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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欧洲乃至世界而言，俄罗斯始终是一个“司芬克斯之谜”，不论是俄罗斯民族本身，还是那辽阔土地上的大自然；不论是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不可捉摸的政治事变，还是难以想象的重大战争；不论是神秘的东正教，还是辉煌的文学。自19世纪以来，俄罗斯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1812年的抗击拿破仑的战争、1825年的12月党人起义、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19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运动、1917年的十月革命、1942年的苏德战争、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1991年的苏联解体……这些重大事件无一不令世人震惊。而俄罗斯文学，更是一个难解的“谜语”。 一 1917年在俄罗斯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它划断了俄罗斯与西方的联系，它在各个领域都建立了“新”的体系：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还有文化和文学。而在文学领域中，它驱逐了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的幽灵，使得刚刚与欧洲文学接轨并同步的俄罗斯文学又与之隔绝。 1991年苏联大厦轰然坍塌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甚至较1917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在各个方面留下了一堆堆废墟，先不说物质和精神的俄罗斯大厦的重建，光是清理这一堆堆废墟就不容易，尤其是在文学中。 1991年让俄罗斯的文学史家陷入了迷茫，一时间他们仿佛失去了方向。从前，他们说什么和怎么说，都得看上头的“眼色”，因为文学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而现在自由来得太快了，他们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想怎么说都可以怎么说，反倒让他们不知道怎么办了。后来，他们中就开始出现各种派别，争论起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这样的状况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然而，告别了只有“一个声音”的时代，总归是件好事情。 1991年让中国的俄罗斯文学史工作者陷入了集体“失语”与尴尬之中。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年”，笔者在这一年出版的专著《俄罗斯文学文体研究》的自序中曾经这样写道：“然而说到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中国学术界似乎多少有些尴尬：早先，我们几乎是照搬苏联人的观念和方法，差不多失去了自我。不待说，苏联人对他们祖国文学自有他们的体系，其中不乏科学的东西，应该尊重。后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观念和方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过去全盘否定的东西，现在得到了纠正；有些过去全盘肯定的东西，如今已经真相大白。作为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国学者应当有自己的思想立场和审美角度，盲从总是没有出息的。在对待俄罗斯文学（自然也含苏联文学）的研究方面，我们的尴尬之处表现在：在我们现在的一些著作乃至教科书中，依然保留着大量的苏联时期盛行的观念和方法，而这些在他们那里早已经成为历史的废墟。”[1]3 在告别痛苦的“失语”与尴尬之后，我们还有话可说，还有事可做。首先要说的话是，我们再也不能亦步亦趋跟在别人后面，而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如果说在以往我们的盲从有其一定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的话，那么在今天，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可以对世界发挥重大作用，同时还可以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文化和文学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国内俄罗斯文学史工作者来说，当下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清理这些“历史废墟”。在这些废墟中有一部分其实就是垃圾，可以一除了之。有一部分则还有一定的价值，可以再利用。从最近俄罗斯和国内编写的某些《俄罗斯文学史》看，人们注重的重心似主要集中于流派和作家的选择上。例如删除某些不合时宜的作家作品，增补一些合乎时宜的作家作品。这样做自然是有一定意义的，因为其中体现出一定的倾向性。然而这种“修补”工作仍不可避免地具有局限性。如果不从思想或理论上“正本清源”，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认识和评判只能停留在表层上。 二 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下简称别车杜）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活动具有重大影响，强大的文学批评的力量自始至终支持着文学创作持续发展和繁荣。一方面，创作为理论和批评提供丰富的依据，另一方面，理论和批评指导创作的发展。在欧洲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也许很难找到像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创作与批评结合得如此紧密的例子。这里所说的批评主要是指别车杜的现实主义批评。不管当今人们对他们的理论和批评持怎样的“否定性”的评价，但他们的批评和理论促进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繁荣却是不争的事实。