音乐家。这样的对个体生命的责任和承担，既是他写作的动力，也成为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之一。有一种评论说，大江健三郎是“父子共获奖”，也就是说，假如没有智障儿子大江光，大江也许不会写出那么多好作品，也不会因为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受到了残疾儿子的影响，他写出了早期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这部小说完全以他生了残疾孩子的体验作为素材，描述主人公鸟在面对自己的残疾新生儿时的痛苦处境。鸟的内心痛楚和仓皇，他想逃避这一切，于是，他从一个叫火贝子的女人那里寻求性的安慰，家庭濒临解体。火贝子出了两个主意，让他选择：要么把这个残疾婴儿作为给医院提供的研究标本，悄悄地让孩子衰弱而死，要么交给堕胎的黑市医生，直接把残疾孩子杀死，然后嫁祸于黑市医生。但是，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孩子还是保留下来了。最终，人性中的善和爱使鸟勇敢地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他也离开了火贝子的性爱之乡，回到了家庭中，艰难地开始了承受日常生活的挑战。 《个人的体验》因为其人道主义的光辉和对人性的深刻挖掘和大胆剖析，成为大江健三郎创作第一个阶段的代表作，小说也获得了新潮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认为，大江健三郎“本人是在通过写作来驱赶恶魔，在自己创造出的想象世界里挖掘个人的体验，并因此而成功地描绘出了人类共通的东西。可以认为，这是在成为脑残疾病儿的父亲后才得以写出的作品”。这一年，是他创作的丰收年，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空中的怪物阿归》，出版了长篇小说《日常生活的冒险》和长篇随笔《广岛札记》。《日常生活的冒险》的主人公是一个18岁的青年，他喜欢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各种冒险，在他的身边，聚集的都是和他一样的、对生活感到不满的年轻人，他们游走在社会和犯罪的边缘，这些日常生活的冒险家都是一些怪人，有拳击手、有偷盗癖和花痴癖的少女、白血病患者等等，他们一起探索着道德的边界、日常生活的边界。最后，小说的主人公搭乘货轮，跑到了欧洲去冒险，和一个富有的意大利中年女性一起旅行，后来在北非的一个小镇上自杀身亡。小说分为五个部分，叙述扎实紧密，叙述者是主人公的好朋友“我”，“我”接到了一封来自欧洲意大利一个中年女人的信件，信中说，他的朋友已经自杀了，由此展开了回忆性的叙述。小说在语言风格和细节描写上都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内核则是存在主义的，其对日本青年状态的描述表现得相当深刻和极端。 他还出版了随笔《广岛札记》，这是他多次去广岛实地采访当年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后遗症的著作，显示了他对日本战后现实的强烈关注和介入态度，以及对战争和核时代的反思。我把30岁之前的大江健三郎的创作，看做他写作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他的创作精力非常旺盛，仅长篇小说就出版了７部，虽然大部分都是篇幅不大的小长篇，中短篇小说也创作了数十篇，可以说，大江一生中主要的中短篇小说，都是在这个时期写下的，好多都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据说，因为长时间辛苦写作，他患了失眠症，又因为吃安眠药而导致了中毒症状的发生。可以看到，这个阶段，大江健三郎的写作资源一部分来自他少年时代在四国森林里的经验，以及偏僻海岛的民间传说，另外一个部分主要是以东京这个大都会青年人的存在状态作为资源，以人的性状态和在迅速变化的资本和商品社会里人如何实现自己价值，以及怀疑存在意义，作为他的小说的着眼点。在这第一个阶段里，他从文学的介入态度，实现了对日本战后社会现实的批判，从存在主义的继承上，他把发源于法国的存在主义移植到了日本，嫁接成一种独特的文学成果。因此，对现实的关注、对自我的审视和挖掘、对人性复杂性的体察、对日本青年人的存在和性状态的描绘，都是大江健三郎在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的表达和成果。 神话传说的回响 1965年夏天，大江健三郎前往美国旅行，并在哈佛大学参加了一个写作研讨班。次年，日本新潮社推出了《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第一部分６卷，收录了他到当时所写的全部小说作品。为了给写作新的小说做准备，他全面研读了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小说。1967年，标志他写作第二个阶段的最高文学成就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出版了。可以说，这部小说明显地受到了威廉?福克纳的影响，也就是说，大江健三郎开始摆脱早期根据青年存在状态和性的角度去表现日本人在战后的生存图景，而是采取了神话原型的方法，结合地域文化和民间传说与历史故事，创造出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日本新小说。