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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八十年代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比较文学讨论会上，一位西方汉学家说：十六世纪的人类智慧之光，几乎同时照亮了东西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情庄重肃然。对于欧洲人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因为他们向来认为，自从欧洲以文艺复兴为契机走出中世纪的黑暗以后，文学的光荣和骄傲就应该属于欧洲人，他们有文艺复兴早期代表乔万尼·薄珈丘、马丁·路德、杰弗利·乔叟，更有体现着文艺复兴最高成果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所以他们总认为在那一段时光里，欧洲人独自享受着上帝的青睐，独自享受着人类的智慧之光。只有当他们实实在在的看到东方中国同样伟大的作品时，他们才有点恍然若失地表示出“我们同样伟大”的意思。 诞生在十六世纪末期的中国作品是吴承恩的《西游记》和汤显祖的戏剧，对应着的是塞万提斯的《唐·吉呵德》和莎士比亚的戏剧 。 从《唐·吉呵德》文字的最表层看，小说也只够得上“荒诞不经”四字，有谁真的会提着长矛去挑战风车吗？有谁真的会拿羊群当马弁吗？真有，傻冒一个——但真的这样想的人才是傻冒。东西方人都说，小说的描写是深刻的讽刺，它反映了十六世纪西班牙社会广阔的社会现实，充分揭示了当时威震世界的西班牙王国已经破绽百出和必然衰落的趋势。在世界文化交流中，西班牙人很当回事地把塞万提斯的铜像送到东方的中国，安放在最高学府北京大学里，何等的珍重!我曾站在那座铜像前神游，那真让人有一种历史沧桑感，油然而生敬意。那时，我想到了《西游记》，除了在吴承恩的故居，我们还能在哪儿看到他老人家的仙踪？冷落。 当然，这不是说《西游记》没有读者。《西游记》永远不缺乏读者，尽管有奥特曼、圣斗士之类的竞争者，孙悟空还是孩子们心中的头号英雄。但如果让《西游记》永远留在孩子们那儿，恐怕也是一种悲剧。不少人把《西游记》说成是儿童文学作品，如果这是指一种使用方式，当然正确。有人说《西游记》扶正去邪、惩恶扬善，这有点皮相，但也不错。有人说《西游记》有民主精神，体现普通百姓的理想世界，这当然更深刻些。但《西游记》仅仅只有这些吗？文学的批评如果只给于《西游记》以这样的褒奖，那它的确离《唐·吉呵德》太远了 ，那它似乎就只应该是中国的相夫教子者启蒙教育时的话题。 二十年代，在学界很受尊重的胡适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小说《西游记》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作的，我们看它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绝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他并不隐藏，我们也不用深求。”（《西游记考证》）后来，另一位更有小说研究祖师爷地位的大学者鲁迅对此表示同意，说《西游记》“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也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大约后来说《西游记》“玩世”都始于此。 “玩世”二字，在当时的语言环境里使用，未尝不可。但不可延伸作为定论。因为胡适的表述显然也有它的局限，一是他针对的是“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法。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敌。”指向性很强。二是在他那个时代，小说研究还是一块刚刚开垦的处女地，我们对《西游记》的了解还太少，特别是对吴承恩生平的了解还仅限于寥寥数语，谈不上进入吴承恩的内心世界。三是当时的文学批评还没有发展出“主题”、“内蕴”、“现实”之类的章法，不该神话胡适，把该由后人说的话都让他说完。我们有理由相信，吴承恩的“玩世”其实是“玩味”着一种人生，“玩味”着一个世界：一个真实的世界，同时又是一个由他眼中看出的世界；一个虚幻的文字世界，同时又是一个现实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十六世纪的中国——明代，吴承恩生活的那个时代。 二 记得前些年读过台湾萨孟武先生的《西游记与中国政治》，萨先生深掘《西游记》的文化底蕴，问——为什么妖魔都想吃唐僧肉而神仙却不想吃？（这是由中国社会分配制度决定的）——为什么二郎神神通广大却不让他驻守在天宫？（因为他是外戚，尤在防范之首）——为什么孙悟空三闹天宫时，玉帝宁可自低身份去请西天佛祖，而不再去找二郎神？