先进的理论指导文学的发展，是19世纪俄国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别林斯基论普希金的系列论著、论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名文以及《1847年的俄国文学》、《给果戈理的一封信》等，对确定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中的地位，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方向，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以及《俄国文学果戈理时期概观》、《幽会中的俄罗斯人》等，更还有年轻的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那著名的批评“三部曲”即论屠格涅夫的《真正的白天什么时候到来》、论冈察洛夫的《什么是奥勃洛莫夫性格？》以及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都极大地推进了俄罗斯作家特别是一批经典作家创作的发展。 进步的文学批评还表现在对文学新人的发现上，这方面还有不少动人的“佳话”，如：《现代人》的创始人普希金对农民诗人柯尔卓夫和哲理诗人丘特切夫的发现，对果戈理的大力支持；别林斯基对《穷人》作者的发现；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杜勃罗留波夫的发现和对青年托尔斯泰的支持。 在19世纪中后期的俄罗斯，由于专制制度的黑暗，没有言论自由，人们无法表达自己对生活的见解。于是在文学这个艺术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夹缝”中，进步作家便成为社会正义之声的表达者。别林斯基当年就说过：“文学，只有在文学中，才能表达社会的心声。”这样，在19世纪俄罗斯，文学就被赋予了一项特有的使命——表达社会正义之声。 作为一种在封建农奴制度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先进理论，别车杜理论的锋芒是极其尖锐的。它举起批判的大旗，号召文学对农奴制形形色色的罪恶进行全面的揭露和批判，努力塑造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新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甚至还亲自动手创作，写出了影响巨大的长篇小说《怎么办？》，这部作品与另外一部同样出自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赫尔岑之手的著名长篇小说《谁之罪？》成为俄罗斯社会问题小说的“双璧”。但另一方面，产生于上述社会土壤的理论，也不可避免带有相当的局限性。 在今天看来，别车杜的现实主义理论及批评，对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也有某些负面的影响，这主要源于他们理论中的某些“形而上学”成分。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1）立足于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理论在批评实践中表现出严重的“矫枉过正”倾向，从而导致批评的简单化或者说片面性。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果戈理的过分肯定、对普希金在俄罗斯文学中的作用的“忽视”。（2）由于对现实高于艺术的直观理解，导致现实主义的绝对统领一切和排斥或否定俄罗斯浪漫主义的倾向，这突出地表现在对俄罗斯所谓“纯艺术派”的批评上。在今天看来，杜勃罗留波夫对费特的批评确实有些言过其实了，而且离开了文学批评的范畴；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普希金评价的不足也被后来俄罗斯文学发展实践所纠正。（3）从总体上看，别车杜的文学批评主要立足于思想内容，而对承载思想内容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认识不足。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后来文学研究中“内容压倒形式”的倾向。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个一度“内容压倒形式”的国度，20世纪初又出现了具有欧洲乃至世界性影响的“形式主义”理论和批评。这也许是对别车杜理论和批评的一种反拨，或者说是一种补充。 颇有意味的是，文化大革命之初，“四人帮”在批判所谓“17年文艺黑线”时，矛头直指的就是作为“17年文艺黑线”理论基础的别车杜的现实主义理论（详见《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而当年正是我们亦步亦趋跟着“老大哥”的时期。 其实，就理论和批评本身的特点而言，在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别林斯基早年受到过黑格尔的影响，批评锋芒比较温和，而且比较重视艺术分析；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本来就是建立在对黑格尔美学批判的基础上的，其批评锋芒尖锐，且大有“矫枉过正”之势，对艺术方面不大顾及；而年轻气盛的杜勃罗留波夫在各个方面几乎都是才华横溢，同时又锋芒毕露。由于别林斯基逝世过早（1848年），而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社会各个方面影响巨大，所以他的理论和批评倾向在19世纪50—60年代便一直左右着理论和批评界的动向。 在苏联时期，庸俗社会学把别车杜理论中的形而上学倾向发展到极致，形成了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就表面文字而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有一个貌似全面的外壳和试图包容一切创作方法的架势，但其核心却是违背文学创作规律的，在无限生动丰富的创作实践中处处成为无形的障碍，是导致概念化和公式化的根源。在文学功能方面，它把文学在专制制度下所承载的特殊功能“拔高”和普遍化，把文学应该成为“生活的教科书”的理想追求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文学的审美作用实际上则被降到最低限度。 苏联时期的文学创作，由于政治上的干扰，出现了大量的过于“灿烂”的作品（如《灿烂的生活》）。