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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章回小说，也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历史演义即长篇历史小说。《前言》拟就其成书过程和文体构成略作说明，以期有助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这部名著。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1、历史资料阶段。主要是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所引用的大量野史别传，这些历史资料具有下述几个特点：资料完整、详备，凡属三国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有较为充分的记载，并对历史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某种原则性的解释和说明；若干野史片断颇具小说意味，如《曹瞒传》之叙少年曹操；品评人物忽视道德而注重才干。2、民间流传阶段。民间流传主要是指民间的说话（讲故事）和民间的演戏。现存的资料有两部元代刻印的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还有若干种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杂剧。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其特点是“俗”，具体表现为热闹有趣的故事、诙谐幽默的风格和异常简明的道德观念。3、文人改编阶段。《三国演义》的第一个改编者是罗贯中，这有确凿的文献依据。但与之相关的其他三个问题却众说纷纭，即《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罗贯中的籍贯和《三国演义》的版本变迁轨迹。 《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问题在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推断其作者罗贯中大约生活在元末明初（约1330——1400），据此，《三国演义》也应该成书于元末明初。1931年,郑振铎、马廉、赵万里在宁波发现了明代天一阁蓝格抄本《录鬼簿续编》，其中有这样的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至正甲辰”即1364年，距元亡仅四年。这一记载与鲁迅的论断吻合。从此，“成书于元末明初”说得到学界公认。但“元末明初”是一个宽泛的时间概念，假定元末包括二三十年，明初包括三四十年，加起来约为七十年左右，未免缺少准确性。一些学者不满足于笼统地说“元末明初”，试图获得更精确的结论，经过研究，提出了五种成书年代说：其一，“成书于元代中后期”。章培恒、马美信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的前言，袁世硕的论文《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即元人罗贯中原作》（《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据书中小字注提到的“今地名”除偶有误用，几乎全与元代行政区名称相符等情形，断言其成书在元代中后期；杜贵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中华文化论坛》1999年第2期）征引明初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一则，为成书于元代中后期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其二，“成书于元末”说。陈铁民《〈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文学遗产增刊》十五辑，中华书局1983年9月版）、周兆新《〈三国演义〉成书于何时》（收入《三国演义丛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以不同的证据证明了这一观点。程毅中《宋元小说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也认为《三国演义》“大致定稿于元代”。其三，“成书于明初”说。周楞伽、王利器、欧阳健等均持此说。其四，“成书于明中叶”说。