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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鼎立之时,诸葛亮与周瑜可谓人们仰慕的两位智者,他们为各自的君主出谋划策,运筹帷幄,显示了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才能,也令后人叹服不已。然而,当那赤壁之战的硝烟散去,鼎立格局形成,并相对稳定,诸葛亮谋求恢复刘家汉室、周瑜谋求东吴一统天下而不得,他们身将老矣之时,面对身后的艰难时局,留下各自的智言慧语,又进一步为各自的君主提出了未来的辅佐之臣,这就分别形成了周瑜的《疾困与吴主笺》与诸葛亮的《自表后主》。赏阅两文,我们可以领略两位智者在相同的境遇下,各人对后事的安排,通过不同的文体及为文风格表达出来。 周瑜:《疾困与吴主笺》 瑜以凡才,昔受讨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荣任,统御兵马,志执鞭弭,自效戎行。规定巴蜀,次取襄阳,凭赖威灵,谓若在握,至以不谨,道遇暴疾,昨自医疗,日加无损。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复奉命教耳。 方今曹公在北,疆场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始终,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虑之日也。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倘或可采,瑜死不朽矣。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六 诸葛亮:《自表后主》 伏念臣赋性拙直,遭时艰难,兴师北伐,未获全功。何其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君,存人心于寰宇,提拔隐逸,以进贤良,屏除奸谗,以厚风俗。 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时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足下也。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五十八 诸葛亮之言俨然是一个臣下对君主的态度,表现出一个尊奉儒家达孝尽忠者的形象,并且诸葛亮的文章则在于心系天下,忠君爱民,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不仅仅将自己的事业看作是与刘备个人之间的事情,而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勇于承担起振兴刘氏汉室(西蜀)的重任。与此相反,周瑜所言,则局限于他与孙权的交情,言其统御兵马、为东吴打天下,视野狭隘,言语充满江湖间的哥们义气,难以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诸葛亮相比。 这两篇文章虽然一名为“笺”,一称曰“表”,但两者在性质上有其相近之处。诚如刘勰所言:“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前者是周瑜病危时写给东吴君主孙权的。后者是诸葛亮病在膏肓之际写给后主刘禅的。两者文字简练而恳切,但是其内容重点有所不同:周瑜行文重心在勉励孙权注意国事,并且推举了鲁肃以代己任;诸葛亮深知后主刘禅英明果敢不及孙权,其文着重于劝勉后主清心寡欲,任贤用能。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息,用最为简洁的语言和相近而不同的文体为各自辅佐的君主谋划着吴蜀两国的未来发展趋向。 这两种文体在当时使用的场合却是不同的。笺,为札书,奏本。《说文》曰:“笺,表识书也。”《文心雕龙·书记》云:“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奉笺。”另据张华《博物志·文籍考》所载,主要是郡民对郡守陈事时用的一种文体。明人徐师曾则对这一文体的使用做出了相类似的总结:“古者君臣同书,至东汉使用笺记,公府奏记,郡将奏笺。若班固之说东平,黄香之奏江夏,所谓郡将奏笺者也。是时太子诸王大臣皆得称笺,后世专以上皇后太子,于是天子称表,皇后太子称笺,而其他不得用矣。”(《文体明辨序说》页12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而周瑜公元175—220年在世,先事孙策,策死又事孙权,曾被拜为南郡太守。在此他对孙权上书用“笺”体文,时值东汉末年,应该通晓这种文体使用的场合。