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围绕西门庆的歌妓人物中，郑爱月儿是最后出现的。小说的第五十八回之前，李桂姐、郑爱香、吴银儿、韩金钏儿等均已出场，形成了西门庆周围女性世界中的“粉头”群体。而郑爱月是在五十八回的西门庆生日宴会上，才第一次被西门家召来演唱助兴。在此之前，郑爱月的名字只是在第三十二回，其姊郑爱香在西门庆家宴上提起，爱香说到，祝二麻子和张小二官人拿了十两银子来访爱月，被郑母以爱月“才教南人梳弄了，还不上一个月”为由回绝。从五十八回开始，爱月为西门庆热宠，取代了李桂姐作为包养歌妓在西门庆生活中的位置。西门庆去世后，爱月参加吊唁。之后与其姐都不被提及，只是在第九十六回“春梅姐游旧家池馆”时，遇“郑爱香儿侄女郑娇儿。”算是对郑氏姐妹最后的交待。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一位小歌妓随着年龄成长、艺名渐播而为人们所注意，自然而然地成为登徒子西门庆猎艳的的对象，从而进入他的生活。西门庆去世后，她又自然而然地淡出叙事的线索。但如果考查一下小说主人公生活的轨迹和故事的进程，就会看出，爱月这个人物的出现，绝不是自然主义的叙述的结果，而是作者刻意的设计。
    

《金瓶梅》描写了一位市井浮浪漫浮浪子弟攀上社会高层的过程，主人公西门庆强烈的原始欲望，是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强大动力。小说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对西门庆达成欲望的行为所作描写的完整性与深刻性。在西门庆的行为中，对金钱、权势、情欲的追求是彼此纠结不分先后主次的。他通过财富和权力的攫取不断向上流社会攀爬，也通过情色的占有进行着对社会上层的入侵。到五十八回时，西门庆既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又是朝廷的提刑官。在重金打点渡过曾御史参劾的危机之后，西门庆追求钱、权的事业如日中天，达到顶峰。然而在情欲的追求中，此时他的生活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尽管他家中明聘偷娶，后房不断扩充；在外不断地嫖妓宿娼、奸骗诱拐；但这一切仍然只是一个浮浪子弟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超出市井阶层的行为轨迹。李桂姐的叛而复归使他感受到权势在身的得意，但这也只是在与同处市井阶层的张二官的争风中获胜。西门庆显然是不满于这种状况的，胡僧药的出现在说明肉体的力不从心的同时，也暗示了心理需求的增强。这需求显然不是靠数量的增加可以满足的，他需要变化，需要新的刺激。郑爱月正是在这个关头，出现在西门庆的面前。
    

五十八回的寿宴排场空前，高朋满座，来客中不仅有昔日称兄道弟的帮闲，更有来自上流社会的官僚、太监、书生，却偏偏召唤来助兴的四位歌妓中，有一位郑爱月儿不到。于是西门庆大发雷霆：“便道：‘胡说！怎的不来？’便叫过郑奉问：“怎的你妹子我这里叫他不来？果系是被王皇亲家拦了去？”那郑奉跪下便道：‘小的另住，不知道。’西门庆道：‘他说往王皇亲家唱就罢了？敢量我拿不得来！’便叫玳安儿近前吩咐：‘你多带两个排军，就拿我个侍生帖儿，到王皇亲家宅内见你王二老爹，就说我这里请几位客吃酒，郑爱月儿答应下两三日了，好歹放了他来。倘若推辞，连那鸨子都与我锁了，墩在门房儿里。这等可恶！’”同是对娼家施威，西门庆此处的飞扬跋扈与之前大闹丽春院时的行径却有所不同，一个是市井无赖的横行霸道，一个是暴发户的仗势欺人，作者通过两种同而不同的情形显示了西门庆身份、处境、心情的变化。
    

对郑爱月儿的描写同样呈现出与先前的不同的情景：“那郑爱月儿穿着紫纱衫儿，白纱挑线裙子。腰肢袅娜，犹如杨柳轻盈；花貌娉婷，好似芙蓉艳丽。正是：万种风流无处买，千金良夜实难消。”在受到西门庆蛮横斥责和董娇儿的埋怨时：“那郑爱月儿磕了头起来，一声儿也不言语，笑着同众人一直往后边去了。”“郑爱月儿用扇儿遮着脸，只是笑，不做声。”其娇痴情态全不同于李桂姐、郑爱香之辈的伶俐风骚。到了后边，吴月娘、潘金莲等一行妻妾象看新鲜物件似的，将郑爱月上下摩娑、评头品足，也显出她的与众不同。
    