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张志合《从〈花关索传〉和〈义勇辞金〉杂剧看〈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河南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李伟实《〈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弘治初年》（《吉林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均持此说。其五，“成书于宋代乃至以前”说。周邨《〈三国演义〉非明清小说》（《群众论坛》1980年第3期）提出此说，至今无人响应。关于《三国演义》成书年代的这五种说法，各有其理由。我们认为，较稳妥的表述依然是：《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而成于明初的可能性更大一些。① 关于罗贯中的籍贯，较有影响的说法有三种。一是“东原”说。刘知渐《重新评价〈三国演义〉》（《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4期）、王利器《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上篇（《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1期）、沈伯俊《关于罗贯中的籍贯问题》（《海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等均持此说，其依据是，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庸愚子（蒋大器）序称罗贯中为东原人，另一些明代《三国演义》刻本也认定罗贯中是元东原人。二是“太原”说。自《录鬼簿续编》“罗贯中，太原人”的记载1931年被发现以来，这一直是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几部影响较大的中国文学史，如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均主“太原”说。三是“太原即东原”说。刘颖《罗贯中的籍贯——太原即东原解》（《齐鲁学刊》1994年增刊）认为《录鬼簿续编》所说的“太原”，很可能指东晋、刘宋时期设置的“东太原”，即山东太原，与“东原”实为一地。杨海中《罗贯中的籍贯应为山东太原》（《东岳论丛》1995年第4期）、杜贵晨《罗贯中籍贯“东原”说辨论》（《齐鲁学刊》1995年第5期）对此有进一步论述。 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其复杂性已经引起学界重视。以往人们对这种复杂性缺乏了解，一般认为，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接近于罗贯中原本，或者就是罗贯中原作；毛宗岗评本《三国演义》是由嘉靖元年本派生的一个版本系统；在《三国演义》众多的版本中，嘉靖元年本和毛宗岗评本是真正值得重视的版本。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种小说史、文学史所论述的《三国演义》基本上是就毛评本而言，只在需要时附带提及嘉靖本。近年来，学术界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情况作了相当深入细致的研究，日本的小川环树、金文京、中川谕、上田望，澳大利亚的柳存仁、马兰安，英国的魏安，国内的张颖、陈速、陈翔华、周兆新、沈伯俊，都在这一领域投入了大量心力。经过他们的研究，有四个事实已得到足够关注：其一，《三国演义》的各种明刊本并非“都是以嘉靖本为底本”，诸本《三国志传》是自成体系的（沈伯俊《校理本三国演义》的《前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其二，“嘉靖本尽管刊印的时代较早，但它仍然是一个明人修订本，不能代表罗贯中原作的面貌。”那种把嘉靖本说成“罗氏原作”的观点难以成立，倒是《三国志传》可能更接近罗贯中的原作（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其三，从版本形态的角度来看，《三国演义》的版本可以分为三个系统，即《三国志传》系统、《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和毛本《三国演义》系统。其四，《三国志传》的一些版本中有叙写关索和花关索的情节，这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系统所没有的。 二、《三国演义》的文体构成 文化惯例是文化传播的前提。小说设计及其实施以文体为媒介，而文体是社会群体的资产，群体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模式都隐寓在文体之中。