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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全书采取的是单线纵向的叙事结构,上半部分以写人为中心,下半部分以叙事为中心{1}。这样的叙事结构是以“义”和“忠”分别作为思想核心的,这样的书写定位就将叙事视角集中到焦点人物的身上。从《水浒传》中的人物塑造来看,宋江正是符合条件的角色,他本人就是忠义的化身。《水浒传》对主题的书写就是通过宋江这一形象以写实的方式展现出来的。而非写实的内容也同样不可忽视,尤其是梦幻书写的运用,增强了小说的叙事效果。《水浒传》中涉及梦幻书写的共有十余处,而关键之处都涉及到了一个人物,即宋江。梦幻书写的着力之处有三:一是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二是乌龙岭神助宋公明,三是宋徽宗梦游梁山泊。通过对这三处梦幻书写的解读,我们能够看出叙述者的叙事态度,看出宋江这一人物形象的生成过程。 一、庇护过程中的先知者形象 《水浒传》作者往往在旧有的格局上进行改写,在书写的过程中注意减缓叙事节奏,将解难行为融入宏大叙事的梦幻体系之中。将《大宋宣和遗事》中的叙述与《水浒传》第四十二回中关于宋江与九天玄女的叙事来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讲史与小说之间的文本书写异同。讲史文本中直接宣示了所传授天书的内容,将聚义者的姓名绰号揭示出来,而宋江则接受了天书的指引,完成三十六人聚义之任务{2}。在《遗事》中并没有梦幻出现,九天玄女也没有出现,《水浒传》则不然。小说中的宋江以重义行为指引晁盖等人聚义梁山,而自己却因此而得祸,最终被迫杀死阎婆惜。逼上梁山之后的宋江因归家省亲而被捕快追赶,慌恐之中逃入庙里,钻入殿上神厨,而追捕者进入庙中搜索,宋江则得到了九天玄女的护佑,悠然进入梦里。九天玄女首先为宋江解难,随后传书,这让宋江成为了一个先知者。小说家言使得梦幻书写演绎了一段曲折离奇而扣人心弦的传奇情境。在《水浒传》中具有预言功能的形象采取了两种写法,写及两类人物。一种是现实书写,如写及得道高僧,他们往往能够预知到人物的命运,如关于梁山英雄的结局,关于鲁智深的命运。另一种则是梦幻书写,如写及九天玄女、邵俊,他们通过梦幻引领宋江,帮助解难。 梦幻书写自身又整合了宋江这一形象。在《水浒传》成书之前存在着两种形象的宋江,一种是元代陈泰《江南曲序》所说的“勇悍狂侠”的侠士形象;一种是《宣和遗事》所说的“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领袖形象。小说文本作者显然是接受了宋江“广行忠义”的一面而进行了重新书写,使之成为了有侠义心肠和忠义之心的文士形象。小说文本是对梦境进行详写的过程中完成了对宋江文士形象的定位。在宋江的梦境中,先写青衣童子呼唤宋江,引路见玄女娘娘,而后与之饮酒,最后写传书过程,整个梦境的描写颇为细致入微。人物似在梦中而又不离实境,宋江醒来时袖有天书,口有酒香。这显然是精心设置的笔法,通过传书塑造了一个先知者的宋江形象。我们可以断言的是,此后英雄好汉的走上梁山的过程大都在宋江的掌控之中,通过宋江的策略落实演绎了“梁山英雄排座次”这样的一个聚会场面。这样的梦幻书写显然指引了主人公的理想性行为,为文本生成提供了书写资源和发展指向。宋江文士形象的一面也通过梦幻中的心理描写展现出来,叙述者当真的叙述态度决定了梦境在具体文本中体现的可信度。实际上,书写者在梦境与现实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而叙述对象的当前境遇是他进入梦境的一个切入点,伴随现实境遇与梦境的交接叙述者由写实状态进入非写实状态,又在非写实中回到写实。梦境是虚拟的,而人物在梦境中的言语行为又是写实的,可见非写实文本中又包含了写实的因子。全知叙事视角将人物的行为和盘托出的同时也展示了人物的心理状态。在宋江接受天书的描写中,还对人物采用直接的心理描写,小说先写的是宋江“梦”前的心理活动,在官军和自身境遇的变化过程中,宋江遇难的惶恐心态被一层一层地展示出来。随着境遇的变化,文本描述了主人公“梦”前躲入神厨里的思想过程。这样的写法,到了“梦”中依然延续下来,宋江在与九天玄女的接触过程中还在注意自身的形象,文本中将自身解难策略的思考、喝酒之后的感受都写了出来。人在梦中,而行为却是清醒的,随着心理描写的行进文本遮蔽了宋江侠士的一面,而是将一个柔弱书生的心态书写出来。如此注重人物的感知在同时期小说中并不多见,而写到这里还没有结束,还有“梦”后主人公对梦幻的思考,对现实处境的心理反应。