张竹坡认为书中写桂姐等妓，一是为了总写西门庆在色欲上的无厌，二是为了特犯金、瓶等妻妾，以见“其气味声息己全通娼家”。又说“其写月儿，则另用香温玉软之笔，见西门一味粗鄙，虽章台春色，犹不能细心领略，故写月儿，又反衬西门也。”他指出了在郑爱月儿的描写上，使用了与写他人不同的笔法。这种“香温玉软之笔”充斥于爱月出现的所有文字中，如写爱月时往往用诗歌赞美描绘，这是写其他粉头所没有的。再如第七十七回“西门庆踏雪访爱月”一节，西门庆途中“转过东街口，只见天上纷纷扬扬，飘起一天瑞雪来”时，用一段赋雪曲词作气氛铺垫。“西门庆踏着那乱琼碎玉，进入构栏，到于郑爱月儿家”后，又用挂在床旁侧锦屏风上的一轴《爱月美人图》并题诗渲染情致。《金瓶梅》对于奢侈享乐场景的描写，多用夸饰笔法。但把一次嫖妓之行写得如此“诗情画意”，却是别处没有的。
    

张竹坡关于“其写月儿，则另用香温玉软之笔”的判断是十分准确的，他也准确地揭示了郑爱月与西门庆在品位、格调上存在着差异。虽然他并没有具体说明这二人之间差异的性质，但从他“西门一味粗鄙，虽章台春色，犹不能细心领略，故写月儿，又反衬西门也”的批语中，我们可以窥见其中的消息。张竹坡是一位文人，站在文人士大夫的立场上，他认为以市井之徒西门庆的粗鄙，是不能够也不可以领略郑爱月儿的“章台春色”的。能够并有资格领略“章台春色”的，只能是王三官、张竹坡这样的文人雅士。在张竹坡看来，以郑爱月儿的姿质风韵，她本应是文人士子的禁脔，并非西门庆生活圈子中的人物。称为“章台春色”实际上是把爱月看作是文人生活的专属品，这一判断无疑是符合书中的描写和作者的创作意图的。至于竹坡语气中对爱月“明珠暗投”被西门庆据有的婉惜不平，却并不是小说作者的本意。作者用香温玉软之笔描写爱月这个人物及其与西门庆的交往，只是为了表现西门庆在依靠金钱侵入封建官僚体系的同时，也侵入了原属于官僚文人的情色领域。其笔法既符合生活演变的逻辑，也符合人物心理、行为发展的趋势。
    

二
    

郑爱月是西门庆行为的结果，也是西门庆行为及《金瓶梅》故事情节的推动者。
    

以西门庆对情欲的的贪得无厌，自然不会因一位沾了稍许文人气味的小歌妓感到满足。在他追求情色的生涯中，最大的手笔、真正的高潮是与“世代簪缨人家”的王招宣府林太太的勾搭成奸。第六十九回“招宣府初调林太太”是西门庆一生最得意的时刻，他的得意来自他双重的胜利：既占有了情敌的母亲，又借林太太之托将王三官赶出了丽春院。也来自他内心深层欲望的满足：这一次情色场争斗胜利的意义，与当初将张小二官从李桂姐身边赶走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张小二官是张大户之子，与西门庆原本同属市民阶层，王三官却是官宦子弟。在此之前，在西门庆猎逐成功的女性中，还没有具备林太太这样尊贵身份的。吴月娘是千户之女，虽为士人阶层，家庭的社会地位却远不能与“太原节度颁阳郡王王景崇”之后的招宣府相比。且月娘为家室，并非西门庆婚外淫乱的对象。因此与林太太的媾合，对于西门庆的行为发展和心理满足来说，有着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
    

