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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的智谋描写向来为人叹服。诸葛亮、曹操、陆逊、司马懿等各有智谋，同时他们在彼此对敌的时候，作者会有精彩的帷幄场景描写，其间不止有智力上的比拼，更有其他有意思的内涵让人体会。各方的帷幄因其不同的特色而相互彰显。所谓不同的特色，主要即在于帷幄之内主帅与谋士之间的关系。 曹操向以玩弄权术著称，同时性情、识见不同凡俗，《邺中歌》中评他“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繁文缛节的世俗礼仪，于他为工具则可，若是羁绊，则弃若弊履。他对智力倍加推崇，曾说过“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这与“南据河，北阻燕代”，“以争天下”（三十三回），最后却两手空空，悔恨而死的袁绍相比，高下判然。曹操当然也以聪明自许，他曾说：“吾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谋耳。”（五十九回）他的谋士同样推崇智力，十八回，郭嘉以刘项之争鼓励曹操下决心讨伐袁绍，他说：“刘项之不敌，公所知也。高祖惟智胜，项羽虽强，终为所擒。”其十胜十败之说，多与智力谋略相关，而且这种说法与另一重要谋士荀也是意见相合，可见他们臣主一致，都以智识为上。其实，帷幄本来就是一个生产计谋策略的智力空间，繁琐的伦理礼节通常会使其运作陷入懈怠。曹方帷幄最大程度上适应了这一特点，曹操与众谋士共同谋划战局，商定策略，各人任其智力发挥，识见展示。小说描写中，他们通常接二连三地提出各自建议，或相互矛盾，或相互补充，其间却不见涉及个人恩怨。曹操作为这个空间的有力的控制者，对这些意见的取舍之间展现的是他的雄才大略和通脱自然，臣主之间不曾有过舍命而谏和失态怒斥，在这点上它是和谐、有时甚至是平等的。帷幄之内的人物关系在曹操消灭袁绍的一系列战争中得到充分完美的展示，它与袁绍一方的帷幄人物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讨伐袁绍之前的第十八回中，曹操和荀、郭嘉已有一次对征讨袁绍的讨论，这是一次很有意味的帷幄描写。首先，郭嘉送来袁绍借粮借兵的书信。曹操说：“吾闻绍欲图许都，今见吾归，又别生他议。”然后“拆书观之”，言语动作的描述非常简单，却有效地突出了曹操于不经意之处透露出的敏锐与沉稳。然后，曹操“见词意骄慢，乃问嘉曰：‘袁绍如此无状，吾欲讨之，恨力不及，如何？’”一见一问之间，没有任何关于曹操心境、表情的描述，但曹操胸中之怒可想而知。曹操的表现，可以与孙策听人言其匹夫之勇时（二十九回），刘备向刘璋索兵粮不遂意时（六十二回），周瑜赤壁之战毁书斩使之时（四十五回）相比，其沉着冷静是无可比拟的。如此，曹操的个性魅力在三言两语间得以展现。曹操内心的盛怒与忧虑，郭嘉应是有所觉察，继而分析曹操与袁绍的十胜十败。相比曹操的语言，内容繁琐，却能切中要害，但语句节奏简单、意义明了，这个过程较曹操的语言显然长了许多，它的内容和形式都起到了平息怒火的效果。所以“操笑曰：‘如公所言，孤何足以当之！’”显然气氛已缓和了许多，同时也透露他们智识为上的共识。而且荀言郭嘉所说“正与己合”，在进一步增强曹操信心的同时，向曹操提出了一个可以实施的战略目标：消灭袁绍。然而这种气氛从紧张到轻松，郭、荀并没有让它继续荡漾开去，而是紧接着提出眼下的问题：必须首先剿灭吕布。而最后的定夺者依然是曹操。帷幄之内气氛经由紧张到轻松到充实的复杂变化，细微之间，人物形象清晰鲜明，而其展现出的内涵主要就是人物的智识、谋略。 接下来，众谋士据形势发展各出其谋，曹操挥兵往来于刘备、袁绍之间，皆不曾有失。战于官渡，军力疲乏，粮草不继，曹操进退不决，竟要写信求问远在许昌的荀，荀回书简明扼要：“公今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进，情见势竭，必将有变。