（防其功高盖主）——为什么孙悟空有紧箍咒约束，而唐僧使用紧箍咒却没有任何约束，用错了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中国封建制度的不民主）。我觉得精彩绝伦。我也曾将这类问题搬上课堂，每每获得声声赞叹，屡试不爽。 的确，只要打开这个思路，《西游记》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哄小孩的故事，就像在电脑中使用了解码软件一样，原本压缩了的文化底蕴就会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我们会发现，《西游记》就像一部中国古代政治、社会学的《大百科全书》，不经意之间，吴承恩已经轻声慢语地为我们讲解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框架和构成因子，就像在为我们读一本启蒙教科书——与塞万提斯用唐吉呵德大战风车来介绍当时西班牙的骑士制度一样。 试举例： 初读书时，见到李希凡先生的《论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形象》中有一句话，说“一个严整有序的天上世界，是《西游记》的首创”，便留了心，以后注意小说、戏剧、道书，发现关于天上世界的五花八门的说法尽管早已有之，但那些个各路、各派、各系的神仙，究竟谁大谁小、谁尊谁卑，一本糊涂帐，连道书都说不清，的确是吴承恩整理出一个释道儒三家摆平、尊卑分明、大小有序的神仙体系，描摹出一个威势森严、包罗万象的天宫世界。吴承恩据何而定？似乎有点茫然不可解，但后来恍然有悟，其实吴承恩的心中应该有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朝廷。特别是那个玉帝，只关心金丹御酒，除了派兵剿杀外毫无所谋，臣下一有奏本，就只会说依卿所奏，正是嘉、万两代的朝风；还有那个无事不管、处处当家的太白金星，象煞了嘉、万朝的首辅。 史学家们都认为，中国近代的衰弱落后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并非一人一事之祸，究其根源却是制度的问题，而制度出现问题开始制约社会的发展，是在明代。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成熟而走向没落的转折期，标志之一就是它的封建官僚制度已经极为完善，完善到不要皇帝官僚机器照常运转的程度，嘉靖、万历两朝皇帝几十年不理朝政而朝政并不紊乱，就是明证。很有点像现代科幻小说里的机器人世界，人创造了机器人，机器人最后却摆脱了人的控制自行其是。最早察觉到这种成熟的官僚机构厉害的便是皇帝本人。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由万历十五年发生的几件事入手，深刻地分析了万历帝为什么由一个早期还算勤勉的皇帝，演变到后来几十年深居后宫而不理朝政。他认为万历帝早期也想有所作为，但朝廷这部自行运作的大机器已经不允许他做任何与惯性不合的事情了，表面看来仍然至高无上的皇上其实已是傀儡，实际当家的是首辅大臣。在与朝臣们的冲突中，皇上屡战屡败，在稍大些的事情上根本就无法以自己的意见左右朝政，而站在对立面的又不是哪一个朝臣而是全体，杀一批换一批都无济于事，只有退居后宫不理朝政以表示一点无奈的抗议。其实，再往前，嘉靖帝的昏庸、正德帝的荒淫，也有史学家肯定地认为不无这方面的原因。这时期正是吴承恩生活的时代，秩序谨严而毫无生气的天宫，表象至尊而毫无决断的玉帝，正应脱胎与吴承恩看到的现世朝廷。尽管他可能是不经意的。 再举例： 前面提到二郎神，二郎神是玉帝的外甥，平时居住于灌江口，与天宫没有多少往来，帮玉帝捉拿了孙悟空之后，也就是领了些赏赐便回家了。萨先生已指出，二郎神与玉帝的关系特殊，玉帝对他实际上心存戒备，只是在普天神将均非孙悟空对手，又有观音力荐的情况下，才无奈调这支人马效力；旨意上原说“成功之后，高升重赏”，但事后却只有重赏没有高升，轻描淡写打发了事。孙悟空三闹天宫时，玉帝便宁可自低身份向西天佛主请兵，也不肯去调二郎神的人马。盖因其身份特殊，防其功劳太高也。而二郎神也比较自爱，对天宫从来是“听调不听宣”——调是调他带兵勤王，属特殊情况，他责无旁贷；宣是宣他入朝瑾见，属例行公事，他应回避。这样一来，二郎神尽管有盖世神功，便也只有在灌江口打猎为戏了。 其实这一情节的象征意义还不止这些。这正是明代在皇室中实行的封国制度的写照。明代的宗法规定，皇帝的长子为太子，其各兄弟自幼封王，稍长后便当去自己的封地生活，只可享乐但不得与闻朝政。清人入关之后，总结明代亡国的原因，将这一制度视为明代亡国的原因之一，据说康熙曾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明朝宗法，使皇家骨肉分离，众王尸位素餐，毫无作为，以至于国事紧要时竟无人能援手相帮，远不如大清制度能使皇家兄弟齐心协力。或许基于这一认识，清初不设太子（康熙朝时立时废，态度暧昧），大有让诸皇子中原逐鹿，使捷足者先登的意思。