当小说家选择适合其作品的文体时，在某种程度上，他已失去了自我控制——文化惯例渗入他的文体，以至他的个人表达必定带有附着于他所选择的表达方式的社会意义。 在《三国演义》的评论中，思想内涵（主题）的众说纷纭几度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争议。各种不同的见解，从整体构成的角度看，其实并非尖锐对立，倒是互相补充的成分居多。大家之所以各持己见，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忽视了：《三国演义》是一部累积型的创作，历史家、民间艺人、小说家等先后参与了其创作过程，因而，其文体不仅不是严格统一的，并且，小说中的价值体系随着文体的更替递嬗也在变化之中。看不到这一点，反而固执地视某个侧面为小说全体，盲人摸象，理所当然会产生误解。 《三国演义》的文体，概括说来，大致有三种：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和准笔记体。就一般情形而言，记叙曹操与董卓、袁绍、袁术等的纠葛，偏重准纪事本末体，如官渡之战；而当涉笔刘备集团时，则较多采用准话本体，如赤壁之战、七擒孟获；准笔记体通常属于局部的点缀，如管宁割席分坐，杜预《左传》之癖。这三种文体，它们处理题材的方式相异，传达出的意蕴也各有侧重。《三国演义》熔三者为一炉，遂成为集诸种文体之大成的不朽巨作。兹就这三种文体具体地予以探讨。 （一）准纪事本末体 历史编纂在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从《左传》的编年体，到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再到南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纪事本末体，历史著作的外在形态发生了三次大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区别无疑是明显的，编年体强调时间的顺序，纪传体强调人物的性格，纪事本末体强调事件的完整；但它们又有非常一致的追求： 1．处理题材的方式应有助于给人“实录”之感； 2．通过对事实的安排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或因果关系，从而为后世提供借鉴。 应该说，“实录”只能视为历史家的真诚动机，被叙述的历史与原生态的历史无论如何是有距离的。这是因为，叙述过程即选择过程，历史家不可能滴水不漏地将生活细节照录下来；同时，记叙者无法亲临现场逐一观照他试图记录的生活场景的每一个局部，他必须动用自己的想象能力。但是，历史家既然以“实录”为秉笔原则，也就不能不遵守相应的规范，即作者只能报告人物的行动和语言，因为这是可闻可见的，而不应该直接阐述人物的所思所想，因为这是无法观察到的。这当然会带来遗憾：读者对于某些人物所采取的行动背后的真正动机不甚了然。可是，尽管如此，中国的历史家仍然谨守不作直接心理描写的规范，宁愿有所遗憾也不以牺牲实录原则为代价。《三国演义》中也不乏这种情形。 比如，曹操在打败袁绍后，曾为之设祭，流涕不已，并“以金帛粮米赐绍妻刘氏”。曹操的这一举动，是装腔作势，还是真心诚意？读者的意见向来是不一致的。我们可以设想，要是作者能揭示出曹操行动后面的心理原因，那么，读者中间就不会有什么分歧了。 也许有必要指出，在部分准话本体章节中，《三国演义》往往能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比如第九十三回。姜维被孔明的反间计逼得进退无路，“维寻思良久，前有孔明，后有关兴，又无去路，只得下马投降”，直接交代姜维“寻思”的内容，读者便不再有什么疑惑。由此一例，不难看出，面对人的心灵世界，准纪事本末体与准话本体的描写态度是大相径庭的。 和正史一样，准纪事本末体的人物语言大都以理性色彩见长，而个性化程度较低。“郭嘉遗计定辽东”是个恰当的例证。曹操平定并州后，郭嘉极力主张西击乌桓，他阐述理由说：“主公虽威震天下，沙漠之人恃其边远，必不设备；乘其无备，卒然击之，必可破也。且袁绍与乌桓有恩，而尚与熙兄弟犹存，不可不除。刘表坐谈之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郭嘉的这段分析，曹操赞之为“极是”。所谓“是”，乃就其真知灼见而言。确实，郭嘉的语言是高度理性化的，体现了这一历史人物洞察事件的深邃的目光，能传达给读者许多智慧。如果以个性化为标准来衡量，这种语言便算不得上乘了。其他如第十八回“贾文和料敌决胜”，以及第五十九回曹操见西凉增兵则有喜色的情节，其写法近于《左传》之“曹刿论战”，目的也正是通过语言来“论”，来传达人物的识见。 中国的正史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即作者能够看到和听到一切有关的语言和行动，准纪事本末体亦然。采用这种叙事角度，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使作者在描述事件时受限制较少，又不致使读者对其可靠性产生怀疑，用于展开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确较为便当。