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小说带有着双层的叙事结构，一条线描绘在1960年代，激进青年、生下一个白痴儿子的父亲蜜三郎因为参与反对日美安保协定的示威活动，而遭到了政府的镇压，活动失败之后，和从美国回来的青年鹰四一起，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四国的山村，在茂密的森林里苦苦寻找出路。后来，鹰四效仿一百年前他的曾祖父带领当地农民起义暴动的行为，组织起一个足球队，打算和当年的曾祖父一样，以暴动的方式来抵抗政府的政策。在计划抢劫朝鲜人开的超市失败之后，鹰四承认了自己奸污了白痴妹妹并且使她自杀，鹰四也自杀身亡。蜜三郎感到震惊，他回到东京，和妻子商议后决定，把他们的白痴儿子从医院接回来，还准备收养弟弟鹰四的孩子。在人性的激烈搏杀导致的悲剧之后，大江健三郎本人的化身蜜三郎将走出使他困惑的神话中的大森林、有一个畸形儿的日常生活和核时代的阴影，重新面对生活。小说将历史传说和当下现实，以空间并置和双线叙述的方式，把现在和过去、历史和现实、城市和乡村交织在起，描绘出人性和历史、现实政治的纠葛。其中，畸形儿的诞生、暴动的发起和失败、通奸和乱伦造成的阴影，共同成为这部带有神话原型色彩的小说的核心，主人公故乡的大森林，由此也成为了象征性的存在，象征历史的迷局、现实的困惑，象征着人性的复杂丛林。这部小说还探讨了日本和美国的关系，以及对核武器时代的反思。《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因此在大江健三郎的创作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出版，使大江健三郎明显地告别了他第一个阶段的作品风格。由于受到了威廉?福克纳的影响，他积极寻找自己的出生地——四国岛茂密的原始森林中的那些小村落中散落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并且将这些东西和当时日本社会现实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部小说，我感觉和他在1958年发表的小长篇《掐死坏苗，勒死坏种》有着彼此呼应的关系，《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更像是从《掐死坏苗，勒死坏种》那里生长出来的。在他的这第二个阶段，由这部小说开始，他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不再去讲述青年人在性的世界里的沉迷和堕落，而是更进一步地和日本本土的神话原型、历史故事发生了回响般的互文联系，把原来的存在主义小说风格，又提升到了一个更加恢弘的地步，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历史和神话想象的空间。多年以后，在给他的诺贝尔奖颁奖辞中，是这样评价这本书的：“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那里获得的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了大江健三郎文学作品的一个特征。”评委会认为，《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熔知识、热情、野心于一炉，深刻地发掘了20世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从1968年到1970年，大江健三郎接连出版了随笔集《矢志不移》、中短篇小说集《请指给我们疯狂地活下去的路》、讲演集《核时代的想象》和长篇随笔《冲绳札记》，在这三年中，日本文坛也接连发生了大事：1968年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70年三岛由纪夫自杀，这些事件都给他带来了影响，他也对此发表了看法。这使得大江健三郎更多地参与到文学活动中，积极地思考高速经济发展的时代里日本人的精神处境，这个时期，他还出版了随笔集《冲绳札记》，以随笔的形式直接反思人类身处核时代的恐惧与忧虑。他的政治态度是左翼的，他反对天皇制度，人们惊讶地发现，他曾经站在大街上对游行的青年发表演讲。他反对核武器，反对任何恐怖活动，反对日本右翼势力。由于参加活动多了，他的写作速度明显地放慢了。1973年，他出版了两卷本长篇小说《洪水涌上我的灵魂》，次年，他出版了《〈洪水涌上我的灵魂〉札记》，详细披露了他创作这部小说的过程。《洪水涌上我的灵魂》这部小说以当代世界所面临的核时代的恐惧作为主题，以日本当时有名的左翼组织“赤军”在东京浅野山庄发生的内讧事件为背景，讲述了主人公大木勇鱼为了逃避核时代的恐惧，幻想地球发生核爆炸、地壳大变动、洪水开始淹没人类社会，最后，他躲入到核避难所，也难逃被现存体制的“洪水”淹没的命运，于是，他和濒临绝境的鲸鱼、树木进行了奇异的对话。大江健三郎借助他所塑造的大木勇鱼这个人物，表达了他对特定年代日本文化境遇的忧虑，因为，他一直在积极地将日本社会发生的重大事件通过虚构和想象进行再造和文学化的工作，他的作品和现实的关系都很紧密，这部小说依然有这个特点。 他的下一部长篇小说《替补队员手记》出版于1976年，这部小说多少有些像《个人的体验》的续篇。在小说中，森的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减去了20岁，变成了18岁的少年，而森则增加了20岁，变成了28岁的壮年人。