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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开创了明代章回小说的市井家庭、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怪异的四大类型而被誉称为“四大奇书”并各自富含不可替代的独特韵味的历史文化功效。可以说，中国传统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的一般成书过程皆经历了历史真实、民间流传、话本或戏曲的演述以及文人搜集、整理、加工、再创造的演绎路径。然则《金瓶梅》却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演进史上第一部真正摆脱了取材于历史神异传说的演义传统且以现实生活中的平凡人物和市井家庭的日常生活为创作题材的长篇世情小说。 一、性爱贞操情结的超越 中国古代长篇通俗小说名著《金瓶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自明末伊始就被世人誉称为“四大奇书”而备受社会的广泛关注。明末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在现存文献记载中最早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称之为“四大奇书”。清初李渔在为《三国演义》作序时评曰：“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1）盖李渔言辞颇不赞成王世贞将《史记》、《庄子》、《水浒传》、《西厢记》称为“四大奇书”却又极为赞赏冯梦龙所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即主张四大长篇通俗小说皆凸显了普通民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及符合共同的社会文化的审美体征。 冯友兰指出：“风俗之在社会，犹如空气，使人涵养其中”或“对于其维持社会安宁及秩序之力，风俗较道德制度为尤大”。反之，如果是一种靡靡淫秽之风，那么它对于社会的危害也远非道德教化所能纠正扭转，“因习惯风俗之固定而不易变，吾人如发现某种习惯或风俗之有害，而欲改之之时，亦极困难”。（2）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的封建道德体制业已成为国人价值理念的唯一审美内涵，致使世人走向了对个性风范的完全彻底的否定格局。比如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就与宋明理学同步契合而以历史题材作为切入点并凭借对非凡的传说话本、历史事件和个人行为的生动描写来体认着世代沿袭的生命群体价值准则。由此。封建女性自然将自我价值附着于传统的价值坐标而“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3）然则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推崇“万恶淫为首”且认为男女婚姻媾合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是为了“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以及“广家族，繁子孙”。故而追求情欲宣泄是可耻行径，诸如家族社群中的男女私情越轨势必遭受沉河、活埋、木驴、火焚等惨无人道的酷刑厄运。但综观《金瓶梅》中诸多人物却是纵欲成癖、性交如狂、欲情似火并完全由性的禁忌趋向于性的滥交。 马克思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4）而中国社会晚明时期世人对“欲”的肯定和对“私”的主张可谓是儒学思想文化上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演变，它从根本上消解了灵魂与身体的二元张力关联。然此本乎“人欲自然”的坐标转换，尽管从理论层面观之，只是拓展了一条“欲”渗入“理”中的认知途径，而“欲”本身“并没有获得自立的基盘，毋宁说是由于为理所包容，人欲才获得存在的保证”；但却“由于欲被纳入理中，于是逐渐渗透到理的内部，终于使理的内容发生实质的变革”。（5）即言失去敬畏约束的社会将是一个涤除了禁忌信奉的世俗并意味着一切言行举止皆可任情而行、随心而发和顺欲而为。舍勒指出：“身体”是一个实体性的所在，而“身位”则是一位意向性的此在，是人的精神之在的此在形式。（6）而人类所谓“贪”即是将生命存在定位在“身体”欲望的满足与希冀或建构在对外在之“物”实在性的悟化与欲求。然此自信本心、唯“心”是从、执持于物、唯“物”是求的执我或执有，自会导致世人的道德迷失、存在迷失和形而上迷失。即使人的“身位之在”因沉沦、遮蔽而无法自然显身且因失家而无处栖居。（7） 《金瓶梅》历来被国人视为“淫书”而饱经指责。概因作品富含诸多直描性生活的叙述情节。像西门庆平素只要一见到稍有姿色的女人就“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而恨不能把“天下老婆都耍耍遍”。潘金莲亦是欲火如炽的“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的一时半刻也离不了男人而甚至去勾搭小厮及女婿。小说叙事中众多耽于性享乐的人物最终皆走上了一条性灵不归之路且匮乏铭心刻骨的情爱忆念和魂牵梦绕的相思爱愁而唯有洋溢着赤裸裸的原始冲动以及动物般的肉欲渴求。