此用奇之时，断不可失。”不止态度明了，连言词都恰到好处。“曹操得书大喜”，其间曹操所得到的理解、支持和肯定，不言自明。郭嘉病中建议突入沙漠，远击乌桓，曹操感动而泣，主帅与谋士的情深之处，又是繁文缛节的尊贤敬士之礼所不能比的。 与以智识为基础支撑起的简单却富有生机的曹氏帷幄描写不同，袁方帷幄展现的是主帅的好谋无断与谋士之间的矛盾和纷争。与曹操一样，袁绍手下也有一批智谋之士。二十二回，袁方帷幄描写初次展现，刘备送郑玄信至，请攻曹操，袁绍聚众商议，田丰说民生凋弊，不可兴兵，审配说“不然”，沮授以为曹操非公孙瓒，不可取，郭图却说“非也”，四人意见相左，争论不休。其实战与不战，四人的依据都很明确。田丰、沮授言不可战是据实而发，审配、郭图以为可战，俱是从名出发，取舍之间应是相当容易，袁绍却踌躇不定，有心吞并天下，胸中却无定夺之力。这样的主帅显然不会起到曹操那样良好的主导作用。主帅与谋士间，谋士之间的关系如此，下一步发展可想而知。许攸建议掩袭许昌，袁绍犹豫之际，审配参了许攸一本，袁绍混淆轻重斥退许攸，致使许攸叛逃；沮授以天象建议增兵乌巢，袁绍却以为获罪之人妄言惑众；郭图进谗言致使张郃、高览转投曹操；逢纪谮害田丰，致使田丰自杀。随着袁绍接连失败，谋士也丧失殆尽，所谓的帷幄也就不存在了。 可以看出人物关系不同，帷幄的气氛及发展也不同，不过，它们都属于一帅对众谋士的类型，而蜀汉的帷幄描写在近五十回的叙事中基本上只是一主一臣即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展现，其间庞统的加入不过是三个回目。这里人物关系的内涵不再是上文分析的智力的有无。作为贤相明君的一个理想模式，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正如余英时在其《士与中国文化》中所说：“士与王侯在政统中可以是君臣关系，但在道统中则这种关系必然颠倒过来而成为师弟”。换句话说，在政统和道统相持状态中，士与王侯对各自身份的确认都表现得特别介意，出于现实需要，双方达成妥协，既师弟又君臣，这种关系的确立显然会增加不同于曹操帷幄空间的材料：君臣关系的微妙及道德上的矜持。 既君臣又师弟（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俨然“不召之臣”，诸葛亮到新野，刘备亦以师礼待之），刘备描述这种合二为一的关系为“如鱼得水”。其实鱼水之喻有复杂的内涵，诸葛亮的高才博识，足以让只知以仁义博声名，有志图王却总是颠沛流离的刘备心生崇拜和依赖，自然会对诸葛亮言听计从；而诸葛亮虽是躬耕南亩，寄傲琴书，但又视管仲、乐毅为同行，终老山林，不是他所心甘情愿的。“凤翱翔于千仞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庐”，换句《红楼梦》中的话说，“玉在椟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他在等待，但年已三九，不免焦灼。他的“善价”不外乎两个条件：君主对他应言听计从，从而能够臣为君用，也维护了必不可少的人格尊严，从而体会到君臣之间的师弟之礼。其次，君主一定要有自己的道德操守，做一个合格的不召之臣，必然要求这一点。显然，智力水平高人一等，但霸气十足，不怎么把道德放在眼里的曹操，不是诸葛亮的合格人选。试想诸葛亮这样一个形象，放在曹操帐下会是多么的格格不入。曹操帐下人才济济，但皆明智。谋士既认识到曹操实际是完全的掌控者，又能自由地出谋划策，没有师弟之谊，君臣之礼有时也淡化，帷幄之内展示更多的是智力。这样一个模式中没有诸葛亮的存在的可能，他的理想、志意促使他需要整个舞台为自己准备，相比而言，刘备是最合适人选，虽然在有些读者眼里他不具备王者应有的素质，因为其智力水平比起孙权、曹操都要略低一筹，但这正是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的前提条件。