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一些苏联作家，特别是艺术天才卓著的大文学家，却很少完全听命于政治干预，即便是像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写过某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作品，其作品也基本没有脱离作家自己的艺术个性和风格，而从他们的整个创作全貌来看，这些作品最终也只是一些插曲而已。这是俄罗斯文学传统深厚的积淀所决定的。所以，在苏联时期仍然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 但是在学术研究方面，情形却远不如创作界。在纯社会学研究占主导地位的年代，一些文学大师的著名创作的社会性或政治性大都被阐释得过于充分，有时甚至淹没了他们作为文学家的个性和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艺术特性。这些倾向大量出现在文学史著作中。 面对上述复杂的理论背景和创作背景，如何对俄罗斯文学理论和创作做出科学的评价和取舍，是当代俄罗斯文学史家的迫切任务。在这方面，作为曾经深受俄罗斯文学和批评影响而又逐渐走出其影响并享受着30年改革开放成果的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应当有所作为。 三 在俄罗斯文学发展进程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重新认识，其核心之处在于：必须把俄罗斯文学放到欧洲乃至世界文学的背景上去观察。在世界文学和欧洲文学中，俄罗斯文学还只是个“小弟弟”，或者说是“后起之秀”。一直到18世纪末，它在欧洲还只是一个配角，几乎没有产生全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问世。 欧洲文学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就得到相当充分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希腊社会的民主制度（即奴隶主制度内部的民主制度）给予了个人情感生存和发展的一定空间。换句话说，就是古希腊人在他们文化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享有人一生下来就应当享有的自由和民主，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希腊人的童年是“发育正常”的童年。而俄罗斯从13世纪开始就处于外族人的统治之下，经济和文化都受到严重的破坏，连民族情感都受到严重的压迫，更不用说个人的情感了，而正是后者才是文学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而此后的几百年间，摆脱了异族人统治的俄罗斯人又处于专制农奴制度的统治之下，个人情感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被压缩到最小的程度。由此可见，俄罗斯民族的童年不是“发育正常”的童年，也就产生不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但这并不是说俄罗斯的古代文学就完全是一片空白。事实上，俄罗斯早在11世纪，就出现了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伊戈尔远征记》。作为中世纪四大英雄史诗之一，《伊戈尔远征记》就其思想和艺术的特点而言，并不落后于其他民族的同类作品，甚至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还有所超越，因为它是一部个人创作。而与它差不多是同时问世的《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等其他民族的英雄史诗还是集体创作。俄罗斯文学这辉煌的开端本可以值得俄罗斯人自豪的，因为如果从这部作品算起，俄罗斯文学早在11世纪便进入了欧洲文学之林，而且较之于欧洲其他民族并不落后。可是不久之后，俄罗斯便受到内忧外患的困扰，文化和文学受到严重的摧残。而与此同时，作为俄罗斯古代文学的唯一的辉煌作品，《伊戈尔远征记》也神秘地失传了，直到普希金出生的前几年（1795年），才作为一件“青铜器”神秘“出土”。 可以这样说，在19世纪以前，俄罗斯没有自己的文学。无怪青年别林斯基在他那篇著名的长篇论文《文学的幻想》中，在一次次回顾俄罗斯文学所经历的一个个阶段后，一次次悲愤而忧郁地呐喊：“我们没有文学！” 此后，俄罗斯文学开始奋起直追，到浪漫主义潮流兴起时，俄罗斯文学与西欧文学只距“一步之遥”。从现实主义潮流开始，俄罗斯文学在发展进程上就与欧洲基本同步。在经历了现实主义潮流以后，俄罗斯文学本应该继续与欧洲文学同步发展。事实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正方兴未艾。然而，1917年的革命很快就使得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夭折”。直到近百年以后，俄罗斯现代主义文学才被发掘“出土”，这就是时下人们所称的“白银时代”。至于1917年以后的文学即苏联文学，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把它称为“新文学”，自有一定道理。不过，从与欧洲文学的关系而言，它已经完全脱离了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文学。 在回顾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历程时，有几点值得中国学者注意： 1．由于社会进程的落后，18世纪以前的俄罗斯文学无法与欧洲文学同步。缺少“文艺复兴”的俄罗斯文学不可能具有经受过人文主义洗礼的社会和思想背景，自然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古典主义、启蒙主义和感伤主义。俄罗斯的文学史家，多少有些类似我们这里也存在的“我们这里早已有之”的大国“自尊”，他们按照欧洲文学的发展模式“规划”出俄罗斯文学的各个阶段，例如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等阶段。然而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不过，即便我们承认俄罗斯18世纪也有古典主义，那它也是本来意义上的古典主义，因为它根本就无“古典的”文学可以效仿。它带有更浓重的宫廷色彩，而缺少一些批判的锋芒，这只要与莫里哀等欧洲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稍加比较就很清楚。除了社会背景和思想背景不可同日而语外，俄罗斯古典主义在规模和影响方面也非常小，难以构成潮流。在同样的意义上，启蒙主义和感伤主义也构成不了潮流。在这些方面中国学者理应做出客观的评价。 2．以往，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加上批评传统中对浪漫主义的贬低，人们只把青年普希金等诗人视为俄罗斯浪漫主义的代表。