从梦前到梦中再到梦后,整个传书过程都将心理描写贯穿始终,在讲述和展示中传达着叙事的感知力量。从叙事者的创作来说,这显然是叙述话语的操作与铺展的结果{3}。书生身份的“及时雨”在遇难之际的怯懦表现被相当真实地书写出来,这是文本追求大众效应的一种书写策略,让我们看到了身份定位背景下的英雄形象的另一种个案。 二、解难过程中的智慧者形象 当然,宋江作为领袖的一个特有条件,就是能够及时地得到神灵庇护。梦幻书写展示的正是作为侠士的宋江在逃难时的书生本色,此后他就遵循天书的指引一步一步地将好汉们引入梁山泊,形成了以宋江为中心的英雄聚义。他不仅要成为一个先知者,还要成为一个智慧者。主人公常常在梦中获得策略和信息,如托塔天王梦中显圣、张顺魂捉方天定、乌龙岭神助宋公明、九天玄女的二次出现等情节书写都是《水浒传》中的范例。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传》中解围的对象主要只有一个,就是宋江。危难之际宋江总是能够得到神灵的庇护,这样的叙事选择意图很明显,就是让宋江在梦幻中渡过困境,成为小说叙事走向的主导人物。同时,在梦幻书写中,宋江也成为了一个集智慧于一身的角色。如果说前七十回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那么后三十回的主人公则归于宋江一身了,在叙事演进中让宋江引领他的队伍走下梁山。一次一次地在梦幻中迎难而解既推动了情节的进展进而达到叙事目的,也完成了对宋江领袖形象的集中书写。 宋江不仅仅在梦中得到护佑,同时还获得智慧,即解难的策略或者预言。“乌龙岭神助宋公明”一回的梦幻书写就是一个范例。而能够获得这个“梦幻”的知晓权的在他的队伍中只有吴用一人。换句话说,获得托梦可以彰显宋江的领袖地位,而获得策略则展示了宋江个人的独有智慧。通过梦幻书写进行解难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解难中提供策略,如小说第八十八回,“宋江梦授玄女法”,则是九天玄女为宋江提供了克服困难的具体策略。一种是在解难后予以预言,让主人公能够预知结果。主人公的焦虑性体验是梦幻出现的一个因缘,有了这个因缘,才会通过梦幻得到预示或者在梦中获得策略。这段书写由两个梦组成,第一个梦是解围,通过保护宋江达到了平稳过渡的叙事处理。主人公心理状态的失衡导致他进入险境,而后在遇难的心境下进入梦幻书写,在梦中得到神灵庇护而渡过难关。得到庇护的宋江及时地回报了龙神,他和军师吴用入山寻访,找到乌龙神庙,而庙中“龙君圣像”“正与梦中见者无异”。宋江的虔诚祭祀获得了回报,随后邵俊以托梦的方式为之预示解决问题的日期。前一个梦在叙述时间上不再是零占有,而是实际存在并且具有现实意义。后一个梦则只是在叙事空间上存在并且具有意义的指向性,即对事件结局有所揭示。如此说来,预言式梦幻和解难式梦幻的设置增强了求奇求变的大众效应,小说将这样的传奇写法诉诸宋江的身上显然增强了他作为领袖的合法性。宋江的焦虑性体验使得梦幻不期而至,而梦幻接踵而至的原因则在于主人公的现实表现,即宋江在解围后的虔诚拜谢,这为他赢得了下一步前进的方向。通过这样的结构设置形成了对宋江的神化作用,即在关键时刻只有领袖具备获得神灵庇护的可能性。经过这样的庇护,他会获得事业上的不断进步。预言式的梦幻书写同样引领了下文的叙事进程,将结果揭示出来形成了一个合理的接受语境。后一个梦显然预言了宋江最终获得胜利的结局,而这既是主人公的期待结果,也是小说文本的叙事指向。这样看来,小说中的梦幻书写揭示了宋江这一人物形象在小说行文中的指引作用,也彰显了宋江在他的队伍中特有的领袖地位。透过梦幻书写,宋江具备了作为领袖的合法性,“及时雨”的一面也逐渐被消解,“孝义黑三郎”的一面凸显出来。情节的设置往往形成了人物形象的性格转变过程,而梦幻书写为主人公指出向上一路,而这些正是宋江形象生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水浒传》中的梦幻书写充分利用了这一点,让主人公在合理的时间和特定的空间进入梦乡,从梦乡里出来就找到了行进的方向,叙述者自身也找到了文本的叙事指向。非现实内容的介入形成多种叙事效果,透过荒诞性的叙事设计使得小说文本发生语境置换,进而形成了叙事张力{4}。 三、被害之后的倾诉者形象 “宋徽宗梦游梁山泊”,这是小说叙述的最后一个“梦”,通过宋江与宋徽宗的对话展开对梦境的书写。宋江不再是梦中人,而成了托梦“魂”。从“奸”逼民反到“奸”逼忠死,小说在对皇权的顺从背景下展开了叙事结构的设计。在宋徽宗的梦境中依然以宋江作为叙事主人公,这是文本创造者的无奈而有意的选择。主人公找不到有效的申冤途径,只能以托梦来向皇帝表忠心。