鱼水关系在道德上的要求迫使两者表现得都比较矜持。这种矜持其实是诸葛亮以道德守身如玉，刘备以道德沽名钓誉，两相激发而产生的。如此一君一臣，其间倒有了相互监督的作用。诸葛亮以先取荆州后取西川为战略，却从不肯极力怂恿刘备取刘表的荆州，刘璋的西川。刘备也往往以不仁作推托，但他的人生目的是成王霸之业。把仁主与霸业统一起来是非常困难的。取西川是一个突破，这成就了二人各自的形象。诸葛亮没有随军出征，这解除了刘备的一个监督者，所以，向刘璋索要兵粮不遂，便咆哮大怒；取了西川第一站涪城，要设宴相庆。这里有个有意思的场景，刘备酒酣问及庞统（刘备对庞统的尊重显然少于诸葛亮，所以顾虑也少一些），庞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这无疑忤逆了正在兴头上的刘备，但庞统是“可安天下”的“凤雏”，虽已有了“伏龙”，却也没必要得罪“凤雏”，只好说：“可速退。”第二天又忙不迭去道歉，庞统不免心存芥蒂，以“谈笑自若”，不理会刘备。但两人都明了，刘备必须保持仁者之名，也必须夺到西川；而庞统既要在臣下的位置上取得尊严，又要在这个位置上取得荣名。但实现两全对二者来说都很困难。庞统要取荣名，便会怂恿刘备取西川；刘备虽知取西川是必然的事，但从内心来讲，对庞统的举止也有了不同于对诸葛亮的评价，于是庞统难免要在主上面前失些尊严，刘备难免在臣下、世人面前失却仁者之名。所以，局势所需也是局势所迫，庞统不免要亦真亦假地敷衍一句：“君臣俱失，何独主公。”于是二人“其乐如初”，如同《左传》“郑伯克段于鄢”，郑伯与母亲矫揉造作地作赋“大遂之中，其乐也融融”，“大遂之外，其乐也洩洩”。可以说，庞统的加入，使刘备、诸葛亮两个以道德相标的人，躲过了在不道德的事中的尴尬相对。所以，等与刘璋撕破了面皮，双方正式兵刃相见，庞统这个挑唆主子行不义之事的谋士生命也到了尽头，诸葛亮又成了帷幄的主角。 正因为刘备对诸葛亮心存依赖，给了诸葛亮言行以巨大空间，所以，在智谋决策上，往往是诸葛亮唱独角戏，刘备至多是个应和。而在其他问题上，二者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相和相随。比如，孔明劝刘备称帝，刘备不肯，孔明想出的是托病不出的办法。这实在不是什么智力上的高招，但这种近乎耍赖的方式用在诸葛亮、刘备之间倒是颇为灵验。由不得刘备要到榻边慰问，孔明一番叹息便扭转了刘备的心意，虽是个圈套，却足显二者特殊的相互依顺的君臣关系，这在曹操帐下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但是刘备不只是刘备、诸葛亮之主臣关系中的刘备，他还是刘关张兄弟关系中的刘备。桃园结义是三人至死不渝的情义。但这种超出寻常的亲密关系，对于整个刘备军事集团的共同事业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关羽不言自明的（他有千里走单骑的壮举）和张飞时时叫嚷的他们与刘备非同寻常的关系，让所有人都在桃园之义面前后退一步。对此距离越近感觉应该越清楚。夏志清说诸葛亮“从一开始”，“就把关羽和张飞看成是嫉恨自己突然身居要位的宠坏了的孩子”。所以鱼水关系与桃园之义并存，让诸葛亮在从容不迫的表面下颇费踌躇。他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也告诉自己，他是处在这个坚固的小集团之外的。庞统死后，刘备调诸葛亮入川，意欲关羽守荆州。诸葛亮心领神会，虽是不放心，不乐意，却不曾表示出来，只把联吴抗曹的策略叮嘱一番。关羽死后，诸葛亮担心刘备心痛至极一时化解不开或理智不清，挥师东下，便急忙劝慰：“刘封、孟达如此无礼，罪不容诛！主上宽心，亮亲提一旅之师，去救荆州之危。”这是向来游刃有余的诸葛亮在战争谋划上所不曾有过的声情并茂和积极主动，很明显这是为着刘备去的。