清人的这一制度，让他们避开了明代宗室王软弱无能的结果，但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麻烦：康熙朝参与党争的皇子有十多人，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祸害延至雍正朝，直弄的非死即伤；雍正帝为了不给自己选定的继承人遗祸，不得不处死了暗中使劲争位的名为三子实为长子的弘时。有清一代，皇位的传承远不如明代稳定。 两相比较，两代制度各有千秋，正暗合了“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哲学命题。明代的封国制其实也是血泪的结晶。按礼法，明太祖朱元璋的继承人应是长子，出于治国能力的考虑,太祖曾想传位于四子朱棣，但遭到了群臣的反对，太祖后来似乎也认识到了礼法制度稳定的重要性，同意传位长子（因长子早逝，实际即位者为长孙，帝号建文）。然而仅仅是传位于朱棣这一想法，便已留下祸根，太祖死后，朱棣起兵夺位，征战四年，终于从侄儿手中夺来皇位，史书称此为“靖难”，盖为朱棣掩饰也，其实是又一次改朝换代，真个是又一次血流成河。朱棣坐稳江山后，赶忙完善封国制度，把太祖时的有实权的封国改成有名无实的封国，把除太子以外的皇子早早都赶出京城，免生事端。此后明代二百年稳定，帝位传接有序，不能不说得益于这一制度。 可怜朱家子孙，在自己一小片宫殿里，虽说不缺吃穿，但无调不得进京，甚至不得离开封地，大多数就从此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兄弟；不管有无才干，都终身不能从政，养肥终老完事，想来也很可悲。二郎神不就是这样一名皇家至亲吗？ 再举例： 唐僧师徒一路艰难到达西天，如来褒奖一番，让去阿傩、伽叶处取经卷。谁知二人竟伸手向唐僧索要“人事”，唐僧说“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二人阴笑一阵，便以无字经冒充。唐僧师徒全然不知，捆起一堆白纸便放马还家，如果不是有位燃灯古佛热心，唐僧师徒这趟取经兴许就白跑了一趟。悟空在如来面前告发，如来笑道：“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一脸的怂恿。唐僧无可奈何，只得将化斋的紫金盂——唯一珍贵的东西、也就是他老人家的饭碗拿出送上。 西天灵山，佛祖眼皮底下，居然有这等大胆贪墨；万里取经，何等庄重，竟容如此亵渎，真是不可思议。但如果看看明代官场制度，也就不奇怪了。 过去的京官，向来比较“穷”，正规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开支，而弄外快又无路可入，只有向外官（地方官）伸手。外官虽然正规的收入也不高，但捞钱的方法多，不必说敲诈勒索的黑钱，就比如所谓的“火耗银子”，就是一项不菲的收入。“火耗银子”指的是地方官从百姓那儿征税征费，会收到大量的散碎银子，这些银子经熔化后铸成大锭时，会产生一些损耗，叫火耗。火耗是要加到百姓头上的。开始时加收火耗还遮遮掩掩，后来也就是在明中叶——吴承恩生活的那个时代稍前，朝廷明文规定在赋税之外另收火耗，使之合法化。收多少哩？朝廷的规定从来没有被认真执行，总是要在标准上再加一些，几乎是公开的。加多少？凭官员的良心，多出来的都是他自己的。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指这一类的并不违规的进项。既然外官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京官为何不能分一杯羹？所以，京官利用手中的权力向外官伸手、外官为办事方便向京官贿赂（冬天送碳敬、夏天送冰敬），也就成了常例。 阿傩、伽叶向唐僧索要“人事”，还奇怪吗？难怪如来不加责备。 像这样的例子，《西游记》中还有很多，可以说整部书浸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因子。 也许有人会说这些都是吴承恩不经意中的反映。可能。下面我们再看看吴承恩刻意反映的“当代”社会吧。 三 下面这些例子绝不可能说是巧合与偶然。 1、《西游记》中为何昏君身旁多恶道： 除了孙悟空的师父须菩提祖师、老友镇元子大仙外，《西游记》中的道士十有八、九都是恶人，且昏君身旁多恶道，这已是无须一一拈出的事实。吴承恩与道士有仇有隙吗？否。吴承恩的思想比较复杂，其学术宗于儒学，旁骛其他；虽然《西游记》是佛教题材，但鲁迅当年就说过，吴承恩于佛学了解并不多，仅借用而已，后人于此论也无异议。而从吴承恩的诗文中看，他对道教却所知不少，常常引用道教典故，得心应手，甚至说得上有所偏爱。在《西游记》中他也借题发挥，劝那些国王“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这是明朝知识分子中流行的社会思潮。 那他对道士的仇恨和不屑来自何处？请注意一个事实，《西游记》中的道士实际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太坏的全真道，极少。