但也有一个不容讳言的短处。既然作者对一切都了如指掌，他在描叙曹操、荀彧、郭嘉等人的计谋时，就不可能采用有意隐瞒读者的悬念技巧，而是从开端便介绍得清清楚楚，由于读者对其内幕一览无余，再好的计谋也无法产生令人拍案惊奇的效果。至于“贾文和料敌决胜”等仿“曹刿论战”的片断，先交待结果，后说明原因，似有悬念的功用，但作者的目的，却是以“论”为中心，旨在表现历史人物的识力。 以上我们从回避直接心理描写、人物语言的理性色彩、第三人称全知叙事三个方面讨论了准纪事本末体处理题材的特点，下面将重点分析其价值取向。 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准纪事本末体价值取向的核心所在，这强有力地影响到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准纪事本末体部分，道德评价相应地减弱了其重要性：对一个成功的统治者，即使其心地不纯，也并不一概抹倒，倒是不乏欣赏之意。关于曹操的描写即非常典型：肯定甚至赞赏他的“术”（解决政治、军事问题的技巧）构成相关情节的真正意蕴。 毛宗岗《读三国志法》称曹操“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曹操之奇，奇在智谋过人，即“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 人才乐于为曹操所用，首先是因为他慧眼识人并想方设法加以笼络；其次，无论是武将，还是谋士，只要为曹操效力，总能得到物质、荣誉、地位等方面的奖励。尤其对于谋士，曹操格外注意尊重他们的意见，肯定他们的智慧的优越，而这正是谋士们所追求的人生价值之所在。有个例证必须提到。曹操打败袁绍后，郭嘉主张乘胜进击乌桓，而多数人反对；曹操采纳郭嘉的建议，果然取胜。但曹操回到易州，却首先重赏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并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比较起来，袁绍几乎不懂得尊重谋士。袁绍进兵官渡，田丰在监狱中上书劝阻，袁绍不听，大败而回。田丰料事有验，而袁绍非但不奖励他，反以为田丰会讥笑他而杀了田丰。“为明主（曹操）谋而忠，其言虽不验而见褒；为庸主（袁绍）谋而忠，其言虽已验而见罪，何其不同如此哉！”从“智足以揽人才”这个角度看，曹操是称得上明主的。 至于“智足以欺天下”，可从两个侧面来观照。一个侧面：曹操的某些举动“有似乎忠”。比如，曹操虽然不把汉献帝放在眼里，目无君上，但始终未僭至尊之号。就实质而言，这是他权术过人之处，目的在于“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表面上，这却是“忠君”的举动。另一侧面：曹操的某些举动有似乎“爱民”。董卓专权，自诩“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袁术征讨徐州，“七路军马，日行五十里，于路劫掠而来”。曹操却深知民心向背乃事业成败的关键，禁止军队扰民，以致有“割发代首”之举。曹操是善于行爱民之举以获取民心的。 《三国演义》通过描写“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的曹操，刻画了一个纯用霸术的“奸雄”形象，一个成功的统治者的形象，其基本特征是：他的行为虽以权谋为出发点，但却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原则，比如忠君、爱民、赏识和重用人才等。他的成功是合情合理的。与之形成对照，袁绍、董卓等的失败也正有着内在的必然性。正是从肯定曹操是一个成功的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三国演义》对他表示了热烈的欣赏之意。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曹操的形象是在戏曲舞台上被丑化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仍是“可儿”，这意见的合理性不必怀疑。至少，从纪事本末体部分的描写来看，纳道德于权谋之中的曹操，在招揽人才和争取民心方面，确乎有过人之处。他是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伟大角色的人物。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人物，《三国演义》对孙权等也不乏喝彩之笔。 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影响到《三国演义》对魏、吴阵营的谋士、战将的评价。如果单站在尊刘抑曹的立场来评价人物，曹操的那些出类拔萃的谋士（如郭嘉、荀彧、贾诩），身先士卒的勇将（如典韦、许褚、庞德），也许会被鄙薄为是非不分。