可以说，《金瓶梅》正是以其惊世骇俗的勇气以及直面人生的胆识而第一个真正刻画了现实意味的异化之“人”且毫无矫饰、伪装、浮夸、造作的成分。袁贵仁指出：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话动而外化出自己的对面，这种对立面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转过来反对主体本身”。（8）即言《金瓶梅》充分凸显了人类本性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动情表演且为世人彰显着人性异化的诸多层面，从而拓展了人性体征更为广袤绚丽的审美视野。 二、沉沦欲望情结的张扬 中国古代文学叙事从历史传奇至神魔志怪再到世俗言情，众多女性世界的精神文化内涵可谓是绚丽多姿、众彩纷呈、情趣盎然。譬如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所注重张扬的是豪杰英雄、图王霸业、角逐江湖的历史感、征服欲和侠义情，女性因之被视为男性的附庸摆设，女性形象亦被政治化、伦理化、模式化而成为道德的化身、政治的筹码和花瓶的样板。加之明中叶以后出现的《西游记》开辟时代风气之先河且凭借世俗凡人和神佛形象对人生之欲的渴求希冀而导引着人性回归的历史演进趋向。但《金瓶梅》则集中笔墨凸现了一个市井女性世界的贪嗔、痴爱、情迷。由此观之，女性个体意识在四大文本中由湮没泯灭到喧哗张扬，女性欲情也由“无性”或“中性”演进到复归“本性”再升华到酣畅淋漓地“个性”释放，其生命情感演绎的轨迹就能表征着“四大奇书”依托女性人物典型形象所彰显的审美价值旨归。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士墨客擅长从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典籍中加以开掘、借鉴和展拓，运用不同的处理历史文献题材的演艺方式而创作出大量传世名著。而被誉之为明代“四大奇书”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学佳作。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援引的成化嘉靖年间的例子早为读者所熟知承继。即“正德以降社会上普遍流行崇尚新异、寻求刺激、纵情逸乐的风气，尤其是从嘉靖至南明王朝这段时间，整个社会侈靡相竞，人欲横流，纷纷以纵欲为风流，其规模之大、程度之深皆称得上是骇人耳目”。（9）欣欣子评说《金瓶梅》创作主旨：人有上智者、次焉者和下焉者三类，前两者面对七情都能超越之，《金瓶梅》的作者作书目的为了让“下焉者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而从读者的角度感喟其阅读感受：“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尔”。旨在希图通过生动的形象对那个物欲横流的社会唤起某种警示训诫的审美价值。即“盖为世戒，非为世劝”、“惩戒善恶，涤虑洗心”、“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以及“唯下焉者既不处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然则不至于坐病者几希”。（10） 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每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1）可以说，中国社会在明代中期以后呈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就致使单一的封建人格模式受到冲击质疑而激发个体存在的价值颇受关注。李贽明确提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12）崇尚世人的存在皆有着自己的价值取向且理应促使其“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继而倡导文学创作的“童心说”以鼓励文人骚客依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加以生活并洋溢着“以人为本”的朴素的人本主义的个性解放的文艺思潮。伊格尔顿指出：人类一旦身体的欲望失去了灵魂的自律、导引和规戒，即“不再具有意向性，它就成了一个晦暗不明、深不见底的物自体，开始恶魔般地横冲直撞，毫无目的和理性地自我推进，像一个狰狞的神祗”。（13）像《西游记》叙事中演义的孙悟空“大闹天宫”就体现了挣脱外界羁绊、尊崇人类个性、信奉独立平等的生命价值旨归。它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背弃了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然则《金瓶梅》开篇首端所吟咏“酒、色、财、气”的“四贪词”却是对自由人生现象的概括性描摹和直观性感悟。 《金瓶梅》小说叙事中就始终张扬着自我价值的人生追求，推崇着现世的及时享受行乐去替代传统的束缚、封建的荣誉和人性的压抑，众多女性群体诸如妻妾奴婢、娼妓姑婆皆强调个体存在的生命价值。彰显着鲜活的生命个体凭着欲念和本能求生的令人崇敬的行为，缺少献身理性原则的道德风范。但她们活得真实而更逼近人性的本质且愈能引发生命意义的深层探索。海德格尔指出：“当荷尔德林吟咏‘还乡’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他的‘同胞们’在‘还乡’中找到本质。”