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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魅力来源于节奏。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指出：诗(指一切文学作品)的起源仿佛有两个，一是“摹仿的本能”，一是“音调感和节奏感”：“摹仿出于我们的天性，而音调感和节奏感(至于‘韵文’，则显然是节奏的段落)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起初那些天生最富于这种资质的人，使它一步步发展，后来就由临时口占而作出了诗歌。”[1] 12这一认识同样见于中国古代的典籍，如《淮南子·道应训》云：“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其实，韵文有节奏，散文(与韵文相对的非韵文)也是有节奏的，节奏既是文学艺术的外在形式，也是其内在的旋律。从这一意义上讲，关注节奏在文学中的形态，是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从这里出发，本文在论述《三国演义》赤壁之战的艺术节奏时，将从言语与语言、时间与空间、情节与非情节等三个方面入手。 一、言语与语言 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有必要将《三国演义》赤壁之战的语言分解为两个部分：一、叙述性言语；二、人物的言语。这两个部分作为赤壁之战的语言，不但创造了赤壁之战的艺术审美情境，而且还起到了提升《三国演义》艺术质量的作用。从叙述的视点来看，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自身的运动形式，其审美情境的创造与语言及言语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中间，作品的运动轨迹往往是通过语言及言语的表达来实现的。诚如高尔基指出的那样，“言辞描绘出作品中的图景、人物性格和思想”[2] 321，作品中的语言与言语特有的运动节奏，不但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且还起到创造审美情境的作用。 在大家所熟知的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场面中，作者重点突出了诸葛亮的雄辩。在这里，诸葛亮或晓以大义，或动之以情，或暗藏机锋，或旁敲侧击，一口气驳倒了七个文士，从而为孙权与刘备联合拒曹奠定了基础。受雄辩这一特定的内容支配，作者在文本叙述中，有意识地将笔墨放到了人物的言语方面。“舌战”是诸葛亮与江东群儒发生冲突的中心话语，在这一过程中，作者通过关注言语的内在变化形式，强调个性化语言在人物话语中的意义，从而形成特有的节奏运动。从表面上看，诸葛亮处于被动中。然而，在雄辩过程中他主动出击，一步紧似一步，一环套着一环，迫使对方俯首就范。 舌战群儒是促成刘备和孙权联盟的重头戏。为了驳倒江东的主降言论，为了准确地传达舌战群儒时激越的基调，作者主要采取了以下五个方法：一是尽量避免和减少不必要的静态描写(如肖像描写，环境描写，一般都是一笔带过)。二是根据对手的不同，雄辩言语的分量也不同。如对付孙权手下第一谋士张昭，作者不惜让诸葛亮发表一篇六七百字的宏论，以至“这一篇言语，说得张昭并无一言回答”。对待其他文臣谋士的挑衅，则仅用几十字不超过百字的言语予以批驳。三是为了避免读者阅读时的疲劳，作者除了强调叙述性语言在叙述中的作用外，还注意穿插人物之间的对话，从而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艺术效果。四是为了创造出雄辩时的激越氛围，作者还注意尽量少用长句而多用短句，以此达到明快有力的艺术效果，进而传达出慷慨激昂的情调。诚如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指出的那样，“没有节奏的语言，又太没有限制了。”[3] 93五是注意运用人物的言语表达人物的情绪和性格。亚里斯多德指出：“语言表现了情绪和性格，而又切题，那么，你的语言就是妥帖恰当的。所谓‘切题’，那就是说，既不要把重大的事说得很随便，也不要把琐碎的小事说得冠冕堂皇。……在表现情绪方面，谈到暴行时，你要用愤怒的口吻；谈到不虔诚或肮脏的行为时，你要用不高兴和慎重的口吻；对于喜事，要用欢乐的口吻；对于可悲的事，要用哀伤的口吻，其余以此类推。”[3] 92人物的言语可以准确地表达人物的感情情绪，可以凸现人物的性格。由于人的性格是丰富的复杂的，人的思想感情也是有变化的，在不同的场合下就会表现出不同的风貌。我们说，这就是节奏的运动，就是强调在变化中塑造生动可感的艺术形象。