然而，《三国演义》却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为他们安排了异常显赫的位置。其衡尺文臣武将的标准大体有三条： 1．是否善于择主。三国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君臣关系有异于天下大治时期，“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善不善于择主成为衡量将、士高下的首要标准。所谓善择主，即受到主的尊敬、重用和信任，至于主是“奸雄”，还是“仁君”，这倒无关紧要。郭嘉、典韦等之为《三国演义》肯定，原因在此；而不善择主的田丰（袁绍谋士），自杀前悲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本无足惜！”亦蕴含了同样的旨趣。 2．是否忠于其主。这里的“忠”，以“士为知己者死”为其心理依据，与无条件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有着不同的内涵。于禁是曹操的爱将，襄阳一役，竟然向关羽乞怜。曹操闻讯，慨叹道：“于禁从孤三十年，何期临危反不如庞德也！”即旨在蔑视他有负知己，有负其主的知遇之恩。董卓是残暴的军阀，恶贯满盈，罪不容诛，但董卓被诛，蔡邕却伏尸而哭。甘为知己者死，蔡邕因此被毛宗岗许为“君子”。 3．将须有勇，士须有谋。在刘备和司马徽的一段对话中，司马徽将孙乾、糜竺、简雍之辈嘲笑为“白面书生，寻章摘句小人”，缺少运筹帷握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解决现实的政治、军事问题的才能，就不配在三国的舞台上扮演士的角色。而作为战将，无论其他方面有多少优点，只要贪生畏死，就会被贬得一无是处。比如，“吕布英雄，无人可敌”，这是《三国演义》的读者都承认的；然而，白门楼就刑，他却可怜兮兮地求刘备说情，以致他的部下张辽当面骂他“匹夫”。《三国演义》所推崇的是那些杰出的谋士和勇将：他们属于哪一阵营（或魏或蜀或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具备了谋或勇的良好素质，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历史正统观对人物评价的影响。人物的高下取决于他们作为将、士的属于战争伦理范畴的品格。 （二）准话本体 《三国演义》的准话本体部分是从宋元说话与戏曲发展起来的，主要用于表现刘备集团，其题材处理方式和内在价值取向都与准纪事本末体有别。就题材处理方式而言，准话本体至少有四点值得注意： 1．相对于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忽视实质性史迹而重视装饰性描写；所谓装饰性描写，指作者虚构的若干情节，有助于塑造人物，却并未影响历史进程。可以拿赤壁之战为例。赤壁破曹，究竟是刘备功大，还是孙权、周瑜功大？这一历史公案向有争议。但无可否认，从唐代起，在士大夫的诗文中，被视为曹操的正面敌手的，是东吴，不是西蜀。《三国演义》写赤壁之战，自也不可能抹掉周瑜作为前线总指挥的事实，但作者却用一系列装饰性描写，成功地突出了刘备集团尤其是诸葛亮的形象，并通过对周瑜的漫画式嘲笑消解了这一人物的作用。其中格外著名的装饰性故事有：舌战群儒、蒋干中计、草船借箭、祭东风、义释曹操。 2．经常使用悬念，以造成神秘感和传奇色彩。《三国演义》中一个耐人寻味的呈对比格局的事实是：小说写曹操、郭嘉、荀yu、贾诩、陆逊、周瑜诸人用计，大都事先交待清楚，由于读者对事件的过程自始至终了如指掌，便不再感到神秘、神奇、不可测度。但写诸葛亮用计，则往往采用悬念手段。其方式有二：一为锦囊妙计；二为“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目的都是将读者蒙在鼓里，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变化产生应接不暇的惊奇感，从而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产生格外深刻的印象。 “锦囊妙计”的悬念手法多次使用，第一百五回“武侯预伏锦囊计”干脆以之标目。魏延自视甚高，目中无人，在诸葛亮逝世之后，将没有人能够驾驭他。因此，诸葛亮遗命马岱、杨仪二人，联手干掉魏延。如果去掉锦囊，诸葛亮这一遗计的运用也许更为自然。但准话本体在刻画诸葛亮时，是宁愿违背情理，也不愿因追求自然而丧失传奇色彩的。 代替“锦囊妙计”或与“锦囊妙计”配合使用的另一制造悬念的手法是并不宣布作战方案，而用“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来代替，使读者没法知道战局将如何展开。我们且来看第八十八回的一番演示： 遂唤赵云入，向耳畔分付如此如此；又唤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唤王平、马忠、关索入，亦各密地分付。 