孙权很早就参与其父兄经营东吴,并在黄武元年(公元222年)成为东吴大帝,这时周瑜已经作古。也就是说,周瑜死前,孙权尚未正式登基称帝,他是以中护军、都督等幕僚身份,向孙权上奏这篇笺文的,将那时实际已是东吴大帝的孙权视为太子,甚有不恭之虞。 与此相反,诸葛亮辞世之前,所用“表”体文章,则完全符合当时的文体使用的礼仪规定,是臣对君而用的文体。因为诸葛亮辞世前的西蜀与周瑜辞世前的东吴有所不同,刘备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已于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称帝,刘备驾崩之后,后主刘禅又于公元223年继位,尽管刘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主,而诸葛亮的行文却是符合君臣礼仪的。“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文心雕龙·章表》)因而,诸葛亮“自表后主”不仅是意在陈情,而且也表明了他对继承父业蜀后主刘禅的尊崇。《文选》中也曾经选录了其传诵千古的《出师表》,情真意切,言语感人,与此均有相同的功用,那是蜀国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亮出师北伐曹魏,行前写给后主刘禅的表奏。而这次则是永别,也是一片感人至深的肺腑之言。诸葛亮完全是一个臣下的身份在此表白自己的一片忠君爱国之心,恭称刘备为先帝,尊奉刘禅为后主。同时,我们在诸葛亮的字里行间,也品读出他那廉洁自律、干净做人之心,因而第二段文字以廉洁奉公表白了其无愧对后主刘禅之意,“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足下也。” 周瑜的文章先述自己,后说国事。写自己受国恩遇,矢志报国,成功在望之际,却身染暴疾,病势日重。这时,他对自己生命倒是无所顾惜,如他所言:“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诚不足惜。”令他深感遗憾的是“微志未展”,余生不能再辅佐吴主完成平定西土大业。接着,他对于东吴的时局发展颇为忧虑。曹操远在北方,赤壁之战已使他实力削弱,远去江淮,虽说“疆场未静”,但近时不会对其造成大的威胁;相反,让他感到最为不安的倒是“刘备寄寓,有似养虎”,这也是周瑜最大的一块心病。加之,有诸葛亮辅佐,更为东吴大患。实际上,他早对孙权上疏,要使以美人计,特别提防刘备,如他在《疏论刘备》:“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雄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困者。愚为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备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三国志·吴志·周瑜传》)但此计最终为西蜀识破,未能得逞。因此,他对“天下之事,未知始终”,不能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这些也让东吴“朝士旰食”,“至尊垂虑”。这样,他不得不推荐出自己的后继者,继续辅佐孙权,以成大业。他认为鲁肃是最合适的人选,因而便有文中“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之语。还专门写了一封奏疏,荐举鲁肃:“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疏荐鲁肃》,见《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这次临终之际,依然以鲁肃为后继者推荐,可见其初衷未改。文末用了《论语·泰伯》中的话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以显其心志忠诚,死而后已。 诸葛亮临终时,与周瑜所遇到的境况则有所不同。先主刘备事业未竟,后主刘禅软弱无能,不堪与孙权相提并论,诸葛亮则先劝君主,后说自己。行文开始,多有自谦,甚至是自责之词,如“赋性拙直”,又“兴师北伐,未获全功”,这是他五次攻魏,都没有成功。只可惜此时,他已身患重疾,生命垂危。由此想到了自己为臣之职何以后继,所以,在他行将离开人世后,他真诚地希望后主能够“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要有“达孝”与“存仁”之心,更为重要的是“进贤”与“黜奸”并举。从这里不难发现,诸葛亮多少有点现身说法的意思,他自己是先帝刘备采信徐庶之荐,“凡三往乃见”(《三国志·蜀书》)而请出山的“卧龙”,因而,他也愿后主要多“提拔隐逸”,即提拔像他这样的贤良,才可辅佐继他之后后主的事业。