诸葛亮游说江东时，先后有智激孙权和周瑜两个场面，同样是“激”，因对象不同，言语也就有所变化。它不但表现和丰富了诸葛亮的性格，同时也刻画了孙权和周瑜思想感情的变化。对待孙权，诸葛亮故意不提破曹良策，又故意违背鲁肃的叮嘱，渲染曹军的强大，甚至劝说拥有一定实力的孙权降曹称臣，迫使孙权对诸葛亮产生反感。在击中孙权心病后，诸葛亮又宕开一笔，和盘托出破曹良策，以坚定孙权抗击曹军的决心。对待周瑜，诸葛亮先是冷笑，然后又有意迎合江东降曹的论调，借此侧击和讥讽周瑜，紧接着又机智地曲解曹操的《铜雀台赋》，以引发周瑜的怒火。在这里，诸葛亮的每句话都似乎与周瑜无关，但绵里藏针，句句直刺周瑜。应该说，“舌战”作为这一场面的中心话语，把握的尺度是讲究言语的变化，关心节奏在其语境中的意义。 节奏是作品内在的旋律，只有节奏的运动和变化，才能充分体现人物的思想情感和风貌，才能再现人物的性格。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注意到节奏的和谐，将叙述性言语和人物言语协调起来。然而仅有和谐是不够的，还必须紧凑，只有紧凑才能把握住节奏。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紧凑——是作品美学价值的第一个条件，一切其他优点都是由它表现出来的。……现在主要的美学通病——就是水分过多。”[4] 502要紧凑，作品的语言就不能拖沓，因为拖沓就会使画面苍白，情节萎靡。进而言之，作者通过创造悬念，激起人们等待结果的兴趣，实际上就是为了创造紧凑的艺术境界。我们强调紧凑，并不是把弦绷得太紧，如果太紧，也会适得其反，收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试想如果作者采用这样的写作方法，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双方皆在调兵遣将，不写孙刘联盟内部的争斗，也不写孙刘与曹军的隔江斗智，恐怕这样就会破坏应有的节奏，使我们感到冗长。如果一味地写热闹的战争场面，今天厮杀，明天还是厮杀，最后某一方取得了胜利，表面上看很紧凑，实际上只会使人乏味。只有突出赤壁之战的鏖兵和斗智这两条线索的齐头并进，注意穿插抒情场面，有张有弛，才能准确地把握节奏。孔明草船借箭、庞统挑灯夜读、曹操横槊赋诗等抒情场景，既缓解了战争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又留下了很强的悬念。 与西方小说不同的是，中国古典小说擅长于人物的言语和行动的描写。可以说，人物的言语和人物的行动(叙述性言语的主要部分)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两大支柱。作为叙述的原则，它们不但推动了故事的发展，巧妙地把作者的主观情感和创作意图寓于其中，而且还创造出故事的叙述节奏，进而使读者通过它了解故事的结局，把握住作品的进展。相比之下，西方小说则不太注意这两个方面的技巧，如司汤达的《红与黑》可以有整个章节的心理独白或描写；托尔斯泰可以在《战争与和平》里加以宗教说教和发表对历史的见解；巴尔扎克可以不时以评论家的身份不断地对其作品的人物加以评论，不甚强调言语对情节推动的作用。可见中西方古典小说的言语的传达方式是极为不同的，其内在的节奏也是不同的。中国古典小说强调言语对情节推动的节奏，注意在时空中塑造人物，注意在情节的推进中展示人物性格；西方古典小说则注意运用言语对人物的心理进行细致深入的描写，精雕细刻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近五万字赤壁之战的言语中，人物的言语竟占了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二。它们和叙述性的言语一道推动了故事情节的迅速发展。我们一方面感到赤壁之战一触即发，在这个总悬念下急于想看到结局，另一方面孙刘曹三方为大战而展开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则牵动着读者，令人时而感到振奋，又时而叹息，时而为人物的命运感到担心，又时而为所关心的人物走出困境长舒一口气。我们说，这就是节奏。就是说节奏这一文学作品内在的旋律，一方面给我们造成心理的压力，另一方面又使我们获得审美愉悦。《礼记·少仪》云：“言语之美，穆穆皇皇。”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言语是语言的具体运用。疏密有间，紧凑而不拉杂，和谐而有章法，乃是文学言语美的基本条件。 我们在探讨言语的节奏时，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情绪，因为无论是叙述性的言语还是人物的言语，都要表现人的情感，而人的情感的变化则是小说言语中节奏变化的依据。正如老舍所说：“所谓小说中的延宕便是在物质上为逻辑的排列，在精神上是情绪的盘旋回荡。