这类情节是经不住推敲的。首先，像“平蛮”这样重大的决策，诸葛亮怎会一句也不跟赵云、魏延等人商量？其次，赵云、魏延等人对兵力部署的全局了不相知，这样如何能相机行事，充分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可见，准话本体为了强化诸葛亮的神秘色彩，有意扬趣抑理：有趣，但是无理；或者说，虽无理，却有趣。 3．较多运用直接心理描写与第三人称限知叙事的技巧。关于直接心理描写，我们在讨论准纪事本末体时有所涉及，这里重点评述第三人称限知叙事问题。所谓第三人称限知叙事，其“限知”在于：作者只与某一人物保持密切联系，我们只能从这个人物那里得到信息，作者不能告诉读者这个人物所不知道的东西；读者只能通过他的眼睛，以他的观点而不是作者或故事中其他人物的观点去观察所有其他的人物；作者仍然是叙事者，但不再能对发生的事件进行自由的描述。 第三人称限知叙事有助于作品的戏剧性、情节的连贯性和结构上的严密，是连接和衔接行动的极好手段。松散的事件，不连贯的细节，通过一双眼睛反映出来，便给人以一致性和整体感。“刘玄德三顾草庐”是个典型的例子。在“三顾草庐”的过程中，他见到了若干场景，若干人物，如农夫荷锄而歌，诸葛远游，童子独守柴门，踏雪而行的黄承彦，击桌而歌的石广元、孟公威等，互相之间并无因果联系。如果采用全知叙事，必然平淡松散，拉拉杂杂；但用刘备一个人的见闻来加以贯连，并借助于他的误会、猜测来制造悬念和神秘氛围，本来平淡松散的事件遂显得紧凑严密、曲折有致了。 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还有助于将对象保持在神秘状态。初来乍到，对一切都不甚了然，作者用这一陌生人物的眼光来观察，因而不能给读者以清晰完整的印象。模糊有其自身的价值。“潜伏在背景上的隐约可见的影子会产生阴险和恐怖的气氛，透过面纱去看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则使她更加具有诱惑力。”同样，描写的有限性和推测性也能增强对象的神秘感。因此，这一手法常被用于处理非凡的人物或超常的境界。《三国演义》写诸葛亮即是如此。作为小说中最受推崇的人物，他迟迟不出场；出场时，又采取了刘备三顾草庐的方式。在卧龙岗上，刘备是个陌生人、外来者。他不认识诸葛亮，这就免不了误会，免不了作推测性的判断。于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误会和推测中，诸葛亮被越来越浓郁的神秘氛围所笼罩。简洁地说，《三国演义》反复写刘备误以为他人是诸葛亮，即旨在将这一超常人物保持在模糊状态。正如毛宗岗回前总评所说：“此篇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写其人如闲云野鹤之不可定，而其人始远；写其人如威凤祥麟之不易睹，而其人始尊。”确实，有些人物只需让读者隐约可见，他们应被排斥于被观察者的显著位置之外，从而使他们更具魅力。 4．努力追求诙谐的效果。准纪事本末体是排斥诙谐的。如《三国演义》第九回“卓尸肥胖，看尸军士以火置其脐中为灯”的情节，本来蕴含着值得大加渲染的喜剧性，但小说只是点到为止。若干在元杂剧中被喜剧化了的历史人物如许褚（“九牛许褚”）、夏侯惇（“一目夏侯惇”）等，一一恢复了严肃庄重的风度。而准话本体却热衷于追求诙谐效果，将若干庄重严肃的历史人物喜剧化，特别突出的如张飞与刘备的对比、孔明与鲁肃的对比。毛宗岗说：“每到玄德访孔明处，必夹写张翼德几句性急语以衬之。”（第三十七回回前总评）“孔明劝玄德结孙权为援，鲁肃亦劝孙权结玄德为援，所见略同。而孔明巧处，不用我去求人，偏使人来求我。……求人之意甚急，故作不屑求人之态，胸中十分要紧，口内十分迟疑。写来真是好看煞人。”（第四十二回回前总评）所谓“好看煞人”，指孔明的绝顶聪明与鲁肃的绝顶老实之间的对比造成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而以张飞的直率鲁莽反衬刘备的虚饰谨慎，亦意在获致“排调”风味。 就内在价值取向而言，准话本体表现出两种迥异于准纪事本末体的倾向。 1．崇拜完美的英雄。准话本体乐于将伟人神化，其中最为作者所钟情的是诸葛亮和关羽。 历史上的诸葛亮，本来就为知识分子所推崇。其原因在于：首先，诸葛亮具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即杜甫《蜀相》诗所吟咏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其次，他才具不凡，即杜甫《咏怀古迹》之五所谓“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如果《三国演义》将这两点写深写透，诸葛亮同样不失为伟人，并且会更具真实感。但准话本体却着力赋予他“超人”色彩，加强了另外几个侧面：（1）强调孔明是刘备之师。古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奢望只是做丞相，不能做皇帝，但在心理上则充满以道自任的尊严感，常提“一编书是帝王师”的话头。