第六十九回中对于“有若关王之像”的“祖爷太原节度颁阳郡王王景崇的影身图” 、写着“节义堂”的迎门朱红匾和“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的壁书的描写，历来受到关注。笔者认为此处描写并不象前贤所评论的，只是为了讽刺官宦人家道德的沦丧。因为这些景物在小说中是以“主观镜头”的方式出现的，由主人公与他眼中的这些景物构成的场景，首先传达给读者的是一种特殊的情绪和心态。此刻的西门庆的心情应是得意、亢奋，充满着邪恶的“成就”感——他终于将自己的奸滥淫行，进行到仕宦人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后房中。而西门庆这一“成就”，正是由郑爱月儿策划的。
    

在第六十八回中：爱月揭发了“李桂姐如今又和王三官儿好”，西门庆听了大骂：“这小淫妇儿，我恁吩咐休和这小厮缠，他不听，还对着我赌身发咒，恰好只哄着我。”“爱月儿道：‘爹也没要恼。我说与爹个门路儿，管情教王三官打了嘴，替爹出气。’”于是便为西门庆出谋画策：“先刮剌上了他娘，不愁媳妇儿不是你的”，“一席话儿说的西门庆心邪意乱”。下面才有了六十九回中西门庆依爱月之计行事，请文嫂做牵头，勾引林太太成奸的情节。郑爱月是小说中晚到的人物，然而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正是她的出现使西门庆的淫恶有了新的发展，使读者得以完整地窥见他内心的深处。
    

崇祯本《金瓶梅》第六十八回郑爱月怂恿西门庆“先刮剌上了他娘，不愁媳妇儿不是你的”处批语为“此语大不可训。甚矣，此辈之不可近也。”第七十七回郑爱月听西门庆说勾引太太、降服王三官事后，“拍手大笑道：‘还亏我指与爹这条路儿，到明日，连三官儿娘子不怕不属了爹。’”处，批了一个“恶”字。批者对郑爱月的行为，颇有些深恶痛绝之意。《金瓶梅》满篇皆“恶”，满篇皆“诲淫海盗”，崇本批者偏偏在此处不能容忍。文禹门则说：“此回令人不愿看，不忍看，且不好看，不耐看，真可不必看。此作者之过也。”爱月成功的策划让西门庆满心欢喜，却让士大夫阶层深恶痛绝。她的策划对当时社会的破坏作用，已远远超过了当初的王婆。
    

值得注意的是，六十八回中西门庆的发火，只是对着李桂姐的，而爱月提出的报复计划，是针对王三官的，却让西门庆“亦发欢喜”。原因是“粉头所事，合着他的板眼”，能使他“心邪意乱”。事件起因于郑、李两家乐户之争，郑、李两家是生意上的竞争对手，且李家在五十八回的寿宴上已构陷爱月在先。站在爱月的立场上，也应将矛头指向李桂姐而不是同为自己客人的王三官。爱月的报复计划之所以舍李求王，因为她深知西门庆的“板眼”。她知道对女色贪得无厌的西门庆是不会对李桂姐反目成仇的，为了郑家的利益，与其挑拨李与西门的关系，不如去赢得西门对自己的欢心。她也深知出身市井的暴发户对仕宦家庭后房的觊觎之心，李桂姐恰好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投其所好的机会。初看上去，郑爱月的提议与西门庆的反应都有些荒唐怪异，不合逻辑，细审之则觉得完全在情理之中。之后西门庆疏淡了李桂姐，与其说是为了李的背叛，不如说是因为爱月合了自己的“板眼”。
    

郑爱月儿刚刚成人，小小年纪，为何有如此心机？她的“见识”又是来自何处？对此小说作者以细密的笔法，作了清楚的交待。在西门庆之前，郑爱月被一书中没有直接露面的“南人”——一个来自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人梳笼。据爱月说，这位南人“一年来此做买卖两遭，正经他在里边歇不的一两夜，倒只在外边常和人家偷猫递狗，干此勾当。”“如此这般和他（王三官）娘在某处会过一面，也是文嫂儿说合。”爱月正是从这位南人口中，知道了林太太通过文嫂在外面寻找外遇的内情。至于说西门庆的“板眼”，通过鸨儿的教导、姊妹的介绍、自己的观察和接待南人的经验，以爱月之巧慧，自然可以掌握。这位不出场的南人，可以说是西门庆的师傅。梳笼爱月、勾搭林氏，皆在西门庆之前。西门庆爱听南曲、爱用南货，在行为上也步南人后尘。可见在作者心中，西门庆的行为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潮流。
    