当谈到关羽死的时候，诸葛亮在劝慰之中又不可避免地含了置身事外的冷静：“关公平日刚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祸。” 而当刘备登上至尊之位时，诸葛亮与他的主上之间在猝不及料之时又有了一层新的障碍——权力。虽然局势对蜀汉来说是恶化了，但由于履行了一个称帝登基的形式，刘备的地位提升了，刘备此前言行中因无措无力而无奈所含有的温婉与谦恭，现在都不存在了。当权力与桃园之义融为一体横亘在这鱼水之间时，诸葛亮与刘备在彼此关系上都后退了一步。所以，刘备会将诸葛亮恳求其饶过秦宓放弃伐吴的奏表抛掷于地，这是诸葛亮自出茅庐以来从未遭过的冷遇；所以张飞死际，刘备见天有坠星，问于孔明，诸葛亮也不似前番热情，只奏“合折一将，三日之内，必有惊报”，既没有言明张飞之死，更没有再谏阻东伐。这是刘备三顾茅庐请到诸葛亮后从未遭过的冷淡。二者关系变得很是灰暗。关系出现转机是到刘备身死白帝，虽然夏志清认为“尽管他（诸葛亮）对主公忠心不二，但出自内心的冲动，他需要刘备死”。但是白帝托孤却将他抛到一个必须殚精竭虑，以尽其忠的位置，它规定了以后诸葛亮的生命轨迹：清醒地意识到尽其忠贞是其余生不可推卸的职责，由此他必须违天命违人情地进行南征北战，仿佛既不清醒又不理智，像个急转不停的陀螺。而此时他确确实实成了帷幄内的独舞者，每每计策一出，也有喝彩之声，但反对的声音却越来越多，特别是姜维接替了这个角色的时候。 于此，我们看到一个理想的君臣模式的必然悲剧历程，君臣之间充满了复杂的关系：师弟之礼、君臣之谊的内在微妙，桃园之义的外在制约，至上权力的突然横亘。诸葛亮虽然是智者的高峰，但他和刘备之间不会产生曹操帷幄中那种“天下高见，多有相合”的智力上的相互激赏，以及由此激荡出的蓬勃的生命力。不同的读者会从蜀汉的帷幄得到不同的审美感受，或许是鱼水关系的“和谐”感，或许是人际关系捆住了智力自由发挥的窒息感。相比而言，它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曹魏帷幄之内的臣主关系。 吴方帷幄，发展脉胳清晰，不过展开不够充分。这是由于它既是叙事的需要，但较蜀魏两方孙吴却是处于一次要地位所决定的。所以，吴主手下重要谋士由周瑜到鲁肃到吕蒙再到陆逊，叙事对这一发展线索作了清楚交代，但帷幄描写比较精彩的不外乎与赤壁之战、荆州之战、彝陵之战相关的三次帷幄展示。在体现吴主用人“以意气相投”的特点外，三次帷幄场景有着不同于蜀汉、曹魏以臣主关系决定帷幄特色的特点：即三次叙事都存在着些许的戏剧化色彩，赤壁之战中周瑜打黄盖，蒋干盗书，荆州之战吕蒙托病不出，彝陵之战陆逊与将士守战不一的争执，都是等待、寻找战机的戏剧表演，在必胜的结果之前，读者可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作一个安逸的欣赏。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罗贯中本《三国志演义》，今得见者以明弘治甲寅（1494）刊本为最古，全书二十四卷，分二百四十回，题曰“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祭天地桃园结义”，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王计取石头城”，凡首尾九十七年（184—280）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论断颇取陈裴及习凿齿孙盛语，且更盛引“史官”及“后人”诗。然据旧史即难于抒写，杂虚辞复易滋混淆，故明谢肇淛（《五杂俎》十五）既以为“太实则近腐”，清章学诚（《丙辰札记》）又病其“七实三虚惑乱观者”也。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8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