小说是些图画，都用感情联串起来。图画的鲜明或暗淡或一明一暗，都凭所要激起的情感而决定。千峰万壑。色彩各异，有明有暗，有远有近，有高有低。但是在秋天，它们便都有秋的景色，连花草地也是秋花秋草。小说的事实如千峰万壑，其中主要的感情便是季节的景色。”[5] 赤壁之战之所以扣人心弦，原因就在于作者以饱满的笔墨将充沛的感情寓于每一个人的行动和言语中，多层次地勾勒每一个人物的细微的变化。曹操奸和雄的性格之所以给人极深的印象，就在于作者一方面让他统领着八十三万大军咄咄逼人，目空一切地宴长江横槊赋诗，另一方面又刚愎自用，屡屡行奸。由于言语情感变化的细腻和适度，在作者精心结构和组织安排下，近五万字的赤壁之战便描写得有条不紊，极有秩序、极为严谨。 二、时间与空间 现代小说打破时间的观念(传统叙述性文学的写法)，向多维空间发展，将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熔为一炉，是适应新的时代节奏、新的审美情趣的必然结果。我们认为，古典小说的作者擅长于强调时间的顺序，不能说他们没有空间概念。文学作品塑造的形象，给人以联想和想象，就是一个空间。古典小说解决矛盾往往乞求于神明，也是它特有的空间。因此，古人有古人的时空观，古人的空间观念和今人的空间观念不同。 第一次明确提出艺术的时间与空间的是莱辛[6]，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中国古代没有时空观念。在时间上，赤壁之战严格地按时间的顺序组合。先有孙刘两家的联合，然后有曹操赤壁的惨败。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强调着情节发展的必要性，而战争双方准备得充分与否，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则强调故事结局的必然性。赤壁之战的故事结构是围绕孙刘曹三方展开的。在时间的安排上，作者先写孙刘联盟形成的过程，以时间强调叙事的节奏。在这里，作者通过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诸葛亮智激孙权再激周瑜等情节，渲染孙刘联盟的来之不易；次写孙刘联盟与曹操之间的对垒，作品通过三江口曹操初折兵，计斩蔡瑁、张允，庞统巧献连环计，周瑜赤壁用火攻等情节，写孙刘联盟对曹操的胜利。这些在时间上发生的事情，经作者独具匠心的组合，便构成了独特的艺术空间，即通过“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叙述方法，突出了斗智和鏖兵两条线索在时间上的同时并进。与传统小说仅仅把时间作为故事开端不同，作者在描写赤壁之战时十分注意强调时间的重要性。如赤壁之战发生在隆冬季节，当曹操率领八十三万大军准备进攻江东时，他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才能使不习水战的北方士兵渡过长江天险，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这中间，曹操以为隆冬季节长江上没有东南风，因此决定将战船连锁，以求在渡过长江天险时与孙刘联军决一死战。不料，这种做法却给了周瑜以火攻的机会。 从时间顺序上看，同时描写周瑜、诸葛亮、曹操三方的斗智，好像是时断时续，事件繁多，头绪繁杂，但是整个情节的发展却是有条不紊。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作者是依据时间来结构故事情节的，将同时发生的事件严格地组合在一起，犹如横云断岭，以鏖兵和斗智的线索贯串始终，形成独特的空间。在这里，空间好像是作者漫不经心地信手拈来，实际上却反映了作者强烈的空间意识。赤壁之战是吞并与反吞并的斗争，其中又穿插了许多小的线索，如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密献诈降书。这与宋元话本小说单纯性的情节不同，在时间的排列组合上是有独到之处的。在时空上，赤壁之战采取的结构方法是“花开数朵，同表数枝”，既强调了事件在时间上的变化性，同时也强化了空间意识。这里，仅以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上半回为例，此处的叙述共分三个层次，皆用“却说”这一转折词联系下文。第一层次，“却说”周瑜欲杀诸葛亮；第二层次，(1)“却说”刘备屯兵樊口，派糜竺看望诸葛亮。(2)“却说”糜竺言周瑜请刘备赴宴。(3)“且说”诸葛亮见周瑜欲杀刘备，关羽护卫刘备安全返回；第三层次，(1)“却说”周瑜杀刘备不成，立斩曹军来使。(2)“却说”周瑜进兵。(3)“却说”周瑜得胜。从叙事的角度看，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事件大约是同时发生。