还值得注意的是，郑爱月儿的策划并没有象当初王婆的十面捱光计那样，得到完全的实现。西门庆最终只挂搭上了林太太，却未能占得三官媳妇黄氏的便宜，当上了王三官的干爹，却没能把王三官变成武大郎第二。小说对于西门庆行为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心理，但至少在此处，现实主义的原则得到了坚持。毕竟商人的金钱只是初步地楔入封建官僚体制的机体，还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当时社会的基本结构。西门庆之辈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在情欲的追求上，都不可能完全地为所欲为。第七十八回，西门庆家中请众官娘子娘子吃酒，黄氏未到，何千户娘子蓝氏却来。“这西门庆不见则已，一则魂飞天外，魄丧九霄，未曾体交，精魄先失。”“恍若琼林玉树临凡，神女巫山降下，躬身施礼，心摇目荡，不能禁止。”“饿眼将穿，馋涎空咽”，却不能得手。张竹坡认为：“王三官娘子与蓝氏，同一影子中人。……真是写一是二，又有一手双写之妙。”写垂涎于蓝氏却不能逞其淫欲，也正是写其失意于黄氏。不能得逞于黄、蓝的西门庆于是更加疯狂地纵欲，终于精枯血崩，带着永不满足的对情色与征服的渴望与遗憾，离开了人世。作者没有让西门庆的行为超越现实的可能，又充分展现了他那极力冲破现实束缚的心灵。小说无论在行为的描写，还是在心理的刻划中，都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
    

三
    

郑爱月是《金瓶梅》中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形象，她的不同首先是在与其他妓女对照中表现出来的，主要是与桂姐的对照。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对照性特点，在爱月与桂姐这一对歌妓之间尤为明显。爱月与李桂姐风情的差异及作者所用笔法的不同，前面已经论及。需要补充的是，爱月的“媚”不仅来自其外表的艳丽的性情的聪慧乖巧，还来自她处事的态度。对待钱财，桂姐可谓贪得无厌。她被西门庆梳拢后不久，便又接交张二官等新客，使得西门庆醋性大发、恼怒不已。后来惹上官司，桂姐又不得不恬着脸皮向西门庆求告。如此尴尬，无非是为了多敛钱财。西门庆一死，桂姐勾结李娇儿盗取财物后转投张二官，以丑态毕露为收场。爱月作为娼妓，迎合讨好西门庆，自然也是生计所需，但她对钱财的索取，显然比李桂花姐有节制的多。
    

第六十八回爱月策划勾搭林太太事后，“西门庆听了，见粉头所事，合着他的板眼，亦发欢喜，说：‘我儿，你既贴恋我心，我每月送三十两银子与你妈盘缠，也不消接人了。我遇闲就来。’爱月儿道：‘爹，你若有我心时，甚么三十两二十两，随着掠几两银子与妈，我自恁懒待留人，只是伺候爹罢了。’西门庆道：‘甚么话！我决然送三十两银子来。’”郑氏对西门庆这位大主顾是很重视的，为了赢得他的光顾，嗑瓜子、送点心，颇用了些心思。这些伎俩若与丽春院相比，并没有高明到哪儿去，还显出一些小儿女似的幼稚。郑家能在在生意上胜过丽春院，得益于爱月的心思细密——她深知西门庆的秉性与心理，知道自己越是廉取，他就越要显出慷慨大方来。但是如果性格中没有对得失看得开、不计较的豁达，爱月也是不可能有如此谦让廉取的表现的。西门庆死后，当李桂姐勾结李娇儿大肆盗卷之时，郑爱月却只是在西门庆头七祭礼时前来吊唁，对月娘劝慰了几句，其后不知不觉中便淡出了读者的视线。所谓“盗亦有道”，人一故去，交往便止于礼节，不再有财利的考虑了。
    