（14）诠释人类道德“伦理”原意时依托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说法而将其理解为人的“居留住所”并为“身体”找到一个居留的“处所”。舍勒亦指出：人类身位的显身，需要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即“加括”世界事物偶然的此在系数来获得，需要悬搁的此在系数就是生命的冲动、欲望和刺激。（15）可以说，《金瓶梅》小说演绎的女性形象均呈现出矛盾复杂的生命心态，即自我的珍视怜惜伴随着他人的践踏揉捻且追觅人性欲望时又失落了人格的尊严魅力。此种人物性格的“二律背反”特质既是传统文化观念遭遇世俗挑战而健全的人格风范尚未构建完善的历史必然，也是人性本身复杂多元性的真实自我表露。 三、慈悲怜悯情结的彰显 明代“四大奇书”的题材、风格、情趣迥异有别，它确是文学创作追求的范式多样化的生动体例。然则《金瓶梅》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虽然是放置在四百年前的北宋末年，却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它用于叙事开端演绎的西门庆、潘金莲、武大郎、武松、王婆等众多人物形象均是文学描摹中的虚幻典型而不能视为历史素材。它所大量展示的却是明代市井横行的不法商人、流氓恶霸、街痞无赖等与官府相互勾结且为非作歹、欺压弱体、荒淫糜烂的丑恶浮华的世态人情，故而文学史上向来谓之为世情小说。可以说，《金瓶梅》是一部充溢了悲天悯人情怀的富含佛教文化精神的文学典籍。龙树在《大智度论》卷二十七曾评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喜以喜乐因缘于众生、大悲以利苦因缘于众生。”佛曰：“众生乐则我乐，众生苦则我苦。”加之佛陀尚能点悟杀人魔王鸯掘摩而成就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生命故事。为此，兰陵笑笑生正是以佛祖般的仁慈悲悯而点化着芸芸众生且使之不至于沉沦于性爱欲望的人生苦海而为痴情、贪欲、嗔怒、嫉妒所淹没泯灭。 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6）《金瓶梅》的巨大文学价值在于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社会的现实境况。即作者“毫无忌惮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17）小说全书叙事共摹写了856人，盖以西门庆的活动为中心，向上触及蔡京和皇帝，向下延伸至泼皮无赖，向内叙尽妻妾丫环，向外极摹妓女媒婆，他们直接与间接地纠结交织于一体，形成一张错综复杂的人性与兽性之网。（18）宁宗一评价：“把生活丑加以典型化，不仅有否定和批判生活丑的意义，而且具有肯定和赞扬丑的反面——美和美的理想的意义。”（19）即言《金瓶梅》在直视时代弊俗而大张旗鼓地挞伐人性之恶时并非忘记人性善良的特质，而是凭借小人物形象的点缀和慈悲宽容情怀的展示来彰显着小说作者的人生理想。 《金瓶梅》小说叙事凭借“色箴”之类的诗词、格言等劝诫形式加以揭示贪欲的危害而喻世解惑或依托“因果报应”的惨烈结局警世醒梦而重建信仰。马蒂厄·里卡尔指出：“通过认识到我们对于自我眷恋是没有真实对象的，通过解除我们对于现象的牢固性的眷恋，我们终止了痛苦的恶性循环。”（20）概因小说叙写的“四贪”言语借用佛教的观点去阐释乃是盘踞在“生命之轮”中央的贪（欲）、嗔（怒）、痴（愚）的“三毒”。它来自于人的欲念及渴求，而欲求则是“苦”的根源，欲求之于苦犹木之于火，燃料愈多，燃烧便愈炽烈，永无餍足，一旦势成燎原，火舌到处一切皆遭焚毁。所以，只有“寂灭”、“消散”此股邪火才能终止苦难并获得涅槃。而此涅槃的最简单定义即“灭贪、灭嗔、灭痴”且使心境归于寂静。（21）坦言人生理应推崇得饶人处且饶人以及该撒手时须撒手的生命哲理。 潘金莲可谓是淫荡、自私、阴险、狠毒的生命欲望的化身。但她原本是小裁缝的良家可怜女子，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喜好琵琶、知书识字、俏丽异质等诸样俱佳。后被卖于张大户家而惨遭主家婆的苦打折磨，又下嫁给丑陋非凡的“三寸丁、古树皮”般的卖烧饼的武大郎为妻。兰陵笑笑生亦情不自禁评道：“但凡世上的妇女，若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配的少，买金的偏撞不着卖金的”。虽说跻身于西门大院中吃穿用度无愁，但醉生梦死、挣扎生存、风流淫欲、苦度光阴。再者西门庆暴毙后又被吴月娘打发出府而由王婆领走代卖，犹如昔日一样“身穿毛青布大袖衫站立在帘下”而观之凄然。遥念昔日荣华富贵好像是一场春梦而令人心酸怅然。及至武松拿着一百两纹银和王婆商计要娶潘金莲“一家一计过日子”时，潘金莲更是“等不得王婆叫她，自己出来”，欣然跟着武松“回家”成亲。但其惨不忍睹的“新婚之夜”的结局煞尾则使得读者顿生恻隐之心。试看：武松把金莲“旋剥净了”，香灰塞口，掀翻在地，“先用油靴只顾踢她肋肢，后用两只脚蹋她两只胳膊”，直到“用手去摊开她胸脯，说时迟，那时快，把刀子去妇人白馥馥心窝只一挖，挖了个血窟窿，那鲜血就冒出来。那妇人就星眸半闪，两只脚只顾登路”。无怪乎绣像本眉批：“读至此，不敢生悲，不忍称快，然而心实恻恻难言哉！”（22）王阳明评曰：“良知犹主人翁，私欲犹豪奴悍婢。主人翁沉疴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以言齐矣。