黄石公赠张良兵书，就指出：“持此可为帝王师。”汉代刘向编的《说苑》卷一中，郭隗请燕昭王以师礼尊贤，理由是：“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师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实仆也；危国之臣，其名臣也，其实虏也。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如此，则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择焉。”《三国演义》之写诸葛亮，正是以“其名臣也，其实师也”为前提的；写周瑜、鲁肃，则“其名臣也，其实友也”；写荀彧、贾诩、郭嘉，则“其名臣也，其实仆也”；写辛毗、田丰等人，则“其名臣也，其实虏也”。这也同时显示了刘备、孙权、曹操、袁绍的高下。如此处理当然不乏合理性。刘备三顾草庐以师礼聘请孔明，文章极好；但准话本体的其他部分则写过了头，比如第五十回。孔明要刘备去东吴“就亲”，刘备担心周瑜会乘机陷害，孔明竟大笑道：“周瑜虽能用计，岂能出诸葛亮之料乎！略用小谋，使周瑜半筹不展；吴侯之妹，又属主公；荆州万无一失。”口吻如此轻薄，哪里还像臣子？（2）过分渲染孔明的名士风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裴子语林》卷上曾引司马懿的一句话：诸葛亮“可谓名士矣”。而诸葛亮也确曾在隆中隐居，《蜀志》还记载他“好为《梁甫吟》”。《三国演义》据此而描写他：“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这种风度在特定场合中是适宜的。“空城计”中的诸葛亮，以“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的镇静退走司马懿也恰到好处；但反复使用，张皇过甚，就不免给人做作之感了。（3）把“人谋”写成“神机”，把富于智慧的诸葛亮塑造成神仙。祭风祭水，他俨然是位方士；对每次战役的进展，连时间、地点也预料得丝毫不差。这些都令人难以置信。 关羽在历史上只是一个勇猛的武将，《三国演义》中，关羽的勇武仍是重点描绘的性格侧面，“温酒斩华雄”、“斩颜良、文丑”、“单刀赴会”、“刮骨疗毒”等情节向来脍炙人口。但以超群佚伦的面目出现在读者之前的关羽，准话本体所增饰的人格及性格素质所占的比重无疑大得多，其中三个方面格外引人注目：（1）突出关羽的“义”。毛宗岗将关羽的这一品格概括为两句话：“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报主”表现的是“忠”，“酬恩”表现的是“义”。准话本体写得更富于生气、更为感人的似乎还是后者。在“华容道义释曹操”一节里，关羽的“义”外化为一种复杂的、充满人情味的英雄气度，超越了政治利益和个人生死（关羽与诸葛亮立有军令状）的考虑。道德比政治更重要，这或许是准话本体所透露的一点重要意思。（2）光明磊落，凡事皆明明白白地做，像“降汉不降曹”、挂印封金、千里走单骑等，所表现的都是中国民间所推重的大丈夫气概，亦即毛宗岗《读三国志法》所称道的：“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3）风度儒雅。关羽精通《左传》，涵养极深，举止豁达而不粗野，言语磊落而不莽撞；甚至其容貌也给人风流儒雅之感：那一绺美髯，那酒后绰髯的动作，是何等潇洒豪宕！也许有必要指出，除了诸葛亮和关羽，《三国演义》对其他人物很少表现出铺叙外在风采的兴趣。 2．准话本体价值取向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追求道德化的情感满足。扶正祛邪，惩恶扬善，明明白白的是是非非，鲜明强烈的道德倾向，这类描写能比较好地满足普通民众的审美需求。 对道德化情感满足的追求主要是通过尊刘抑曹表达出来的。曹操的性格在《三国演义》的人物谱里是最复杂的，同时作者又为这性格确定了一个核心，即利己主义的处世哲学。曹操有一句著名的人生格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他以怨报德杀害吕伯奢全家，于军心浮动之际向仓官王垕“借头压军心”，无耻地拘押徐庶母亲以诱降徐庶，进攻善良的陶谦，屠戮徐州无辜百姓……都是从这一人生哲学出发的。作者也正是紧扣住这一核心，在多侧面地展示曹操性格之时，始终鞭笞着其极端利己的人品。 与曹操的人格形象成为对照，刘备则是臻于完善境界的有德之君。他仁厚，诚恳，仁民爱物，以“利他”为人生信条。只是，由于作者的过分渲染，他的仁与善被推向极端，甚至入侵西川也被粉饰为并非出于本意，这样就失去了真实感。相比之下，还是与刘备一起承担着教化任务的关羽和诸葛亮更受读者的欢迎。关羽以他的“义”震撼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至于诸葛亮，其崇高品质主要表现为他对刘备事业的始终不渝的忠诚和鞠躬尽瘁的献身精神。