第二层次的两个“却说”一个“且说”间呈递进关系。第三层的三个“却说”间也呈递进关系。第二层的(3)和第三层(1)又几乎是同时发生。可见“却说”既有同一时态的同步关系，又有空间上的递进关系。可以说，多种时间的同时展开丰富了赤壁之战的艺术空间，与此同时，空间在时间上的延展，也增添了故事叙述的魅力。 此外，中国古典小说在叙述中还常常借助于神话来表达独特的艺术空间，即每当叙述发生危机的时候，常常习惯于以超现实的力量来解决。关于这点，在赤壁之战的叙述中也留下了精彩的一笔。如火攻是孙刘联军对曹作战的战略战术，周瑜自觉稳操胜券，踌躇满志之时，却猛然想到一事，随后口吐鲜血，卧病不起，以致引起诸葛问病、密书十六字“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节。对曹作战，周瑜与诸葛亮一致主张火攻，围绕火攻这一环节作了积极的战事准备，然后又宕开一笔，写周瑜生病，原先预设的火攻之策因缺东风而无法实施。前后响应，一环紧扣一环，顺利之中又出现波折，停顿之中又向前发展。那么，如何借东风呢？仅靠时间的推移是不行的。如果等到春暖花开、东风骤起的时候，孙刘联盟也早已为曹操所吞并，显然拖延时间只能贻误战机，故只能通过诸葛亮设立七星坛来借东风了。这一空间虽然宣扬了极为神秘的东西，但它毕竟是解决矛盾的方法。诸葛亮祭风的神秘性对后来的小说有着重要的影响，当故事按时间顺序难以深入的时候，借助于超现实的力量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使故事发生新的转机，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独有的艺术空间。可以说，自从这一艺术空间被作者运用于赤壁之战的叙述以后，明清两代以《西游记》等为代表的神话小说大都接受了它的影响[7]。《三国演义》的时空有着极大的可塑性，它可以把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事情拉长，也可以把进行很长时间的事情缩短。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三国历史里，作者用了四十四回的篇幅写了从黄巾起义到曹操统一北方，收拾荆襄近五十年的事情，而持续仅几个月时间的赤壁之战则写了八回，可见时间与空间既可交待故事的发生，也可以调节故事的发展。 三、情节与非情节 情节是叙述性文学的基本要素。高尔基指出：“文学的第三要素是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2] 335我们通常讲情节由四个部分组成，即情节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四个部分不能分为四个等份，只能是简洁的开端、丰富的发展、惊奇的高潮、简短的结局。就是说，发展是重场戏，高潮是次重场戏，开端和结局又次。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把握节奏，才能有美的价值，这是作家们所共同遵守的创作原则。正如佛斯特所说的那样，“美感是小说家无心以求却必须臻及的东西。小说家不能以追求‘美’始但亦不能缺少‘美’终；不美的小说就是失败的小说。”[8] 结构是大于情节的，叙述性文学的结构包括情节与非情节两个因素。打个比方，情节是进行曲，非情节则是小插曲，它们一道构成了叙述性文学的节奏，决定着故事的向前发展和发展的速度。我们可以将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分为：对话型(包括旁白，心理活动)、行动型、抒情型、叙述型；非情节分为：静态型(环境描写，肖像描写)、评论型(有诗[词]为证，有诗[词]叹[赞]曰)。下面试从这些方面对赤壁之战的情节与非情节的节奏作一些分析。 所谓对话型，即依靠人物间的对话推进情节的发展，一般是依据人物言语节奏的快慢来区分的。如果我们将情节分解为画面，那么，对话则是联系画面的桥梁。根据情节的需要，对话可以在各种形势下展开。诸葛亮舌战群儒，虽无刀光剑影，却也有弓张弩发之势。蒋干游说江东，周瑜将计就计的对话，则显示了周瑜的谋略和蒋干言不由衷的心虚。总之，对话型的节奏取决于对话双方的言谈举止，或快或慢任其自由。旁白与心理描写，则可说是对话的补充形式。中国古典小说的心理描写受戏曲的旁白影响较深。蒋干盗书，周瑜故作不知，故意旁白数语，“瑜口内含糊曰：‘子翼。我数日之内，教你看操贼之首！’干勉强应之。又曰：‘子翼，且住！……教你看操贼之首！……’及干问之，又睡着。……干寻思：‘周瑜是个精细人，天明寻书不见，必然害我，……’干戴上巾帻，潜步出帐，唤了小童，径出辕门。”用笔简练，既强调了情节的发展，又丰富了人物的性格。 行动型的情节因素往往是和言语的描写掺杂在一起的。曹操败退赤壁一路鼠窜，魂不附体，如果仅仅这样写，曹操就不叫曹操了，就不能显现曹操的性格了。