于是，森和森的父亲都变成了成年人，儿子变成了父兄，父亲则变成了弟弟，这两个变化了年龄的人一起去参加反对核试验的示威集会。他们开始行动起来，并袭击了右翼力量的幕后黑手，最终成为政治的牺牲品。小说的落脚点还是对日本社会现实的批判和一种精神焦虑性的反映，篇幅不大，但是却犀利尖锐。 对未来的危机调查 由于日本是地球上遭受了原子弹攻击的惟一一个国家，因此，作为有责任感的作家，大江健三郎对此做了长时间的思考，并不断地以随笔和小说的方式来反映它对日本国民性和精神结构的影响，并“对未来进行调查”。“对未来进行调查”听上去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未来并没有发生，你如何去调查呢？这对作家来说，却是可以实现的，因为，作家有想象力作为帮手，就能够深入到未来的疆域里。 1977年，大江健三郎出版了长篇小说《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这部小说继续着他对核时代的文学想象，表达了他对人类末日可能性的强烈的忧患意识。小说的故事情节带有科学幻想色彩，描述宇宙主宰为了拯救地球面临的核时代危机，派来了两人帮来拯救地球。但是，地球并没有因为两人帮的到来而改变命运，人类自身还面临着危机——内部发生了族群对抗，因为人们的疏忽，核事故也突然发生了，结果，给地球人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来结构全书，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主人公“我”的想象和虚构，同时以“我”在现实社会中的遭遇作为双线并行的情节，将主人公对核时代的想象和当下的日本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呼唤着人性的复归和在核时代里的和平共处。 这个阶段，大江健三郎又将自己对神话原型和民间传说的关注，延伸到对核时代的观察和思考上。他明显地成为了一个思考全球性问题的思想家和作家，视野开阔，思想敏锐而深邃。1976年，41岁的大江健三郎到墨西哥国立大学用英语讲授“战后日本思想史”，因为远离日本，他开始以全新的方式思考着自己的写作之路。三年之后的1979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这部小说显然带有他在墨西哥讲学时的经历和体验，也是他自认为非常重要的一部小说，形成了大江健三郎中年时期的重要转折。小说带有科幻色彩，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全书由６封长信构成，都是由叙述人写给自己的双胞胎妹妹的。他在信中讲述了从自己的故乡山村，到国家再到小宇宙的历史。叙述人的父亲是一个神官，母亲是一个江湖艺人，叙述人自己在墨西哥大学担任教师，他的妹妹则仍旧在故乡的山村里当女巫。在叙述人的讲述中，神话、科学幻想和地域文化传说奇异地重合在一起，在一个无限的空间里，两种力量在角逐：一种是巨人创造者，另外一种是巨人破坏者。小说由村庄—国家—小宇宙的历史三个层层递进的结构，将日本20世纪的历史融会到小说中，以强大的想象力，把日本社会现实、人类面临的核武器的威胁、以及宇宙中的创造和破坏性的力量联结起来。因为是书信体，因此，小说的叙述显得细密而紧张，生动而急促。小说的地理背景从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到日本，在太平洋的两岸展开了某种文化对话，日本文化、墨西哥古代玛雅文化、当代人类的信息文明交织成一幅绚丽的织锦，小说综合了大江健三郎过去的小说中出现的各种元素。关于这部作品，大江健三郎在后来出版的自述中说：“作家一到40岁前后，就想写一部格局庞大的小说，大致都会去写历史小说。我认为，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想去创作以历史为舞台的小说……但我逐渐地明白自己想要写的，是用个人的声音，通过自己的内心，来书写自己的历史，来书写自己的场所、自己的村子、自己的土地之历史。既然如此，我就开始考虑，还是从正面用个人的声音书写信函的方式更为合适。” 1982年和1983年，大江健三郎接连出版了系列短篇小说集《倾听雨树的女人们》和《新人啊，醒来吧》。此时的大江健三郎，很想尝试一种新的写法，就是以主题相同的方式创作一系列小说，然后，把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意义上的“类长篇”。《倾听雨树的女人们》由５篇小说构成，所谓的“雨树”，就是指凝结着死亡和再生意味的露珠的宇宙之树，是一棵象征之树，小说书写了带有牺牲和奉献精神的女性形象。而《新人啊，醒来吧》则是以儿子大江光的康复作为主题，从《圣经》中挖掘了一些故事，来比照着描绘了残疾儿子在寻找存在意义、并最终找到了音乐的旋律、成为新人的故事。小说汇总充满了父爱的呼唤和对儿子新生的欢愉。这两个短篇小说集是大江的小说序列里很重要的作品，不管是小说的形式还是小说的主题。1985年，他还出版了由8篇小说构成的系列“类长篇”小说《河马咬人》，以河马作为连接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的象征物，挖掘出一种别致的生存况味。 大江健三郎的长篇小说《M／T森林里神奇故事》出版于1986年，这是一部带有神话和童话色彩的小说，描绘了他关于故乡森林的神话和乡愁。在日本民间文化中，有一种说法叫做“神隐”，说的是孩子在童年时期会突然地失踪，后来又忽然回来了。