但是他并不像周瑜那样点名道姓地举荐鲁肃,只是点出了应该提拔的人才类型。诸葛亮也深知后主刘禅不像先主刘备那样深得民心,也不一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找到一个像自己那样的贤良,而他却希望后主做那样的努力。不过,诸葛亮仅从自身说法来理解贤良,似乎狭隘了一些,他还从自己如何廉洁自律谈到这一点,如他所言:“资仰于官,不自治生。”最后还再次申明自己临终时忠心耿耿,公而无私的个性品质:“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这在封建时代,是多么难能可贵。 尽管东吴在周瑜死后,孙权采纳了周瑜之荐,将鲁肃选定为周瑜的继任者。西蜀也遵从诸葛亮之意,先后选用姜维等人为谋臣,与魏国继续维持着这种三国鼎立的格局。当我们展卷明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时,也是如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两位智慧大师均有后来者,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如第一百四回,姜维到孔明前问安时,孔明曰:“吾遍观诸将,无人可授,独汝可传吾书。且勿轻忽!”显示出诸葛亮有选定姜维为接班人之意。又对李福曰:“吾兵法皆授予姜维,他自能继吾之志,为国家出力。”在诸葛亮吩咐杨仪取文房四宝,手书遗表之前,他也表示了对姜维的推重:“姜伯约智勇足备,可以断后。”可是,当蜀尚书李福立于榻前,奉天子之命,问其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时,孔明却说:“吾死之后,可任大事者:蒋公琰其宜也。”又问:“公琰之后,谁可继之?”孔明曰:“费文伟可继之。”李福又问:“文伟之后,谁当继者?”孔明不答。从这一部分对话中可以看出,孔明是并未推荐姜维作自己的后继者。关于让蒋琬继承其职者,在《三国志·蜀志·蒋琬转》也有所记载:“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这也是《三国演义》中较为矛盾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三国演义》中罗氏对史实发挥与演义色彩的体现。 诸葛亮的短文虽然并不是其代表性名篇,但却仍具有《文心雕龙·诏策》称道的“诸葛孔明之详约”,“理得而辞中”等特点,也正符合对其传世名篇《出师表》的赞誉:“孔明之辞后主,旨尽文畅”(《文心雕龙·章表》)。文章中多少有点儿长者对后主千叮嘱、万吩咐的感觉,唯恐其有所偏差。正像《三国志·诸葛亮传》所云:“论者或怪亮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陆游诗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古谁堪伯仲间。”(《书愤》)这些也正道出了诸葛亮文章动人之处确在其真切之情。大诗人杜甫在其诗歌中有着对诸葛亮无限敬仰之情,在其一千四百余首诗歌里,与诸葛亮有关的诗歌就有二十多首,在杜诗歌咏历史人物中所占比例最大,充分表现出诗圣杜甫对杰出政治家诸葛亮的浓厚兴趣(张宗福《论杜甫诗歌中的诸葛亮情结》,见2009年1期《杜甫研究学刊》)。后世对周瑜的赞颂并不亚于诸葛亮。如《三国志》本传称其精于音律,有“曲有误,周郎顾”之说。又如宋代大文豪苏轼《念奴娇》对其大为赞赏:“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显然,苏词把他作为一个典型的“风流人物”和“豪杰”而加以赞美,并将赤壁之战的大功全然归于周郎。与周瑜相比,诸葛亮有文集传世,他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散文家,除了《文选》录其前《出师表》之外,《隋书·经籍志》著录《诸葛亮集》二十五卷,宋以后散佚。后来明清时期人均有辑佚工作。而周瑜则完全是一个军事家和政治家,其文韬武略虽为世人所赞,却往往要逊色于诸葛亮。他没有文集传世,清人严可均《全后汉文》卷九十四所录也只有其三篇文章。 周郎、诸葛这两位智者,从三国时代直到今天,在我国民间具有广泛的影响,一直是智慧的化身和象征,常为人们所仰慕,岂料在他们先后作古,三国鼎立局面维持一段时期以后,西蜀终于在公元263年灭亡于魏将司马氏的大兵压境之下;而东吴虽说能延迟十多年,但最终也逃脱不了被西晋于公元280年所灭的命运。这说明尽管东吴、西蜀分别有料事如神的周郎、诸葛,然而无论他们如何神智过人,其对后世的预料也是很有限的,历史的发展则自有其规律。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10/0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