孙悟空外出探听情况化妆的是全真道（四十四回）；乌鸡国那个狮子精，化妆的也是全真道，虽然他把国王推入井下泡了三年，但他是奉命行事，且让乌鸡国“这三年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并未行恶。全真道是道教的一大派，始于元代，讲究内修，与佛教相近。另一类就是昏君身旁的坏道士，如车迟国的三大仙、比丘国的老国丈，都会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也就是道教中以法术标榜的另一派——天师道。可以看出，吴承恩讨厌的实际是天师道。 明代嘉靖朝，也就是吴承恩生活的时代，正是天师道最得势、最得意的时期。明代嘉靖前各朝，大多以礼佛为主，而嘉靖朝风气一改，变为毁佛崇道。嘉靖初，天师道的道士邵元节应召入京，因祈雪成功而受到宠信，封二品，赐真人号；十五年，又因皇子出生，被认为是邵元节的功劳，加封一品。十八年，邵元节死，嘉靖改而宠信另一个天师道道士陶仲文，并准备让四岁的儿子“监国”，自己退居后宫专门体验陶仲文的房中术和金丹。据《明史纪事本末》和《万历野获篇》记载，嘉靖对陶仲文的宠信已到了“见则与上同坐绣礅，君臣相迎送，必于门庭握手方别”的程度。这当然成了士大夫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不敢言未必不敢怒，心中的怨恨总是有的。 请将上述记载与《西游记》的车迟国、比丘国故事以及玉帝对太上老君的恭敬等对读。只要了解嘉靖好道的历史，就会明白这是一段何等真实的描写；就会明白吴承恩的一口恶气源自何处。 2、用小儿心肝治病真有其事吗 比丘国王听信恶道国丈的蛊惑，要取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的心肝治病。这看似荒唐，其实却是吴承恩生活的嘉靖朝流行的时尚，只不过在说法上稍稍有一点点不同而已。 我们来看国王是如何生病的：自从恶道国丈进贡美女之后，“陛下爱其色美，宠幸在宫，号为美后。近来把三宫娘粮，六院妃子，全无正眼相觑，不分昼夜，贪欢不已。如今弄的精神疲倦，身体汪羸，饮食少进，命在须臾。”（七十八回）显然这是纵欲过度，肾亏阳绝的症状。从医学上说，有两种治疗方案，一是温补，滋肾养阳，禁绝色欲；一是恶补，提精壮阳，以纵色欲。恶道国丈以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儿心肝做药引，“服后有千年不老之功”，已经表明这是一种壮阳药（《万历野获篇》云：“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其密者不可知-----明曰长生，不过供密戏耳。”）。明为长生，实为纵欲，是比丘国恶道国丈这类术士最常用的骗术，大大小小的国君帝王也最乐于接受：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两者兼得，不是最好嘛。 比丘国王的原型就是吴承恩的如天之君——嘉靖帝。嘉靖先后宠信邵元节、陶仲文，在位的四十五年中，大部分时间都躲在后宫和道士们一起“静摄”，以求长生为名，一边纵欲，一边壮阳。嘉靖的好色，丝毫也不逊色于他的前任——臭名昭著的武宗正德帝，区别只在于武宗是公开的好色。在明朝历代君王中，嘉靖的傧妃最多，有名号的多达五、六十人；他玩过的房中秘术花样也最多，仅壮阳药就有道士献的含真饼（初生婴儿尚未啼哭时口中含的血块）、红铅（用女童初次月经炼成的药末）；有无耻大臣迎逢进献的秋石（用男童小便炼成的一种无机盐）、百花药酒------等。据《万历野获篇》记载，为了取用女童的初次月经，仅仅在嘉靖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之间，，嘉靖就命人从民间选取八至十四岁的女孩进宫，共四百六十名，这和比丘国国王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小人心肝做药引还有什么区别？而且，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并不保证宫中就没有发生杀害儿童的事情。万历期间，宫中派往福建的太监听信方士之言：食小儿脑千余，即可恢复阳道。于是到处买、偷小儿取脑服食，最后闹成民变才被制止；又有往来于京师缙绅家中的方士，所献的壮阳药，竟是活生生割下小儿的阳具配制的。这样事情虽然发生在宫外，但完全可能是宫中秘术的外流；这样事情的发生虽然稍晚，但本质上还是嘉靖朝风气的延续。难道还不能证明《西游记》的现实性吗！ 《西游记》让我们记起，曾经有过那样残酷荒唐的时代。而这正是吴承恩的本意。 吴承恩留下的伏笔还有，如遍布全国的“锦衣卫”、无可奈何的“躲门户”、欺山霸户的红孩儿、衣衫蓝缕的穷山神……都值得我们细读。 原载：《淮阴师院学报》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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