一般民间传说认为，孩子是被天狗、狐狸和鬼怪等带到了另外一个灵异的世界里，等到孩子归来之后，就带有了奇异的力量。大江健三郎说：“在非常幼小的时候，半夜里，我曾经独自一个人进入到了森林里，被大雨困在了大柯树的树洞里，在我因发烧而昏睡过去时，消防队的那些人把我救了下来。这个朦胧的记忆和‘天狗相公’这个森林的传说便通过孩子的空想和幻想被连接起来了。”这部小说继续着大江健三郎对故乡的神话、民俗和传说的现代再造，也表达了他本人浓郁的“不能再回家”的乡愁。 灵魂的“空翻” 大江健三郎晚期的作品呈现出一些精神性小说的品格。关于“精神性小说”，我在谈论罗伯特?穆齐尔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的时候，有着详细的论述，读者朋友可以参阅。大江健三郎的后期作品，似乎都是直接从他的精神世界里分泌和分裂出来的文本，以他精神世界的痛楚和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作为思考的原点来结构的。这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在这个时期，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的现实批判性在降低，但是却呈现出和卡夫卡、安部公房相通的气质来。 1987年，大江健三郎出版了长篇小说《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这部小说带有大江健三郎的精神自传色彩，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部小说把他的壮年分成了前半段和后半段。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主题是关于“死亡和再生”的思考，是对他过去作品的再审视。于是，对生命和死亡的关系，对向死而生的人生，大江健三郎做了一种深情的凝视。小说中的主人公隐约和大江本人的经历相似，小说中弥漫的老年心绪使主题非常清晰地呈现了出来。1989年，大江健三郎又出版了长篇小说《人生的亲戚》。这部小说描绘一个生有两个残疾孩子的母亲的生活。两个残疾孩子跳海自杀之后，给母亲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痛。于是，如何艰难地生活下去，成为这个女性的唯一问题。后来，她寻找到了宗教的安慰，并且作为宗教团体的成员，来到了墨西哥，在墨西哥又患了癌症，却意志坚定地寻求生存的欢乐和意义，并没有被死亡所吓倒。 在随后的几年中，大江健三郎参加大量的文学和文化活动，于1990年出版了小说集《静谧的生活》，还帮助儿子大江光发行了自己的音乐光碟。 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继川端康成在1968年获得了该奖之后，第二个日本作家获得了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这也是他人生履历中非常重要的事件，也是对他数十年写作的褒奖。虽然一直有一种说法，说诺贝尔文学奖是“死亡之吻”，得奖者一般的创作力都会下降，但是，大江则焕发了更强劲的创作力。从1993年到1995年，他后期创作生涯的重要的代表作、长篇小说三部曲《燃烧的绿树》陆续出版了。《燃烧的绿树》翻译成中文在55万字，是一部相当巨大的小说了，分为上下卷，是他晚近的重要作品。小说描述主人公回到了故乡四国的森林山村里，去寻找精神迷失的故乡，在那里，获得了“燃烧的绿树洋溢着灵魂的力量”。大江健三郎以向故乡森林出发的方式，来探索日本人精神的故乡问题。在二战之后，高速发展的日本经济使日本迅速崛起为亚洲强国，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很多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那么，日本的“灵魂的根本所在”在哪里？这是大江健三郎想通过《燃烧的绿树》所要寻求的。他的故乡森林再次作为小说想象力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三卷本小说的标题分别是《‘救世主’挨打之前》、《踌躇》和《伟大的日子》，英语大诗人叶芝的诗篇成为了小说中第二卷精神的引导，把现实的世界和象征的世界联系起来，去挖掘日本人存在状态背后的精神世界的失落。 在进入到60岁以后，大江健三郎后期的创作主要以长篇小说为主，他的创作力不仅没有减退，还接连写出了宏篇巨著。继《燃烧的绿树》之后，他又于1999年出版了长篇小说《空翻》，中文译本达61万字，这是他历时四年创作的篇幅最长的小说，可以说，是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佳作。而直接促使这部小说的诞生的原因，是东京地铁中发生的沙林毒气事件和日本奥姆真理教的产生。大江健三郎作为一个对日本负有责任的作家，立即用文学的手段进行了自己的反应，探索了产生奥姆真理教这个宗教怪胎的日本社会的现实状态。小说题献给了音乐家武满彻，带有对一个千年结束、另一个新千年即将到来的、交织着末日和新生混合的气息。此时，正是日本经济出现了泡沫破灭，持续了十多年的经济萧条使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恐慌、焦虑和虚无等变化，而作为积极对社会和现实发言的小说家，大江健三郎必然地要对这个社会现实、尤其是日本人的精神处境进行挖掘和呈现。