若主人翁服药治病，渐渐痊可，略知检束，奴婢亦自渐听指挥。及沉疴脱体，起来摆布，谁敢有不受约束者哉?良知昏迷，众欲乱行；良知精明，众欲消化，亦犹是也。”（23）田晓菲评介：“《金瓶梅》的作者是一个有着神一样的力与慈悲的人，没有这样的力，也就没有这样的慈悲”。或曰“《金瓶梅》的作者是菩萨，他要求我们读者也能成为菩萨”。（24）可以说，兰陵笑笑生恰是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依托曲尽人间丑态、秉笔直书胸臆的直观性描写而给生活在市井之间的凡夫俗子的不幸予以最大的关注、同情和怜悯，以期借助世间的无常空相而唤起世人的生命良知并希冀芸芸众生能在无常的人生中有所感悟。 综上所述，《金瓶梅》旨在教化世人理当约束自己躁动的性欲本能，预示了过度的自我放纵势将致使人类自身须遭受到毁灭性的报复。它注重体现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的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市民阶层的心路历程和生命轨迹，展示着国人在传统文化规范失控下的人性追求、生命渴盼和情感愉悦，从而在中国小说演绎史上富有意味悠远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中）[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899. （2）冯友兰.人生哲学[A].三松堂全集（第一卷）[C].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529. （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8.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06. （5）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北京：中华书局，1997：27. （6）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189. （7）罗义俊.评新儒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1. （8）袁贵仁.人的哲学[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84. （9）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9. （10）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187. （1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3. （12）李贽.焚书·卷一·答耿中丞[A].李贽文集（第1卷）[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 （13）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1999：273. （14）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396. （15）刘小枫.舍勒选集（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1341. （1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24. （17）郑振铎.论《金瓶梅词话》[A].中国文学研究[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227. （18）鲁敢.《金瓶梅》人物大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1. （19）宁宗一.《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1. （20）马蒂厄·里卡尔.和尚与哲学家：佛教与西方思想的对话[M].南京：江苏人民出社，2000：109. （21）关大眠.当代学术入门：佛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49. （22）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127. （23）王阳明.王阳明·传习录拾遗[A].王阳明全集[C].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1130. （24）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316. 基金项目：本文系安徽省A类重点学科资助课题及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基金课题（2009SK4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张鹏飞（1967—），男，江苏泗洪人，安徽亳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公共关系学和中国传统文化。 原载：《民办教育研究》2009年第10期，总第49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