事实上，俄罗斯浪漫主义的代表是茹科夫斯基（1783-1852），正是因为有了他，俄罗斯浪漫主义才与西欧浪漫主义只距“一步之遥”，而青年普希金的创作则要晚不少年头。别林斯基对茹科夫斯基十分推崇，认为他是“俄罗斯第一个真正的抒情诗人”，是俄罗斯抒情诗的“始作俑者”。别林斯基说：“如果没有茹科夫斯基，我们就不可能有普希金。”[2]122由此足见茹科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往俄罗斯学术界屈服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像当年革命民主主义者贬低费特一样，有意无意地贬低了茹科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进程中的作用和在浪漫主义诗学上的贡献，甚至将俄罗斯浪漫主义潮流的发展进程延后近20年左右。现在他们对此作了纠正，而我们的某些文学史中依然存在上述“废墟”。 3．谈到俄罗斯的现实主义潮流，必须从俄罗斯浪漫主义说起。与欧洲现实主义作家不同，俄罗斯现实主义作家几乎都经历了自身的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化。在欧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潮流是泾渭分明的，诗人拜伦、雪莱与小说家狄更斯、巴尔扎克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作家。而在俄罗斯，情况则大不一样：普希金、莱蒙托夫既是诗人，又是小说家。在俄罗斯，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是通过作家自身的过渡来完成的。俄罗斯诗人还没有来得及放下手中的诗歌，现实主义已经叩门而入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是小说叩门而入了。普希金就面临着这样的文学际遇，莱蒙托夫也大致如此。他们要融拜伦与狄更斯以及雪莱与巴尔扎克于一体，既要当诗人，又要当小说家，甚至要用“诗歌”来写“小说”。至于诗歌与小说的交融，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抒情与叙事的结合，在19世纪俄罗斯小说家的笔下，已经是司空见惯了，并成为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显著特点。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曾被视为包容一切创作方法的“全能”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只是成为它的一种附庸。这不仅在理论和逻辑上说不过去，也不符合俄罗斯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潮流形成的实情。 俄罗斯文学自1799年普希金诞生以来，产生了不计其数的文学巨匠。仅在普希金出生后不到30年的光景里，俄罗斯就诞生了一系列文学大师：1803年——丘特切夫；1809年——柯尔卓夫和果戈理；1811年——别林斯基；1814年——莱蒙托夫；1818年——屠格涅夫；1821年——涅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822年——费特；1823年——奥斯特洛夫斯基；182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这样，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普希金为前驱、以契诃夫为后殿的俄罗斯文学，不但一跃成为欧洲文学的翘楚，同时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位置。在苏联时期，虽然文学受到了政治的严重干扰，但仍然出现了不少杰出的文学家和诗人，如高尔基、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帕斯杰尔纳克等。 然而，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长期以来这些经典作家以及他们的经典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只受到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解读，而在他们的闪耀着各自的创作个性的艺术世界中，依然留下不少空白。 俄罗斯文学的崛起和辉煌，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文化文学的发展“不一定与经济的发展成正比”的有关论断。然而，具体说来，却又有其内在的原因。此外，俄罗斯文学与欧洲文学、俄罗斯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这些俄罗斯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应该逐渐进入俄罗斯文学史工作者的视野。 今天，随着思想解放进程的日渐推进，对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界而言，我们不能继续容忍那些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学术垃圾”或者说是“历史的废墟”仍然残留在我们的文学史著作特别是教材之中，清除这些“垃圾”，是我们走出“失语”、告别尴尬的起点。只有以此为起点，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走进俄罗斯文学，并进而撰写出接近俄罗斯文学“真相”并具有中国特色的俄罗斯文学史来。 ［参考文献］： [1]朱宪生.俄罗斯文学文体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2]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M].满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基金项目］上海市高校创新团队资助项目：CXW901.09 ［作者简介］朱宪生（1947-），男，江西南昌人，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研究。（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上海200234）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月2010年第37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