待行至乌林—— 操见树林从杂，山川险峻，乃于马上仰天大笑不止，诸将问曰：“丞相何故大笑？”操曰：“吾不笑别人，单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吾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伏下一军，如之奈何？”说犹未了，两边鼓声震响，火光竟天而起，惊得曹操几乎堕马。下面又写曹脱险后又大笑，又是一番宏论，又遇险，又大笑，如此三番大笑，惹出三番麻烦。当真的脱险了，应该大笑的时候，曹操倒捶胸大哭了。如此的行动和言语的描写，真乃刻画曹操性格的神来之笔，整个节奏，或张或弛，疏密有间。 抒情型的情节因素既不是指景物的描写，也不是指借助万物抒发壮志，而是指作品中抒情气息浓厚的场面穿插。它们是情节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对调节情节、加强人物间的联系、丰富复杂的人物性格，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赤壁之战中的抒情场面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着独到之处，群英会周瑜醉里舞剑，高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孔明草船借箭，性命系于一旦，却拉着鲁肃谈笑，只顾饮酒取乐。孙刘和曹操双方积极准备战事，战争即将爆发，又出现庞统挑灯夜读和曹操宴长江横槊赋诗的场面。凡此种种，它们把情节拉长了，同时又把情节丰富了；既使情节舒缓了，同时又使情节更有韵味了。 叙述型的情节因素是情节发展的最基本模式，也是赤壁之战发展的最基本模式。我们再来看看非情节因素。 静态型。中国古典小说对人物肖像的描写一般是漫画性勾勒，通常是用画脸谱的方法以突出人物性格。环境的描写是具有其独到之处的，它没有大段的景物描写，却长于抒情，对环境作简洁的交代。赤壁之战发生在隆冬，虽仅有几字的交代，但对以后的情节却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如果不作这样的交代，断然没有孔明借东风，曹操也不会连锁战舰，周瑜火攻也就无从谈起。环境的描写在赤壁之战的描写过程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引用抒情写景辞赋，如孔明草船借箭引用“大雾垂江赋”，曹操横槊赋诗引用“短歌行”等等，不一一赘举。 评论型。中国古典小说的评论与西方古典小说中作者直接站出来评论不同，而是用前人的诗词，或作者假托一人，大都用韵文的形式。曹操中计误斩蔡瑁、张允，书中写道：“后人有诗叹曰：曹操奸雄不可当，一时诡计中周郎。蔡张卖主求生计，谁料今朝剑下亡！”曹操宴长江欲取二乔，书中写道：唐人杜牧之有诗曰：“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有诗为证”在赤壁之战用得如此之多，几乎是评论人物和事件的格式了。 《三国演义》赤壁之战描写的成功，提高了整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价值。我们认为赤壁之战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艺术成就就在于情节内部的节奏严谨和非情节因素对内部节奏的补充，所有这些造就了赤壁之战独特的节奏。 我们再从纵的方面来看赤壁之战的结构。简单地说，赤壁之战故事的发展线索是围绕着孙刘联盟和曹军展开的鏖兵和斗智的两条平行线索而展开的，这两条线索互为因果，交叉进行。由这两条线索的平行发展就引出了三次交兵：“三江口曹操折兵”、“锁战船北军用武”、“三江口周瑜纵火”。三次交兵的结果是曹操和周瑜隔江的三次斗智：蒋干盗书中计、黄盖苦肉计、庞统巧献连环计。这三次交兵和三次斗智平行交叉进行，辅之以周瑜和诸葛亮的矛盾斗争线索，又将群英会、庞统夜读、曹操赋诗、草船酌酒等抒情场面点缀其中，从而使情节更加跌宕起伏，故事显得极为宏大壮观。因而情节与非情节的结合，主线与副线的交织，显得十分和谐。 要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丰满的艺术形象，就必须多方面把握情节的节奏，在情节的发展过程中塑造人物，显露人物性格。“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周瑜在赤壁之战的登场，成为赤壁之战的指挥者，是由这两句话引出的。临危受命，外部面临着超过自己十几倍兵力的曹军、联军刘备新败，内部战降意见不一，如何指挥战争呢？要想赢得胜利，首先要坚定孙权拒曹的决心，统一内部意见，稳定军心。在这里，作者对情节进展的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将周瑜说服孙权、统一内部意见写得十分细腻，其叙事节奏较为舒缓。