这种书写方式不一定直接推动情节进展,而是带有预示或者暗示意义,实际上发挥的还是引导作用,引导梦幻者按照梦中的意义指向选择行为方式。这样就能够通过插入材料的叙事空间设置将文本力图表现的“忠”的主题烘托出来,形成了透过梦境展示人物心态的书写目的。前面的叙述已经让我们明确了梦幻书写在小说文本有限空间中的作用,这当然也包括对叙事进程时间上的推动。那么,宋江的形象通过这样的梦幻书写就可以被全面地展示出来,他内心的矛盾与困惑烘托出了小说主题的深刻性。“宋徽宗梦游梁山泊”在一定程度上与九天玄女托梦的情节设计相互照应,使得小说形成了由分到合,合而又分,分而再合的叙事进程。主人公都是宋江,从聚义的实现,招安的成功,再到被奸臣迫害这样的书写进程体现了人物的价值实现,也产生了对“忠”的困惑。九天玄女之梦构成百川汇海,形成对“奸”的威胁,而“忠”又导致奸的迫害。“宋徽宗梦游梁山泊”一回的梦幻书写的意义就在这里。 我们结合着小说的梦幻书写来探讨一下文本的意义再现,从小说中的梦幻书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无奈的忠心的申诉者形象,他向皇帝表述的既有队伍结局信息的传递,也有忠心的表白,这些削弱了梦幻的申冤功能。接下来,文本将生死之间的生命体验写了出来,彰显了被害者心理上的不平之鸣。李逵手持双斧的行为显然印证了宋江对李逵的处置方式。这本身意义不大,主要申诉的是忠臣被害的现状,对忠义之心的表白。换句话说,不求生前荣耀,也求死后美名。蓼儿洼的死后相聚又成为聚义的结果再现。梦的对象一个是宋江,一个是宋徽宗,形成了君臣对立、君臣对话的两重效应。这段对话中的宋江首先成为了一个具有了显灵意义上的预知者,即他对自己的身后事了如指掌。由宋江发出的意义指向则有两点:一是对出现的既有结果的不平之鸣,这是生前;二是对出现这样结果的处理方式,这是死后。这样的对话直接表述的是宋江身上根深蒂固的忠心,他甚至消除了其身后对“忠”发生影响的可能性因素。忠义堂上表忠心,这是文本作者的有意书写,生前的忠心反遭陷害,而用梦幻这样的方式营造一个赋予理想性的申冤机会是一种书写本能。作者借助这样的神来之笔传递的信息是否会生效呢?文本之中叙及了“衷曲枉死之冤”,也提供了惩奸的线索,而这些虽然引起皇帝注意并责骂奸臣,最终却是“上皇终被四贼曲为掩饰,不加其罪”。这才是小说最终的悲剧性结局。整个故事只能以符合大众心理认同的选择结束叙事,即让“英魂”不断地显灵来造福后代。叙事视角的设置和调动展开了一种独特的视境,带来新的审美趣味的同时对人物形象的展示也会呈现出被深化的外在形态{5}。“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展示了聚义的前景,而“徽宗梦游梁山泊”则书写了分散后的结局,形成了文本上的呼应效果。 总之,透过梦幻书写,我们看到了宋江这一形象的多重性格,人物形象的身份特征从细部被层层揭示,使之更具有完整性。如李辰冬所说:“缘于资产者所处的是人的社会,不是神的世界,所以《水浒传》里,除楔子与宋江得的天书两段神话外,从始至终都是用写实的手法来表现现实的社会。”{6}小说文本在着力刻画宋江这个灵魂人物之时主要采取了写实的方式,但是梦幻书写也并不少见。而且在梦幻书写过程中为主人公解难,为之提供策略或者预言,同时将人物在困境中的思考展示出来,在梦幻书写中完成了对宋江形象的全知视角书写。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小说的梦幻叙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1522069) {1} 袁行霈,黄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 新刊大宋宣和遗事[M].上海: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 {3} 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 田恩铭.《水浒传》中的梦幻书写与叙事格局形成之关系[J].唐都学刊,2009(5). {5} 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 李辰冬.李辰冬古典小说研究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原载：《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10/04 (责任编辑：admin) |