他忠于刘备，其中当然含有报答知遇之恩的成分；而忠于暗弱的刘禅，所体现的只能是松柏一般坚贞的操守。《三国演义》细致描写了他临终时的情形：“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扑面，彻骨生凉。孔明泪流满面，长叹曰：‘吾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这是一个伟大的终结。他的智慧，他的名士风度，因为与他的人格结合，才具有千古之下犹令人向往的魅力。人格，是其生命的基石。 （三）准笔记体 中国的笔记体小说，源远流长，基本成熟则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体可分二类：一为轶事小说（或志人小说），一为志怪小说。前者记人事，后者记仙鬼妖怪，题材虽别，但都旨在娱情怡性，与实用性的史家文体有别：史家专注于与历史进程密切相关的人事，笔记小说则注重事件本身的趣味。 清初毛宗岗曾修订《三国演义》，他有意在小说中增加了准笔记体的分量。其《凡例》十条之三云： 事有不可阙者，如关公秉烛达旦，管宁割席分坐，曹操分香卖履，于禁陵庙见画，以至武侯夫人之才，康成侍儿之慧，邓艾凤兮之对，钟会不汗之答，杜预《左传》之癖，俗本皆删而不录。今悉依古本存之，使读者得窥全豹。 这些例证几乎全出自笔记小说。 准笔记体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或通过片断的琐事显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为其在历史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提供注释，比如，以“管宁割席分坐”来说明早年的华歆即贪图名利，他后来充当曹操鹰犬收捕伏皇后并非偶然；或借志怪故事表达作者的爱憎情感，比如“左慈掷杯戏曹操”，虽不能给予曹操以实际的惩罚，但感情色彩浓郁，能使读者获得几许宽慰。然而，从总体上看，准笔记体的核心作用却是罗列轶事，抒写作者“幽居以养静”的闲情逸致。 我们先看一个例证。第二十二回《袁曹各起马步三军，关张共擒王刘二将》，在紧张的戎马之争的过程中，因陈登向刘备提到郑玄，于是小说插人： 原来郑康成名玄，好学多才，尝受业于马融。融每当讲学，必设绛帐，前聚生徒，后陈声妓，侍女环列左右。玄往听讲三年，目不邪视，融甚奇之。及学成而归，融叹曰：“得我学之秘者，惟郑玄一人耳！”玄家中侍婢俱通《毛诗》。一婢尝忤玄意，玄命长跪阶前，一婢戏之日：“胡为乎泥中？”此婢应声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其风雅如此。 事出《世说新语·文学》，所表现的是马融和郑玄的名士风度。无论是就马融、郑玄在《三国演义》中的重要程度而言，还是就故事本身与《三国演义》所展现的百年纷争的关系看，这段插叙都无必要。它实际上只是毛宗岗喜爱掌故的作风在叙事中的呈露。喜爱掌故，并因此拓展出一片掌故的天地，于是，准笔记体遂自成体系，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品格。 对掌故的爱好基于一种饱经沧桑后的平易闲适的处世态度：人生的最高境界并不在于功成名就，而在于悠然地品味流逝的或正在流逝的看似寻常却实不寻常的生活片断。如此看来，闲淡的掌故比热烈的争斗是更能提高人的尊严和生命意识的。毛本《三国演义》的开场词说得好：“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对“是非成败”的热衷其实不如摆脱了争竞的小品式的追求。这就是掌故风味的意义。古代的轶事小说常是老来“幽居以养静”的产物，准笔记体所满足的审美需要与之相仿。 对《三国演义》中准纪事本末体、准话本体、准笔记体所做的考察，到此告一段落。也许有必要指出：这三种文体虽各具规模，各有其旨趣，但它们在《三国演义》中的共存却并非不协调。原因在于：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其心理结构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侧面的；他可以兼容儒、释、道三家，亦可在不同阶段分别站在历史家、俗文学家以及笔记作家的角度审视对象；这样，不同文体便适应或满足了不同的心理需求。《三国演义》由此获得了博大深厚的品格，当然也潜伏着比某些小说更容易被误解的可能性。对于一部集大成的小说，要准确地理解它，必须以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前提，否则就会处于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 2005年11月13日 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原载：齐鲁书社《三国演义》卷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