郑爱月的性格中，混合着细密巧慧的心思和孩子似的娇痴。第五十八回中她面对西门庆的训斥，“用扇儿遮着脸，只是笑，不做声” ，西门庆最终也无可奈何。她能如此从容应对危机，是因为她早已看出西门庆的色厉内荏，也是因为她的“痴”。而在她的“痴”中，既有不知利害的幼稚，又有漠视得失的豁达。郑爱月的豁达，不只是对财利而言。实际上她对生活中的许多事物，都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态度。从她给西门庆策划的勾引王招宣家婆媳的恶损计谋，可以看出她对纲常伦理的满不在乎。爱月吊西门庆之丧时，“看见李桂姐、吴银姐都在这里，便嗔他两个不对他说：‘我若知道爹没了，有个不来的！你每好人儿，就不会我会儿去。’”——吊丧有如趁热闹；“又见月娘生了孩儿，说道：‘娘一喜一忧。惜乎爹只是去世太早了些儿，你老人家有了主儿，也不愁。’”——说得十分轻巧。可见对生死大事，也是满不在乎的。《金瓶梅》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着矛盾的性格，郑爱月也这样一个矛盾的集合体：她娇憨可爱，却又极能作恶；她简单幼稚，却又深谙人性的弱点；她轻忽利害得失，也漠然于是非善恶的区分。
    

崇本批点往往以深浅论人，如对潘金莲、吴月娘、陈经济等人，都曾称之为“浅人”。而对郑爱月，却用一个“深”字形容。五十九回西门庆第一次到郑家，问起宴会上爱月的表现：“先日我在他夏老爹家酒席上，就定下他了。他若那日不去，我不消说的就恼了。怎的他那日不言不语，不做喜欢，端的是怎么说？”崇本眉批：“此郑月儿深处，西门庆浅人，所以不知。”这儿说的深浅，如果仅是指心机的话，就不符合原作对人物和情景的描写了。若论心机，爱月是绝对比不过西门庆的。被称作“浅人”的这些人物，无论哪一个都比她更有心机。西门庆之所以“不知”爱月的行为和心思，是因为他是一个陷在利欲的追求中不能自拔的人，而在他周围出现的都是他的同类。他无法想象一位小歌妓对利害得失的不在乎，无法理解爱月在自己淫威面前的从容。他也没有想到，这个小歌妓居然能洞察自己内心的深处，并能表现出不亚于自己的大胆与邪恶。“通色丝女子不可言”是因为她不仅在品位格调上，也在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上超出了西门庆的经验。正是有了这一点对现实生活的超越，娇痴的爱月便能玩弄西门大爷于股掌之上。也使她不仅在与李桂姐的比较中，也在西门庆生活圈子中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之中呈现出与众不同的优越姿态。
    

书中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浅人”， 其原因正如作者在小说的开始所感叹的：“这财色二字，从来只没有看得破的”。作者又认为 “见得人生在世，一件也少不得”，财色是实实在在的现世生活。出于这样的悲观而深刻的认识，他以西门庆为中心，写了许许多多的浅人。那么，《金瓶梅》中有没有正面人物？这是人们常常争论的问题。如果说“如梦幻泡影，如电复如露”的空幻意识是全书的纲领的话，那么对于作者来说，书中的正面人物不是英雄武松、孝子李安、贤妻吴月娘、纯情女韩爱姐诸人，而是歌妓郑爱月儿。郑爱月之所以没有被评点者和研究者视为“正面人物形象”，是因为崇祯本中所批的那一个“恶”字。然而，如果作者以区分善恶为宗旨的话，《金瓶梅》就不是《金瓶梅》了。
    

我们无法肯定地判断作者是否有意将爱月作为他的正面人物来写，不过从写月儿所用的“香温玉软之笔”，还是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偏爱的。张竹坡说作者“总是抬高月儿，香温玉软，不是桂姐可比。”也是看出了这一点的。只是张仅看到了爱月品位的不同于他妓，而没有注意到她在生活态度上的不同。张竹坡还认为爱月的出现，是西门庆将死的征兆。西门庆的死的确与爱月有着间接的关系，在西门庆的行为与生活从高潮到结束的段落中，郑爱月的确被动而又主动的参与其中并起了重要的作用。她独特的性格及生活态度，又使她象一面有着特殊功能的镜子，既映照出人性深层的丑恶，又折射出生活本质的怪诞。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小说《金瓶梅》中，至少郑爱月这一次要人物的塑造，是作者在具有哲理性的观念的导引下精心设计的结果。
    

作者简介：
    

吴维中 兰州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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