小说的情节紧凑、紧张，描绘了一个新生的宗教团体领袖的精神世界发生的变化，就仿佛是原地上翻了一个空翻一样：10年之前，教主宣布团体解散，10年之后，教会领袖们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并且放弃了过去搞恐怖活动的方法，并把自己的教会命名为“新人教会”，实现了精神上的着陆。小说的着眼点，在于对日本人的信仰体系和灵魂与精神世界的拷问。 大江健三郎自己说：“我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和《空翻》，其实都是我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问题进行思考的产物。比如，日本出现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在文学上把它反映出来罢了。”《空翻》是大江健三郎晚近的代表性作品，是从宗教和精神层面深刻挖掘日本人灵魂问题的小说，以对宗教在现代社会的空心化的观察，展现了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荒芜，并呈现出希望的因素。 朝向孩子们的世界 进入新世纪之后，大江健三郎几乎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接连出版了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2000）、《愁容童子》（2002）、《两百年的孩子》（2003）、《别了，我的书》（2005），这其中，《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别了，我的书》作为了他的《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而被重新命名，出了三卷本的套装。在这三部小说中，都有相同的主人公，以两个人的反差和共同的经验，来呈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史，小说场面宏大，内部空间复杂，意义丰富。书中的主人公长江古义人就是大江健三郎本人的化身，表达了他对日本的未来，人类未来的忧虑。眼下，核时代的恐惧平衡，资本与金钱的毁灭人心，人类贪婪无尽地向大自然索取，精神世界的荒芜和涣散，都是大江健三郎非常用心观察的问题。而到了晚年，无论是在北京的演讲，还是在他的诸如长篇小说《两百年的孩子》中，他开始更多地使用“孩子”这个词汇，意在未来是属于孩子的，是属于少年的，是属于那些即将成为世界主宰的年轻人的。他以某种杜鹃啼血般的呼唤，以《两百年的孩子》这样直接写给孩子看的作品，来向孩子们发出呼唤：“我们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创造未来。” 2007年11月，大江的长篇小说新作《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战栗早逝去》出版。书名多少有些拗口，是取自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一首诗。故事情节一改大江作品的晦涩复杂，线索单纯而清晰：美丽的少女樱父母都在战争中死亡，被一个美国军人收养，逐渐成长为电影明星，但就在这个时候，她得知了她在幼女时期，曾经遭受过收养她的美国军人的性蹂躏，因此而一蹶不振，从此退出影坛30年。在大森林里的女人们的帮助下，她在一场史诗剧中扮演了一个参与暴动的女首领，奇迹般地将自身和那个女英雄的人生重合，而获得了希望和勇气。小说将面临人生绝境中焕发希望的力量进行了呈现。 大江健三郎非常勤奋，除了二十多部长篇小说和多部小说集，他还出版了散文随笔集《矢志不移》、《广岛札记》、《冲绳札记》、《在自己的树下》、《康复的家庭》、《宽松的纽带》、《致新人》，讲演集《核时代的想象》，评论集《为了新的文学》、《最后的小说》、《小说的方法》等大量著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多产作家。很多中国读者觉得大江的作品很晦涩，似乎很难进入到他的文学世界里，而阅读大江的作品的确需要耐心，可一旦你进入了他那宏伟的文学世界，你就会惊叹他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他有着文学大师的气魄。文学在今天已经不是一个镜子般映照现实的东西，必须经过作家的想象力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变成一个奇特的想象世界。所以，时下的大量长篇小说大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因此，阅读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我们除了要学习他对时代的大胆而痛苦的发言和诘问，还要学习他转换现实、使之变成一个自足的想象空间的创造能力。 大江健三郎一直密切关心社会问题和国家的政治走向，2003年，69岁的大江健三郎和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等人发起了“九条会”，这个以著名人文学者和作家组成的组织强烈反对日本政府和保守的右翼力量试图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可能为军国主义复活而铺平道路的行动。