接下来，如同泼墨一般写周瑜斩杀来使、激怒曹操，赢得三江口交兵的胜利，从而形成了较为急促的节奏。可以说，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下，使快与慢和谐地统一在一起。 如果说作者塑造的诸葛亮是超现实的，加入了理想化的成分的话，那么，周瑜的形象塑造则更多地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手法。就拿周瑜和曹操来说，两相对比，曹操显得奸诈老成，周瑜则显得雄姿英发。周瑜的性格在赤壁之战的故事中，是依据情节的发展而得到发展完备的，与曹操隔江斗智，虑事周全，有智有勇。为了坚定众将的抗曹决心，排除投降派的干扰，他竟“收拾楼船一只，带着鼓乐”，仅带健将数人，在鼓乐声中察看曹营。为了摸清曹营的动静，先使盗书的蒋干中计，再让黄盖演出一场苦肉计，又巧妙地利用诈降的蔡氏兄弟。在鲁肃、曹操正反方面的陪衬下，周瑜的智勇就跃然纸上了。 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样写周瑜的性格上，更高一筹的是，作者不但写了周瑜的才略和胆识，还写了他的政治眼光不够远大。这一内容突出地表现在他和诸葛亮的关系处理上。有人说这是周瑜猜贤忌能、心胸狭窄。笔者认为此说不能成立。很简单，周瑜想加害诸葛亮，只是担心诸葛亮太有才干，不为江东所用，以后成为江东一患，故一再地笼络诸葛亮与己同事孙权，不成后，才屡屡加害诸葛亮。士大夫不为己用则杀之，是为了政治集团的利益，也是封建统治者所惯用的伎俩。如果一定要说周瑜忌才、心胸狭窄，也只能是这样的忌才和狭窄。准确的解释，我们认为只能说周瑜缺乏远大的政治目光，加害诸葛亮之策如果得以成功，就会破坏孙刘联盟，断然不会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中国古典小说大都是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周瑜性格的发展，是随着赤壁之战进展的节奏而发展的。 纵观赤壁之战故事的线索，尽管作者是从鏖兵和斗智两条线索来安排情节的，但又不是平均用力。三次战事的描述大都很简短，主要是描述斗智的情节。既写周瑜和曹操的隔江斗智，又写周瑜和诸葛亮之间的斗智。事件繁多，事态多端，由于作者加强描述每一具体事件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再加上作者有意识强化了赤壁之战一触即发的悬念，因此并没有使读者感到斗智的情节枯燥无味。相反，情节的生动性和曲折性，还使读者产生了要一口气读完的欲望。狄德罗指出：“假使历史事实不够惊奇，诗人应该用异常的情节来把它加强；假使是太过火了，他就应该用普通的情节去冲淡它。”[4] 107可以说，《三国演义》赤壁之战中的情节与非情节因素的有机结合，不但形成了特有的运动节奏，而且还创造出完美的审美艺术境界。 “艺术返照自然，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9] 本文力图从三个方面论述赤壁之战故事的节奏，以期引起大家对中国古典小说节奏研究的重视。 【参考文献】 [1]亚里斯多德. 诗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2. [2]高尔基. 论文学[Z].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亚里斯多德. 修辞学[M]//伍蠡甫. 西方文论选：上卷.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4]西方古典作家谈文艺创作[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0. [5]老舍论创作[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93. [6]莱辛. 拉奥孔[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80-90. [7]张强. 论三国故事对西游记的影响[J]. 明清小说研究，1989，(1)：127-135. [8]佛斯特. 小说面面观[M].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72. [9]朱光潜. 诗论[M]//朱光潜全集：第3卷.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7-330. 原载：《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6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