2006年，大江两次出庭，对阵日本右翼势力，丝毫不怯场，像战士一样迎接挑战，两次获得了胜利。 对于创造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大江健三郎曾深情地说：“我的母国的年轻作家们，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从内心里渴望实现前辈们每能创造出的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这是我最崇高的梦想，期望在21世纪上半叶能够用日本语实现的梦想……正因为如此，今天我才仍然像青年时代刚刚开始步入文坛时那样，对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文学总是抱有新奇和强烈的梦想。”的确，大江健三郎的写作不仅继承了日本古代和现代文学传统，他还从英语、法语和拉丁美洲西班牙语文学中吸取了大量养分，将发源自欧洲的存在主义小说在日本土地上有了一个变体，还借鉴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神话原型小说，创造出了无愧于世界文学之一环的亚洲日本新文学。 阅读书目： 《性的人》，郑民钦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５月版 《个人的体验》，王中忱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５月版 《死者的奢华》，王中忱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５月版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于长敏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５月版 《广岛札记》，李正伦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５月版 《个人的体验》，王琢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６月版 《人的性世界》，郑民钦译，作家出版社1996年４月版 《同时代的游戏》，李正伦等译，作家出版社1996年４月版 《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包容译，作家出版社1996年４月版 《日常生活的冒险》，谢宜鹏译，作家出版社1996年４月版 《青年的污名》，林怀秋译，作家出版社1996年４月版 《性的人＼我们的时代》，郑民钦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１月版 《燃烧的绿树》（上下卷），郑民钦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１月版 《迟到的青年》，王新新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１月版 《小说的方法》，王成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１月版 《空翻》，杨伟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９月版 《广岛＼冲绳札记》，王新新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6月版 《被偷换的孩子》，竺家荣译，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1月版 《愁容童子》，许金龙译，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8月版 《我在暧昧的日本》，王中忱等译，南海出版公司2005年11月版 《别了，我的书》，许金龙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版 《两百年的孩子》，许金龙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9月版 《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战栗早逝去》，许金龙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 《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王新新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9月版 《在自己的树下》，秦岚等译，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1月版 《康复的家庭》，郑民钦译，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3月版 《宽松的纽带》，郑民钦译，南海出版公司2004年5月版 《大江健三郎口述自传》，许金龙译，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4月版 本文版权归原著者所有. 原载：《西湖》2010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